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口述档案对成员身份认同的作用表现
黄霄羽 何雅妮
摘要：文章选择社群口述档案为研究对象，针对目前社群口述档案建设研究“重实践、轻理论”的不足，对社群口述档案促进成员身份认同的作用进行思考，提出其作用表现为促进社群成员划定自我边界、构建群体认同，最终实现身份自觉认同。
关键词：社群口述档案身份认同群体记忆
Abstract：This paper chooses the community oral archiv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 view of the deficiency of "emphasizing practice and neglect？ ing theory"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community oral archives， thinks about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oral archives in promot？ ing the identity of members， and proposes that its role is to promote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delimit their own boundaries， construct the group identity，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self-identity.
Key Words：Community oral archives； Identity； Group memory
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2011年提出档案的四个范式：证据（evidence）、记忆（memory）、认同（iden？ tity）和社群（community）。[1]社群作为第四个范式的核心概念，引发学界关注，并在次年17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成为研讨的新课题。2017年英国小镇Sandwich致力于保存当地的口述历史，[2]2019年印度德里档案馆推进“德里老年人口述历史项目”，[3]这些项目的重要目的之一均是提高社群成员对自我身份及群体文化的认同，尤其关注集客观历史和主观情感于一身的社群口述档案对提高社群成员主体认同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笔者拟对社群口述档案提高社群成员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展开理论思考。
笔者首先以文献研究证明选题的必要性，不限时间范围，以“社群口述档案（题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期刊网和人大文库精确检索，只命中1篇文献。鉴于针对“社群口述档案”的研究较少，故笔者先以“社群档案（题名）”在上述数据库检索，命中51篇文献；再以“社群档案（题名）+认同（题名或关键词）”检索，仅命中2篇文献，以“口述档案（题名）+认同（题名）”检索，也只命中1篇文献。同时，笔者以Ti（“community archives”）在Web of science（JCR）、ProQuest、Springer和EBSCO数据库检索，命中138篇文献。但以Ti（“community archives”）AND SU（“identity”）以及T“i（oral archive”）AND SU（“identi？ ty”）在上述数据库精确检索，只命中4篇文献。从成果数量看，国内外对社群档案已有一定研究，但对社群档案与认同结合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
细析文献内容，国内学界既有探讨城乡记忆工程（陈明，2019）、少数民族档案（华林，2018）、农民工档案（冯惠玲，2015；加小双，2015；谢丽，2019）等社群档案管理实践；也有从学术角度总结国外社群档案建设的模式、体系及理论发展阶段（黄霄羽，2017；陈珍，2017；王晓云；2017；李孟秋，2019；黄晓瑞，2019），以及吸取国外经验探索国内社群档案建设的挑战、机遇和模式[4-5]（李孟秋，2019；陈明，2019）。无论是实践角度还是学术角度，国内对社群档案的现有研究既未深入论证社群档案的认同价值，更缺乏选择社群口述档案为研究对象来思考其身份认同作用。据笔者查证，廖倩文使用了“社群口述档案”这一概念，但她只是基于实例论述社群口述档案的记忆功能，并未深入探讨社群口述档案的身份认同作用。[6]
国外作为社群档案建设实践的开先河者，已有研究多针对社群档案管理的实践成果、障碍和发展等问题，缺乏研究社群口述档案的专门成果。Flinn探讨了独立社群档案运动的根源、变化及目前发展。[7]之后他又基于英国的独立社群档案运动提出社群档案所有权和实际保管权的归属直接影响着社群档案独立性和少数群体的自主发言权，即档案自治问题。[8]Michelle则以社群档案建设理论为基础提出人权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框架。[9]可见，国外现有成果对社群口述档案的身份认同作用尚未做专题研究。
