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中远航
知名作家贺绪林遭遇坎坷，生命差点被可怕的黑暗和绝望吞噬；为了从精神上拯救自己，他选择了文学。
三十多年的时间，贺绪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其中包括“关中匪事”系列长篇——《兔儿岭》《马家寨》《卧牛岗》《最后的女匪》《野滩镇》。根据《兔儿岭》改编的30集电视连续剧《关中匪事》广获反响，“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的歌谣唱响了大江南北。
让我们一起跟随贺绪林走进他的故事……
这世界，我来了，
任凭风暴漩涡……
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
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这首《爱是你我》，我一直很喜欢。我是遭到早霜摧残的无名小草，渴望春光的温暖，渴望雨露的滋润。
霜天过后，我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
被母亲背着送进学校
人世间给我的第一个馈赠是饥饿。
襁褓中的我缺奶吃，终日啼哭，搅得四邻不安。时值隆冬季节，天降大雪，积雪一尺多深，天地一片白茫茫，看不见路径。每日父亲用铁锨铲开积雪去五里外的村子为我取羊奶。归来时，父亲成了冰雪人，揣在怀里的奶瓶也成了冰坨子。
孩童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饥饿之神恐怖着中国大地，一斤玉米卖到了三元钱，玉米芯做的淀粉是主食，萝卜干是营养品。我是父母惟一的儿子，他们视我为掌上明珠。然而，成年累月生产粮食的父母却无法使爱子吃饱肚子。此后多年，父母亲常常为此而痛责自己。
六岁时，父母亲把紧了又紧的裤带勒了又勒，送我进了学校。辛劳一生的父母不敢奢想他们的儿子将来做官干大事情，只希望儿子比他们能有出息，不再饿肚子。
那时的我由于营养不良，身体很瘦弱。开学那天，母亲用黑粗布给我缝了一身学生服和一个花书包，把我打扮得精精神神。学校就在村口，母亲却执意要背着送我去学校。来到学校门口，我怕小伙伴们笑话我，说啥也不要母亲背了。我跑进学校大门，就在进教室之时，我回过头去，母亲仍伫立在学校门口，呆呆地凝望着我，微风吹动着她散乱的头发。我幼小的心不能自已地颤动了一下。“妈！”我叫着跑了回来，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母亲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在我的脸蛋上亲了一下：“快去吧，要上课了。”
我抬起头望着母亲。母亲微笑着低头看着我，眼里却闪动着泪花，叮嘱我：“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
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长大成人之后，我才醒悟，那时母亲深情的目光闪动的是希望的泪花。
就在我刚刚跨进中学大门之际，中国大地上刮起了昏天黑地的“红色风暴”。老师成了牛鬼蛇神，学校停了课。我卷着铺盖卷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我上大学的梦破灭了，父母亲的希望也破灭了。
俗话说，“七十二行，庄稼汉为王”，然而这“为王”的行当实在是个苦差事。尽管我是庄稼汉的后人，从小就赤脚下过田，但还是不堪重负。我曾在麦场上干过两天两夜不曾合眼；曾用稚嫩的肩膀扛过数不清的粮袋；曾在寒冷的冬夜赤着脚浇过麦田；曾用青春的身躯堵挡过决了堤的渠水……
在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里，我皮肤黝黑，人瘦了一圈，一到晚上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可梦却没累垮。我梦见天漏了，雨下个不停，我一头栽倒在热炕上昏睡了七天七夜；梦见桌上摆满了红烧肉和大白蒸馍，我放开肚皮地咥；梦见公社的放映队驻在我们村，每晚都给我们放电影（那时我们两三个月也难得看上一场电影）……
回乡务农三载，我真真正正成了黄土地的儿子。我的灵魂和肉体一同深深感受到了农民的艰辛和劳苦。几千年的历史把中国的农民磨练得最能吃苦、最能忍耐，同时也最缺少文化。他们勤劳、淳朴、勇敢、善良，也愚昧、麻木，贫穷、落后。我以为只有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准，才能使农民摆脱贫穷、落后、愚昧和麻木。
