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味道”

    呼东方

    

    

    

    6月7日，在福建泉州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四个中国“海丝”城市代表，泉州作了《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主题报告。市长康涛围绕“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等三个问题，用数据和案例全力推介“海丝”城市泉州。

    其实，早在2013年，泉州就摘下首届“东亚文化之都”桂冠。2014年2月，泉州又启动了“古城文化复兴计划”。2015年11月，泉州海丝艺术公园亚洲园开园……一张张精彩的文化牌，成为泉州打通“海丝”沿线国家的桥梁。

    “在建设‘海丝先行区过程中，要呈现出更多独特的‘泉州味道。”泉州市委书记郑新聪诠释了泉州政府保护文化的主旨。

    最独特的南音

    田青已记不清自己第一次在泉州观看南音大会唱的具体时间了。作为音乐学家，他以前也听过南音，但从未看过现场表演。泉州南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他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做具体的申遗工作。

    当时在决定申报名称时有过争议，有学者提过几个名称，如厦门南音、福建南音、中国南音等。“泉州强烈要求使用‘泉州南音。我考虑到南音是用闽南语系的泉州话来唱，便支持这个名称，并说服了大家。”田青回忆道。

    2006年5月20日，泉州南音列入国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早在1997年11月，泉州南音研究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化文化部列入“中亚——东西方文化间对话”项目计划，作为“丝绸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延续。

    泉州南音被学术界认为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汉族古乐，是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活化石”。据传唐僖宗光启元年，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军入闽，带去唐代大曲传播于民间。大曲与当地民间音乐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南曲。

    从宋朝开始，泉州南音开始流行于闽南及台湾、南洋群岛华侨居住地区，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其工尺谱记法自成体系，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的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

    遗留下来的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两千余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内容。南音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南曲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因而在民间广泛地流传。田青说：“音乐学界的学者都知道，从乐器、谱曲，到记谱的方法，泉州南音都与其他音乐不一样。这些都说明南音的古老性、独特性是毋庸置疑的。”

    田青参加过多次南音大会唱，但让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在民间看到老百姓在唱南音。“有一次到晋江陈埭，我发现那里的回族村民生活富裕，业余时间还在研究南音，说明南音至今还活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

    自2002年起，泉州开始举办南音大会唱，邀请来自东南亚和台湾地区的南音艺人来泉州进行沟通和交流。

    2009年10月1日，泉州南音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泉州南音很早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很多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浓郁的乡情中就流淌着南音的旋律。近年来，随着海外南音社团到大陆交流、寻根，泉州南音界与海内外众多南音社团的往来也愈加密切，泉州南音乐团曾多次应邀前往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国演出。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南音申报“非遗”期间，东南亚各南音社团精诚合作，在海外热烈唱和，为泉州南音步入世界非遗殿堂不遗余力。

    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是东南亚一带著名的南音社团，据社长丁宏海说：“这些年来，湘灵音乐社与泉州的南音乐团联系很多，泉州南音乐团也应邀参加新加坡艺术节，频繁的交流让音乐社的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泉州南音，泉州市政府按照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要求，设立专项保护资金、建立南音传习所等一系列措施，加强泉州南音保护的智力支撑和社会支撑；利用泉州南音国际大会唱、学术研讨会，汇聚高校、人文科学研究机构、民间研究团体，以及海外专家学者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泉州南音研究。同时建立保护机制，逐步保护和改善南音生存环境。

    刻在石头上的“海丝”历史

    “海丝文化”是泉州人解不开的情结。

    早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之前，泉州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构建以“海丝文化”为重点的“泉州文化”。 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认识，泉州人经历了从最初自发到后来自觉地研究、保护和传承的过程。

    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的泉州曾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过广泛而密切的往来，中国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多文化曾在这里交融汇合。至今，泉州仍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00多处，其中世界级4个、国家级31个，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珍稀历史遗存，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上世纪40年代，泉州中学历史老师吴文良发现，在泉州城乡散落着许多不同宗教风格的石刻，他意识到这些将是印证泉州历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说：“在泉州，如今保留下来的宗教石刻大多数都是吴文良捐赠的。”

    据吴文良的儿子吴幼雄讲，他的父亲对宗教石刻的热爱源于一场考古学术报告会。吴文良于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大学期间，他听了考古学家张星烺教授关于泉州考古方面的学术报告后，对考古产生浓厚兴趣。毕业后，吴文良回到泉州当了一名教师，教生物、英语、历史，后来专职教历史。从1928年起，吴文良开始搜集并研究古代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留下的宗教石刻。

