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务员精神与传统文化

    ［摘要］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让我们拥有了诸多弥足珍贵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公务员精神的重要渊源。如“贵和”、“知耻”、“信”、“义”、“内省”、“慎独”、“先天下忧”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国公务员精神，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公务员；精神；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4－0061－02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也好，如果没有点精气神，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活力、效率和积极性。［1］公务员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也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肩负着国家行政管理的重任。他们从事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肩负着一种责任，是联结政府和群众的纽带，在他们身上直接体现着政府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向度。［2］他们的政治素质如何，思想境界如何，精神状态如何，职业道德如何，既关系到公务员队伍的形象，更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3］因此，时代呼唤着公务员应具有其独有的精神气质。其实，植根于华夏文明的中国公务员不但不乏此种精神气质，还有着其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源。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让我们拥有了诸多弥足珍贵的优秀传统文化，它们以其特有的方式，融入到了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成为现代公务员精神的重要渊源。［4］

    一、“贵和”与现代公务员精神

    “和”是中国公务员精神的保障，明确了公务员在工作中处理各种关系时的基本要求。［5］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天下大同，以和为贵，和谐统一。［6］

    孟子明确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主张。他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如果组织内部和谐，上下齐心合力，就能无往而不胜。荀子提出过“和则一，一则多力”（《荀子·王制》）的主张。在一个组织内部，人们和谐相处就能取得一致，取得一致力量就会增多，力量增多组织就会强大，组织强大就能战胜万物。《后汉书·仲长统传》：“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此指政治统一则各项工作自然和谐。古人论及个人与邦国关系时，也崇尚“和”。如《尚书·尧典》载：“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讲邦国的人们和谐相处。孔子也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希冀国家统一的思想。

    这些思想对于现代公共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在现代公共管理中，“和”意味着受人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与人民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与部门公务员之间的和谐以及为了实现整个社会和谐的共同愿景而进行团结协作。［7］当历史跨入21世纪，我们党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继承优秀文化成果，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崇高的理想与共同的事业，是将全体公务员坚强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奋斗的力量源泉。［8］

    二、“知耻”与现代公务员精神

    “知耻”，就是知道羞愧与荣辱，它是一个正常人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道德感体现着人性的尊严，是社会正义的心理基础。禽兽没有羞耻感，完全依赖本能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把这种道德感看成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知耻”对于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康有为曾说：“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就是说，凡为善之心，皆起自人的正确的荣辱观；凡为恶之念，皆起自人羞耻感的丧失。

    新时期，我们党提出了“八荣八耻”，这正是源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知耻”思想。“八荣八耻”是现代公务员精神的基础，现代公务员精神是“八荣八耻”的具体化，两者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9］

    三、“信”与现代公务员精神［10］

    孔子相当重视“信”，《论语·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为孔子“四教”的科目之一。孔子又把“信”和“恭”“宽”“敏”“惠”一起并列为“五德”。孔子在如下一段和子贡的对话尤显示他对“信”的重视：“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这段对话里，孔子认为，对国家和社会来说，“信”比“食”和“兵”更为重要。为什么要讲“信”？孔子说得很平实。他认为，对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人若无信用，一如车无轴轮而不可运行；对于统治者来说，“信”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在孔子眼里，之所以要讲“信”，在于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它的恪守能带来维护社会稳定以及社会成员和谐交往的实际效用。

    现代社会是一个诚信社会，作为公务员更应该讲求诚信。诚信可以使公务员的道德保持其真实性，可以使公务员的言行保持其真实性，可以使公务员所创造的价值保持其真实性。

    四、“义”与现代公务员精神

    “义”是一个人处事、做人的标准。《论语·卫灵公》中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里仁》中有“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传统文化中，“义”是高于生命的道德意志，强调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丧失这种道德意志，同样，“义”也不可为富贵、贫贱左右。其实，传统文化中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摆脱贫贱，只是如果得到富贵与摆脱贫贱有损于“义”，那就不可以为之，这种思想到孟子那里就成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义”有大小之分。义应该体现在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上。现代公务员应该心怀天下、雄图大略。唯有如此，政府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信赖，社会才可能实现和谐发展。［11］

