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敦煌籍帐文书中的漆器和小木器皿
杨 森 张 宏
内容摘要：通过对敦煌寺院籍帐等文书中漆器和小木器皿的分析，可知敦煌地区所见漆器等多数来自外地，但从文书中记录有“画漆器先生”，知敦煌本地也生产少量的漆器。当地的普通百姓也多能使用漆器和木器皿，因为敦煌寺院文书中所见漆器，大量来源于信徒的布施供养。
关键词：敦煌、籍帐文书、漆器、木器皿
中图分类号：K8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31-06
一
敦煌寺院籍帐等文献中，木质日常生活用品器皿种类很丰富，有盆、盘、碗、棵、晟、碟等，数量颇多。敦煌寺院籍帐等文书中所出现的，也仅是唐、宋时期一些漆器的名称而已，壁画中有少量可以认定为漆器器具(如莫高窟盛唐第33窟盎顶形盒子、盛唐第217窟的方形药箱、第205窟西壁中唐盎顶饰花纹的奁盒、榆林窟中唐第25窟一女子双手所捧盂顶形饰花纹的类似螺钿形的奁盒、晚唐第107窟供养人捧的首饰盒等极似螺钿形装饰)，尚无法与壁画图像相对应，况且壁画中的器皿、器具图像不论数量还是种类远远少于籍账的记载。
据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人破历算会牒》第269、270行：“粟壹／硕，先善惠手上与画柒(漆)器先生用”。唐耕耦先生将“柒”旁加(漆)字。漆作“柒”，古代“柒”通“漆“字。敦煌五代时籍帐说明，敦煌本地也有画漆器的专门工匠，生产漆器。“画柒(漆)器先生”，应属于漆匠一类。据P.3972《辰年四月十一日情(请)漆器具名》所载“盘子”、“垒子”、“梳(碗)”“晟子”、“圆盘”等可知，寺院乃至民间用的小器皿漆器种类很多。
二
敦煌寺院籍帐文书中的漆器、木器种类：
1盆
敦煌地区木质家用器具盆的种类繁多，敦煌文献中有记载的名目如下：大木盆、小木盆、小破盆、破盆、佛盆等，髹漆的器皿多是木胎制品。
敦煌唐代写本P.2626《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第102行有“木盆壹”。敦煌吐蕃占领时期写本S.5878《子年领得常住什物历》第3行：“大木盆三”、“小木盆子”；S.3074v《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白面破历》第12行：“七月十三日，出白面三硕，付金萦，充煮七[月]十五日供养佛盆”。14行“充供养僧盆√破(破盆)日”。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P.3972《辰年四月十一日情(请)漆器具名》前三行：“辰年四月十一日情(请)漆器具名如后：／盘子七十枚，垒子七十枚，垒子八十枚，梳(碗)伍十枚，晟子五枚／，圆盘二枚。”这里明确写明所罗列的“盘子”、“垒子”、“梳”、“晟子”、“圆盘”等全是漆器制品。P.2680《丙申(8167或8767)年汜恒安等纳绫绢等历》第4行：“漆梳(碗)一枚”，第6行“漆梳(碗)一枚／”。P.2032 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第408、409行：“七月十五日造佛盆用”、“七月十七日造破盆”。敦煌金山国时代写本文书P.3638《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弥善胜从师慈恩领得历》第24行还记录有“两硕赤盆壹”。
敦煌籍帐反映敦煌寺院中僧人们使用的“盆”，多为木制，有大有小。从敦煌壁画中诸如唐宋时代的《弥勒经变》(盛唐第445窟北壁剃度图；五代61窟南壁)、《劳度叉斗圣变》(五代146窟)中洗头、洗脸的大小盆可为之做一形象的说明，其大致形状应当没有大的出入。
2盘
敦煌寺院籍帐中的盘类器具有盘、牙盘、无肉唇牙盘、高脚佛盘、祭拜盘、祭盘等。敦煌莫高窟北区第228窟也曾出土隋末唐初李轨“安乐三年”(公元619年)的髹漆木盘一件。敦煌从唐代开始到宋、西夏壁画中，供养人手中常见有装饰华丽的盘类用具，除过木制的，还应有其他质料的盘，可与同期敦煌籍帐文书相互印证。P.2626《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第101行载有“盘壹面”。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写本P.2567《癸酉年(793年)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第33行：“团盘”。S．5878~子年领得常住什物历》第3行：“牙盘”。敦煌张氏归义军时期写本P.2613《唐咸同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第14行：“帐写牙盘子壹，长贰尺”。S.6010《归义军时期衙前第六队转帖》第4行“牙盘一面”，这是某官府军人社邑(?)组织下帖让军将随身必带的物品，若不带物品来报到就要科罚。