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及对汉语推广的启示

    王思然++++赵旭

    [摘 要]近代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更有效地传播其宗教，主动吸收中国文化，积极学习汉语，并用中文进行创作，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本文对其传教策略加以探究，总结其规律，以求对当代汉语国际推广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教士；异国文化；中国文化；汉语国际推广

    [中图分类号]G0；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78-03

    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为了提高在中国的传教效率，努力摸索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传教策略，特别注重汉语的学习，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吸收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及在传教策略上成功经验，有助于我国汉语国际推广事业。

    一、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的文化策略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使其接受西方的宗教观念。从客观上讲，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他们来到异国他乡，尤其是有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这个与西方有着不同文明起源的古老民族，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本民族文化认同感使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为举步维艰。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单纯地进行语言教学还是兼及文化接受作为传教的切入点，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宗教的闯入俨然是不速之客，两者的文化无论是外部语言形式还是内部思想根源都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人在无法理解和认同的情况下无法产生学习动力，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更是传教士们无法改变的，文化认同成为唯一的途径。

    为了让中国人认同他们的宗教文化，他们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思路，从而了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需求，进一步敲开中国人民内心世界的入口，让博爱的基督精神抚慰中国人的内心，使其忠诚地信任耶稣并认同西方宗教文化，从而达到他们最终传教的目的。因此，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而非语言。为赢得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认同，他们在中国常年居住，深入接触当地官员与百姓，即使近代中国处于动乱时期，当地政府对外来者的态度不容乐观，他们依旧不改初衷，逐步融入百姓生活，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探索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思想，逐步取得中国人的信赖，使宗教教义潜移默化在人们心中。循序渐进的文化渗透构成了西方传教士独具特色的传教策略。

    这对我国当下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有诸多启示：鲜有不了解亦不认同某国文化，却对这一国家语言极为精通者。文化和语言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一国深厚的文化作为基础，我们在选择学习某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选择接受一国的文化。语言习得需要考虑学习者因素，学习者因素包括情感因素，即“学习者个体对所学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或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感觉和感情”[1]。

    二、文化传播对语言习得的重要意义

    （一）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文化的契合点

    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政策起，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人思想的根基。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试图从儒家学说中找到与基督教教义的契合点。

    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利用儒家文化作为依托，使中国人在陌生的文化中找到熟悉的身影。他们“从儒家学说中寻找有力的思想观念资源和支持的依据作为基督教进入中国读者内心的通道。小说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释耶，而且常常采取简单而醒目的方式即将儒家论点直接与《圣经》教义并列，表明二者持论相同。”[2]9西方传教士从文化适应的角度选择了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传教策略，使不同文化根源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由于“督教始终是中国社会文化机体上的一个外来体，当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不同层面相遇时，如果不能与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传教之路就会严重受阻乃至被迫终止。”[3]因此，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过程中必须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中找到依据。

    近代西方传教士以儒家学说为依托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传教策略对当代汉语国际推广的启示在于：在向异国输出中国文化时也要试图找到对方国家的主流文化。我国向以佛教为主流文化的印度传播儒家文化观念时，就要找到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思想观念上达成两国人民的认同后，方能减少来自于异国文化排斥情绪对于语言教学阻碍。异国文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相同之处为切入点，以他国主流文化为依托穿越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使中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异国文化的土壤，以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另外，近代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宗教术语时尽量从儒家典籍中寻找对应的词语。同时尽量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及禮仪。”[2]9这启示我们在传播我国儒家文化时也要尽量尊重印度传统民族习俗及礼仪，在翻译《论语》这种儒家文化的代表作品时尽量从佛教典籍中寻找对应的词语，使印度人民感受到我国对于他们文化的尊重和认同，削弱文化间的抵触情绪，进而有利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在此过程中，首先要探索我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共通之处，并且以尊重他国文化为前提，得到他国人民的认可，再进行语言的教授以及深入的文化输入。这样的传播过程才更符合异质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

    （二）传教士汉文小说

    “传教士汉文小说，具体而言，就是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了宣扬教义或改变中国人的观念，用汉语写作或翻译的小说。”[2]1

    将《圣经》改编成通俗小说是传教士汉文小说的形式之一。传教士借助中国通俗小说的文学形式让《圣经》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使《圣经》神圣性与通俗性并存，扩大阅读人群的范围，让渴望了解《圣经》的中国百姓也可以畅通无阻地阅读。这一举措看似是在学习中国的文学形式，融入中国文化，实则是在打通传播宗教教义的重重文化阻碍，使中国百姓畅通无阻地走进基督教文化。

