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佳果：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说“不”的农民

    陈小玮

    “我本是一个极普通、极平淡的人。我自信此生活得决不至于像有些人那样无聊。”这是十八年前权佳果在回忆录中对自己传奇人生的评价。

    他初中只上了七周，就因贫困而辍学。但是，作为一个青年农民，他却敢在“文革”期间提笔撰写近5万字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一文并携带进京。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是我当年带到北京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的打印稿。”权佳果从书房拿来一份A4纸大小的薄册子递给记者。

    浅绿色封皮，衬得黑色标题《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下简称《认识》）极醒目。题目下面的括弧里标出了写作时间：1967.10-1968.01。

    2009年12月，权佳果在他被平反三十周年，即将过63岁生日的时候，将当年陕西省蒲城县法院给他的一份打印稿（法院卷宗中保存的手稿，原带去北京的誊抄稿已被法院丢失）重新加以印制，“就是想留一个历史资料”。

    “现在这份打印稿，只是纠正了法院给的打印稿中的错别字，对个别不通顺的地方，变动了一两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都绝无改变，包括语言缺点。”权佳果印制时加以说明：“去北京带的誊抄本，对手稿有些许改动，法院打印稿于手稿又难免有些小差错。经改正一些错别字，惟余一两句话乃觉语意不明，但这些许差错，绝不影响我总的思想的准确表述。”

    研读马列

    “您在写这份《认识》前，都做了些什么准备？”记者好奇地问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权佳果。

    “献身人类，是我在青年时期立下的人生志向。写《认识》时，也与这个因素很有关系。”权佳果说。

    在现在的人看来，“献身人类”似乎只是一句大而无当的漂亮话，但权佳果年轻时的座右铭确实是马克思的“为人类服务”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1961年秋，权佳果考上了蒲城中学初中部。

    这年麦收以后，村上的公共食堂解散了，粮食分到了各家各户。“为省粮，大家把小麦磨成糁子熬稀饭喝，蒸馍是不敢的。”权佳果回忆说。

    权佳果上中学是要住校的，一日三餐，就靠从家背馍解决。即使不尽饱吃，一天也得一斤六两粮。可是，家里的粮食是要维持全家吃到来年麦熟的，以权佳果这样的饭量，家里显然供不起。无奈之下，仅仅上了七个星期初中的权佳果只好辍学回了家，家里需要他这个劳力挣工分。

    “虽然退学回家劳动，但我并没有中断读书。”权佳果家是当时农村少有的有藏书的人家，他父亲曾当过老师。

    权佳果清楚地记得躺在炕上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情形。母亲在炕上做针线，怕看书影响他的身体，不让他看，他将书藏在被窝里，借着被缝透进来的微光继续读。“书成岂是弄墨人，更有事业高层云。每读毛发齐振起，羞对男儿柯察金。”从权佳果上世纪80年代写下的诗句，足见这本书对他曾经产生过的巨大的影响力。

    1964年，权佳果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阅读范围一下子扩大了。后来哥哥的那个借书证也归他用，一次可以借两本书。

    从家里到县城，单程大约15里。权佳果必须在中午这一晌用大约三个小时往返一次，这样家里人就不会知道他少干了一晌活。赶路时，他尽量跨大步子，遇转弯都只抄小弯那边走。

    最初，权佳果的阅读兴趣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上，屈原的“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李白的“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鲍照的“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都能引起他极大的共鸣。

    1966年春，县文化馆的文学书籍不对外借阅了，权佳果开始借阅马恩选集。

    权佳果对马克思、恩科斯的了解，源于哥哥上农中时的一册政治课本，那上面有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革命生活的文章。

    他一边读马恩著作，一边对生活的现实加以重新考量。

    思考现实

    农村普遍性的贫困，尤其是连续数年的饥饿，让权佳果陷入深深的思考。

    权佳果回忆说，1958年，大跃进时期，村上办了食堂。不许在家做饭，谁家要是冒烟，干部就会去查看。但放开肚子吃的日子只有短短几个月，到冬天时，吃饭就开始定量了。在食堂吃不饱，大家只好另谋填肚子的办法。红薯的根、叶、藤蔓都被一寸不剩地吃尽了，连干枯后的红薯藤、红薯叶，粉碎后也都充当了食物。野菜、榆树叶、榆树皮，凡是能吃的，一概吃光。