    其时散落在民间的宗教石刻，被很多当地人用来围猪圈、盖厕所，吴文良走访了城乡各个角落，潜心搜集深藏于城墙中、地基下、荒郊外的一方方碑刻。如果当年没有吴文良去搜集、收藏，许多石刻到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

    1950年代，吴文良将多年搜集的各类宗教石刻近200方全部捐给国家。1957年，吴文良耗费毕生心血编辑的《泉州宗教石刻》出版。虽然受各种条件所限，书籍里只有石刻的图片和简单的说明，却已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们的关注。1959年，泉州决定创建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从此开启了对海上丝绸之路可移动文物的收藏、保护和研究。

    195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吴幼雄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毕业后一直从事石刻兼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将父亲出版的《泉州宗教石刻》进行了增订。

    吴幼雄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石刻有很大的兴趣。“一些石碑的正面刻的是阿拉伯文，反面却是中文，一些石碑前半部分是阿拉伯文，后半部分却是中文，这些石刻都是宋元时期泉州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友好往来的见证，是泉州多元文化的生动再现。”

    而在泉州市丰州镇九日山，也有一位“海丝”石刻的保护者。在近30年的光阴里，他不停向人们讲述九日山作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

    九日山东西北三座山峰草木葳蕤。这座海拔只有一百多米的小山，因“山中无石不刻字”而与众不同。在西峰的半山腰，有篆、隶、行、楷各种字体、大小各异的石刻。一些石刻内容为宋元时期负责泉州对外贸易的官员带领属僚在九日山下延福寺或昭惠庙祈风活动的文字纪录。

    胡家其曾任当地文物管理所所长，他介绍说：“我们丰州镇九日山现存古代摩崖石刻77方，其中宋代石刻61方。这61方石刻中又有10方直接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记录了公元1174年至1266年期间11次官办祈风仪式。”

    宋元时期，“海丝”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泉州作为当时公认的“东方第一大港”，船舶来往频繁。远洋航行须借助风力，对从泉州港口出航东亚、东南亚的船只而言，每年9月至11月要乘西北风而去，每年4月至6月要随东南风归来。因此，官方会每年两次举行祈风仪式，求海神保佑海船一路顺风。

    “祈风石刻集历史、文物、诗作、书法为一体。”胡家其说：“内容就像当时的新闻报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素全齐。每方石刻都会说话。”

    为了保护这些刻在石壁上的历史，胡家其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每三年清理一次石刻。先用刷子沾水，逐字刷掉字上脏物，再用白萝卜挨个擦蹭，然后清洗晾干，涂上有机硅做保护层，最后用红漆一笔一画重新将石刻描出，以方便游客阅读。“描字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没有书法功底，一般人还做不了。”胡家其语气里透出自豪与骄傲，“一遍一遍地描画这些字，仿佛我也是历史的雕刻者。”

    胡家其与这些石刻结缘也很有戏剧性。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泉州考察“海上丝绸之路”，胡家其“临危受命”，从厦门外贸公司调到九日山的文物管理所。为做好考察准备工作，胡家其一人打理起杂草丛生的九日山，清理石壁上的石刻，同时查阅文献，“恶补”九日山、祈风石刻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我当初选择调动工作只是为了回到丰州老家。”胡老回忆说，“本想在这里只干三五年，谁知道我就爱上了这山这石、一草一木，干脆一待就是后半辈子。”

    提线木偶的古艺新姿

    每年农历三月三妈祖生辰日，泉州天后宫都会有很多的提线木偶戏班表演。当地人说，每一个戏班，都有供奉的神灵。

    泉州天后宫是海内外公认建筑规格最高、规模较大的祭祀妈祖的庙宇，也是海内外众多天后庙宇的建筑范本。妈祖的海神信仰及其建筑文化，数百年来经由泉州远播海上丝绸之路沿线2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拥有数以千计的庙宇和2亿多名信众。

    而泉州的提线木偶剧作为妈祖文化的一部分，也一起远播海外，成为“海丝”各国与中国文化联结的纽带之一。

    2014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王景贤与何鸿燊、席慕蓉、陈可辛等人在澳门被评为“智慧东方中华文化人物”。田青为王景贤写了这样的颁奖词：“当世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看到一个人用手中的30多条丝线出神入化地操控美丽的木偶时，世界都在赞叹这不可思议的中国木偶艺术，而王景贤就是为提线木偶注入勃勃生机的民间艺术家。”但在王景贤自己看来，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整理编写了《泉州提线木偶戏基本线规》一书。“泉州木偶戏身试口传千百年的线规终于有了文字记录，使它的系统化传承成了可能。”