    传教士汉文小说除了对宗教经典的翻译，还有用汉语创作的小说。1729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创作了章回小说《儒交信》，由白话创作，以人物问答方式讲故事，在一问一答中阐述宗教观念，直观、清晰的方式将教义深化到阅读者心里，无论在语言、文学以及思想的传达上，都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我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中的教材或中文阅读材料编写可借鉴他的《儒交信》创作的经验，针对不同国家，中文教材的侧重点应该是不同的，这种侧重点取决于异国大众的文学阅读习惯。寻找他国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进行模仿，编纂出人们喜爱的中文教材或书刊，从而使中国文化的观念走进他国民众内心。

    伦敦差会传教士米怜创作的章回体白话小说《张远两友相论》，此书在19世纪大量翻印，广为流传，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其作品的特点在于以小说的形式阐述基督教教义，使中国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以两个主人公对话的形式不断碰撞，使不同思想在同一个界面交锋，最终使基督教思想说服对方，引起了民众一定的反响。我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应注重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冲突在文化中必不可少，然而化解冲突是关键：正视冲突与矛盾的存在，运用中国文化的思维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说服，使其逐渐逼近中国思想的内核。

    中国优秀的文化以各国主流的文学形式作为桥梁与世界各国建立一种文化的互通，“进一步展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文化性格、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并注意挖掘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世界”[4]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更具影响力。

    三、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方法

    1698年马若瑟来到清朝时期的中国，期间，马若瑟苦心钻研汉语言与文学。他“在汉学方面造诣极深，被后世学者公认为是西人汉语文学专家和《易》学专家。”[2]24作为一个西方人成为了汉语文字专家，其汉语学习方法必然有可取之处，我们可吸收其精华应用于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之中。

    （一）以句子为单位学汉语

    马若瑟认为学习汉语不应该使用拉丁文语法解释中文，而中文当时自身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语法体系，他提出了通过例句学汉语，例句选材于中国通俗文学，丰富了汉语学习材料。尤其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经典句子作为例句学习，首先，句子相对于词更具有完整性，使学习者的记忆成串，不易忘记；其次，记忆例句使汉语语法不知不觉地内化到学习者的意识之中；最后，中国通俗文学的语言生动形象，使学习者从学习之始就接触到最为地道的中国语言。

    （二）诵读经典学汉语

    马若瑟本人還博览“中国经籍，诵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2]24。其高深的中国文学素养与此密不可分。阅读中国的经典是对汉语“根”的挖掘，这一部分的学习无论在语言上还是思想上都比阅读通俗小说更为困难。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一段艰难的学习，其成效也是其他相对容易的方法无法比拟的。背诵经典是学习语言中最艰苦同时也是最扎实的方式。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针对那些真正想深入学习汉语，渴望了解中国文化内涵的人，马若瑟这种学习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三）阅读小说学习汉语

    19世纪以来，“以中国小说，戏曲作为语言学习的范本，逐渐成为西方编纂汉语读本的一种风尚。”[2]216将中国的小说，如《红楼梦》《警示预言》《范希周》的片段译成英汉对照本以供外国学习者阅读，外国学习者通过阅读完整的文学作品整体把握汉语的语言特色及行文结构来提高汉语阅读水平。中国的故事对外国人而言是极富吸引力的，马若瑟曾“把中国的元曲《赵氏孤儿》译成了法文，这是欧洲人首次将中国戏剧译介到海外的译本。前后十几年间，就被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2]24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巨匠伏尔泰读了马若瑟的法译本后，以此为蓝本改编为《中国孤儿》。它被搬上舞台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以戏剧为桥梁，汉语言文学得到了法国人乃至欧洲诸国的认可。由此可见，好的文学作品会得到世界的认可，利用外国人对中国故事的兴趣吸引他们学习汉语也是汉语国际推广的文化策略之一。

    同时，还有西方人将中国小说精彩片段收录在汉语学习教材之中，如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编纂的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中选取了中国小说《西厢记》的故事。这对当今的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外国汉语学习者将中国的小说作为汉语学习的素材，从西方人编写汉语教材的角度出发，中国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他们所喜爱的，这既可以在中国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中使语言学习得到真正的应用，又在不知不觉中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四）用汉文写作

    晚清是小说盛行的时代，而其中的创作者不仅有中国文人，还有来华传教士。通过实地考察，传教士们发现中国读者对于休闲读物十分渴求，于是他们投其所好开始大量创作白话小说。他们创作的小说语言简明，妇孺皆懂，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百姓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传教士的汉语写作水平，使他们在不断地汉文写作实践中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促进其汉语水平的提高。在西方传教士之中，著名的汉语文字专家马若瑟就是提倡汉文写作者之一，他从最初学习汉文时就运用汉语著述，因而他的汉语学习始终伴随着写作练习，这使他能够将学到汉语知识不断地应用到语言的实践中去，汉语语言运用能力日益提高，最终创作出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汉语札记》。

    参考文献：

    [1]赵杨.第二语言习得[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210.

    [2]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J].文学评论，2011，1.

    [4]叶朗，朱良志.中国文化读本[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

    责任编辑 丛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