牙盘或许就是这些士兵出外饮食所用之物，可能是一种很小而精致的盘子。金山国时期写本P.3638《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弥善胜从师慈恩领得历》第21、22、23、24行：“捌尺牙盘壹。陆尺牙盘壹。朱神德新牙盘子壹。又／故牙盘壹。无肉辰(唇)牙盘壹。小放牙盘壹具。高脚佛盘壹。／八角圣僧盘壹。新竞(擎)盘壹在李上座。故竞(擎)盘壹。团盘壹。／石炎欠律钵竞(擎)盘壹。李君君竞(擎)盘壹。”文中的“竞(擎)盘”可与敦煌壁画比对，那种盘下带很高的把手，把手下部是圆形底座式圈足的供奉器皿应是此器皿。P.3161《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第23、24行：“花牙盘贰无连提(蹄)，又牙盘壹，一又三尺花牙盘／壹，高脚口盘壹”；第25行：“肆尺牙盘壹，又花牙盘壹”；第29、30行：“大花合盘壹副，小花合盘壹副，／口大花团盘壹”。花牙盘是否就是盘沿为花瓣形的精致小盘或者装饰花纹的牙盘?大小花合盘则不好确认其形状。前引P.3638第22行“高脚佛盘”和该文中的“高脚口盘”，顾名思义底足或底座很高，也可能类似于擎盘，壁画中不乏其踪影。譬如中唐第236窟东壁门上的斋僧画面上有侍者端一高脚大盘，盛满饼或馒头等，这种似可称“高脚某盘”。而P.3161中的“花牙盘贰无连提”，可能指大型的盘子，两边带提手或提环，或是无圈足的盘，这类盘壁画中不见。敦煌五代时期还有寒食节期间造祭拜盘的风俗，如P.3234《壬寅年、癸卯年(942、943年)寺院帐目》载“油叁升叁合，寒食造祭拜盘及第二日看众僧及沙弥用”、“面玖斗伍升，造寒食祭拜盘及第二日看众僧及沙弥用”。这些“祭拜盘”是否为木制的不好断定。盛唐第148窟西壁《涅槃经变》持幢前行人的前边有数人端供物，其中有端大盘的；中唐第159窟西龛内西壁《弥勒经变》中一大案上就摆放一件盛食物的大盘；中唐第474窟西龛北壁《弥勒经变》也有这样的大盘，盘口和底几乎是平的；瓜州榆林窟中唐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中的一张围帷幕的案子上就放有一个九边形的盘子。还有晚唐第156窟北壁《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中，骑马的夫人身后有一女婢双手抱一面大小可遮盖胸部的花圆盘与上面的《领得历》、《点检历》中记录的“捌尺牙盘”、“八角圣僧盘”、“高脚佛盘”、“花牙盘”、“大花合盘”、“大花团盘”似乎是可以相互印证的。P.2032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
入破历算会稿》(三)第224行：“油一合，粟五升，料治牙盘，木匠兼及女人食用。”第246行：“面壹斗、粗面一斗、粟二斗，宋博士子疗治牙盘看侍及手功用”。文中的“料治”和“疗治”可理解为修理有损伤的木盘。本地也有自己造的木盘，不仅有长方形的，还有圆形等其他形状的。敦煌文献中明确记载“圆盘”，P.3972《辰年四月十一日情(请)漆器具名》第3行：“圆盘二枚”。而团盘应是稍大的圆形盘子，譬如前引P.2567《癸酉年(793年)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第33行“团盘”。S.5878((子年领得常住什物历》第3行：“牙盘一”。这里的牙盘可能属于小型的盘子。S.1776《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某寺法律尼戒性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有“小黑牙盘壹，无连蹄”。据此知牙盘的色彩还是较多的，而且有些牙盘还带有“蹄”，可能是较高的圈足。
敦煌张氏归义军时写本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第14行：“帐写牙盘子壹，长贰尺”；第27行“深漆盘子贰拾壹”。这里的盘子是漆器盘子无疑。第66、67行：“故破牙盘壹，无脚。捌尺大牙／盘壹，无脚。”此处的牙盘实际形状，可能是无圈足的平底大盘，但是否为多角小形的还是有象牙装饰的高级器皿不清楚。籍帐文书中的盘的数量词仅见“枚”和“面”两个。敦煌壁画中，盘子的图像不少，可做参考，壁画上画的盘子无法识别它是何种材料的。敦煌地区使用的盘子种类应当不少，漆盘和木制的应有一定数量。P.2032v《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载：“宋博士疗治牙盘看待及手工用”、“小黑牙盘壹，无连蹄”、“五尺花牙盘壹面，五连蹄”、“叁尺花牙盘壹”。可知牙盘较为高级，居然还有修理牙盘的专门工匠，因为制作精美高档，破损就有必要修补，丢弃可惜。籍帐文书中的盘花色也不少，还有髹黑漆和绘花纹的牙盘等。
3叠(楪、牒、碟)
