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敦煌悬泉汉筒《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
郝树声
内容摘要：两汉时期，康居是地处中亚的西域大国，它不仅在中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西交通史上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古希腊作家和古代波斯的文献都没有留下康居的记载，唯一的材料就是中国的史书。而中国史书的记载又过于简略，难窥古代康居之全貌，近年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悬泉汉简有若干康居的材料，弥足珍贵，本文结合文献记载，通过对这些简牍材料的考读，揭示了古代康居与西汉王朝的来往关系，有助于西域史、中亚史和中国秦汉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简；中亚；康居；丝绸之路；秦汉史
中图分类号：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053-06
两汉时期，康居是中亚地区最早与汉王朝发生交往与贡使关系的古代国家。但是正如美国著名中亚史专家麦高文所说：“古代的波斯记载和希腊史家都忽略了他们。”唯一留下来的史料就是中国的《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等，其中记载康居的材料虽极其珍贵，但又十分简略，不足以反映康居的全貌。在考古方面，2004年7月，哈萨克斯坦考古人员曾在南哈萨克斯坦州首府希姆肯特市以西25公里处，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康居国将军墓。这是哈学者在对康居古国20多年的考古调查中首次发现的未经盗掘破坏的康居古墓。2006年10月，又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奥尔达巴辛区库尔托别遗址发现了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国文献，仅6行44字，主要信息是：古代康居国时期布拉哈绿洲的首府是诺沃阿克梅坦，意即“新居处”。文献中提到一些古老的城市，如恰奇、纳赫沙布、撒马尔罕和克什，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其他的一些墓葬因被盗掘破坏而基本失去了研究价值。但是悬泉汉简和敦煌汉简中，则有近二十条关于康居的记载，而且还有一册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册》，就显得弥足珍贵。下面结合文献和汉简的记载，对康居的基本情况和康居与汉王朝的交往关系做一些考察，以补史料之缺，并求得对康居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
关于卑阗城的位置，新近出版的《西域地名考录》认为，其具体地望应在泽拉夫尚河，即那密水南岸，可实际上它应该在更北的地方。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张芝联等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都将之标在锡尔河北岸，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亦认为卑阗城应在此范围。这是目前所能接受的观点。下面还要结合对五小王都城的考证进行讨论。
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这是就汉里而言。根据汉代尺度，每汉里415.8米，“万二千三百里”等于5114千米，这是从长安到卑阗城的里距。我们今天从长安出发，沿312国道西进新疆，然后沿314国道到喀什，其里程是3835千米。再从喀什到吐尔尕特口岸165千米，总计4000千米。境外，从吐尔尕特口岸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经费尔干纳盆地北转，到锡尔河北岸的广阔草原，当还有1000多千米的路程，全程与《汉书·西域传》所记从长安到卑阗城的距离基本是吻合的，当然，我们只是求得一个基本的参考。古今道里不同，即使是同一个地方，路程的坎坷迂曲也不可同日而语，古代的里距记载和今天的道路长短自然不可能完全相符。
康居是中亚大国，其地域和人口在西域诸国中举足轻重。《汉书·西域传》所记户口胜兵，最少的三个国家：单桓，户27，口194，胜兵45；乌贪訾离，户41，口231，胜兵57人；车师都尉国，户40，口333，胜兵84人。而最多的三个国家：乌孙，户120000，口630000，胜兵188800人；康居，户120000，口600000，胜兵120000人；大月氏，户100000，口400000，胜兵100000人。可见，除乌孙外，康居是西域的第二号大国。而且同乌孙不相上下。还可看出，大国与小国之间，天壤之别，几乎不可相提并论。《史记，张骞列传》所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人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这是张骞在西域时看到的公元前2世纪的康居。有人以此为根据，认为康居开始极其弱小，后来才壮大起来。显然，和月氏、匈奴相比，康居当时可能处在弱势，所以才“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但“控弦者八九万人”，仍不失为西域大国，按前面的记载，康居户出1兵，而每户平均5口。如此，“控弦者八九万人”，其总人口至少在40万到45万之间，这在当时的西域，仍为位居一、二的大国。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有小王五：一日苏薤王，治苏薤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日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日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日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日奥鞬王，治奥鞬，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这段记载里，分别以都护治地和阳关为坐标，给出两个里程数据，以确定五小王都城分别与上述两地的远近。但五小王治地究竟何在，历来语焉不详。只有《新唐书·西域传》有一些记载，可以辗转考得其今天的位置。