我不甘心踏着父辈的足迹走下去。我希望着有一天能够重回学校，学到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
时机终于来了。
粗糙的双手挥动着老镢头
1970年，学校复了课，我重新跨进学校大门去圆自己的大学梦。却在这时，病魔缠住了父亲！父亲患上了肋膜炎，家里穷，拿不出钱送父亲进西安的大医院。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发展成了心脏病。时隔不久，劳苦一生的父亲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父亲匆匆地去了，带走了我少年的欢乐和梦幻。
那一年我十七岁。
父亲是家里的生活支柱。支柱倒了，但还要生活下去，我这根小柱子要顶上。我要退学，挑起奉养母亲的重担，母亲却坚决不许。亲友们不理解，纷纷前来劝母亲不要让我再去上学，回来养家糊口。目不识丁的母亲却知道书本能出息人，说啥也要供我上学。
我进了学校，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母亲年迈体弱，又是小脚，不能参加队里的劳动，便喂猪养鸡，一分一分地攒钱供我读书。
在我读高中的几年里，母亲吃尽了苦，受尽了累，没有给自己添置一件衣服，却给我做了两套新衣服。她说：“当学生就要有个学生的样。”我知道她是怕同学们笑话我穿得窝囊，而瞧不起我，更懂得母亲一片爱心是寄希望于我。
那时正逢交白卷吃香的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只学了写“大批判”文章的本事（抄报纸），便高中毕业，卷起了铺盖卷又回到了家。
从学校回家那天，我站在村南的黄土坡前仰首望天。“你命不好，生不逢时。”父母的感叹犹在耳畔。我真想大吼几声，问问苍天出出胸口的闷气，却最终低下了头，默然无语地走回家。怨天尤人又有何用？
渐渐地，生活恢复了平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梦也成了固定模式：我从深厚的黄土层里钻出来，用沾满牛粪的粗糙的双手挥动着老镢头，额上脸上胸膛上滚动着闪着油光的汗珠，摔在地上碎成八瓣；头顶上是蓝天红日，脚下是黄土绿地……
我没有像母亲期望的那样成为有出息的人。但是，我长大了，有强健的身躯，修长的双腿，有力的双臂，结实的肩膀，奉养老母的重担我完全挑得起。
寸草之心，要报三春之晖！
然而，做梦也没想到，一场飞来的横祸降在了我的头上！
再也不能自由地行走了
1974年9月11日——一个苍天用残酷之刀刻在我心头的日子！
那天中午，潇潇雨歇，云也薄了，老天似乎有放晴的意思。村里几位伙伴约我去逛杨陵镇，我们一伙说说笑笑出发了。
回到家都快两点了，母亲把饭给我在锅里热着。吃罢饭母亲说缸里没面了，要我收拾粮食去磨面。
从学校回来，我不仅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还是生产队的会计。会计不脱产，白天干活，算账在晚上。我家门房前两年住过一个插队知青，去年插队知青返城了，就一直闲着。我收拾了一下，住了进去。晚上算账，我不愿影响母亲睡觉。可电灯线被老鼠咬断了，我想趁着下雨不出工，接上电灯线。
我家院子有棵桶粗的核桃树，这树是父亲栽的。连天的阴雨使树干长上了绿苔，手摸上去滑溜溜的。母亲说下雨树滑，等天晴了再接吧。我没有听母亲的话，搬来梯子上了树。这是我这辈子干得最愚蠢的一件事。
因为我的愚蠢，我的命运从此来了个无法挽回的大转弯。
电线很快接好了，要命的是一个树枝挡在了两根电线之中，风稍吹动电线就被树枝打得直摆。我要母亲把锯子给我拿来，母亲不肯，但拗不过我。我拿着锯子去锯树枝，另一只手抓住另一个树枝，没料到抓的是个枯枝，一使劲，就听“咔嚓”一声响，树枝断了，我只觉得自己向万丈深渊掉下去……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炕上，身边围满了人，母亲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母亲让人卸下厨房的门扇，大伙把我往门扇上抬时，我喊腰疼。那不是一般的疼，打我记事起从没有过这样的疼。可不管有多疼，大伙还是把我抬上了门扇，准备送往医院。
老天又下起雨来，母亲站在我跟前，脸上挂满了水珠，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同院的桂芳嫂和几个女人不住地安慰母亲。我这时完全清醒过来，做了个笑脸说，妈我不要紧，你放心。母亲冲我点着头，口张了一下，想说点啥，最终啥也没说。
村子紧邻着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道路实在太泥泞，那时人穷，买不起雨鞋，大伙都光着脚，一步一滑。有人提议从西农走，学院是柏油路，平日不让外边的人进。那天门卫看见担架过来，问都没问就放行了。
