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改良刍议》看胡适的文学思想史观

    【摘 要】 胡适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具有理性、反思、思辨色彩的文学思想史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敲响了文学革命的晨钟，是引领大众接纳中国近代文学的纲领性文件。在《文学改良刍议》的创作中，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坚持自己的文学思想史观。他提倡自由创作，探求文学本质，去除陈词滥调的言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其文学思想史观中对文学各种范畴与命题的思考，如文学观念、本质、意义、文学與时代的关系等，均可供学界借鉴，促进了我国近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关 键 词】《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学思想史观

    【作者单位】孙瑶，东北农业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文化关键词俄译的语料库实证研究”（15CYY051）和东北农业大学青年才俊项目（2014QC60）的阶段性成果。

    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随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次年鲁迅又发表了《狂人日记》，自此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二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引发了关于白话文、文学革命及其本质的讨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师从美国学者杜威先生，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学界，在哲学、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胡适拥有哲学、历史研究的根基，20世纪前期，在学术领域中，他凭借着革故鼎新、孜孜不倦的积极态度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在文学领域中，其在理性、反思、逻辑观念的构建中具有很大建树。之后他继续致力于文学理论、文学思想史观的建设，先后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另外，他提倡新文学，相继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如诗集《尝试集》和《真如岛》《我的车和我的车夫》等白话短篇小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1]。

    一、提倡“八事”规范，自由创作

    陈独秀和胡适同为安徽人，虽然胡适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便离开了中国，但是陈独秀可能早就对其有所注意。1916年，胡适给陈独秀写过一封关于翻译的信，信中指出，“西方名著是新闻学创造中不可缺少的，因此，要选择一些与中国人心理相近的好作品”，并把自己翻译的俄国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同年，胡适就“八事”理论在《寄陈独秀》一信中做了简单阐述，并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中。《文学改良刍议》是一篇古文，旨在文学改良，文中胡适提倡文学界突破规范、自由创作，并经过认真研思，与友朋辩论之后，提出了八条操作性极强的文学规范，即“须言之有物”“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不摹仿古人”“不讲对仗”等。在他看来，这八条都是“文学上的根本问题”，每一条都清晰明了，并且能在诗论、史论中找到影子，直指文学的最根本。在信中，胡适指出他读了《新青年》某君被记者称为代表国人精神的稀世之音的一首长律，不管诗句的格调如何，单单就使用古典套语来说，诗中至少涉及一百事，单句用典不当，文法不通，上下用典不切等问题层出不穷。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文学腐败达到了极点，违背了陈独秀的“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为了追随押韵，文学作品华而不实。而南社的陈伯严之流，均为观摩古人，滥而不精，无可称道，虽被推崇，但是“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徒为文学界增加几件赝品而已。胡适认为，为了拯救这种局面，要“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因此，他提倡思想、精神、意义的提升，列出了“八事”原则，并将“八事”分为精神上的革命与形式上的革命[2]。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将“须言之有物”列为第一条。对于“物”的理解，胡适受西方哲学、西方文学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古代文论，由此他建立了一条公式：文学=情感+思想，认为“须言之有物”的“物”就是情感和思想。如果文学没有情感，就如同人没有灵魂一样，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包含见地、识力和理想，并不仅是依靠文学的力量。但是在传达思想、构建人类智慧层面上，文学能够发挥珍贵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当然，诸如庄周之文与杜甫之诗，借助优美的文辞，也能传达出美妙的哲思和韵味，从而使他们的思想更为雅致。因此，他感叹道：“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文学如果没有了情感和思想，即使“容貌娇美、体态丰盈”也没有作用。在胡适看来，因为“言之无物”“文人沾沾与声调字句之间”就是近世文学的衰微，只有以情感与思想胜文，才能拯救此弊端。胡适经过深思熟虑，将“须言之有物”列为文学改良第一要务，简要的论述使人明了内涵，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随后他提出了“不摹仿古人”的主张，以文学随时代不断进化之理，主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这一言论让当时文学创作者坚定地选择了文学的方向，鼓舞了他们的心灵。另外，“去滥调套语”“不讲对仗”等条，胡适也都做出了细致详实的说明，条条精练明晰，操作性极强，容易令人掌握。《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原则在国内及海外华人学术圈引起了很大反响，白话文写作从此逐步深入人心。如1919年，全国白话报有四百多种，并且教育部于1920年下令全国一、二年级的学生通用白话文。很快，周作人、郁达夫、鲁迅等人都开始用白话进行写作。随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白话文写作扩大了范围、规模，一举攻克了文人的头脑，在学者们身体力行的号召下，文人摒弃了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束缚，开始创造新时代的文学。

