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党的执政成效：探索、挑战与对策
纪中强
[摘 要]党的执政成效是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对提高执政成效进行了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当前，提高党的执政成效依然面临着能力不足、执政转型以及外部环境复杂等诸多挑战。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提高执政成效、实现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
[关键词]执政成效；探索；挑战；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10-0031-05
执政成效是指执政党通过合理地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执政资源所取得的执政成果和效率，究其实质就是执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是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最终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执政成效正是衡量一个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高低的标尺，是政党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基础，也是体现一个政党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的关键所在。
一、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为己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坚持策略的灵活性，经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执政地位，开始了新的征程。
1.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高党执政成效的艰辛探索。1949年初春，毛泽东把即将开始的执政称为“进京赶考”，誓言要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说：“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1]毛泽东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出要注意抓好经济建设，管理好城市，务必保持艰苦奋斗，务必谦虚谨慎，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执政的，蒋介石说他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了毛泽东，建设经验匮乏、人才短缺等诸多困难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极其复杂的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党领导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对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了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彻底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赌博吸毒、卖淫嫖娼等污泥浊水，树立起新的社会风尚等等。到1952年底，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党取得执政地位后，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执政成效令人瞩目，党的威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提升。
1953年，我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领导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的领导下，到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目标，成功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在这场困难、复杂、深刻的大变革中，党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不仅避免了在社会变革中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破坏和生产下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们党以自己的执政成效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执政能力，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党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虽然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共产党而言，并不是很清醒。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在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当中，再加上不利的国际环境，社会主义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经济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原子弹、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等等。综合而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1976年），我们党走了不少弯路，执政成效总体不高。党执政后取得的经验，固然需要总结并发扬光大，党所犯的错误和教训更需要认真反思，如恩格斯所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丰富、深刻，对于党执政成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系数，值得借鉴。
2.改革开放以来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新成就。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系统地审视并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合时宜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把民主作为解放思想的前提。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等。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化，标志着党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步入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新轨道。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准确定位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且深得民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执政成效明显提高。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子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等执政成效，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执政的重要合法性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改革的方向愈加明确；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上世纪末，我国提前实现了第二步的战略目标，人民生活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求真务实，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也是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快车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密切联系群众，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科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敢于“涉险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改革促进新的发展；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分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清除害群之马，纯洁党的队伍，使我们党更加得民心，顺民意，更加清新的党风政风正在蔚然形成。党的执政成效正以骄人的成绩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二、党提高执政成效面临的现实挑战
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成本居高不下，社会环境严重污染；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各种矛盾凸显；一些领导干部搞掠夺式执政，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地方执政成本使用不合理，导致发展的成果分配也不合理；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等等。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充分说明，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依然面临着进一步提高执政成效、取信于民的严峻挑战。
1.能力不足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残酷的战争环境对每一个党员而言都是严峻的考验，长此以往，我们的许多党员干部形成了战争状态下固化的思维模式。革命成功以后，面对全新的执政环境，我们仍试图采用过去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度使我们党陷入到“格瓦拉困境”当中，党的执政成效受到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也因此遭受重大挫折，党执政后的“本领恐慌”问题没有得到好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自身的状况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着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新课题。我们正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明显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致使一些党员干部因不注重学习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时常陷入“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窘境中。“本领恐慌”问题是我们党执政过程中始终都会面临的课题，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是党在新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党忧患意识的体现，也是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必然抉择。
中国共产党目前承担着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员素质的提高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关键。我们应诚恳地向群众学习，不仅问需于民，还应问计于民，要甘于做群众的学生，虚心向群众求教，在向群众学习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向其他国家取得较好执政成效的执政党学习，尽管国情千差万别，政党的性质可能不同，但在执政体制、执政方略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破解“本领恐慌”难题，建设一个学习型政党，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和根本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成效面临的重大挑战。