尽管苫着塑料纸，雨水还是不时地打在我脸上。我完全清醒了。西北农学院是家乡的骄傲，我的许多同学就是西农子弟。这所院校打小就在我心中扎了根，我立志一定要上大学，这也是父母亲的愿望。可“文革”让我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我上大学的心却一直没死。大伙抬着我进了西农北门，我忽然感到这辈子可能永远上不了大学了。我觉得眼角有泪水滚出。
到了医院，挂了急诊号，立马拍片子，接诊大夫看着片子说：送西安吧，咱们医院看不了。随即又关照：不要让病人离开门板！
我意识到自己的伤很严重，路上我也想到要去西安大医院，毕竟杨陵医院只是公社级医院。我寄希望于西安的大医院，我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康复的。
医院距火车站很近，不过二百米。大家伙把我抬到火车站。
时辰不大，火车喘着气进了站，大家伙七手八脚把我抬上了行李车厢。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了，越来越快，载着我的满心希望驰向西安。家里，母亲倚门盼着儿子健康归来。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从此再也不能自由地行走了。
拿起笔开始学着涂鸦
恶梦醒时，四周一片素白洁净。窗口泻进一抹阳光，温暖柔和；窗外蓝天如洗，树木翠绿。我生性喜闹不喜静，不愿躺着，想出去走走，但一双腿全然不听使唤，似乎不是自己的了。
飞来横祸把我完全击毁了。我躺在病床上，几乎成了个木头人。太阳失去了温暖，鲜花没有了颜色，世界上的一切在我眼里变成了一片灰色。我似一片残缺的落叶，凋零在早春的日子里。
在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治疗了七十天，我是怎样被抬着进医院，又怎样被抬着出医院的。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最初，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个事实。一个前程无限、风华正茂、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被钉在了病床上，连翻一下身都需要别人帮助，那狼狈样窝囊劲使人望而生怜，望而生悲。
青春刚刚拉开大幕就要谢幕，我真想在人生的道路上画上句号。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怕死吗？也许，但也不尽然。自己杀死自己太残酷了，我是个懦弱的人，没有这个勇气。
于是，就活着，但又不想窝窝囊囊地活着。
我在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很不容易的，生不能由己，死亦不能自己做主，惟有活着这段时间里我们才有一些自主性，干自己想干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虽然有时活得很累很不痛快，甚至很痛苦，但我们究竟活着，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表现着我们生命的自主性，如果死了，这一切都将化为虚有。再说，人都会末路逢凶，确切地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心有不甘。来人世一回也不易，还有太多的事未做，还有太多的心愿未了，就这么走了，心里实在不甘啊！
想是这么想，可路在何方？圣人度人，强者自度，我不是强者，更非圣贤，未来的路在哪里？我的眼前一片灰暗。
所幸母爱给了我力量。
母亲的头发完全花白了，面容憔悴，眼窝跌进了深坑。然而，母亲在我面前没流一滴泪，始终微笑着安慰我。母亲把极大的悲痛深藏在微笑之中，希望能唤起儿子重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久卧病床，最难忍受的不是病痛，而是寂寞。母亲找出我过去的书，递到我面前，慈祥的面容挂着几丝微笑：“心里闷，就看看书吧。”
我双手颤抖着接过母亲手中的书，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为我读书，父母亲曾经倾注过多少心血啊（那时父亲已病故），我岂能让母亲失望。翻开书页，我眼前又浮现出昔日五彩的梦。我暗暗下定决心，要鼓起勇气去寻找失落的梦。
书本把我带到了一个广袤无边的美好世界，我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手边的书读完了，我便让常来闲聊的同学、乡友给我想法找书借书。
