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版者说》看聂震宁的出版理想和文化情怀

    徐萍

    【摘要】聂震宁是出版界众所周知的一位出版家，在业内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影响。这一方面源于其作为出版人立足“人本”的基础上，对力争出版优秀精品力作的孜孜追求；另一方面也源于其作为一位作家，怀着对文字的敬畏之心、怀着敬惜字紙的虔诚之态，在文化和知识领域所做的努力和探索。

    【关键词】聂振宁；《出版者说》；出版理想；文化情怀

    聂震宁为人所熟知，首先源于其作为著名出版家的身份和影响。他曾任漓江出版社总编辑、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在任期间，聂震宁策划、组织出版了众多质量优良、影响巨大的单本和丛书，同时，他“左手编辑，右手创作”的双重身份，也让读者一睹其作为一名作家的风采。《出版者说》是聂震宁近年来从事出版工作的思考结晶和经验总结，从中可以窥见他作为一位出版人的文化理想和情怀。

    一、“一本书主义”与“一本书运动”

    通观聂震宁的《出版者说》，能集中体现他作为出版人的拳拳理想和沛然情怀的莫过于他对“一本书主义”与“一本书运动”的提倡与坚守。就目前的出版情势来说，这样的口号似乎不合时宜也不切实际。因为众所周知的出版状况是，就作者而言，一年几本的写作速度和出版速度已经不再是神话，作者简介中罗列的长长出版书目便是明证。就出版社而言，经济的考核与效益的提倡使出版社无暇顾及出版物的质量，纷纷转向对数量的顶礼膜拜从而造成大量文字垃圾充斥于读者耳目。因此，在这样的出版状况之下，对“一本书主义”的提倡就显得难能可贵，值得每个出版人深思。

    聂震宁浸淫于出版行业多年，对出版业的状况自然了然于胸：“许多书出得太容易、太轻易、太随意、太泛滥、太算不得什么东西，又不免让人遗憾、厌倦”，出版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真书假书难分，甚至劣币驱逐良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针对这一状况，聂震宁有感于我国“十年磨一剑”的古训，以及范文澜先生“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感召，向每位从事出版行业的编辑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一位编辑，十年编辑出版一本有长久价值的‘在书架上留得下去的书，倘若不行，就二十年一本，索性，一生只做一本。”这样的倡议，在许多编辑看来，类于天方夜谭，近于痴人说梦。抛却物质层面的现实需要不说，仅就提高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力，学术自由、文化繁荣的层面而言，也需要出版品种的极大丰富和出版类别的异常精细。然而，聂震宁怀着对文字的敬畏之心，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以及对文化在改造国民精神和灵魂中的重要作用的清醒认识，敢逆势而为，给目前“繁荣”的出版行业泼凉水，给汲汲于名利的出版编辑当头一棒，大胆指出目前出版的弊病，不为市场左右，不为利益所惑，坚守作为一个出版人的职业操守和道义担当。这在其出版的大型知识普及丛书“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断销之后的选择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套首印2万套一年售罄，加印两次仍有相当大市场需求的丛书售罄之后，在加紧重印还是继续完善的两难选择当口，聂震宁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暂不重印，而是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出版物的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使这套惠及众多学子的大型丛书更加完善。他说，“出版知识普及读物尤其应当精益求精，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断然不可因销量看好有利可图便塞责将就，否则，哪怕只是一处微小的错讹也会误人子弟”。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与努力，为“一本书主义”鼓与呼，真正代表了出版业的良心，不能不令人叹服。

    二、编辑的“起码”

    在《出版者说》中，聂震宁提到编辑作为出版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因素，在出版行业中具有重要作用。编辑的素质和能力是出版业中经常论及的话题，谈论频率之高可见其重要性之显赫。各行各业，人才都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有了人才，才能谈得上发展，才能谈得上创新。孔子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务本即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聂震宁罗列了编辑应具备的起码品质和能力，如“起码要有爱国精神”“起码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起码要有责任心”“起码要讲诚信”“起码要有奉献精神”“起码要尊重作者”“起码要尊重读者”“起码要有一点创新精神”“起码还要有一点学习精神”等。这些起码的品质和能力，与其说是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对员工编辑提出的要求与希望，不如说那些要求和希望都是为他自己而设定。他始终对自己有着严苛的要求，并努力践行。无论是作为编辑还是作为作家，聂震宁在二重身份之间始终保持一位知识分子对当下文化生态和公众精神的积极干预，为文化的良性发展贡献自己的热情和力量。最为强有力的证明便是他所组织、策划的出版物，从中我们可窥见其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追求。

    《出版者说》的第一部分“心灵上的思想”涉及几种聂震宁出版的著作与丛书。如以青少年读者为目标读者的大型丛书“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以趣味性的知识来调动青少年的求知欲，以广博的知识来拓宽青少年的知识面，以此来平衡青少年读物“理盛文衰”的阅读局面，充分体现了立足于广大青少年教育的出版责任与情怀。又如“中国文库”的出版，聂震宁怀着将所有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的野心，对经典的哲学著作、文学艺术著作、科学文化等进行了集中展示，显示它们对中国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极为重大的影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从中我们可看出聂震宁作为一名出版从业人员在责任心、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尊重读者、创新精神等出版要求上的身体力行，以及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心。

    三、出版需要文化观

    在《出版者说》一书中，聂震宁在许多篇章谈到了文化观的问题。“观”可谓一种理念、一种认识，是对事物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是价值的思维呈现，是所有行为的意识来路和出处。因此，“观”者虽小，但可喻大。一个出版单位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不仅决定着出版社的整体气质和精神面貌，而且是出版社赖以发展的根本和源泉，是竞争的核心软实力。因此，文化建设是每个出版社经营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和紧急任务。

    聂震宁在工作中践行作为一个出版者所应具备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修养，努力展现一个优秀的编辑所应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同时，作为执掌权柄的出版人，他在企业管理中也极为重视出版社的文化建设。在《出版业人士的文化感觉》一文中，他谈到出版行业要高调呼唤文人。“什么是文人，文人要崇尚文化，文人要有文化修养，文人要有真性情，文人要追求真善美，文人要有理想主义，文人还要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说出色的经营管理人才是出版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优秀的文人则是确保出版行业植根文化、创新文化、坚守主业从而实现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段论述，足可看出聂震宁在出版管理中以人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也是其文化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从具体个人的文化管理着手，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武装的“个人”，凝聚而成具有现代竞争能力的“集体”，才能使出版的基本哲学、精神和内在动力充分得以发挥和调动，才能坚持主业，打造品牌，不断为社会和读者奉上优质的精神食粮。

    在文化创新方面，聂震宁根据多年的出版经验，提出了文化创新的核心在原创的理念。在他看来，在目前文化繁荣、出版兴盛的当下，出版业更是应该抓住好作者，发现好原创，因为出版产业一旦形成热潮，对社会的影响将是规模性和覆盖性的。在此认识和自觉之下，聂震宁提供了催生原创的现实路径：立足原点，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上，在汲取古典经典中的精华之上，用开阔的胸怀和世界的眼光，把握当下人们精神需求的方向，创作出更多标志性的优秀出版物，特别是更多标志性的优秀原创出版物，从而为我国出版业的文化长廊再添精品，为国家民族留下更多的文化艺术瑰宝。

    聂震宁作为出版人，始终以文化人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从事出版和管理工作，他把出版的精神比喻为守望书林，为出版优秀的精品力作呕心沥血，体现出其高尚的出版理想和文化情怀。此外，作为一个作家，他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本土，挖掘传统创作资源，又探奥西学，吸收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化为笔下锦绣文章，体现了一位作家的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