叠字，古代通常写做“璺”，《宋元以来俗字谱》“叠”字作“叠”。敦煌吐蕃占领时期的文书P．2567《癸酉年(793年)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第33行：“花叠子一，铜叠子一”。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写本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第37行：“深漆叠子壹”。P.3579(11)《年代不明将去西州物色目》第3和5行拿到西州去的物品中有“漆楪(碟)／子两个”，“漆楪(碟)／子一个”。P.3745《三月廿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面柴食饭等数》第32行“叠子九”，第33行小字书“叠子、量子九枚”。叠子量子并列书写，应是两种器皿，叠、量显然是有区别的。在敦煌文书中，“叠”字其量词为“枚”字。文献中的“叠”和“楪”字的写法可能有一个演变过程，或者是因为制作材料不同而书写的字也不同。吐蕃时代或许写作“叠(碟)”字，归义军时代及其以后多写作“襟(碟)”，碟子形状明显小于盘子且浅于盘子。上引P.3579(11)《年代不明将去西州物色目》第5行“漆楪子壹个”，还有P.2769《某寺上座为设日临近转帖》第3、4行“兼樽木盛／揲子”，“棵”均是木字旁。碟子在唐代有木制品、漆制品和金属制品等多种。
4碗
碗，敦煌文书中常写作“梳”。P.2626《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载“梳(碗)拾枚”。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文书P.3972《辰年四月十一日请漆器具名》第2、3行“梳(碗)伍十枚”，P.2567《癸酉年(793年)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第33行“花梳(碗)五”。S.3074 V《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白麦面破历》第20行：“(八月)十六日，出白麦面两硕，付金萦，充桓梳(碗)博士食。”中唐时碗字均写作“梳”，晚唐、五代、宋依然如故。P.3579(11)《年代不明将去西州物色目》第2行有“漆梳(碗)一个”，本地之物输入西州。P.3745((三月廿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面柴食饭等数》第30行小字有“漆梳(碗)二”、“梳子九”，P.2680《丙申(8167或8767)年汜恒安等纳绫绢等历》第4行“漆梳(碗)一枚”，第6行“漆梳(碗)一枚”。后者为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帐目，所列的漆碗，多数当自外地输入，因为西北地区的敦煌不产漆，是从南方输入河西的，且此时敦煌尚无漆匠。曹氏归义军时期写本S.5039《年代不明(10世纪)诸色斛斗破用历》第25行：“又粟叁豆斗缅盌工上用”。敦煌的确还有专门从事制碗的工匠。似乎不是瓷的而多半为木制品，或许还髹漆。但就“桓”和“缅”字，可能别写作“析”、“柮”字，《说文解字·木部》载：“桓”字“行马也，从木，互声。”“析”字“破木也，一日折也，从木从斤。”又“拙”字“断也，从木，出声。”析和拙与制造木碗的工序才相吻合。敦煌中唐、五代、宋时期的壁画中有很多供养人等手中拿长柄香炉、盘、碗等用具的。如：西魏第285窟西壁正龛南侧诸天中有一力士左手托敞口碗，内中有莲花等；初唐第401窟北壁东侧供养菩萨右手托一手掌大小的碗，碗沿还有装饰物；盛唐第328窟西壁龛顶说法图正前面一供养菩萨右手托一手掌大小的圆形小碗；中唐第474窟西龛北壁《弥勒经变》也有似钵的碗；晚唐第9窟西壁《弥勒经变》有患者喝汤药的场面，有二人手端两种药碗(钵、碗)，该窟东壁女供养人手拿倒椎形圈足盖碗，看来中国人用盖碗历史悠久；晚唐第14窟南壁《弥勒经变》中一屋中端坐的巫师，右手端圈足水碗，此碗与现代的敞口碗相同；五代第61窟南壁《弥勒经变》有送医药端碗(似钵)的。莫高窟北区第168窟还出土元代的实物木碗。藏经洞出土的文献资料中的碗等器皿和壁画可相互印证。
5壘(孽)子和棵子
与“壘”相近的字“壘”是罐形器，敦煌文献中以“枚”作量词的黑木和生漆等数种壘子不应是礼器，而是很薄很轻的普通器皿。瓜州榆林窟中唐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婚宴场景中有一件在食案边放的敞口细脖、口边放有细勺柄，圆鼓腹下有三四个兽足的盛酒的罐器与壘近似，而晷是无足的，这样的器皿敦煌壁画中不多见。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文书P.3972《辰年四月十一日请漆器具名》载“壘子八十枚”；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第51行“破碎漆量子贰拾壹”，第94行“深(生)漆壘子壹拾壹”；P.3587《某寺交割常住器物点检历》“黑木壘子贰拾壹，朱履壘子壹拾伍枚，内欠肆个，在汜寺主”。此处有研究者将“履”字释为“(漆)”字，不知根据若何，笔者认为应是底下加红色圈足的壘子。以上数件文书中的壘子，都是薄而轻的髹漆器皿，而且大多数是木质的。P.3246《归义军时期砚课抄录等》载“壘子卅九”、“壘子册”；P.3745《三月廿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面柴食饭等数》第30行小字书“壘子一”，第33行小字书“梳