我得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有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那时没有“偶像”这个词，用现在的话来说，保尔是我心中的偶像。现在仔细想来，保尔其实不是偶像，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动力。
渐渐地，我萌发了学习写作的念头。人生在世，谁不想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谁不愿尽最大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谁不想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
当厄运突然降临的时候，生命被可怕的黑暗和绝望吞噬着，几乎所有罹难者的精神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已故著名残疾人作家史铁生说过：在科学的迷茫之外，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求自己的精神。
为了从精神上拯救自己，我选择了文学。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尽全力与命运一搏！
于是，我拿起笔开始学着涂鸦。
母亲到天国去了
起初，我什么人也没有告诉，连母亲也瞒着。我知道文学之路极其艰难，我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我不愿让母亲再一次失望。
最初，迎接我的是失败，这在意料之中。习作几载，磨秃了几支笔，废稿纸塞了一麻袋，却还是没有一个字变成铅字，我倒是成了名副其实的退稿单收藏家。
有时，我会有些惶惑，但信念始终没有改变。我渴望着在寻梦的旅途上能以另一种形式站立起来，渴望残缺的生命能放射出火花，哪怕只是一个火星子。
梦还在远方，困难却接踵而来。
“鸡屁股银行”远远支付不起我养伤的花费和我们母子的生活费。为了生活下去，我学会了玉米皮编织手艺。有朋友建议我学家电修理技术，可家里拿不出买一套修理工具的钱。如今虽然已时过境迁，但昔日艰苦的生活，至今回忆起来还是让人心酸。只有一点让我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坚守的信念，我被自己最初的选择诱惑着。
冥冥之中，我似乎看到遥远的地方，有一点希望之光在闪烁，我便奋力朝那个方向跋涉。这时，母亲已知道了我所要干的事情。写东西仅需要笔墨纸张，可家里困难的连这些东西都买不起，母亲为此很难过。后来，母亲不知向谁借了点钱，买来廉价的包装纸，裁得整整齐齐，默默无语地放在我面前。在最困难的时刻，伟大无私的母爱一直温暖着我，鼓励我奋勇向前。
遵照医嘱，我每天拄着双拐在小院里坚持六到八个小时的功能锻炼，读书写作只能在晚上和雨天。夏日的夜晚天气闷热，蚊子成群，我趴在小木柜支成的桌上爬格子，用书本当扇子轰赶蚊子；冬季朔风凛冽，我裹着被子蜷缩在土炕上挑灯夜读。每年冬季我们那里常停电，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烧焦了我的头发。真是：夜夜桌前灯如昼，谁怜书生白发生。
我用残疾之躯抖动着生命的旗帜，腿不能走路，就用手和脑去追。我坚信有耕耘就有收获，坚信希望就在不屈不挠的努力之中。
1981年12月2日——又是一个铭心刻骨的日子，年迈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
母亲离去了，带走了博大无私的爱，带走了温暖和慰藉。我是一叶遭遇恶浪的小舟，是母亲用她生命的全部力量鼓起了儿子生命的风帆，使儿子这艘遭到暴风雨袭击的小船没有沉没，而她却心力交瘁，过早地闭上了眼睛。我的心又一次掉进了冰窖里。有母亲在，生活再艰难也有温暖。现在母亲到天国去了，我将依靠何人？
尽管我很懦弱，但不能不想到死！
就在这危难之时，和我同住一个院的叔伯兄嫂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堂嫂康桂芳主动承担起料理我生活的重担。她对我说：“兄弟，想开些，咱娘殁了，还有我们哩，只要有我们吃的就饿不下你。”没有客套虚伪的劝慰，朴朴实实的话语掏出了一颗善良、真诚、热情的心。我将要死去的心重新得到了温暖和慰藉，泪水又一次涌出了眼眶。
此后二十年，堂嫂一直照料我的饮食起居，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温暖，使我在困境中得到人间少有的真情，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我怨苍天不让好人长寿，嫂子2001年身患恶疾，不治而逝。每每念及，我不禁泪水潸然……
文学使我活得有了自信
