清末报律
清末报律这是新闻法在我国清末时的一种表达概念。在官方文件中，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于1896年6月。孙家鼐，为筹办上海《时务官报》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写道：“至报律，由康有为采译各国律例，交臣送呈御览，恭候钦定。”同月，光绪皇帝的批谕中也提到“报律”，说“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当时的报律没有得以颁布。后来，清政府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斗争中，逐步感到仅根据大清律例中“造妖书妖言”的规定来管制报刊，已经不行了。特别是1903年处理“《苏报》案”，在与上海租界交涉时发生很大的法律上的困难。于是经过几年酝酿，于1906年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同年又制定《报章应守规则》。这两个法律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律。法律规定，出版物不得刊载毁谤皇帝、皇族、政府、典章国制的内容，不得妄议朝政。1907年，民政部和法部联合奏章，建议制定更为详尽的报律。于是清政府参考日本的《新闻条例》，草拟了《大清报律》(公布时为42条，后修订为45条)，在1908年颁布。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专门法律。这个法律包括了1906年两个法律的全部内容，对传播内容作了更为严厉的限制，对报纸出版实行保证金制度；对报纸内容实行事先检查制度。对此，北京新闻出版界曾联合发表宣言，提出抗议，指出：“这种检阅制度，限制人民言论自由之发达，阻碍社会文明之进步，束缚自由，其此为甚”，“吾民所万不能承认也。”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曾拟定《暂行报律》，遭到新闻界（包括同盟会元老章太炎）的反对。孙中山电令取消这个《暂行报律》，他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此后“报律”一词不再使用，成为一个历史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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