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集聚的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摘 要]利用银行业区位熵、证券业区位熵和保险业区位熵对金融集聚水平进行度量，利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两个指标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同时引入控制变量财政支出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运用山西省2003—2017年的相关数据对山西省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模型中，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集聚水平以及科技发展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银行业影响处于主导地位，财政支出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不显著;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模型中，银行业、证券业集聚水平、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银行业影响处于主导地位，财政支出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保险业集聚水平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集聚;区位熵;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

    [中图分类号]F830.2;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9）04-0042-06

    Abstract： Firstly， the location entropy of banking industry， security industry and insurance industry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two index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fiscal expenditur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are introduced as control variables. The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is made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15，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rationalization model， the agglomeration of banking industry， security industry and insurance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banking industry influence in a dominant position， but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is not significant， then in the upgrading model， the agglomeration of banking industry and security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human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the banking industry influence in a dominant position， but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s significant negative， the impact of insuran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Lastly， some policy suggestion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study.

    Keyword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Location Entropy;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作者簡介]荆瑶（1990-），女，山西运城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关系。

    [基金项目]2017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金融集聚演化与企业行为的空间差异研究”;山西省“1331工程”重点创新团队建设计划;运城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XK-2015011）。

    一、引言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发展规划的主线之一，自始至终贯穿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方针政策之中，也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界以及政府高度关注并力图有所突破的重大课题。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以及山西省“十三五”规划的出台，都对山西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上情况均说明产业结构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一个地区的经济效益以及发展后劲和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其合理化及高度化水平作为衡量标准，以此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否适应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推动产业结构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西省是我国中部经济欠发达的煤炭资源大省。作为全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地，山西省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为其产业结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可否认，依赖资源优势以及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形成的以能源工业为主的重型产业结构，在山西省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有其合理适应性，为山西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均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据相关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7.99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1552.84亿元，经济增长了约18倍。然而，山西省的产业结构状况在很长时间内均凸显出发展极不协调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效益不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此外，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长期以来大规模、超强度的矿产资源开采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等问题，使得山西省“一煤独大”的单一产业结构已经不能很好地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甚至由于过度依赖煤炭资源，山西省很有可能会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

    金融集聚是指空间内各类金融企业、中介以及服务机构较为密集的分布状态。同时，也是金融资源、金融系统及其相关服务机构与特定区域产业结构条件的有机组合过程。金融集聚因其规模经济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主流方式，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力量。本文从金融集聚的新视角出发，考察金融因素在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作用，主要目的在于探索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通过对山西省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探索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一般规律，从金融发展的角度为推进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国外有不少学者针对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借助理论或实证的方法证实了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如Wurgler利用65个国家的制造业产值与总投资的数据证实了金融市场越发达的国家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从而说明了金融集聚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Gehrig认为金融集聚能促进金融产品、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进而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保障[2]。Carlynand Mayer通过研究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机构能够促进新兴技术产业、高风险产业发展，銀行导向型金融机构能够促进传统、低风险产业成长[3]。

    国内学者从全国或区域层面对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如孙晶和李涵硕利用我国2003—2007年省级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金融集聚显著地促进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且显现出逐年上升态势[4]。邓向荣和刘文强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金融集聚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银行体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最大[5]。张晓燕，冉光和和季健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框架，利用我国2000—2013年30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且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6]。刘培森等从空间溢出角度，考察银行信贷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发现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和金融深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7]。习羿晖和陶长琪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金融规模与金融深化两方面，在考虑区域空间自相关的基础上，引入金融集聚变量，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和溢出效益，发现金融集聚并不能直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但是金融集聚可以与金融规模和金融深化相互作用，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并且就现阶段而言，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相较于金融集聚的深化效应起到主导作用[8]。徐炳胜利用协整理论研究得出资本市场发展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子系统的贡献度不同[9]。

    综上，目前学者对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大都是全国或者区域层面的研究，针对特定省市的研究较少。然而，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资源优势、经济发展等因素的限制，不同省市地区的金融集聚水平和产业结构状况都有很大差异，正如孙晶、邓向荣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内部差异较大[4，5]。由此可见，如果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某个特定的省市，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论证，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中西部地区。基于此，本文聚焦我国中部资源大省山西省，利用省内2003—2017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大小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特定区域范围内更为科学、精确的结论，为促进山西省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