    二、探求文学本质，主张“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

    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真正意义是促进了文学思想的建设，并不是仅仅推动了文本、文学形态上的变迁。在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一批思想家的努力下，近代文学不再晦涩，反而在思想表达层面上突破了层层阻碍，显得易于理解和掌握。思想的力量一步步发挥出变革历史、变化心性的作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就在于探求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看来，建立新文学是文学革命的本质，“新”就是思想的新，精神上的自由，心灵上的自由，就是要从语言、规范章法上进行创新，显然，胡适一系列文章中的主张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对于任何时代文学事业的推进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个月之后，陈独秀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确立了文学革命的宣言：“建设新鲜的立诚写读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1917年，胡适读了这篇《文学革命论》之后，对林琴南、钱玄同的文学见解和陈文推崇的三大主义进行了叙述，并阐述了自己的同异观念，另外他也借鉴了陆放翁的“尝试成功自古无”一句，将“实地实验”、白话诗词集《尝试集》以“尝试”为名进行了叙述，充分表达了自己开拓新局面的豪勇之气。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还主张“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并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8年，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原则明确为“八不主义”，并发表了白话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胡适看来，有了文学的国语，国语文学才算真正的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才有了文学的国语。胡适称《建设文学论》就是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只有通過文学，国语才具有价值和生命力，才能得到发展。而两千年来，中国其他文人所造的文学都是用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只有接近白话或用白话写作的文学才是活文学。在白话文盛行的趋势下，胡适的八项主张及死文学与活文学等文学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更加具有号召力[3]。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以南社陈伯严的一首五律作为批判对象，他认为陈伯严是摹仿古人心理的代表，“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他认为以陈伯严为首的第一流诗人们都是以“半岁秃千毫”的功夫“作古人的抄胥奴婢”，可见胡适对摹仿古人的文学创作者是何等鄙夷与不屑。他认为，如果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当然，用文学史观来阐释文学现象时，我们要避免让文学史现象成为阐释某种史观概念的材料，不能忽视文学历史自身的独特性，要坚持“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说到底，文学史观就是研究者所持的历史观、道德观和价值观。胡适的文学史观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他认为只有白话小说实写社会情状，不摹拟古人，因此堪与世界第一流文学相较，有志于文学的人应该致力于新时代的新语言、新文学，摒弃崇拜古人的奴性，应该在如何创作白话小说上面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学真正的变革。当然，以清代同光诗人中的魁首、陈寅恪之父陈散原为反证，来论证他建立新文学——白话小说的重要意义，也多少有些冤枉。胡适认为，应该从实写社会情状的角度来写白话小说，要致力于新时代的新语言、新文学，抛却崇拜古人的奴性，才能实现文学真正的变革。

    三、主张“务去滥调套语”，强调“自己铸词状物”

    事实上，白话文写作远没有胡适所言之不易，但是在时代转型时期，一种新语言的使用，都是先让人们进入到制度规范的限制范围之内，胡适的策略大概是让大家先接受白话文。在“务去滥调套语”一条中，胡适强调作者要“自己铸词状物”，即作者要凝练出新词新语，要具有创造力、想象力；“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胡适希望能将白话文发扬光大。但是要完全摒弃古文，也显得太过心切。

    胡适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作了他文学主张的试验品——白话诗集《尝试集》。在最初的一年，他会不自觉地受到古典诗歌句法整齐的限制，无论怎么大胆地创作，都被钱玄同评为“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始终也没有跳出旧诗的范围。如《蝴蝶》中“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俨然是一首没有韵脚的五言律诗。而经过了一系列的反思和突破之后，在第二遍的时候，胡适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都打开，开始“诗体的大解放”，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什么就说什么。并且他也真正地明白了白话诗不是整齐划一的，如果充分使用白话字和白话文法，就要长短不一。这一时期，他的诗通畅自然，可长可短，具有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色彩，如《鸽子》中的“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读来颇有一番清丽旷远之感。在胡适的生命中，提倡白话文成了一项重要的目标。

    梅觐庄反对胡适的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的观念，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提到，在“最守旧”的梅觐庄的反对下，他开始仔细思考自己的作品。从数量、质量上来说，胡适的文学创作虽然比不上同期的作家，但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的文学主张、文学思想观念激励和影响着一代代为文学、文明付出努力与思考的人。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与梅觐庄的讨论中提到，“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他们乱谈谈出来的，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4]。总而言之，饱受西方文学、哲学熏陶的胡适以新语言、新词、新文学规范为金钥匙，提倡新文学的改良与革命，塑造了一套全新的中国文学理念，使人们产生了全新的文学思想、崭新的文学观念。虽然以今人的眼光观之，胡适的文学思想并非尽善尽美，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胡适在中国文学转型过程中的贡献毋庸置疑。正是在胡适等先辈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文学、诗词创作才得到了长足的进步[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一波压倒一波，求新求变的态势蔚为壮观，寻根热、魔幻现实主义热等热点前沿充斥于文学界。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把握和理解，失去了本质上的自信自觉。因此，在空前繁荣的现象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成了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深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植田渥雄. 《文学改良刍议》考——关于文学革命[J]. 东北师大学报，2000（5）.

    [2]沈永宝.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J]. 天津社会科学，1995（5）.

    [3]沈永宝. 试论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成因[J]. 海南师院学报，1995（3）.

    [4]沈永宝. 《文学改良刍议》探源──胡适与黄远生[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5（2）.

    [5]李健. 我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国新诗档案”[J]. 山西档案，1987（6）.

    [6]郭竞. 也谈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以中国网络文学欧美热为例[J]. 出版广角，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