    接着，人们又盯上了地里种的苜蓿，那是给牛种的饲料。尽管生产队发布禁令，不许人们采食，还派人加以看护，但依然无法阻止人们晚上去偷采。人与牲畜争食，饿得牛骨瘦如柴，被形容为“脊梁骨比刀刃还快”。

    在权佳果看来，1959年的饥饿，完全是1958年的疯狂导致的。“村上的青壮劳力要么大炼钢铁，要么被派到几十里外、几百里外的地方修水利工程，修铁路。已是冬天了，玉米棒子都倒垂下来了，有些还在地里没收完。”

    回乡劳动的头两年，权佳果曾为生产队看管磨面机。那时候，很多人磨面，都习惯把麸皮混入面粉。权佳果说，那不是现代人讲究的要吃全麦粉，纯粹是为了多磨一些面粉。

    1960年春天，权佳果每天都去地里挖蔓菁——上一年种下的油菜的根。不知是因为套种的原因，还是天气干旱的问题，蔓菁长得很小，一晌不过寻得比筷子还细的二三斤。蔓菁被掘光吃尽，第二年自然结不出油菜籽，吃的油就只能靠棉籽来榨了。

    饥荒年月，村民们见了地里未成熟的庄稼，不管是麦子、玉米、豆子，抓来就塞在口中。庄稼到了成熟季节，生产队只得派人看管，否则便有胆大的去偷。当时人们的观念是，为了活命，偷集体能吃的东西不算耻辱。

    “总说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老让人饿肚子，终究是一个令人想不通的问题。”权佳果说。

    “文革”席卷全国，到处都在揪斗“走资派”。从大队到公社，主要领导都成了被揪斗的对象。权佳果也去参加批斗会，但始终一言不发。趁着去县城借书之际，他也去看大字报，并将各色传单收集，装订成两大册，编有目录。他通过观察发现，之所以男女老幼都被卷入这场运动，是因为他们与批判对象往往有程度不等的利害和恩怨。

    看到一些干部有贪污腐化、胡作非为、欺压群众的事情，权佳果感到这些人被批斗倒是应该的。在县城电影院大门西侧的墙上，他读到几十页大纸上用毛笔抄出的彭德怀1962年所谓“翻案材料”，却觉得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便怀有同情之感。

    1967年，“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到处停工停产。权佳果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一向靠烧煤做饭的农家，因为煤矿工人忙于闹革命，导致采煤不足，农民拉着架子车在煤矿排起长龙。“白天大家就在架子车边支个小锅，捡些柴禾烧水做饭；晚上就睡在车厢里过夜，最长的要等十几天才能买到煤。”权佳果回忆说。

    到1967年10月，权佳果把县文化馆图书室所藏的所有马列著作通读完毕，馆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并不全，缺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样子。

    经过阅读和反思，权佳果对下级干部曾经的不满和义愤有所减轻，他发现问题的根子在国家高层制定的政策上。

    出于“匡救时弊，力挽狂澜”，权佳果开始动手写《认识》。

    准备牺牲

    “第二稿与第一稿最大的区别是，偏重从理论上谈问题，第一稿依然纠缠于具体问题。”权佳果对记者解释说。

    在《认识》附录中，权佳果写道：“我到北京来的目的，是交换我与中共中央对社会诸问题的认识。为什么要到北京来面谈，则是因为我一年多来以通信方式笔谈的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1967年年初，权佳果曾以《论干部的高工资高生活水平问题》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写这篇文章的由头，是因为一个下放在贾曲公社挂职副社长的干部，月工资高达300多元，比二十个农民的收入还多。”权佳果引用巴黎公社的原则，引用马恩列及毛泽东的著述，指出干部高工资是没有理由的。

    但这封信寄出后，杳无音讯。权佳果就写信催问，陆续寄出九封信，依然不见回音。于是，他又向人民日报社寄信托其催问此事，先后写了六封，人民日报社只有一次回信称，已转请中央处理云云，但终无结果。

    1967年10月，权佳果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开始秘密实行一个大计划：撰写《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两易其稿后，最终完成的文章将近5万字。

    写完《认识》，权佳果开始为动身前往北京做准备。

    权佳果清楚地估计到，“我的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思想有较大程度的冲突”，他设想了几种后果：最好的情形是，在内部进行讨论，或许能为他提供研究工作的便利条件；其次是不支持，但允许他继续独立研究，因为从动机上或许会考虑他“对人民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片忠诚”；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监禁、杀害、各种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对此，他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

