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瓦台厄运”看韩国的社会文化

    王晓玲

    

    朴槿惠被弹劾入狱后，韩国总统为何难有善终这一问题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而社会文化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切人点。“政经胶着”、“帮派文化”是引发韩国总统道德危机的直接原因，这些政治现象以韩国社会特有的“缘故”文化、“家长制”文化为土壤，难以根除。另外，韩国社会对政坛有很高的道德期待。如果青瓦台难以在民生改善方面取得成就，总统的道德瑕疵就会引发民众更大的愤怒。最终，往往是来自街头和国会的两股力量共同导致总统难有善终。

    青瓦台的道德困境

    一、“政经胶着”的痼疾

    韩国总统们之所以难有善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经胶着”下的亲信贪腐。民主化运动时期，“政经胶着”是军政府失去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实现民主转型后，历届政府虽然为反腐败制度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但这一痼疾却难以根除。

    （一）军政府时期：政府主导下的“政经胶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朴正熙集中有限的资源培养了一批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这种发展模式使韩国经济走上了超车道，但也使政府权力过多植入经济领域。在全斗焕和卢泰愚军政府时期，韩国的腐败达到高潮。当时政府握有各种经济审批权，而大企业也进入全球扩张期，需要巨额信贷和国内市场的支持。为了筹集政治资金应对民主化运动，也为了中饱私囊，总统亲信的权力寻租行为非常猖獗，贿金成为企业的“准租税”。

    （二）民主化转型后：难以清算的“政经胶着”

    实现民主化转型后，金泳三总统颁布了“金融实名制”，让金钱流动暴露在阳光下。此后的四任总统也成立了各种反腐败机构，不断修订公务员法、选举法。但总统及亲信们仍然不断陷入贪腐丑闻。

    在民主化转型后的“政经胶着”关系里，财阀的主动性增强。财阀们在选举中为多名候选人提供选举资金，使选举成为“政经胶着”的重要黏合点。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铉三位总统都在选举过程中接受了秘密选举资金，这也成为卢武铉上任初期遭受弹劾的原因之一。这一怪象使得选举越来越昂贵，也为新政府上台后的权钱交易埋下伏笔。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人事“旋转门”是“政经胶着”的另一个黏合点。青瓦台每五年就会易主，相比之下，财阀作为家族企业，其影响力却是稳定的，因此对于韩国各领域的精英都有很强的吸引力。财阀企业经常在官、法、学、舆领域里雇佣优秀人才，并帮助他们重新回到原来的领域。财阀企业还会承诺政府官员退休后到企业任职。这种“旋转门”使得财阀的代言人、权钱交易的中间人遍布各个领域。

    二、“幫派政治”

    很多国家都有与韩国相似甚至更严重的贪腐问题，但像韩国这样，每届总统都面临司法调查的情况并不多见。这种传统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抹黑了整个政坛形象。韩国为什么不惜付出如此代价来审判总统？这与韩国的“帮派政治”文化有关。

    韩国政坛有私人“帮派”传统。自李承晚政府开始，他的亲信就是独占权力和财富的“光复贵族”。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倚靠的是聚集在他身边的青年军官，他上台后继续倚重“中央情报部”等军警系统，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权力圈子。全斗焕所倚重的军官俱乐部叫作“一心会”，“一心会”在全斗焕和卢泰愚政府期间一直是隐秘的权力核心。

    实现民主化转型后，“帮派”仍然在韩国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动员能力。韩国的政党表面上以共同的政治追求为基础，实际上以少数人为核心，因此分裂、重组非常频繁，在大选中合纵联盟的现象也很常见。私人核心的政党和选举团队衍生“任人唯亲”的政府人事。韩国总统对政府、军队及国有企业里大约七千个领导岗位的人事任命具有影响力，每次政府轮替都意味着权力和资源在不同政治团体之间转移，继而带来政坛“帮派文化”的强化。“帮派文化”使得韩国每到总统任职末期政治斗争就会激化。

    政坛痼疾的社会文化基础

    “政经胶着”与“帮派政治”现象难以清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

    一、“帮派政治”的基础：“三缘”社会

    （一）以“三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

    一般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会伴随着“乡里”、“家族”等“集团化”“封闭性”人际关系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化”“开放性”的人际关系。但韩国社会却不同，韩国人走入城市后又进入了以“三缘”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关系网。