苏薤城，《新唐书·西域传》载：“史，或日怯沙，日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即唐朝西域的史国就在康居苏薤王的地域之内。史国都城乞史城，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省的萨赫里萨布兹。
附墨城，《新唐书·西域传》载：“何，或曰屈霜你迦，日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秣等诸王。”唐朝的何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东部，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中间，汉代康居小王附墨王在此范围内。
窳匿城，《新唐书·西域传》载：“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药杀水，人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日质河，东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战，多良马。”唐朝石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就是说，康居小王窳匿城即在今天的塔什干附近。
厨城，《新唐书·西域传》载：“安者，一日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厨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唐朝安国都城阿滥谧城，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
奥韃城，《新唐书·西域传》载：“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戊
地，西南与波斯接，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唐朝的火寻国，都城急多飓遮城，具体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西部阿姆河下游乌尔根奇附近，余太山认为，奥鞬即喝汗，即东安。其地在那密水之阳。备一说。
上述五小王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而康居都城究竟为乐越匿地或越匿地，还是卑阗城?文字有歧义，颇为费解。乐越匿地今在何处，已不得其详。传文中“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应指都护治所到此两地的距离，而非卑阗城到此两地的距离。尽管它“不属都护”，但汉人记载道路里距，习惯上应从自己的出发点算起。看得出来，当时的康居虽属游牧行国，但已有定居城市。上属五小王自有都城，说明他们已有定居农业。五小王如此，康居国王当更应有比较固定的、较大规模的都城和行宫，当然，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还是游牧为主，所谓“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说明他们占据着辽阔的中亚草原，拥有广袤的地域，是仅次于匈奴和乌孙的游牧大国。
康居的人种和族源至今不甚清楚，他们最早何时到达此地也没有确切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国中古时期的史籍如《魏书》、《北史》、《隋书》和新旧《唐书》，凡记载康国者，都认为是康居之后，而且出自月氏，“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也有人认为，康居本是塞人或者突厥种。日本学者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指出：
谢米列契(七河)省南部一带从汉代起就住有称做康居的部族，其势力及于粟特地方。依其生活状态和语言，也认为是属突厥种。关于此族没有像乌孙和黠戛斯那样有关于容貌特征的记载。把它说成是属突厥族，于记录上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但语言、风格、生活情态的相同或近似，并不是说人种也完全相同。时代越往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康居何时据有该地也不清楚。再有，是否当这一带住有康居族时发生了亚利安系种族的入侵，反之，或当亚利安种族扩张时发生了康居的突厥种族的侵入，这些都属于史前的范围，现在难以判定。总之，当此地有记录之初，从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一带，就住有可认为是属于亚利安系和突厥系的游牧种族。
不管康居的人种和族源如何，但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它已作为一个中亚大国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且同汉王朝发生了一系列来往关系，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文献中，最早提到康居的材料是司马相如告巴蜀太守檄：“康居西域，重译请朝。”时当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其时，张骞出使西域尚未回返，如同张骞在大夏时见到蜀布和邛竹杖一样，说明早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的一些信息交流和商品往来就已存在，康居国的名字也已传到了汉朝，张骞使西域，先到大宛，再由大宛“为发导驿，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得到了热情接待，算是中原王朝与中亚国家的第一次友好交往。太初三年(前102)，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曾是大宛的后援。
在公元前1世纪，康居和汉朝的关系如何?《汉书，西域传》只记载了两件事：一是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西域副校尉陈汤消灭北匈奴郅支单于时，康居曾是郅支的盟国；一是“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熳，不肯与诸国相望”，“讫不旨拜使者”。除此之外，只能借助于悬泉汉简的材料，来丰富我们对康居与汉王朝两国关系的认识。
