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和接受研究
【摘 要】 《简·爱》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不同时期的国内译者对《简·爱》进行了译介，译本众多，各具特色，但都体现了译者所处年代的时代特征。文章以接受美学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介绍了《简·爱》在中国的译介概貌，并结合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语境，分析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和《简·爱》译介的关系。
【关 键 词】《简·爱》；社会语境；多元系统；期待视野；译介
【作者单位】张文杰，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基金項目】2015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5YJA752017）“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在中国的接受史（1949-2014）”阶段成果。
《简·爱》这部创作于19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能够跨越时代、地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来到中国这个异域语境中，并在中国这个东方语境中被人接受且产生持续的影响，翻译和出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国内陆续出版了《简·爱》的多种译本，包括全译本、节译本、缩译本、编译本等145种。《简·爱》的不同中译本各具特色，是经典文本和不同时代语境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简·爱》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的时代特点、语境特征以及读者的不同期待视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理解《简·爱》的不同译本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变迁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民国时期《简·爱》的译介状况
1.《简·爱》中译本的问世
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战争年代，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白话文并未发展成熟，中国现代文学仍处在稚嫩阶段，文学领域急需新的血液，翻译文学一度占据当时国内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一大批爱国文人以文学为手段，投入到救国救民的运动当中，其中就包括对西方优秀文学的译介。《简·爱》中译本就是在这种语境下问世的。
1927年，伍光建节译了《简·爱》的主要内容，并将之取名为《孤女飘零记》，这是《简·爱》在中国最早的中文译介，该书在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简·爱》在中国最早的全译本是1935年出版的李霁野翻译的《简·爱自传》。《孤女飘零记》和《简·爱自传》开启了《简·爱》在中国的译介之路，《简·爱》正式进入国内大众读者的阅读视野。
2.妇女解放语境下的译介与接受
伍光健和李霁野所处的年代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年代，当时国内的时代语境是反对封建桎梏、追求个性解放和学习西方民主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触及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压迫下的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这一话题，这与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因此，当简·爱这一追求平等、自由、独立与自尊的爱情和生活的崭新人物形象在国人面前出现时，就如同黑暗中的灵光一现，瞬间吸引了中国读者，特别是救国文人和女性读者，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话语上升到统治地位，《简·爱》的译介活动仍旧存在，如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妇女》杂志上曾登载了一篇《<简·爱自传>读后感》，该文章指出，主人公简·爱的优秀品质是“在忍受和屈辱下不肯退缩，在专横和暴力下没有忘了反抗”以及“物质生活的缺乏不能影响精神的愉快，无论怎样穷困艰苦，也绝不减少求知的欲望” [1]。
总之，民国时期国内对《简·爱》的译介及相关作品的出版都是基于当时中国妇女解放的社会语境，因而《简·爱》极大地满足了当时国内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
二、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简·爱》的译介出版状况
1.阶级斗争语境下的《简·爱》译本接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是分不开的，只有推翻了阶级社会，才能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 [2]。1954年，男女平等被写进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制度上确保了女性和男性一样得到彻底的解放。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简·爱》特别切合新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受到新中国的青年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欢迎，主人公简·爱那种追求人格独立、平等和尊严的爱情观和人生观为新中国青年所效仿。《简·爱》在广大青年读者当中拥有很大的读者群体，解放前的李霁野版的《简·爱》中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不断得到重印。据不完全统计，“新的纸型重印的《简·爱》（李霁野版）截至1954年4月，共印五次，累计印数达八千册，后来，还被公私合营兼并后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及更名后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加印，前者于1956年4月至1958年1月印三次共一万六千册，后者于1962年8月印一次三千册” [3]。
2.一个没有新译本的特殊年代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初期这17年的特殊历史时期里没有任何新版的《简·爱》中译本出现，国内一直沿用民国期间的两个《简·爱》译本。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种现象可以从西方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的理论中找到答案：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视为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都是一个更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互相联系” [4]。基于多元系统理论，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操控理论认为，“任何文学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对它的解读和接受，始终会受到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因素的影响制约”[5]。这些因素来源于文学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如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及主流诗学和系统外的赞助人及意识形态等，“尤以意识形态的考虑为最，这主要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赞助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 [6]。
一方面，由于长年战乱，新中国百废待兴，翻译事业暂时让步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简·爱》长期没有新的中译本出现，这种特殊状况是由于《简·爱》文本的特殊性和当时国内特殊的政治语境造成的。虽然简·爱追求女性尊严和独立的人物形象打动了新中国的许多青年读者，但是，真正使得《简·爱》在新中国得以传播的是《简·爱》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部分情节描写。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处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当中，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我国采取了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一边倒”的政策，在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上，提倡接受和翻译来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则采取排斥的态度[7]。《简·爱》故事的前半部分关于在舅妈家和在寄宿学校的悲惨生活情节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情的冷漠及虚伪，这部分内容甚至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向世界揭露了比所有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露的总和还要多的社会真理。” [8]然而，新中国的青年读者们对《简·爱》的痴迷却引来了国内文艺部门的警惕，毕竟这是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并且简·爱在故事的后半部分有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嫌疑。国内文艺部门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会腐蚀新中国青年的思想，“小说的阶级局限性会在青年读者中造成不良影响”[9]。所以，国内的文艺部门的态度使得《简·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像苏联的革命书籍那样拥有新的中译本。