    “三缘”分别是“学缘”、“血缘”和“地缘”。“学缘”指的是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校友，是韩国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不管在校期间是否认识，只要持有同一所大学的毕业证，校友们在踏入职场后就会相互提携，因此职场中以“学缘”为界任人唯亲的现象非常普遍。“血缘”指的是通过血亲及婚姻形成的亲缘关系，韩国的财阀家族与政治家、其他财阀、媒体、教育、法律界精英广泛联姻，形成了一个贵族权力网络。“地缘”指的是拥有相同籍贯的人，这种关系不如“同学”和“亲戚”紧密，但在选举过程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二）“三缘社会”的封闭性及其对选举的影响

    “政治集团”现象在很多国家里普遍存在，为什么唯独韩国“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如此激烈？其中一个原因是韩国社会的“集团”更加封闭，封闭性和排他性使得集团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学缘网”是“半天生”和“封闭”的。“血缘网”只能通过婚姻获取，开放性更低。“地缘网”则是完全天生和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很容易带来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对抗。韩国选举中特有的“地域主义”现象就很好地揭示了韩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色。韩国选民即使从未在籍贯地生活过，也会支持与自己籍贯相同的候选人。很多选民的投票是出于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敌视。

    二、家长制文化

    在“崔顺实干政贪腐案”中，崔顺实凭借与朴槿惠的私人关系随意出入青瓦台、干涉政府事务、与财阀进行权钱交易。青瓦台是一个庞大严密的行政机构，这样有违常理的现象为什么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被及时制止和曝光？韩国总统的权力设置过于集中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家长制”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韩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存在着“阶序”，年长位高者处于“高阶序”，年幼位低者处于“低阶序”。在日常互动中，“低阶序”通过尊敬语、鞠躬等方式对“高阶序”表示尊重。在出现意见分歧时，“低阶序”的服从和忠诚被视为美德。与此同时，“高阶序”也有帮助“低阶序”的义务。正是这种“家长制文化”，再加上“缘故集团”的封闭性特征，使得政治集团非常不透明，同时也缺乏内部民主监督。

    三、双重道德标准

    韩国人的道德标准具有“内外有别”的特点。在日常生活中，韩国人把“多情”视作美德，承认“亲疏有别”，也把“尊卑有序”视作美德。但在政治领域里，韩国人则希望通过西方民主制度来保障公平正义。也就是说，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人情社会”，但要求公共领域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这种价值观的双重标准经常引发制度与文化的冲突。例如朴槿惠遭到弹劾后，执政党中的“亲朴派”就指责加入弹劾朴槿惠阵营的党员没有“信义”。“亲朴派”因为朴槿惠的过失丧失了道德高地，而“非亲朴派”因为弹劾朴槿惠也丧失了道德高地。

    韩国人的道德标准具有“上下有别”的特点。韩国人尊重服从“高阶序”，但也对“高阶序”有更高的道德和责任要求。韩国的竞选，比起政策竞争，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往往成为讨论的焦点。虽然很多韩国人都希望躲避兵役，但总统候选人儿子逃避兵役却是无法被容忍的。虽然韩国人认可李明博作为一个企业家取得的成就，但李明博还是要在竞选前捐出自己的财产才能占领道德高地。卢武铉因为亲信贪腐而自杀后民望上升，这是因为民众认可他作为领导人承担责任的做法。

    韩国社会的民主监督和政治参与

    韩国社会对于公平正义有很高的期待。这种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曾经是韩国人投身民主运动的动力，在实现民主化转型后，这种动力又推动了韩国社会的政治参与。市民社会与政治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使得“越雷池”的总统们难有善终。

    一、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民主监督

    知识分子是韩国民主文化的主导人群。韩国的知识分子受儒家文化熏陶而追求“大义名分”，又深受美国民主价值观影响，两种理想促使他们积极投身政治运动。

    在实现民主化转型之前，韩国的知识分子是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前仆后继组成“入狱梯队”，为民主运动献出青春和生命，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在世界民主运动历史上非常罕见。实现民主化转型后，活跃在学校、媒体和市民组织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是民主制度的守门人。

