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东籍月旦》中“美术”的发端性意义考

    衣国媛

    摘 要：学贯中西的清末民国学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创办《清议报》，致力于推介日本学习西方之后的学术成果，并将“美术”引入到中国。鉴于“美术”这个概念在现代美术领域的重要性，试图对梁启超提出“美术”的学术背景、“美术”引入中国的过程、本概念的特定历史内涵、以及对清末民初美术史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期梳理出梁启超《东籍月旦》中“美术”引入中国的线索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东籍月旦》；美术；美术史

    梁启超（1873-1929），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政治和学术变革的重要导师。1898年梁启超与其他维新派人士鼓动光绪帝变法、推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试图挽救清王朝衰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梁启超即借助报纸向国内输出了大量的新思想、新词汇、新思潮，成为东渡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译名词的第一人[1]， 美术史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依据他发表于191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书中将美术史纳入其史学研究框架。笔者通过阅读其全集著作《饮冰室合集》发现早在1898年，梁启超已经通过《东籍月旦》，将史学研究拓展到“美术”领域。

    一、《东籍月旦》的写作背景

    梁启超早年中举、国学积淀深厚，青年时代师从康有为，开始接触西学，对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尤其推崇。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梁启超作《萃报叙》，论及西方人民对报纸需求如同对布匹蔬菜一般，日本亦通过变法推动了自身报刊业发展。此番景况与中国报刊行业冷落、国民妇孺愚昧的局面对比鲜明：“军兴以后，齐州学者，渐知以识时务知四国为学中第一义，于是报馆雾起云涌……以今日中国所有视之，何其少也。”[2]怀着效法日本学西方变法强国的政治目标，梁启超等人策划了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殉难，梁启超逃亡日本。在国家危难、变法失败的双重打击下，他认识到想要彻底救中国，急需改良中国之学术。学术改良需弃旧从新，新学术之传播需要报刊助力。所以，兴办报刊在当时显得尤为重要。

    借身处日本之便，梁启超快速学习日文，阅读大量日文典籍、政论、文史著作和日译西文著作，对创办报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8年冬，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其宗旨中包括“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和 “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3]两个学术愿景。从1898年到1899年，梁启超借助《清议报》向国内输入“民主”“科学”“政治”“经济”“哲学”“美学”等日语汉语新词汇，对传播新学、建立现代学术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东籍月旦》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发表在《清议报》上。

    二、《东籍月旦》引“美术”入中国

    《东籍月旦》发表于1899年末。文章的标题“东籍”指位置在中国东方的日本，“月旦”表明写作时间是农历月初。从行文来看，文章的主旨是为了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以挽救国内学术的衰颓的状态，重点介绍了日本学科分科基础和学习方法等问题。

    开篇，梁启超提出“凡求学必须先治普通学，……中国人畴昔既未一受普通教育，于彼中常见所通有之学识猶未能具，而欲骤求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专门之业，未有不劳而无功者也”[4]的观点。在任公看来，清末中国没有重视通识基础性教育，导致中国留学生在试图专攻一门专业时难以担负重任。因此，“普通学”是做学问的基础，在“普通学”的子学科中，历史学占据最关键的地位，是其他学科的铺垫：“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处处窒疑，怅怅然不解其云何[5]”。

    鉴于历史学的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专辟一章分论“历史”，在 “世界史”一节，着力推荐日本学者高山林次郎的著作《世界文明史》，并作书评如下：“此书叙述全世界民族文明发达之状况，自宗教哲学文学美术等，一一具载，以增学者读史之识，惟仅近十八世纪，戛然而止，自序言别有十九世纪文明一书，数月之后，便当杀青，然至今已三年有余，良可惜也。”[6]

    这是笔者在《饮冰室合集》中所见“美术”第一次出现。在此（1899年）之前，未见其他中国学者在著作中使用该词。

    《西学“美术史”东渐一百年》一文中，有“中西硕学先儒王国维（1877—1927）是向中国引入日文译词‘美术的第一人。因为王国维在1902年出版的译著《伦理学》一书的后记术语表中便有‘fine art美术一词” [7]的观点。但依据出版时间，早于王国维三年，梁启超已经通过《东籍月旦》对文明史的介绍将“美术”一词输入中国。所以梁启超是将“美术”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因为“美术”本是一个西文日译词，梁启超等学者之功在于“引入”“美术”而非“发明”“美术”。传统中国并没有“美术”这个组合词语，“美”和“术”分开使用，前者经常用于形容“美丽”或“美好”，例如“美仪容”，“术”常用在《齐民要术》、“雕镂之术”等技艺、手艺等方面。

    三、《东籍月旦》“美术”之涵义

    通读《东籍月旦》，不难发现一个层级式的学术关系。第一编论“普通学”，包含一、伦理，二、外国语言及汉文，三、外国语，四、历史……在普通学中，梁启超认为历史学尤为重要，专门列第二编为“历史学”加以介绍说明。在历史学中，他推崇文明史，在文明史的研究子分类中，“美术”赫然在列。所以，梁启超构建了由“普通学”到“历史学”，再到“文明史”、美术（史）的层层包含、层层递减的学科关系。