    “要改变我对社会的认识，最有效的方法是以道理说服我，任何强制手段在此无丝毫作用……为人类的事业，无论什么时候死，什么地方死，以什么方式死，我都是高高兴兴，视死如归。反正我总知道我为人类努力奋斗了一生，我死而无愧。”权佳果写道。

    权佳果记得曾在村子一面墙上看到“文革”期间颁布的一个简称为“公安六条”的布告，最后一条是：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他知道自己写《认识》的最坏后果是什么，为了不连累亲人，他去北京的计划及写《认识》的过程，是瞒着家人进行的。

    1968年3月2日，权佳果干完生产队的最后一晌活，将预备种棉花的地里的大土块打碎。晚上，他把《认识》的副本、自己的十多册日记、许多摘抄的读书笔记以及图书，放在自己小屋的里间。房门的钥匙，挂在平常挂草帽的钉子上。然后，他给父亲、兄长留下一张纸条，他写道：……我既已将我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伟大事业，而你们从来就处在这种生活范畴之外，我请你们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为我而奔走。并说明自己要去的地方——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

    权佳果将字条藏在草帽下边，是为父兄不致于很快发现追他回来。他留这张纸条，除了告知家人他的去处，最主要的是不让亲人因他受牵连而遭迫害。

    天亮前两三个小时，权佳果起床，提着装了十几个馍的布提兜，悄悄开了大门，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离开了家。

    此刻，是1968年3月3日凌晨。

    进京被拘

    权佳果自制的64开的《认识》厚厚一沓，因怕丢失，他将手稿装在棉袄里子上缝的一个口袋里，隔着衬衣正贴在胸前。

    权佳果手里攒了二十元九角五分，是他为生产队拉架子车到远处干活挣的差旅费，每天七角钱，一天一天攒起来的。从渭南到北京的火车票将近二十元，为防万一，他临行前又偷偷从父亲的箱子里拿了十元钱。

    走了整整一天，权佳果来到了渭南火车站，又渴又饿。他先买了张火车票，花了十九元二角，然后来到车站的国营食堂，要了两碗素臊子汤面条，每碗二两粮票，七分钱，比一个馍还贵二分。想到自己是有生第一次出门，而且也许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从未在饭馆吃过饭的权佳果一咬牙，决定豁出一角四分钱，好好吃一顿饭。

    夜半时分，权佳果坐上了火车。此前，他从未坐过汽车，连火车都没见过。没有买到座位，他就将带着的一双布棉鞋垫在屁股下，坐在车厢的地板上。

    权佳果在火车上晃了二十多个小时，饿了就啃口冷馍。到北京时正是深夜，无处可去，权佳果没出站，而是在一个水泥台阶上躺下休息。他时睡时醒，挨到凌晨五点，吃下布提兜里最后一个冷馍。

    天色微亮，权佳果走出车站，顺着一条朝北的大道向前走。街上没什么人，他向一个年长的扫路人打听去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路。那人热情地说：“直朝前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一直走就到了。”

    走到东长安街上的时候，天早已大亮。与权佳果想象不同的是，北京宽阔的街道上并没什么车辆与行人，街道两边建筑也不高，树木尚未发芽，惟一符合他想象的是街道两旁到处贴着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权佳果走进天安门广场，看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挂有一块大木牌，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原来扫路人为他指点的就是这个地方。

    等到接待站上班，权佳果来到西侧的登记处，向工作人员报上姓名和家庭住址。工作人员向他要介绍信，他拿不出，说有一份和中共中央交换对当前社会一些问题的看法的材料。工作人员拿过《认识》看了两三分钟，退给他说：“你带上它到后边的第三殿去吧。”

    权佳果怀着八九分的希望，以为会有人和他讨论。可当他来到太庙三座大殿中的最后一座，看到挂着“保卫处”的牌子时，心里明白在家预料的最坏后果快要成为现实了。

    “监禁与死都不怕，问题是离开这儿，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中共中央？还能到什么地方与他们辩论这些问题？”权佳果思考片刻，走进了保卫处。

    保卫处办公室在大殿西南角，工作人员都是军人。“我的《认识》有目录，估计他们直接翻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那节开始看的。”权佳果说。

    那一节寥寥数百字，九段内容，提出“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许多人的共同思想”。权佳果在文中认为，“为改造世界，毛泽东思想就需要掌握群众”，方法就是要“使人信服”。但现实是，毛泽东思想“是神圣的”，是“天生的真理”，只能服从，不准反对；只能跪拜，不准辩驳；只能歌颂，不准指责，否则就用“法律和强力进行惩罚”。