    二、拥有强大监督能力的市民社会

    韩国的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到2005年增长到3539个。这些组织积极参与政治监督、热衷于讨论社会发展方向，对政治领域影响很大。“落选运动”是非政府组织发挥政治监督能力的一个很好案例。2000年，46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国会选举中组成联合机构，对有贪污嫌疑的、反对民主改革的、煽动地域感情的候选人进行了曝光。这一机构共选出了86名国会议员候选人为“落选对象”，其中59人落选。这一事件之后，韩国选举的清廉度得到了很大提升。

    三、互联网与街头政治相结合的政治参与

    2000年以后，韩国的政治参与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民主运动往往是从“线上”讨论开始，再通过互联网、手机等通信手段组织起示威游行等街头活动。这种政治参与来势迅猛，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例如2002年的“反美和平烛光游行”极大地影响了韩美关系，2008年的“牛肉风波”使得韩美经贸合作一度陷入困境，而2017年的烛光游行则加速了弹劾朴槿惠的进程。

    青瓦台的施政困境

    韩国总统几乎都因为道德污点而受到民众的审判，但道德缺陷不是他们难有善终的唯一原因，未能改善民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后，韩国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通过经济民主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均衡增长成为社会共识，然而这项工作在韩国非常艰难。韩国经济中的财阀垄断早已根深蒂固。韩国只有4000多万人口，却有17家世界500强企业，前五大财阀的资产总额占韩国GDP的62.8%，是典型的“大企业对小国家”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分配均衡，就绕不开遏制财阀垄断、扶植中小企业、稳定雇佣市场等政策，这在韩国被称作“经济民主改革”。但这样的改革某种程度上是逆自由市场主义的。韩国宪法规定韩国是自由市场国家，政府的“经济民主改革”措施会被经济界告上宪法法庭。政府即便有经济民主改革的意愿，但在与财阀的博弈中并不占据优势。

    例如2005年韩国政府为了限制财阀扩张曾出台“金产分离法”。但三星集团拒绝执行，并告政府违宪。面对三星的诉讼，“公正交易委员会”竟组织不起律师团应诉，原因是三星拥有庞大的司法队伍，而韩国的律师事务所因为与三星的业务往来而不愿受理政府的委托。为了提高雇佣稳定性，卢武铉政府曾规定，企业在与已经工作满两年的“非正规职”雇佣者续签劳动合同时，必须将劳动者转为“正规雇佣”，但企业却选择在劳动期满两年前提前与“非正规职”劳动者解约，使得这一法律形同虚设。卢武铉政府诸如此类的一系列改革都未见实效，在亲信贪腐案件被曝光之前，卢武铉政府早已成为“软弱无能”政府。

    进步倾向政府的经济民主改革失败后，保守倾向的李明博政府提出通过建设开发、企业减税、放松市场管制等措施带动就业。但这些措施既没有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也没能增加就业岗位。李明博政府时期的GDP平均增长率为2.9%，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青年人就业率持续下滑，2012年为40.8%。朴槿惠在总统竞选中重新扛起“经济民主改革”的大旗。但是在她执政的四年里，竞选时承诺的18项经济民主化公约仅实行了五项。2016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跌破3萬美元，家庭负债高企。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民生长期得不到改善，总统们或者缺乏经济民主改革的能力，或者缺乏经济民主改革的意志，这也是他们丧失民心、进而难有善终的重要原因。

    结论与反思

    韩国总统之所以难有善终，是韩国社会多种矛盾碰撞产生的复合作用使然。这些矛盾可以大致概括为西方民主制度与东亚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分配之间的矛盾。韩国已经从“发展型”社会向“分配型”社会转型，青瓦台需要做好资本与社会博弈的中间人角色，寻找均衡点，领导全社会达成共识。但是，在“财阀独裁”的经济体制下，这一工作异常艰难。同时，韩国政坛自身又难以克服“政经胶着”、“帮派政治”等道德缺陷，使得政府的公正性遭到质疑。民众质疑政客们不关心民生，却忙于权力争斗和中饱私囊。在制度内外的严格监督下、在政治帮派的激烈斗争中，总统身边难以杜绝的腐败行为无处遁形，最终都把总统拖入了泥潭。

    韩国总统难有善终，这既是制度与文化相冲突的结果，也是制度与文化相互适应的结果。总统们的腐败无处遁形，执政能力遭到无情批评，这也说明韩国的政治文化在不断进步。日前，文在寅以“公平正义”号召选民而成功当选总统，并且意欲搬离青瓦台。韩国政治是否能够告别痼疾，值得我们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