    《东籍月旦》对普通学分类下的文明史极为推崇：“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从行文逻辑看，梁启超论述的核心在于“文明”，“美术”“哲学”“文学”“宗教”都是作为文明史的子分科。据此推论，梁启超所谓“美术”，是基于文明史的学术语境下的“美术”，在“史”为一级学科背景下的“美术”，着眼点侧重对世界美术发展历史源流的梳理。

    至此，我们可得出初步结论：《东籍月旦》“美术”的涵义是基于文明史框架下的美术，是历史性、学术性层面的美术而非实践性的美术创作门类。梁启超推介到中国的“美术”，着眼点不在于对美术学科概念或美术的分类加以注解，而在于整理呈现“美术”在文明史中的价值，改善中国之落后的历史观和学术观。尽管“美术”在《东籍月旦》中仅仅出现了一次，但揭开了一个现代史学研究空白，让“美术”一经面世就与“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相交融，引导向“美术史”学科范畴的宽广和深邃。

    补充一点，梁启超对“美术”的应用并未遵照日本的普遍用法。彼时日语词“美术”概念已经与现代“美术”含义相近，代指人为创作的二维或三维的可视性的艺术品。据考证，日本第一次出现“美术”字样是在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下发动员条例文章，其中写道：“第22区作为美术的展览场所使用；第24区展出古美术品及爱好美术者的作品。”[8]

    四、《东籍月旦》开启现代美术史之路

    清代以前，常以“绘事”指代绘画，以“雕镂”代指雕刻，如明代唐志契的《绘事微言》。在相关理论、历史领域，有“画论”“画史”体的著作，如清代郑绩《梦幻居论画》、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没有将“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等融合为一炉的通论著作。现今流通的《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无不学习西方美术分科，将“绘画”“建筑”等以上诸门类包含在内，进行统一编写论述。这中间的过渡是梁启超和其后追随者共同努力完成的。

    梁启超先生通过《东籍月旦》“美术”推介到中国，并且在史学领域为美术找到了一个研究支点。以《东籍月旦》为开端，梁启超陆续写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著作，进一步构建“美术史”学科。在梁启超的直接影响下，同期的多位学者也投身到相关研究中来。

    最早受到梁启超美术观念影响的学者当属王国维。早在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倡导之“变法之本在育才，育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足在废科举”，已经“对王国维影响至巨”[9]。1898年，王国维参与到《时务报》的编辑工作中，受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影响颇多。此外，他们共同热衷“伦理学”，王国维在翻译《伦理学》时也引用“美术”一词，比梁启超晚三年。

    在“美术”研究方面，相比于梁启超关注“美术”的历史价值和学科意义，王国维侧重把“美术”视为一种美的载体，一种智慧的观看方式。“美术”之其为“美”术，不是因为其“美”，是因为有智者发现其“美”。王国维将美术引向“美学”和“美”的根源论，引向美存在的精神性内核和本质。正如他写道：“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美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另外一位受梁启超直接影响的美术史家滕固（1901—1941）著有《中國美术小史》。他在此书的弁言中写道，“囊年得梁任公先生之教示，欲稍事中国美术史之研究”，是滕固受梁启超影响进行美术史研究的直接佐证。滕固以扎实的专业知识，践行了任公的美术史观，将梁启超的美术史编写从构思框架变成学术现实。滕固的《中国美术史小史》代表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得的长足进步。滕固的著作体例严谨，至今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沿着梁启超开启的“美术史之路”，民国学人们前赴后继，把雕梁画绘的传统文明精髓糅合到“美术”学科构架中，以“新”的学科姿态与西方接轨，取得了非凡成就。

    五、结语

    梁启超通过《东籍月旦》将日译西文词语“美术”引入中国，把“美术”作为“新史学”框架的柱基，将西方“文明史”与中国传统艺术联系起来，搭建了一座美术”“哲学”“文学”“宗教”平行的新学科塔楼，使“绘事”“雕镂”等传统艺术精髓在时代变革的前沿重新焕发出光彩。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以自己的学术方法和理念影响了同期和稍后的学者积极投身到美术史的建设中来，使得美术在民国成长为一门完整的学科，美术史研究也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走向学科化、专门化。《东籍月旦》作为梁启超研究推介“美术”概念和理论的最初的篇章，它的历史意义值得研究者不断追索和思考。

    注释：

    [1]王彬彬.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06-215.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萃报叙[M].上海：中华书局，1989：55.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清议报叙例[M].上海：中华书局，1989：31.

    [4][5][6]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东籍月旦[M].上海：中华书局，1989：84，97，97.

    [7]邵宏.西学“美术史”东渐一百年.2003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稿。

    [8]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J].美术研究，2003，（04）：60-71.

    [9]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