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国际战略

    刘江永

    回眸2016年，世界形势总体局势尚未失控，局部严重失序，危机加深。瞻望2017年，一些国家领导人将换上新面孔，国际格局可能因此而发生新的分化组合。从总体上看，国际形势中有利因素和机遇在增多，但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

    DOI： 10.19422/j.cnki.ddsj.2016.12.006

    美国的威胁

    主要来自非传统

    国际格局的挑战

    在2016年11月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战胜呼声很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届美国总统。由于特朗普没有从政经验，所以一般认为其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笔者认为，无论谁当政，美国的对外战略都面临必要的调整。美国权力政治与地缘战略中的传统思维是外交与安全战略失败的根源，亟待改变。而中国倡导的可持续安全规则值得美国决策者思考。

    美国需要认清当今世界国际格局的特点与美国面对的真正威胁。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出现传统国际格局与非传统国际格局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的新局面。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由于美国经济增速高于欧日，加之美元升值因素的叠加影响，2016年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相对上升。世界“一极多元”结构并未改变，在军事、金融领域，美国及美元地位仍居世界之首。但是，美国的软实力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则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多元力量在发展，其中包括二十国集团的兴起以及非国家行为体。

    美国真正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主要来自非传统国际格局。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格局，基本是由“国家对国家”和“国际集团对国际集团”之间力量的对比消长和彼此关系所决定的。大国博弈、大国的战略调整与大国的战略格局，是整个国际格局中的关键。然而，在“9·11”事件，特别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国际体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传统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之外，出现了非传统国际体系与非传统国际格局。

    所谓非传统国际格局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与以基地组织、恐怖组织、极端势力为代表的非政府、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扩大、激化，后者形成了全球恐怖网络和“隐性一极”。这与非传统的国际格局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当中的国际恐怖主义上升有着直接的关系。伴随史无前例的信息社会带来的物质基础的巨变，使得那些有损国家安全、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膨胀。2014年“伊斯兰国”（IS）的出现，使非传统国际格局的轮廓更加清晰。

    2015年法国爆发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法国进入战争状态。非传统国际格局矛盾发展的性质和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不同。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行为有对抗、竞争、冲突，也有合作与相互依存，但在非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中没有合作，只有冲突和战争，而且这种战争似乎找不到停战讲和的对手。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截至2016年10月初，欧美发生涉嫌“伊斯兰国”的恐怖案件116起，欧洲51起，美国36起，世界各地针对欧美的恐怖袭击为26起，其数量远超出同期国家间发生的战争冲突。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必须有意识地减少在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当中无谓的自我消耗，而应该寻求合作，共同争取实现世界、地区与本国的可持续安全。这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通话中所说的，合作是中美两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奥巴马的亚太

    “再平衡战略”

    以失败收场

    美国从2010年起推行所谓“重返亚洲”与“再平衡战略”是其亚太政策最大的败笔。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决策者并未真正领悟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及其对美国的含义，而是在传统权力政治、地缘战略的思维框架内思考问题，制定政策。这已远远落后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

    奥巴马政府再一次把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大国竞争、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等放在首位，计划把60%的军事力量放到亚洲，以所谓南海航行自由为名，利用菲律宾、越南等国“平衡”中国；在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问题上错误地表态支持日本；排除中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些导致了东亚地区合作受阻，风波不断，八年来的中美关系“高开低走”。

    2016年，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以失败告终。美日抱团抗衡中国促成中俄关系进一步加强；美国政局变动导致TPP战略支离破碎；奥巴马总统被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骂得狗血喷头，美菲关系危机显现。事实表明，减少军事对抗，着力发展经济将成为未来各国新政府的第一要务。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必然大得人心。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赞同中国的主张和做法。日本有可能在美国转舵后继续在危险水域航行。安倍内阁甚至企图取代美国，来主导排除中国的TPP，继续针对中国搞所谓“再平衡战略”。结果很可能自我孤立。

    奥巴马的

    “暴力多边主义”

    令欧洲元气大伤

    2010年以来，欧洲国家深陷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反恐危机。究其原因，与奥巴马政府推行“暴力多边主义”直接相关。欧洲不仅有很多美国的盟友，实际上这些盟友也是美国一些错误决策的最大受害者。

    例如，美国在2011年发动利比亚战争。这场战争的特点和伊拉克战争不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不顾联合国决议的单边黩武，其实当时小布什也希望多国部队一起打，但由于别的国家都不支持，只好自己发动战争。奥巴马是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但他换汤不换药地推行“暴力多边主义”，不是单边黩武而是多边黩武，美国牵头让欧洲的北约盟国替它“群殴”。