    三、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说明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山西省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所有变量中涉及到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山西省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二）平稳性检验

    有时候时间序列数据的高度相关仅仅是因为二者同时随时间有向上或向下变动的趋势，并没有真正的联系。这种情况就称为“伪回归”。当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数据时，常常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的发生。为了避免回归分析的结果无效，需要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是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中比较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本文利用ADF检验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表明，除了证券业区位熵（STO）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平稳性检验外，其他所有的变量都没有通过检验，因此需要对数据做差分处理来消除数据的不平稳性。此处对各变量数据做一阶差分处理，并对差分数据做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5的结果表明，模型Ⅰ和模型Ⅱ的R2值均大于08，F统计量均大于1%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因此两个模型的拟合度都比较好，具有较强的解释性。

    在模型Ⅰ中，除了人力资本水平（LNRL）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影响不显著可能与山西省内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有关，根据统计结果显示，山西省内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仅为9年，基本是初中教育水平，这远远无法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由于泰尔指数越趋近于0代表着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因此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银行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科技发展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山西省目前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山西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主要都是依靠煤炭资源，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极不合理，目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改善。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往往又会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导致社会资本大量涌向第三产业，企图在短期内开拓产业结构新局面，这也可能导致三大产业发展的不均衡。而从回归结果上来看，财政支出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过程中，政府的调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必须通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来抑制资本配置不均衡问题，保证产业结构平稳健康地过渡。

    在模型Ⅱ中，除了保险业集聚水平（LNINS）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保险业集聚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影响不显著可能与山西省保险业起步较晚，发展规模有限，发展滞后有关。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业、证券业集聚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银行业集聚水平的作用也居于主导地位。科技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却是负向的，这表明政府对于市场可能存在过度干预的问题，抑制了资本资源的有效配置。

    五、政策建議

    （一）着力打造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集聚水平对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也说明目前山西省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业为主，银行业在机构数量和存贷款规模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相对而言，山西省的证券业和保险业起步都比较晚，发展规模有限，因此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贡献率有限。而产业结构的长期健康发展仅仅依靠银行业的带动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涉农企业来说，目前在银行贷款还有一定难度，阻碍了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必须推动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改革，在保证银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为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融资保障。

    （二）合理发挥财政支出的宏观调控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山西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可见，政府的财政支出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市场在资本配置过程中过分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过分干预市场，降低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导致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受到限制。因此，政府在利用财政支出进行宏观调控时，要注重适度原则，在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在资本配置过程中的优化作用的前提下，对资本流动方向进行合理引导，保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协调发展。

    （三）尽快出台强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山西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并不显著，科技发展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甚至是负向的，这与山西省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人才资源有限、科技发展水平不高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关键在人才。目前，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深切意识到人才对于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全国范围内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大中小城市都出台了极具诱惑力的人才引进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吸纳高素质人才促进地方发展。然而，面对如此激烈的抢人浪潮，山西省的人才引进政策显得有些乏力。当务之急，应尽快出台强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外来人才进驻山西，同时减少人才外流。而山西省要从内部彻底扭转人员素质不高、人才短缺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居民受教育程度，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Wurgler J.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5）：187-214.

    [2]Gehrig T. Cities and the Geography of Financial Centers[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3]Carlin. Investment and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Economic Review，2003（69）：191-226.

    [4]孙晶，李涵硕.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2003—2007年省际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2（3）：80-85.

    [5]邓向荣，刘文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实证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3（10）：5-11.

    [6]张晓燕，冉光和，季健.金融集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5（9）：123-130.

    [7]刘培森，尹希果.银行业结构、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J].金融评论，2015（1）：51-63.

    [8]习羿晖，陶长琪.金融集聚视角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0（3）：245-249.

    [9]徐炳胜.资本市场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分析[J].上海金融，2006（2）：50-52.

    [10]傅建源，刘洪铎.金融集聚、产业结构演进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J].金融与经济，2017（3）：28-31.

    [11]何剑，肖凯文.金融集聚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7（1）：18-24.

    [12]朱承亮，师萍，岳宏志等.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J].中国软科学，2011（2）：112-113.

    （责任编辑：郭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