子六枚，叠子、壘子九枚，盛子二。”叠子垦子并列书写，应是两种器皿。
另外，还有一种盛具叫棵子。《汉武帝内传》载西王母的天厨有“芬芳填摞”，指盛食物的扁盒。《世说新语·雅量六》载王夷甫言语惹怒族人，遭族人“举棵掷其面”。可见棵子并不是很重、很大、很厚的器皿。又，《世说新语·任诞二十三》记载益州五百人的食器“是二百五十沓乌樏”，这可能是黑色木制很薄的可摞多层的器皿。《玉篇》释棵说是“扁榼谓之棵”。古代所谓棵，实际乃酒器或贮液体的器皿而已，敦煌籍帐中的檫也应是此类器皿。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与滕达道书》中记录的“朱红累(棵)子两桌，二十四隔者，极为左右费。”宋代“累”和“檫”当是相通的。棵子在敦煌文献中也分黑木和生漆等几种，也多与饮食餐具碗碟等混放一处。敦煌周边少数民族也有此类器具。有些研究者认为它与量子是“一个东西”，是“敦煌人对酒杯的称谓”，笔者则认为它应是盛酒的器皿，不一定就独指酒杯。至于说棵与扁平酒杯叵罗是敦煌的叫法，叵罗急读就作“罗”，“棵”“罗”音近，不过这还有待于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证明。金山国时期文献P.3638《辛未年(911年)正月六日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有“花樏子拾枚”，“黑樏子壹拾捌个”，“赤裹樏子柒个”；S.1774《天福七年(942年)某寺法律智定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有“小樏子叁枚”，“黑木棵子拾枚”；P.1642《后晋天福七年(942年)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在“家具”条下记录有“小檫子叁枚”，“黑木樏子拾枚”，“蛮棵子壹”。五代时期敦煌还出现南方少数民族输入的棵子器皿。
关于壘子和棵子：
一、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写法，其名称的时间段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壘子，多出现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和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多为髹漆制品；檫子则多出现在金山国和曹氏归义军时代。
二、读音相似。
三、同为一种盛酒器皿。
四、它们均不带盖子。
五、樏子还有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品种。
六、量词相同，均为“枚”字。
6漆盏
敦煌寺院籍帐文书P.3579(11)《年代不明将去西州物色目》第4行记录拿到西州去的物品中有“漆盏子壹个”。敦煌晚唐张氏、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文书中尚未见到有喝饮料用“漆杯”的记载。莫高窟北周第428窟东壁南侧《独角仙人本生》中有一人左手持商周时酒器觚，似可作壁画中的杯子看待。唐宋时代的敦煌人少用或不用漆杯，当有更实用的饮器(壘、棵)大量存在而代替之。
7食合(盒)
盛唐时代敦煌郡病坊有食盒的记录，如P.2626《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第102行有“食合(盒)拾具”，以后各种籍帐中罕见此盛器。晚唐、五代时期在河西活动的回鹘(甘州、沙州)，敦煌回鹘文书表明，他们的语言中似乎早有来自汉语的名物词“漆盒”(或曰“漆盆”。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编号Or.8212—179，哈密顿编号24：一位自称“老汉”的刺史向叶勒·阿勒迷失达干人的书信中，请叶勒把四升颜料和一只漆盒交给在沙州的基文道人，其“漆盒”拉丁文转写作“tsir ayaq”，据读音看，显然与汉语发音很近，似为模仿汉语发音而创造的单词。当然，回鹘人使用该类词语并非此文书出现时，其时间应更早。
8食柜、药柜