综合而言，国外研究多从案例视角探讨社群档案建设和管理的实践；国内研究兼顾实践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特定社群档案建设的具体方法，或是总结社群档案的管理模式。但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共同不足在于较少关注社群档案对成员的认同作用，更谈不上系统论述社群口述档案对成员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为此，本文选择社群档案建设中承载话语力量的社群口述档案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研究和案例调研的方法，深入探讨社群口述档案促进成员身份認同的作用表现。
英国学者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认为，社群是基于位置、文化、信仰、背景和共同身份或利益的集合，并将“社群档案”界定为具有共同身份特征（如地域、种族、性别、性取向、兴趣爱好等）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的文件集合。[10]国内学者研究“社群档案”也多以此定义为基础，如陈珍就在博士论文中采用Flinn的定义。[11]陈可彦在硕士论文中将“社群档案”定义为共享某一共同点的群体所收集的有关于他们社群过去和现在的记录，这个共同点可以是同一地理区域，也可能是共同的职业、身份、种族、民族、性取向等。[12]于海娟则在硕士论文中将“社群档案”定义为社群成员在社群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和成员经历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多元化的信息集合。[13]笔者综合以上定义，认为“社群档案”是指具有共同特征（如地域、职业、种族、性别、性取向、兴趣爱好等）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成员经历和社群历史的信息。
国内外学界尚未提出“社群口述档案”概念的定义，但对“口述档案”已有较多研究。有学人在对近三十年来我国口述档案的研究综述中提到，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将“口述档案”定义为：指事件的当事人或亲闻者口述的，以标准方法采集的各种文字、声像形式的历史记录。[14]笔者较为认同该定义。结合“社群档案”和“口述档案”的定义解释，笔者认为“社群口述档案”是指具有共同身份特征的社群成员口述的，以标准方法采集的各种文字、声像形式的信息记录。
“身份认同”概念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内容，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将其理解为“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15]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则强调“认同对个体的制约性”。[16]国内学者孙频捷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将“身份认同”概念拆分为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即“身份”这一侧重于社会结构中稳定位置的概念和“认同”这一侧重于事实判断的概念。[17]档案学者冯惠玲在研究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时也认为要从主体角色和类别归属中去诠释身份认同。[18]笔者结合社会学界及档案学界的定义，将身份认同的概念理解为：关于“我是谁”和“我属于哪个群体”的認知与赞同。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结构语言学者拉康用“一个自以为是国王的人是个疯子，一个自认为是国王的国王同样也是个疯子”的论断来说明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人类的主体性问题与语言的运作直接相关，主体性正是通过语言构建的，主体也相应地产生于话语系统。[19]社群口述档案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由社群成员的话语构筑，又反过来在话语实践中为成员构建身份认同。社群口述档案促进成员身份认同的作用主要有三点表现：
（一）划定自我边界：明确档案形成主体的身份
社群口述档案可帮助社群成员划定身份的自我边界。划定自我边界的内涵在于通过区别自己与他人在身份特征上的不同，在对比中明确自身的身份和承担的社会角色，将自我归类为某一群体。拉康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主体问题时提出，要用他者来解构主体，也即通过划定自我与“他群体”之间的界限来明确自我。故划定自我边界的目的是明确关于“我是谁”的认知和形成初步的关于“我属于哪个群体”的认知。而社群口述档案之所以能帮助成员划定自我边界，靠的就是在档案建设中向成员传递“主体信息”并引导成员在话语陈述中不断明确自身作为档案形成主体的身份。