悬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有简7枚，两道编绳犹在，字迹清晰，内容完整。长度均在23厘米左右，前4枚宽度在1厘米左右，后3枚中间削成脊形，成两行，两种不同形状的简编为一册，木质柽柳。简文内容，学界已有研究，现录之于下，以便讨论。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王使者姑墨、副沙困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1简)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口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2简)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3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4简)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5筒)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6简)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啬夫辅。(7简)(Ⅱ90DX70216②：877—883)
全文四个部分，291字。主要讲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
前4简为第一部分，142字，叙述康居使者及贵人到敦煌入关后，一般要对贡品即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评估内容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年齿、价值，等等。对方当事人5人：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困、贵人为匿；他们此次来奉献骆驼不是第一次，此前曾有过多次；他们每次从敦煌人关东往酒泉，沿途食宿要有人解决；到酒泉后，太守及下属官员要会同朝贡者一起对贡物进行评估(至于评估后交由郡县上转，抑或继续由朝贡者带往京师，尚不得而知)。此次的情况不同了，首先是他们入关后，从敦煌到酒泉，一路缺乏食物供应。其次是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没有让当事人杨伯刀等人现场参加，单方面作出了评价。第三，评价的结果有问题，杨伯刀带来的骆驼本来是膘肥体壮的，可酒泉太守及其下属却定为羸瘦；姑墨奉献三匹白骆驼，一牡二牝，可酒泉方面却定为“黄”，“不如实，冤”，因而上告到有关衙门。
第二部分1简41字，乃永光五年六月初一日(公元前39年7月21日)，朝廷主管对外交往和蛮夷事务的使主客谏大夫行文敦煌，要求敦煌太守接到文件后对此进行查询并按时上报中央，不得留迟。
第三部分1简61字，永光五年七月庚申(七月十八日，前39年9月6日)，敦煌大守弘、长史章以及兼行丞事的守部候脩仁联署文件，下发效谷县，要求县廷接到文件后，将康居王使者路过县境时为之提供的谷物数量在七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五日上报太守府。后面有发文时掾、属、书佐的具名。从京师行文到敦煌，中间相隔48天时间。
第四部分1简47字，永光五年七月壬戌(七月二十日，前39年9月8日)，效谷守长合宗、守丞忠(时为敦煌左尉)联署文件，下发悬泉置，要求
在三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三日将传马食谷情况上报县廷，最后是掾、啬夫的具名。
此案的最后审理结果不得而知，从内容看，康居王、苏薤王使者为评估奉献的骆驼发生纠纷是在酒泉，而非敦煌。所以朝廷为调查此事很可能同时移书酒泉和敦煌，要求前者调查对骆驼的评估，后者调查沿途食谷数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发往敦煌的文件，所以文件中只查询食谷情况，未涉及对骆驼的评估，针对的是“行道不得食”。而发往酒泉的文件，才真正要调查当时对骆驼的评估。只是这份文件没有留下来或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否则，二王使者同酒泉太守发生纠纷，何以要移书敦煌并全文留在了悬泉置就不好解释。
前文已对康居五小王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其具体范围正如前苏联中亚学者巴尔托里德在其《中亚简史》中所说：“乌孙和康居的族源尚不能确定，中国人说他们是游牧民，但又提到似为游牧民征服的农业区的五小王康居领地。这些农业区应位于塔什干附近、花剌子模、扎拉夫尚(卡塔一库尔干和布哈拉附近)及卡什卡河流域(沙赫里萨卜孜附近)。”
《康居王使者册》中的苏王即苏薤王，五小王之一，臣属于康居王的一个部落联盟。从简牍文献看，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同时出使汉朝，五小王与康居王之间似乎既有隶属关系，又可以有自己的使节和外交，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样，既然苏薤王拥有独立的外交权利，可以直接和汉帝国使节往来，那么同为五小王的附墨王、窳匿王、厨王和奥韃王自然也应该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他们同汉帝国的直接交往应该不成问题。如此，上面提到的今天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附近、花刺子模、泽拉夫尚河及卡什卡河流域，在两千多年前就已与汉王朝有了友好交往。此《康居王使者册》就是一份生动的文献和实物见证。