三、改革开放初期《简·爱》的译介出版状况
1.人性回归、拨乱反正语境下的《简·爱》译本接受
在“文革”结束后的整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处于一个真空期。由于“文革”期间人们的思想被长期禁锢，人性也被极大的扭曲，因此，解放思想、恢复人性成了80年代的时代语境。人们急需通过阅读大批各种各样的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来慢慢从被扭曲的人性和被摧残的尊严中恢复过来，继而回归到正常的精神生活当中。曾经非常流行的革命书籍受到冷落，翻译文学正好填补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真空。这再一次证明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里面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情形之一是该国文学正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出现危机或文学真空”[10]。
《简·爱》的经典主题是追求精神自由、人格尊严和独立平等，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的时代话语是人性和尊严的恢复。因此，《简·爱》恰恰符合了这个时代的语境，也满足了人们对生活和对阅读的期待视野。但是，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全国高考刚刚恢复不久，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是很高，因而，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还只是局限于少部分“文革”前就已经是专家学者的学院精英人群当中。因此，整个80年代国内主流的《简·爱》中译本只有两个：一个是1980年版的祝庆英的《简·爱》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个是1982年版的李霁野的《简·爱》修订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两个译本的对比
从印数和销量上看，20世纪80年代最流行的《简·爱》译本要属祝庆英的译本，原因很简单：李霁野的《简·爱》译本虽然在1982年修订了一次，但其初始译本是在1935年，其语言风格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故慢慢遭到淘汰。祝庆英译本比李霁野译本修订本更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两个译者跨文化重构的不同，使得两个译本构建的人物形象不同，因此，两个译本对80年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的满足程度也不同。翻译文学作品其实是“一种跨文化重构”[2]，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译者教育环境、年龄、性别、文学修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品翻译风格呈现明显的译者特点……”[11]李霁野和祝庆英生活的年代不同，所处的时代语境不同。李霁野（1904-1997）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中国老一代译者，是一位左翼革命青年，他是鲁迅的学生和战友，其思想受鲁迅影响很大。李霁野激进的革命思想自然也会体现在他对《简·爱》的翻译中。
例如，在简·爱离开罗切斯特后到乡村小学教书的片段，简·爱描绘眼前的一群孩子的话语被李霁野翻译成了“她们……天灵十分麻木不仁……笨得没有希望了……我发现……有几个倒觉悟过来了……”[12]简·爱俨然就是个拯救农村愚昧民众的革命者了。其实，简·爱出走后为了独立谋生而教书，不想依赖别人，她怎么会萌生拯救别人的想法呢？李霁野译本对简·爱形象的重构证明了政治语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他的译本显然不符合80年代的时代语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
相比之下，80年代祝庆英的《简·爱》译本则尽可能保留了原文的句型，尽量做到了忠实于原文，译本中所展示的人物形象和价值观也与中国当时追求人性解放的时代思潮保持一致。这种异化翻译策略的采用，也符合了当时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
四、90年代至今《简·爱》的译介出版状况
1.市场经济语境下的《简·爱》译本接受
“大众阅读的心理变化与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13]。因此，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互联网和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读者对《简·爱》的接受程度比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爱》在国内的读者群体中出现了大众化和多元化倾向，《简·爱》在中国的传播形式也出现了纸质化和网络化并存的现象。
在80年代人性回归的語境下，祝庆英的《简·爱》中译本主要是在学生群体和学者群体等知识精英群体内部流行。进入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阅读的追求产生变化，由经典阅读逐渐转为消费阅读”。 因此，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渐退去，文学也失去了往昔崇高的地位，慢慢变成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对象。基于这样的社会语境，《简·爱》的中译本也开始出现多元化倾向。
2.新时期《简·爱》的译介特征
90年代至今，《简·爱》的译本众多，最为知名的当属吴钧燮译本、黄源深译本和宋兆霖译本。同时，为了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各种编译本、改译本和缩译本不断出现，仅2008年就有15个新译本面世。各个出版社在推出不同版本的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系列时，往往都会把《简·爱》考虑在内，足见《简·爱》的经典地位和巨大的读者市场。同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也不断增强，80年代的崇洋媚外思潮逐渐退去。这种民族自信体现在翻译层面上就是《简·爱》译本中归化翻译策略的广泛应用。译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会更多地考虑国内读者的阅读口味，对原文的语言文化进行弱化，尽量用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词汇表达出来，以适应中国读者的审美要求。
五、结语
《简·爱》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以它平等、尊严、独立的主题触动着国人的内心。国内不同时期的译者敏锐地把握了当时的社会语境，对《简·爱》进行符合时代脉搏的翻译，使得这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不同时期的国内读者对生活和对阅读的期待视野。
|参考文献|
[1]张憬.《简·爱自传》读后感[J]. 中国妇女，1940，2（3）.
[2]徐菊. 经典的嬗变——《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180，255.
[3]龚明德. 《简·爱》的民国版[J]. 李霁野，译.四川文学，1998（1）：71.
[4]胡作友，喻凤. 从边缘到中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9（5）：107.
[5]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2.
[6]陈海兵. 安德烈·勒菲弗尔译学思想初探[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4.
[7] 董振瑞. 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研究述评[J]. 党的文献，2015（6）：98.
[8]杨静远. 勃朗特姐妹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76.
[9]徐菊. 《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和嬗变[J]. 名作欣赏，2009（2）：141.
[10]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1.
[11]李伟， 张梦军. 英美文学作品国内翻译出版的问题与对策[J].出版广角，2016（10）： 38.
[12][英]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M]. 李霁野，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451.
[13]许海燕. 大众阅读的心理变化解读[J]. 出版广角，2015（8）：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