首先，社群口述档案的形成过程就是向社群成员传递“身份信息”和“主体信息”，促使成员的身份觉醒。当社群成员接受访谈时，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即“你是该群体的成员，是档案形成的主体”。这能帮助社群成员强化身份意识和主体概念。换言之，一些成员借助社群口述档案的形成才意识到自己是社群的一员，加强自身归属本社群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这种“身份信息”和“主体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完成了社群成员身份觉醒的第一步，也即拉康所说的“主体只有在与他者认同的交互关系中才能确立自身”。[20]
其次，社群口述档案还能引导成员在话语陈述中不断强化自身作为档案形成主体的身份，让这种主体意识逐步内化成每个成员的自我认同。拉康和福柯都认为话语系统先于“人”而存在，主体是通过话语系统构建的。因此，当“群体一份子”的信息被社群成员接受后，他们愿意通过话语的方式讲述自身经历或社群历史时，也即所谓的“话语被组织着讲述出来”的瞬间，之前接收到“身份信息”的成员才在话语中构建起“主体”的认识，即自我认同的第一维度——关于“我是谁”的认知。这种作用是其他非话语档案很难做到的，成员在浏览文字、音像之类的社群档案时只是了解群体的历史，只有当他能用话语讲述个人经历或群体历史时，他才会从心理上确立并认同自己的主体身份。
目前，国内外均注重开展社群口述档案建设的实践。美国的非营利组织Story Corps通过线上录音的方式记录、保存并分享不同背景和信仰的美国人的故事；[21]我国各级政府及综合档案馆也组织了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口述史的诸多项目，包括广州市政府的农民工博物馆[22]、江苏省档案局的“百村万户”口述历史采集工作等[23]。这些项目的建设体现了社群口述档案对促进成员身份认同的作用。学者廖倩文基于“Kids社群口述项目”提出，作为聚集客观历史和主观情感的社群口述档案，其建设对提高社群成员的主体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社群档案建设中更为突出。[24]
（二）构建群体认同：自我与共同体交织
社群口述档案可促进构建成员的群体认同。身份认同包含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两个维度。在社群口述档案建设中，社群成员通过接收“身份信息“和”主体信息”划定了自我边界，形成了自我认同。在此之后，当社群成员能主动地利用话语去自由讲述群体的相关经历和感受，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现个体的工作和生活与社群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时，社群成员的群体认同会不断增强。这样一来，群体认同感不断增强的成员个体在话语叙述中又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社群规范和规则的影响，从而不自觉地在叙述中采用共同体的价值判断或处事态度。至此，成员心理上才能实现个体和群体的紧密交织，社群口述档案的建设才能完成将自我“编织”进共同体的关键一步，发挥促进成员群体认同的作用。
一方面，社群口述档案会不断引导成员用话语讲述自己作为社群成员一份子的相关经历。这就使成员在回忆时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经历与群体历史在话语中反复交织联系起来，达到对记忆的反向构建，塑造“自我的形成离不开社群的发展”的意识，把自我的根源与群体的历史联系起来，从而不断加深个人的群体归属感。如我国台湾地区彰化县文化局推动编著的《大家来写村史》就渗透着这种理念，村史运动者认为乡村历史是社群的共同记忆，是社群居民对于过去事件的回顾和诠释，通过村民口述方式来参与建构村史的过程，社群居民得以重新思考过去发展的历程，省察彼此在历史过程中共同经历的过往，有助于居民产生与增进相互间的认同，形成共同的社群意识。[25]
另一方面，逐步形成群体认同的社群成员在进行口述建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群共同体的共同态度影响，从而加深与群体的联结，进一步深化成员的群体认同。共同态度是米德在判断个体是否属于某个群体时使用的概念，是指一個有归属群体的个体在社会行动中采用的所属群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米德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某个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是从他根据共同体的共同态度来控制自身行为举止时开始的。[26]社群成员在讲述群体记忆时，采用何种角度和何种价值观去叙述，都会不断受到共同体态度的影响，从而将共同体的态度内化到自己的话语中。这也直接形成了社群口述档案的一个鲜明特点，即聚集客观历史和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就是社群成员对本群体历史的共同态度。但“共同”二字并不代表着社群成员的话语讲述完全一致，而是指他们能基于共同的情感体验对本群体的定位或对群体历史的认知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