《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并争，汉拥立呼韩邪单于，而郅支单于怨望，杀汉使者，西阻康居。”记载过于简略，看不到康居与汉朝的关系。而实际上，从出土的悬泉汉简看，宣帝时期是汉朝与康居关系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康居的政策成为汉朝对待北方匈奴和西域乌孙整体外交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凤元年(前57)，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人侍，汉两受之”。这在汉匈关系史上可谓千载一遇，整个周边关系及周邻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呼韩邪入朝称臣，得到汉朝的帮助而逐步强大起来。郅支单于西走，先占据右地，本打算结盟乌孙而被拒绝后，“遂西破呼偈、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丁令游牧于匈奴以北贝加尔湖周围的辽阔地区，呼偈在斋桑泊和阿尔泰山一带，坚昆在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和鄂毕河之间。所谓“兼三国而都之”，只是笼统的表述，确切说，是占据了坚昆之地。“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这时北匈奴尚未与康居结盟，汉朝对南、北匈奴，对乌孙，对康居，都采取了羁縻不绝的政策。郅支西徙都赖水同康居联为一气，那是初元五年(前44)之事。在那之前，康居和汉朝始终保持着贡使往来。
悬泉汉简中有一木牍，长15.2，宽2.8厘米，简文如下：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
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阁口(Ⅱ90DXT0213③:6)
三行字墨色如新，由于下部残断，原本一个完整的文件断成了三个半句，但意思是清楚的，第1行，留26字，包括发文时间，“甘露二年正月庚戌”，公元前52年3月8日。发文主体和发文对象：由敦煌太守致达酒泉太守。平行公文，后面有客套语“敢告某太守卒人”或者“敢告某太守部都尉卒人”之类。第2行，留23字，发文事由。“罢军候臣赵千秋”，当为戍边结束后回返的西域驻屯军官。他所送的康居客人是从西域来内地，而非从汉地离境回国。所送的客人中，除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外，当有从者若干人，只是“从者”后面断残，难知其详。第3行，2工字，贡献物品，人关时间及其他。贡献的物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九匹”之前当有“马”字，在上一行末尾。人关时间“戊申”，在“庚戌”发文之日前两天。“已阁”，似有“评估收纳”之意。
另有一简，内容基本相似，只是时间稍晚：传送康居诸国客。卫侯臣弘、副口池阳令臣忠上书一封。黄龙元年。(Ⅱ90DXT0214：109)
此简乃“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之物。所谓“康居诸国客”，说明除康居外还有其他国家。同上一简不同的是，上一简所谓“送”，实际上是“迎”，此简却是真正的“送”，即由朝廷派官员，将使命结束后的各国使者护送回国。
这些简文都生动真实地记述了宣帝时期，地处今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康居同古代中国的汉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初元五年(前44)，北匈奴郅支单于再度西迁，由叶尼塞河流域西迁江布尔，定都都赖水(今塔拉斯河)，《汉书·陈汤传》载：“(郅支单于)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标志着康居与郅支单于的正式结盟，不过好景不长，从初元五年到建昭三年(前36)陈汤灭郅支，只有八年时间。而八年时间里，康居王自以为聪明，实则吃尽了苦头。“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可谓劳民伤财，赔了夫人又折兵，建昭三年，甘延寿、陈汤一举消灭北匈奴，康居王与汉朝重归于好，再度恢复了外交关系。近年敦煌博物馆在玉门关附近掘得汉简数百枚，其中就有关于康居与汉朝在此之后使节往来的记录。如：
阳朔二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京兆尹信、丞义下左将军、使送康居校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四月丙寅，左将军丹下大鸿胪、敦煌大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这是成帝阳朔二年(前23)朝廷下发文件的记录。其中的“左将军丹”即史丹，河平四年(前25)“三月辛卯，左将军千秋卒，右将军史丹为左将军”。《汉书》有传。“使送康居校尉”，是一临时加官，使命结束就取消了。可以看出，康居和汉朝的关系在消灭北匈奴以后一段时间又恢复如前，直到汉末，“终羁縻而未绝，”。所以从张骞出使西域受到康居友好接待以来，在西汉后期的一个世纪里，基本上保持了使节往来和朝贡羁縻。
从今天看，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古代康居的民族或部落有着不可割断的渊源关系。这里是最早与古代中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地区和国家。悬泉汉简中有关康居的简牍，不仅为研究历史上中国和中亚地区友好往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是见证中西关系的重要实物。当时，汉朝与康居的关系，既不同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也不同于汉朝与天山以南城郭诸国的关系。一方面它不同汉朝紧邻，鞭长莫及，一般不会兵戎相见。李广利伐大宛，陈汤灭郅支，令康居有唇亡齿寒之感，所以康居支持了前二者。其他时间里，康居贡使献纳，使节不断，而汉朝亦羁縻安抚；不计前嫌，两国关系在大多情况下是友好的；另一方面，康居虽使节朝贡，遣子人侍，但它地域遥远，“不属都护”，在匈奴、乌孙已经称臣的情况下，对汉朝的态度反而满不在乎。汉朝第十三任西域都护郭舜(前15—前12年在任)曾上书说：“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
就政治关系而言，康居对汉朝的朝贡与汉朝对康居的赏赐是对等的甚至是超价值的，所以这种朝贡关系在政治上只有象征意义，实际意义却在经济上。《康居王使者册》中那种斤斤计较的评估就很能说明问题。所谓“欲贾市为好”，才是真实目的。不管怎么说，这种政治上的朝贡和侍子关系，经济上“贾市为好”和其他商贸往来，文化上的碰撞、交流、影响，就是我们从文献和汉简中看到的康居和汉朝两国关系的基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