盛唐时代敦煌郡病坊有食柜和药柜的记录，如P.2626《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第98、99行载“食柜壹，／药柜壹”。食柜在张氏和曹氏归义军时代的籍帐文书中常见，药柜也和同一文书中记载的食合(盒)一样，属于罕见的木制小家具，壁画中也鲜见它们的图像。壁画中有药箱的影子，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南壁《法华经变》“得医图”中，就有一侍女手捧壘顶形有装饰的小药箱尾随郎中之后。
9漆筒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写本s.1776《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某寺法律尼戒性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第7行“漆筹秿(筒)壹”，这是寺院中装物用的一种盛具。
10奁盒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写本S.1776《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某寺法律尼戒性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第9行“破漆香奁壹”，这是妇女私房用品。莫高窟盛唐第33窟南壁《弥勒经变》“嫁娶图”中，侍女手捧录顶形盒子；中唐第205窟西壁《弥勒经变》，有供养的盈顶饰花纹的奁盒；晚唐第9窟东壁女供养人中，有侍女双手捧带花纹的盒；晚唐第107窟东壁下层，一女供养人双手捧有饰物的似乎是螺钿的四方小盒子，可能也是奁盒一类的盛具。
11盛(晟)子
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64TAMl5：18《唐杂物牲畜帐》第2行“固皂盛伯师壹。捌I虱盛破[／。”[8]文中的“固皂盛”、“捌皂盛”应当是指一种盛器，与敦煌文书中的盛子应为同一种器皿。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文书P.3972《辰年四月十一日请漆器具名》第2行：“晟子五枚”，此晟子与上引文书中之盛子，应是一种髹漆器皿，因为“晟”和“盛”古代相通。P.3745《三月廿八日荣小食纳付油面柴食饭等数》第33行小字书“盛子二”。盛，《礼记·丧大记》载“食粥于盛，不盥。”汉代郑玄注说：“盛，谓今时杯杆也。”而“杯杆”，则是盛液体、汤、浆的器皿，其形状在敦煌壁画《弥勒经变》的宴饮场面是有表现的，如榆林窟中唐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二新人向坐首席的穿红袍服的长者匍匐磕头，长者手上端的高足敞口器皿，还有侍者端的敞口矮足的器皿，似乎就是这类器物。
12螺钿漆器和金花小漆禄子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峰，漆器手工艺的髹饰品种此时已基本齐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文书P.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第57行“仫(佛)头观(冠)铜渡镀，金七(漆)宝钿并绢带壹”，可见敦煌寺院有“金漆宝钿”即螺钿之类的器物。敦煌晚唐籍帐文书P.2613《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第52、53行：“金花小漆禄／子壹合”。“禄子”就是“盈子”，敦煌寺院中的“金花小漆禄子”，当为小型的盒子或小箱子，多是放香或贵重物品的。莫高窟盛唐第33窟南壁《弥勒经变》“嫁娶图”中有侍女手捧盈顶形盒子，似是此种盏子。阿斯塔那唐墓第206墓曾出土实物“螺钿木盒”，盒上面的装饰物不少。莫高窟北区第59窟还出土元代的螺钿漆器残片。
敦煌唐宋时期漆器木质用品，实际使用的远远不只这些，还应当更多，只是限于寺院籍帐文书遗留下的有限记录，我们看到的名称也就是以上若干种而已。
三
从上述寺院籍帐文书看，敦煌地区的小器皿多见于寺院僧人所使用，多数豪华奢侈品应是布施供养而来的。敦煌当地民间家庭中使用以上所见大多数小器皿应当是普遍现象，因为寺院和民间作坊有大量制造中、小型木器制品的，也有简单的小漆器制品。当然，高档的诸如螺钿等漆器制品限于材料和工艺水平，敦煌本地不可能造出来的，无疑是从中原经丝绸之路输入的。敦煌各种匠人制作的器具，为当时敦煌本地民众生活用品的消费需求提供了便利。即使由寺院作坊制作的小器具，也并不完全是为了寺院僧人专门使用，寺院僧人的数量毕竟有限，它还可以卖给俗人使用。根据诸多资料和研究证明，敦煌唐宋时期的寺院僧人借贷和买卖物品是属于正常的经济活动。寺院和民间器具名称在籍帐文书中频繁地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敦煌寺院经济和丝绸之路商品贸易发展的一般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