六个寒暑过去了，我的处女作《不发光的珍珠》终于在1982年第六期《陕西青年》上发表了！
手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我激动不已，流下了热泪。
我——一个身患残疾的人，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我从文学中找到了另一种站立的方式，其实也就是获得了精神上的站立。文学使我能够鼓起勇气，正视现实，以残缺的生命面对厄运，粉碎苦难，活得有尊严。
生命虽有残缺，我的内心依然美丽；生活虽多坎坷，我的精神依然前行；身体虽然有障，我的梦想依然飞扬。文豪契科夫说过：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我是小狗，是身体残缺的小狗，但我也要叫。我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人们听见，能不被忽视；希望自己的劳动有所收获，能被社会承认。
生活开始向我微笑了，但我并不敢乐观。我清楚地知道脚下的道路荆刺丛生，崎岖坎坷，一旦失去勇气和信心，路便到了尽头。
我是农民的儿子，黄土地的儿子。我的灵魂和肉体同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连在一起。我希冀着为这块土地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唱一曲幽婉的歌。同时，我也要为我们这一代相同命运的人唱一曲，歌唱他们的生活，歌唱他们的心声，追求和向往。
文学现在已经完全边缘化了，也有人说过，文学不再神圣。但我以为文学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神灯，是我生命的阳光和雨露，她让我倍受创伤的心灵得到了滋养、慰藉和安抚，并从中汲取了力量、勇气和信心。
迄今，我发表各类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多次获各类文学奖项。出版有散文集《生命的浅唱》；中短篇小说集《女俘》；长篇小说《昨夜风雨》《人在江湖》《爱情并不如烟》。“关中匪事”系列长篇——《兔儿岭》《马家寨》《卧牛岗》《最后的女匪》《野滩镇》。根据《兔儿岭》改编的30集电视连续剧《关中匪事》（又名《关中往事》），广获反响。“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的歌谣唱响了大江南北……
命运之神给了我一个生命的冬天，不懈地努力让我迎来了生活的春天。
2015年7月份，省作协和杨凌示范区宣传部在杨凌召开了杨凌文学创作暨贺绪林“关中枭雄”系列作品研讨会，与会的评论家、作家高度评价了我的作品，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是对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我感恩文学，感恩每一位给予我帮助和关注我成长的师长、朋友。
在前行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位贤惠善良的女人，这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亦或是上天弥补对我的失误。可我坚定地认为她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她就是我的妻子邓亚苏。如今我和妻子、女儿三位一体，幸福美满，其乐融融。
我感恩文学，文学使我活得有了自信，有了尊严，同时也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和价值。我感恩照耀我的每一缕阳光，让我的生命蓬勃旺盛，气象峥嵘。我感谢所有关注和关爱我的朋友们，有了朋友们的关注和关爱，在前行的路上，我就有了信心和力量，也会走得更远。
如今，我已不再年轻，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没了好高骛远的企望，每迈一步，都踏在现实的土壤上。今生今世能否寻见失落的梦，我也不再苛求，犹如一个愚呆的农人，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知道自己是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只要在风浪中不沉没，就应该知足。也许，这条破船会劈风斩浪，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杨凌示范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