    五、“内省”与现代公务员精神

    “内省”，即内心反省，就是解剖自己、评价自己、分析自己、调控自己，是人们生理机制的自然反映和社会心理的自觉反映的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内省”，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开展：一是省察，就是用“仁”、“礼”等道德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与言行。曾参曾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曾参每日三省是从三个方面检查自己的思想与言行：反省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是否忠于职守；反省自己与朋友交往是否信守诺言；反省自己是否知行一致。二是仿效，即以贤人、君子为榜样，学习他们的长处，克服自己的不足，督促自己不断向上奋进。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学而》），见人有好品德，要向他看齐，虚心学习他的善行；见人有不良的品德表现，要对照检查自己，引以为戒，克服、改正类似的缺点与错误。“内省”的范围很广，各方面的行为都有必要依靠内省的方法来帮助修养提高。［12］

    明代政治家于谦在《石灰吟》中说：“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表达了于谦要经过千锤百炼达到“清白”的道德境界的勇气与决心。现代公务员更应该经常“反躬自问”，开展自我批评。［13］

    六、“慎独”与现代公务员精神

    “内省”的最高境界可视为“慎独”。它最早出现于《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对于“慎独”，历来有很多解释。就其基本含义而言，一般认为，在“慎独”这一表述中，“慎”的意思即诚或真诚，而“独”则表示人的独处——包括人的独知、独觉、独立、独行，合而言之，“慎独”指的是人们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

    东汉时期的杨震在为官上任的路上，遇到了他过去曾举荐过的王密的深夜谒见，送以十金，杨震拒收，王密说：“暮夜无知者”，坚持要他收下。但杨震却对他说：“天知，神知，我知，尔知，何谓无知？”最后王密羞愧地走了。封建社会的清官能做到“慎独”，现代公务员更应自觉做到“慎独”。［14］

    七、“先天下忧”与现代公务员精神［15］

    孔子讲“士志于道”，正是这些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于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的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种忧道的积极济世和承担实践的责任感，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忧国忧民精神，并提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认为个人的生命存亡、事业兴败和国家的盛衰强弱都与是否有忧患意识休戚相关。在此之后，杜甫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张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史·张载》）；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顾炎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的名言佳句，这些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的“先天下忧”的高尚精神。

    可见，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这种“先天下忧”的精神，不是个人荣辱得失的计较，而是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博大关怀，是对“礼崩乐坏”、“大道不行”的深沉忧虑。正是传统文化中这种“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才焕发出人们强烈的积极济世精神，催生出“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人们投身社会、改造社会有了前进的动力。居安思危，和平时期的现代公务员也要时刻怀有这种“先天下忧”的情怀与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漫长岁月中，无数圣贤之士将高洁的行为和深邃的智慧留传给后人。“健行有为、自强不息”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重要精神力量；范仲淹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表达了博大的爱民情怀；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彰显了对国家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林则徐写就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反映了为国不惜身躯的高尚情操［16］……传统是不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转化。［17］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内化为现代公务员的精神，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前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国公务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18］

    参考文献：

    ［1］［3］黎明琳．试论我国公务员精神的弘扬和培育［J］．山西教育（理论版），2006，（2）．

    ［2］赵亚杰．试论公务员精神的培育机制［J］．行政与法，2007，（4）．

    ［4］［16］兰亚宾．论公务员精神的基石［J］．重庆行政，2006，（3）．

    ［5］［8］［18］石玉亭，刘英．公务员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J］．甘肃社会科学，2007，（1）．

    ［6］［7］［11］［17］王仕军．探寻公务员精神的传统文化伦理渊源［J］．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06，（4）．

    ［9］彭新平．“八荣八耻”是公务员精神的基础［J］．中国人才，2006，（5）．

    ［10］苏明飞，李漫红．儒学人文精神与当代职业教育［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07，（5）．

    ［1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3］［14］国良．传统文化与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修养［J］，华夏文化，1998，（2）．

    ［15］赵伟，苏明飞．儒学人文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责任编辑 杜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