    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源于秦汉。据文献记载，唐末五代已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此后历经宋、元、明、清以至当代，传承不辍。至今保存700余出传统剧目和由300余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傀儡调”。同时形成了一整套精湛规范的操线功夫，以及独具特色的偶头雕刻，偶像造型艺术与制作工艺。

    泉州提线木偶戏传统剧目中保存着大量古代闽南语系地区的民间信仰及婚丧喜庆等习俗内容，和大量“古河洛语”与闽南方言的语法、语汇及古读音，同时还保存着许多宋元南戏剧目、音乐、表演形态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具有多学科研究价值。千百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不但与闽南语系地区民众生、老、病、死等人生礼俗相伴共生，而且从明代开始，即向台湾省和东南亚一带华人华侨聚居地传播。

    田青与提线木偶也有深厚渊源。2003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他就邀请泉州木偶剧团去表演。之后，泉州木偶剧团曾与他一同到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出。而在台湾、香港、澳门的每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都有泉州提线木偶的身影。

    中国各地有许多的木偶戏形式，皮影戏、布袋戏等，但提线木偶在其中并不多见。2006年，泉州提线木偶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与漳州布袋木偶戏共同登上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获得了国际级的保护，同时也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项目上的空白。

    “泉州提线木偶戏包括木偶表演、偶头制作、结构制作和传统音乐‘傀儡调，都是我们所独有的，既是表演艺术，又是造型艺术、音乐艺术、语言艺术，每个部分都需要传承，缺一不可。”泉州木偶剧团副团长夏荣峰说。

    “给无知觉者以知觉，给无生命者以生命，把无情物有情化。”这就是泉州木偶戏的艺术精魂与魅力所在。

    林聪鹏是泉州木偶头雕刻的国家级传承人，从12岁进入泉州木偶剧团学雕刻起，他完成过上千个形态各异的木偶头。“木偶角色的刻画最重要的就是木偶头，观众观察一个人物、了解他的个性，一定不会先看他的躯干、服饰，而是看他的脸。”

    从1980年起，林聪鹏将提线木偶的制作进行了改良。“最大的改变还在于舞台灯光的使用和电视拍摄的需要。过去的木偶戏表演都是露天的，场地很小，木偶人像脸上只要打一层白底就可以，眼睛小一些也没关系。现在使用了多彩的灯光，又使用了摄像机的近距离拍摄，如果不加重面部轮廓和妆容的刻画，看起来、拍起来都会很不好看。”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林聪鹏曾为国家大剧院的一场音乐会制作木偶人物马可·波罗，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用木偶来表现欧洲人的形象。“马克·波罗比较粗犷、坚毅，应该用胡子来增加他的阳刚气，但傀儡戏只有柔软的须发，跟外国人的形象不符。后来我就用胶质材料混合颗粒粘在下巴上，做出一种有胡楂儿的粗糙的感觉。”

    对于70岁的提线木偶传承人王建生来说，泉州城中的大城隍庙是对他最有意义的一处古迹，保留着他重要的家族记忆。上世纪初，东岳庙、关帝庙、元妙观和大城隍庙是泉州城里的“四大庙”，常年香火旺盛，王建生爷爷和他的戏班是驻扎在大城隍庙的专属戏班。每年的元宵节、城隍生日、城隍出巡等日子，王家的戏班都在一系列的祭仪、庆祝表演上打头阵。

    王建生13岁开始学习木偶表演，此时，大城隍庙的家庭戏班已经被政府组建的泉州木偶剧团收入麾下。此后，他随团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海峡两岸，以及世界五大洲的近40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泉州木偶剧团排演的“马可·波罗”、“楼兰姑娘”这样的新题材越来越多，一改过去以神话剧、儿童剧和传统戏为主的表演。2005年，他们改编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2012年，排演了《赵氏孤儿》。“相比于人戏，木偶戏能达成许多夸张和非现实的效果，适合表演这些情绪激烈的戏。”王建生说。

    为了让古老艺术开出新花，王景贤采取“以师带徒”的传统授课方式，以传承剧种内部的伦理道德，来保证传承的可持续性与质量。提线木偶操作复杂，所以干这一行的师傅必须从小就开始练习，而且通常是两个人操纵一个木偶，要配合得好，像一个人一样。除了手法娴熟外，王景贤还要求演员们能说会唱：“我不允许配音，因为这样就失去了现场感。”