需指出的是，这种共同态度的存在也可能导致社群成员的口述档案内容趋同的风险。为应对这种风险，建设社群口述档案时要注意关注不同成员的不同声音，廖倩文就曾指出社群口述档案的建构要兼顾群体里的活跃分子和非活跃分子，使群体的记忆版图更加清晰完整。[27]如在抗战老兵口述档案中，人们更多地会去关注那些立过功勋、受过嘉奖老兵的口述，但那些未受嘉奖、不太活跃的老兵也是抗战的亲历者，他们的心路历程也同样值得关注。
总体来说，当社群成员能从在构建群体记忆的话语表述中形成自我和共同体相交织的状态，社群成员就能更好地实现群体认同。
（三）身份自觉认同：主动构建社群档案
社群口述档案能帮助成员将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相互交织和作用，最终帮助社群成员形成主体身份的自觉认同。身份自觉认同是社群口述档案发挥作用的最高层次，社群口述档案通过话语的力量帮助成员持续地将自我与社群紧密连接，逐渐在心理上构建身份的自觉认同，进而实现社群档案的主动建立和持续建设。
首先，社群口述档案能帮助群体成员建立身份自觉认同，保障社群的持续发展。据笔者调研，我国台湾地区台中市最早的客家庄——水碓社群的守护抢救运动就是典型实例。该社群拥有300余年的历史，居民大多是清康熙年间派驻台湾的刘家武将后人。1990年代末该社群面临被开发铲平的困境，台中市原乡文化协会总干事江庆洲发起了该社群的守护抢救运动。抢救运动选择口述档案为支撑点，通过建立社群中耆老的口述历史、绘制社群老地图等手段帮助社群成员意识到守护社群即家园的责任和意义，促使台中市政府最终同意以“公共设施绿地”模式使水碓社群得以留存。[28]试想，如果不是通过建构水碓社群的口述档案帮助群体成员建立并强化主体身份的自觉认同，他们就不会有守护家园的心理动力，一个珍贵的历史社群很可能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
其次，社群口述档案还能帮助个体成员建立身份自觉认同，帮助个体尽快融入社群。如南非同性恋记忆行动组织（Gala）的现任负责人凯瓦尔·哈里（Keval· Harie）当初第一次去Gala时尚处于封闭自我、否定自我的状态，正是通过阅读Gala成员的口述材料以及多次参加社群口述活动，他才逐渐认同自身作为性少数群体（LGBTQ）成员的身份，并且肯定自我，建立起群体认同，最终成为Gala的负责人。基于自身经历，他积极倡导利用社群的口述活动为那些对自己身份感到迷茫的年轻人提供帮助，并把Gala档案馆建设成为一个能让社群成员自由做自己的安全空间。他指出：“在这一群体中，我们尝试为年轻人提供能让他们谈论生活的环境——它们可能涉及身份问题、团体问题……并有机会为其他酷儿青年提供支持。”[29]
从群体到个体，身份自觉认同有利于成员主动构建社群档案。基于身份的自觉认同，社群成员能主动地构建社群档案，在建档、存档或管档工作中发挥出更大作用，从而为社群档案的持续建设奠定基础。国内外皆有典型案例。如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国内唯一一家农民工群体2007年创办并运营的博物馆，馆藏最大限度地贴近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和历史，让打工者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博物馆主要创办者孙恒在采访中明确指出：“发出自己的声音，书写自己的历史，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宗旨。”[30]虽以博物馆命名，但该馆的馆藏有很多属于社群档案的范畴。正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已形成身份自觉认同，他们才会重视主动构建社群档案。特别是农民工王德志依托馆藏创作出纪录片《皮村》，使整个农民工群体的打工文化得到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国外典型案例是2011年美国成立的冲突档案馆（Interference Archives）。作为保存社会和政治运动有关材料的独立档案馆，其馆藏和运营费用主要依靠社群捐赠，并由志愿者运营。开始其馆藏主要来自创始人在过去25年中通过参与社会运动、朋克活动以及政治艺术项目等积累的书籍、印刷品、音乐、视频等档案资料，之后许多人加入社群并逐渐形成身份自觉认同，主动参与档案馆的建设。他们通过捐赠档案来丰富馆藏，推动了社群档案的持续建设。[31]
社群口述档案以其话语的力量在建构成员身份认同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但同时也由于话语的可建构性，许多学者对社群口述档案的真实性和凭证作用提出质疑，即处于历史不同地位的人对于共同的历史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回忆，或基于现在的社会情境对历史的描述性话语有所偏颇，这些都是未来人们在社群档案建设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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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