    权佳果在文中特别指出了当时盛行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象：“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为了共产革命，不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是为了听从毛主席的话”，否则就要“砸烂他的狗头”，“坚决打倒他”。权佳果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保卫处的军人一边看，一边斥责权佳果思想的反动。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汉子看见权佳果面露鄙夷微笑时，生气地大声责问：“你乐什么？”

    权佳果已不记得当时还有过什么样的争辩，只记得他们曾问他：“你有没有什么病？”显然，他们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在他们看来，一个土气的乡下年轻人，竟敢批评阶级斗争，批评“文化大革命”，甚至批评毛泽东，还主动找上门送死，怎么会是一个正常人？

    权佳果坚持要与中央领导面谈，但最后等待他的是扣押。先是在保卫处临时扣押，天黑后转送到一个收容站，和一群小偷关在一起，关了八九天。

    白天，大家个挨个地坐在光床板上听管教干部训话，晚上一起挤在大通铺上睡觉。权佳果以为被关押在这儿，就会有审讯，等着审讯时再做辩论，但他等来的结果，是被押回原籍处理。

    多年之后，已获平反的权佳果才从自己的案卷中得知，1968年3月5日上午十时，一个“中央文革何同志”的电话就打到了蒲城县公安机关，要求查证情况。从县里到公社，再到大队，几个电话往来证实确有此人，有关部门当日下午便向北京作了汇报，但并未告知他的家人。

    而当时，权佳果的家人也正在四处寻找他。他的叔父后来对他说，他失踪后，家里人曾带着铁麦钩在村周围的井中探捞，怕他想不开投井自尽。

    收监坐牢

    1968年12月21日，是权佳果22岁生日。这一天，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一场万人规模的公审大会。

    权佳果被从北京押回蒲城后，即刻就被收容在看守所。公安机关还派人从他家里查抄了他的16册日记，23册读书笔记等物。公安人员召集村里人开会，多次问“佳果有没有什么病”，他们总觉得权佳果很可能是疯子，但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在公安人员查抄之前，权佳果留在家中的《认识》副本，已被他哥哥用塑料布包着埋在了院里水井的北边。父亲和哥哥都有一定文化，读得懂他写的东西。副本上还抄有40首他写的诗。平反之后，权佳果估计哥哥替他埋的那些东西可能早已化为腐土，就没有再去寻找挖取。

    1968年5月2日，公安机关对权佳果的审讯开始了。连续四个半天，审讯人员与权佳果一问一答，有时对话还略带有一些辩论性质。审讯人员见无法让权佳果认错，就大念《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念完后，主审官问权佳果：“毛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与你的观点之间，究竟谁说得对？”

    “我认为，主席这一段提法不正确；我认为我国现阶段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这是笔录上记载的权佳果的回答。

    诸如此类之后，主审向权佳果宣明：“不是和你研究什么问题。你错了，就应认错、改错；否则你是罪上加罪！”

    权佳果回答：“你们可以按我说的问题，定我的性质……政府无论判我什么罪，我在行动上服从法律。但在思想上保留我的意见，保留我对社会的认识。”这些话，权佳果说的极慢，为的是让几个笔录的人能准确记录，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当他说完最后一个“句号”时，看见有个年轻的笔录者微笑了一下。

    笔录者并不知道，权佳果说这些话时，是认真的，是当做对人世最后的遗言说的。

    权佳果22岁生日那天，在蒲城尧山中学大操场上，在上万群众面前，权佳果接受了法院对他的宣判。四处张贴的判决书上，也给权佳果定了罪：“权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在帝、修、反的立场上，经过长期预谋，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上京，向中央文革提交了一份所谓‘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反革命宣言书。叫嚷要和中央领导‘会谈，当即被中央发现扣留。这份反革命宣言书无耻地歪曲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诬蔑；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文化大革命。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胆敢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进行恶毒攻击。”

    宣判的结果是，“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学说，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权佳果有期徒刑十五年。”

    虽然权佳果说对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但他还是觉得判得太重了，“我并没有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也没向任何人作什么宣传，只是正大光明去反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竟也判这么多年”。