    利比亚战争就是“暴力多边主义”的典型案例。奥巴马曾宣称，美国掏了20亿美元而没牺牲一个士兵就把利比亚摆平了。美国战舰及地中海对岸的欧洲北约盟国对利比亚动武。萨科齐当政的法国派出战机打头阵，英国紧跟。财政吃紧的希腊等国也参与轰炸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尚未平定，利比亚、叙利亚又狼烟四起，北非、中东严重失序，“伊斯兰国”（IS）趁机崛起，集团恐怖主义泛滥。沙特等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拉伯半岛战乱长期化。欧洲北约盟国卷入战乱，引发了欧债危机并制造了大量战争碳排放。战后，最大难民潮蔓延到欧洲，恐怖袭击震惊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国，欧洲经济萧条、欧元下跌、社会矛盾激化，接着英国通过脱欧公投，欧洲一体化的离心力猛增。乌克兰加入欧盟引发的国内分裂及美俄对立，加剧了大国之间欧洲地缘战略对抗。奥巴马总统在离任前不得不承认，对利比亚动武是他任内最大错误。这等于宣布“暴力多边主义”的失败。

    在东亚，21世纪以来“和平多边主义”占上风，没有受到“暴力多边主义”祸水的殃及。然而，战后在《日本国宪法》的框架内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日本，正面临被卷入“暴力多边主义”的危险。2015年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开始在全球范围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允许在海外动武，并酝酿修改宪法。这预示着，无论在南海、东海还是朝鲜半岛，日本都可能成为亚洲“暴力多边主义”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惕。

    2017年中国国际战略的

    新课题与新趋势

    国际战略是为国家总体战略目标服务的，通常包括外交、国防、经贸、人文等各领域的对外交往与合作。它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在统一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对外关系运筹和国际实践。对于中国来说，2017年可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大国关系格局再造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俄美关系有改善的机遇，也有不确定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继续加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如果能同时改善，那将是战后以来的第一次，将对欧亚局势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欧洲各国将更加内向，以维护国内安全和改善民生为主。中欧关系将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第二，可持续安全观认同年。习近平主席2014年首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得到亚信峰会40多个成员国的赞同。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样，可持续安全理论也将对未来各国安全决策与实践产生重要指导意义。战后以来，美国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地缘战略理论如今似乎已失灵。伴随大国关系格局的新一轮调整，中俄、中美若就可持续安全观达成共识，将从决策指导思想方面奠定彼此关系的基础。

    第三，“一带一路”的扩展年。过去一年，中国倡导而不主导、共建而不单干的“一带一路”倡议，已超越欧亚范围，得到世界各大洲的认可与参与。它与TPP或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不同的是，重点不在于削减关税等复杂谈判，而在于实实在在的资金合作、现场建设与扩大就业，推动各国民生的可持续改善、人文交流与产业合作。伴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参与“一带一路”，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拓展到非洲、拉美等世界更广泛的地区和国家。如果特朗普下决心改造美国的基础设施，中美共建“一带一路”将成为一条捷径。

    第四，“和平多边主义”倡导年。21世纪以来的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凡是“暴力多边主义”横行的地区，必然战火连天，主权和人权遭到破坏，战争碳排放急剧增加；凡是“和平多边主义”占上风的地区，尽管有战争冲突的隐患，但都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二十国集团、APEC、东亚峰会、亚信峰会、六方会谈、RCEP等，都是“和平多边主义”的表现形式。2017年中国应该大力提倡“和平多边主义”，促使中小国家在区域一体化和安全对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强伴弱盟”推进年。国际关系伙伴化是冷战后兴起的一股国际潮流。它是当代各国谋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模式。二十多年来，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建立起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纷纷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强化给彼此带来稳定发展关系的好处又不损及他国。与此同时，历史遗留下来的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作为旧外交与安全模式依然存在，但其并未给盟国之间带来多少安全与发展利益。相反，盟国政治对参与国领导人的执政地位、国际安全带来的风险有时会大于非盟国之间，而且只靠军事同盟难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因而其势将弱化。

    第六，周边关系改善巩固年。2016年下半年，中国没有受到以美日为背景抛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的干扰，在确保在南海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邀请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访华，进而全面修复了同东盟各国的关系。美国大选后，伴随中美关系改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巩固。在东北亚，韩国总统朴槿惠在美国和韩国军方压力下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造成中韩关系出现裂痕，结果引发韩国在野党和民众的强烈反对。物极必反，估计韩国总统2017年易人后将面临修复中韩关系的课题，中方可酌情处理。而日本则趁机与韩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继续针对中国在东海钓鱼岛附近加强自卫队部署。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魏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