    2006年，泉州市政府在福建艺校泉州分校创办“提线木偶表演大专班”。2011年，泉州市木偶剧团又与上海戏剧学院联合招收本科生。

    如今这些学校出身的年轻演员，个个还都是设计师，他们会根据各种剧目的需要，动手制作相应的提线木偶。“只有亲手做出来的木偶，才会真的听你的话。”王景贤说。

    水密隔舱的古船制作工艺

    2001年，泉州在申报“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世界文化遗产时，将全市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修缮和整治。如今，泉州的“海丝史迹”基本分为“港口和航海设施”、“城市建设和外销生产基地”、“多元文化史迹”三大类，包括江口码头、万寿塔、九日山祈风石刻、泉州天后宫、德化窑系屈斗开元寺、伊斯兰教先贤墓、草庵摩尼光佛等十多处。

    这些史迹以真实性、多样性和完整性，见证了泉州海洋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繁荣，也是泉州为人类文明提供的一个不同文化之间和平对话、沟通交流的范例，而文化包容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所在。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亨利博士、尤嘎博士在泉州考察后，对泉州保护“海丝”遗迹的举动给予了很高评价：“把文化遗址的保护放在城市规划中整体考虑，遗址的独特性在城市建设中得到有效的保护。”

    而在很多国内外专家看来，泉州民间流传下来的如水密隔舱古船制作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弥足珍贵。

    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四种船型是福船、沙船、鸟船和广船，其中，以泉州为代表的福船因在福建沿海建造而得名。

    据说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特地来到泉州，主要原因就是看中泉州的造船术，而郑和下西洋所乘的正是福船。

    如今，在泉州的晋江市深沪镇，以陈芳财为代表的几位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还掌握着人类造船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水密隔舱技术。

    简单来说，水密隔舱就是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透水的不同舱区，航行时一个或两个船舱意外受损，海水进不到其他舱中，船依然能保持浮力。这项技术，泉州早在隋唐五代就已发明。

    今年68岁的陈芳财14岁时进入当地的造船厂，给一位80多岁的老师傅当徒弟。1969年的一天，这位老师傅突然把陈芳财叫到家里，反锁房门，端出供品，点上香烛，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本被翻烂了的书，让他细心苦读。

    这本书原来就是明代古船建造“秘籍”，书里记录了上万个构件，称呼与现在完全不同。陈芳财对照着现在的名字记，花了7天时间，硬是把书全用心记了下来。

    陈芳财没料到，直到2007年，烂熟在他心中的古书里的造船方法，终于派上用场。这一年，他受大陆和台湾的几个研究古代帆船的专家教授的委托，建造“太平公主号”。这艘船以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所使用过的木帆船为蓝本，建造有13个水密隔舱。2008年 “太平公主号”成功横渡太平洋，陈芳财与水密隔舱技艺轰动世界。

    2008年，陈芳财所掌握的水密隔舱技艺入列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他本人荣膺泉州惟一的中国古船水密隔舱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009年，《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0年4月，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工作人员也找到陈芳财，希望他帮忙复原“南海一号”沉船。

    “南海一号”是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南宋初期古沉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陈芳财花了一年时间，终于设计出了“南海一号”的复原图样，再次轰动业界。

    这几年，复制郑和宝船成了陈芳财最大的梦想。他说，这个梦想源于2010年，他受邀到马来西亚参加国际首届郑和学术研讨会，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研究古船的学者中，只有陈芳财是以造船师傅的身份参会。会上，郑和第十三代后裔拿出了一份族谱，里面记载着，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曾有一艘46.6丈长折合现在139.8米长的大海船。与会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样的大型木船现在已经没人造得出来，即使造出来也下不了海。只有三位德国学者和陈芳财认为，完全可以实现！

    “其实还有五种明代古船造法，至今都没有人尝试过。”陈芳财说，他曾向晋江市政府打过报告，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复原郑和宝船，“这需要数千工人，耗时3年才能完成”。

    与只传家人的其他民间艺人不同，为了将这项古船制作技艺传承下去，陈芳财很早就开始收徒弟了。如今，泉州市几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术代表性传承人，基本都师出陈芳财。

    近几年，泉州政府专门在晋江职业中专学校（金井职校）设立了泉州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传习所，实现了陈芳财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目前，已有两千人次以上学生听过陈芳财的讲座。学校趁热打铁，组建了非遗兴趣小组。在陈芳财看来，这些小徒弟会将这项古船制造技艺推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