    宣判五天后，刚好是毛主席的生日。这一天，权佳果被从蒲城监所押解到了秦岭脚下的莲花寺劳改场，在主要以现行反革命犯组成的二中队开始接受劳动改造。

    权佳果所在的分队干的工作是开山炸石。莲花寺的普通刑事犯可以在灶房、缝纫组、建筑队干活，惟独现行反革命只能去开山，去干最重最危险的活儿。

    莲花寺的犯人，多的时候两千出头，少的时候一千多。每天排着四路纵队出工，看着也浩浩荡荡。最壮观的是每次收工时的放炮，大队囚犯离开后，留下少量人点炮捻，权佳果便是点炮人之一。铃声响后，点完炮便快步跑入几十米外的避炮棚或洞中，很快，便能听到“咚”“咚”响成一片的爆炸声。

    自从权佳果来到劳改队，这里就不断有新的犯人进来。1970年，因为“一打三反”运动，进来的罪犯普遍都判得重，动辄就是二十年（当时有期徒刑的最高限度）。这些所谓的反革命犯，除极少数写条标语或写句话表示反对当时的政治以外，其他的充其量不过是对当时的社会有点不满情绪而已。有的人仅因说几句话，就被揭发出来成了反革命；有的则因为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与贫下中农出身的人闹矛盾打了架，便成了所谓“阶级报复”，也成了反革命。

    由于权佳果老实安分守纪律，再加上他给黑板报写稿件，几年后就被认为是一个好犯人，开始专做出板报、节庆办专刊、印制语录牌之类的工作，基本上不用再出工了。

    监狱里能读的书，只有毛主席著作，还有《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四份报纸。权佳果写信让家人寄了一本小型四角号码词典，倒也能从中获得不少语词知识和其他百科知识。后来，他又写信要家人给他买马恩著作，哥哥给他寄来两个单行本，其中一本是《反杜林论》，他至今还保存着。

    1974年秋天，家人终于给权佳果寄来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多年后重读这些理论书籍，他又有了不少新收获。

    平反之后

    1978年底，权佳果从报纸上看到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的一篇文章，提出要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所判的反革命案件，并甄别平反。在江华文章发表的同时，全国法院系统已按统一安排开始复查“文革”中处理的案件了。

    1979年1月5日，权佳果将花了几天时间写的一份申诉材料交了上去。

    在蒲城县，权佳果的反革命案算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也常常是蒲城县城乡各处搞阶级斗争教育的反面教材。权佳果的照片，《认识》的复印件，都多次被展览。他由此因祸得福，成为蒲城县甄别“文革”反革命案件时首先想到的案件。而且，对他的案件甄别也极为容易。他惟一的“罪行”就是《认识》中的观点，但对照当时刚刚召开不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的观点不仅无罪，而且许多是正确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政权巩固后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组织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上来，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完全符合的。

    1979年1月11日，蒲城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持法院文书，去莲花寺领权佳果回蒲城待复查。出监时，权佳果带了被褥衣物等生活用品，书只带了一本《反杜林论》作纪念，其他的书及词典留在了劳改队。

    回到蒲城县法院，已是下午五点，天快要黑了。两位副院长正式告知权佳果，回家等待重新审查处理决定。

    一别十一年，权佳果与家人终于团聚。他这才得知，自己的事情给家人带来不少影响，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批斗时，曾被一个积极分子当胸捅了一拳；哥哥为生计搞点副业，也在村中被批判；弟弟迟迟订不下一门亲事……

    3月下旬，权佳果等来法院的一纸彻底平反的判决书。判决书称：经复查认为，当事人权佳果一九六八年三月向中央文革写的一份《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心，并非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因此，原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是错误的。撤销原来的判决，无罪释放，并补发冤狱费。

    判决书上冤狱费三个字后面是空白，并没填写具体数字。按当时的政策，冤狱费按当事人原来的收入水平计算。干部、工人按原工资标准补发，由原单位负担；若是农民，按生产队同等劳动力的收入标准补发，由法院给钱。法院对生产队历年账目查对后，按每个青年劳力每年可挣四百余劳动日，每个劳动日历年平均值0.494元计，冤狱费为2493.71元。

    判决书上未印数字，法院解释是国家财政紧张，拨不下来钱，法院也无办法。后来，权佳果拿到了共计1050元的冤狱费，还是分两笔发放的。而当时的干部、教师等有公职的人，平反恢复工作后，即可领补发工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权佳果说，这也算是城乡差别的一个案例了。