2.执政转型的挑战。政党转型，是指一个政党随着其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任务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对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党政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调适的过程。党的执政转型，强调的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并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任何一个政党都处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适应变化与时俱进则强，拒绝变革保守僵化则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就世情而言，目前整个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与文化多元化交互作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正在更深层次地融入并影响着世界。就国情而言，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的转型必然要求执政党的转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复杂多变，可以预见和难以遇见的挑战在时刻考验着我们党，保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非易事。
党的转型能否成功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成效，甚至关乎党的存亡。顺应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变化，积极适应新的执政环境并主动创新，是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保证。党的转型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标准，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作为执政党转型的总要求；以建设服务型政党为目标，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执政党转型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能力以及执政成效等诸多方面需要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积极回应人民的期待，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有效利用宝贵的执政资源，把党建设成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
3.外部环境的挑战。外部环境的挑战，是指我们党处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而局部战争、冲突又绵延不断的复杂环境中，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加速推进的态势下，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所受到的来自国际的各种考验。
开放战略改变了我国过去半封闭的局面，我们正在以积极而又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之中。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的渐次形成，我们充分享受到了走向世界的益处，在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了外部的资金、市场、技术和人才等优势资源，促进了我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然而，开放战略又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它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往往同时并存。一方面，当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党的战略目标一致时，它有助于党执政成效的提高；另一方面，当外部环境向着不利于党战略目标实现的方向转化时，就会影响并考验党的生存发展能力，阻碍党执政成效的提高。当前，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西化、分化进而弱化的战略图谋未变，党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颠覆、渗透的严峻挑战。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敏锐的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政党制度存在的一些优点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蛊惑人心，再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人们很容易接受外来信息，用比较和挑剔的眼光看待党。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新时代，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度，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同时，需要我们党正视我们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成效，进行“自改革”，要坚信只要我们党自身的肌体健康而有活力，任何外部力量都摧不垮我们。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党的执政成效
1.把科学发展作为提升党执政成效的重要路径。不断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的必然抉择。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部分国家政局不稳，甚至发生动乱，归根结底都与发展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作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党的执政成效主要通过发展业绩体现出来。生产力标准是判断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我们工作是非得失与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根本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国内国际的严峻形势，我们党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进而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着近14亿人口国家的执政党，党执政的合法性，体现在人民的拥护上，也体现在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上。发展并不意味着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应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6]统筹兼顾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又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国际影响力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这些发展成就充分证明，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提升党执政成效的重要路径。
2.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7]，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8]。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党执政地位的取得、保持和巩固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体现了主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反映了党的执政理念和党性，关乎党执政成效的高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提高执政成效的关键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在执行过程中需不需要修正，应该通过民意来检验。以人为本，就应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提高党执政成效的根本判断标准，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以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同样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更高层面的利益。“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让人民群众参与利益实现的整个过程，不能不顾人民的意愿由党代替包办，更不是党给予人民的小恩小惠，而是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为人民谋利益，进而提高党的执政成效。
3.切实推进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是指党掌握、运用国家政权实现党执政目标的方法、形式的总称。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即党的执政方式问题。历史证明，按照什么方式执政，体现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影响到党的执政成效。理性应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推进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成效，要求我们党必须树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新理念。所谓科学执政，就是要摒弃“左”倾意识形态狂热和个人崇拜，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减少直接管理具体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工作，使党的建设纳入科学化轨道；所谓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党内民主，以政党转型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我们既不能抄袭西方的政党制度模式，也不能墨守成规、畏缩不前。只有坚持民主执政，才能使我们的党员干部时刻树立公仆意识，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跳出“执政周期律”怪圈，避免出现人亡政息的悲剧；所谓依法执政，就是要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习近平强调：“任何人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9]。改变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过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10]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统一起来，加强党内规章建设，重视制度建设，从法理的视角来治国理政。现代国家的竞争是政党执政能力的竞争，党的执政成效则是党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而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执政方式的优劣。实践表明，依据政党执政规律推进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重要保证，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69-137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2.
[3]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穴2？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
[6][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01.
[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81.
[9]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3-01-23.
[10]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责任编辑 董瑞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