    不过，彻底平反，没留任何尾巴，权佳果对此还是相当满意的。“要说有遗憾，就是只肯定了我的动机，却未对《认识》内容作评价和结论。”他要求对《认识》重新作结论。

    有一天，县委宣传部一个搞理论的干部当面给他宣布结论：没有明显的反动观点；有的概念模糊，有的地方有错误，但这是认识和理论水平问题，不够判刑条件。“这样的结论，法院早已作出，何劳宣传部？”权佳果没有想通。

    权佳果从当时报纸刊登的文件中得知，平反的原则是“在什么范围内搞错的，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他还亲眼见到在县城最大的会场——职工俱乐部为三名县级领导干部召开的平反大会，他们当时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县上主要领导均出席了大会。

    因此，当法院准备在生产队为权佳果开平反会时，遭到他的拒绝。他提出要在全县范围开，理由是当时的公审大会是在全县召开的。“实际上不可能为我一个农民在全县开平反会的。”在他的坚持下，平反大会只能到大队范围。

    那是1979年的7月。

    平反后，权佳果提出给他“一个继续学习、继续研究的较好的条件”，他一生的志向只想通过研究社会来为社会服务，别无他求。

    当时任共青团蒲城县委书记的一名女同志，认为权佳果属于反林彪、“四人帮”的英雄人物，在地区开团的会议时，对他进行了大力宣传。团省委青农部的杨明洲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得知权佳果的事情后，专程到蒲城县法院详细调阅了有关案卷，还专程对权佳果做了采访，写了一篇长篇新闻稿。但新闻稿无法公开发表，杨明洲便打印多份，向有关部门散发，并将该文缩短至三千字，以《坚持真理的好青年——权佳果》为题，发表在1979年7月7日的《要情反映》上，这是一份陕西省党政高级干部阅览的内参。

    按照当时的平反政策，宣告无罪释放的，恢复原先的工作及职务。这意味着原先是农民的权佳果也只能继续当农民。出于补偿，县上安排他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1979年8月，在杨明洲的努力下，权佳果成为第五届青联委员，参加了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五天的会议，权佳果只是听会、吃饭，顺便游览了还没对外开放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最令他高兴的事情，是在西安的书店买了好多书。

    1984年春天，刚刚筹建的渭南教育学院招了第一届中文班学员，已转为公办教师的权佳果有幸被录取。杨明洲写了《坎坷成往事，坦途在今朝》一文，发表在《陕西工人报》上，算是正式将他宣传了一次。

    在渭南教育学院大专毕业后，权佳果留校当了一名政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是哲学和伦理学。1988年，权佳果又去了一次北京，这次是到北师大进修。

    此后多年，权佳果上课，写论文，评职称，按步就班地生活，平静中略显无聊。当他发现发表论文会限制自己的思想表达时，便不再追求发表，只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多年的研究之后，他自认始终未探寻到重大的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思想，这让他感到深深地忧虑，而精神上一直持续的孤独，更加重了他的忧虑。

    权佳果告诉记者，十一年的监狱生活，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常常梦见自己还在莲花寺采石场，刑期已满，并不见干部通知他出狱；甚至已超过了几日，还是无人通知。在焦急中醒来，他庆幸这只是一场噩梦。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权佳果经常做这样的梦，也是他现实中精神焦虑的一种表现。

    1998年，权佳果进京上书三十年时，他提笔开始写回忆录，追忆自己的一生。他在开篇写道：“我本是一个极普通、极平淡的人……我自信此生活得决不至于像有些人那样无聊。”

    权佳果笑着对记者说，“多亏那时写了，要不时间隔太久，都不敢保证记忆准确。大人物写回忆录可以查资料，咱普通人没什么资料，全凭脑子记。”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权佳果作为思想者的特质没有变，爱看书、爱买书的习惯也没有变。

    “为买书、印书，他花了不少钱。”权佳果的老伴从外面回来，在厨房忙碌一阵后，坐在餐厅的桌边插话。她告诉记者，每隔一个月，权佳果就要到西安一趟，几乎都是去买书。为了省钱，他连一顿饭都不舍得买。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记者问了一个题外话。

    “一个亲戚和他在一个学校，说他是一个忠厚老实本分人。父亲一直希望我找一个踏实可靠的，就这样成了家。”他们是权佳果平反一年后经人介绍结的婚。

    记者给权佳果拍照时，他敏感地说：“不要上面的字，咱就不是一个顺民！”

    沙发背面的墙上，有一个装饰画框，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顺”字。

    “让心情顺起来！让生活顺起来！”记者的这番解释，得到了权佳果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