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文献遗产研究进展
徐拥军 王馨艺
摘要：文章通过文献检索和统计结果，分析了奥运文献遗产的源流、内涵与范围、特点与价值、利用与发展，提出加强奥运文献遗产基础理论研究，把握北京冬奥会文献遗产研究方向，注重多学科多方法综合研究等方面的内容，以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指导与借鉴。
关键词：奥运会文献遗产奥运遗产
Abstract：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and statisti？ cal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 connota？ tion and scop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documentary lega？ cy， proposes to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Olympic documentary legacy， grasp the re？ search direction of the documentary legacy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and pay attention to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 method comprehensive re？ search and other aspects，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documentary legacy.
Key words： Olympic； Document legacy； Olym？ pic legacy
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冬奧代表团提出的“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三大理念打动了众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投票决定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交给北京，意味着北京将成为历史上第一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城市”。[1]大量包涵奥运文献遗产在内的北京奥运会遗产将重新为冬奥会服务，“双奥”实践将载入奥林匹克史册。所谓“文献”是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包括各种各样的记录、文件、档案、图书、期刊、报纸、资料和部分文物等。[2]奥运文献遗产作为奥运遗产的一部分，不仅能在“双奥”间起到承上启下、提供借鉴、保证水平的作用，同时还能更好地服务其他遗产，发扬奥林匹克精神。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奥运文献遗产现有研究成果，探析其内涵、特点、价值与进展等，以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可资借鉴的内容。一、文献检索与统计结果
2019年4月23日，笔者以“奥运+遗产”“奥运+档案”“大型体育赛事+文献/档案”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读秀学术、人大文库进行主题检索，为了避免遗漏，又对文献中未以“遗产”一词表达、但用了其他词汇表达了相近意思的情况，例如“影响”“发展”进行增补，以确保没有数据遗漏，最终获得与主题高度相关的325篇论文。分析这325篇论文可知：本领域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2004-2008年）、下降（2008-2013年）、稳定（2013年至今）的趋势，其中，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这一背景之下，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发文量为111篇，如图1所示；论文集中发表在《北京档案》（93篇）、《兰台世界》（14篇）、《中国档案》（9篇）、《北京体育大学》（7篇）、《北京体育大学学报》（6篇）等期刊，如图2所示；发文数较高的依次是孙葆丽（5篇）、陈乐人（5篇）、王翠芳（3篇）、胡孝乾（3篇）、徐拥军（2篇）等。
在国外研究方面，以“Olympic archive（s）+Lega？ cy”“Olympic record（s）+Legacy”“Olympic document+Legacy”为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共查询到1997年至2019年的相关文献49篇，论文研究数量呈逐年上升状态；发表期刊主要为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Archival Science，Archivaria等。其中档案学期刊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第33期（2012年4月）在伦敦奥运会背景下刊登奥运专题栏目，发表相关论文5篇。上述文献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上述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成果包括：
（一）奥运遗产的提出
1951年“奥运遗产”首次出现在奥运文本中，从此国际奥委会对奥运遗产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3]2003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将奥运遗产写入《奥林匹克宪章》，列为“国际奥委会的使命和职能”中的一部分——促进奥运会为主办城市和主办国家留下有益的遗产。[4]自此以后，奥运遗产的概念和内涵不断延伸，研究范围不断扩充；冬奥会是奥运遗产的研究热点之一，效应关系逐渐得到重视；奥运遗产与其他学科研究相互渗透，研究体系逐步完善。[5]
2019年2月19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将奥运遗产划分为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7个目标并分解为35个领域的重点任务，如图3所示。其中，档案管理被包含在创造文化遗产目标中，并定义奥运档案遗产为“通过筹办工作，科学收集、整理、归纳和留存好北京冬奥会文字档案和实物档案，形成丰厚完整的文字和实物档案遗产，充分发挥其赛后利用、传承和借鉴作用”。[6]
（二）奥运文献遗产的内涵与范围
文献作为外延很宽泛的概念，与档案关系密切。两者内涵虽不同，但外延大幅交叉重合。文献相比较于档案，形式更多样、内容更系统、价值更多元。笔者认为，在奥运背景下，可以将文献作为属概念来定义档案，奥运档案包含在奥运文献内，奥运档案是奥运文献的主体部分。
申奥成功给北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也给中国档案事业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奥运文献的相关研究随之在国内发展。关于奥运文献的概念，刘立河最早于2001年根据“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定义提出，奥运文献就是记录有关奥运知识的一切载体，奥运文献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真实纪录。其范围不仅包括中、外文图书、报刊以及各种声像资料（如照片、磁盘、光盘、磁带、录像带、CD—ROM等），网络化信息资源也应成为其虚拟馆藏。[7]
2008年，徐擁军对奥运文献遗产进行定义。他认为，在申办、筹办、举办奥运会过程中，与奥运会有关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会产生大量文献。这些文献汇集起来，形成文献资源，留传下来即是文献遗产。[8]阚平指出奥运档案（文献）包括奥组委各部门，竞赛和非竞赛场馆等筹办机构，工程建设等承担单位在奥运会、残奥会筹备、举办各个阶段形成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文献）材料。奥运档案（文献）作为直接反映筹办、举办奥运会全过程的原始记录，是成功举办“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不可缺少的信息材料，是奥运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9]
2009年，徐祥辉指出，奥运会文献遗产是奥运会无形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载体，是联系奥运会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纽带，是沟通奥运会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桥梁，是举办国家乃至全人类珍贵的文化财富和知识宝库。[10]
在国外，2005年，特里·库克（Terry Cook）在梳理加拿大宏观鉴定理论时指出，奥运文献是具有国家级意义的记录体。与狭义的办公室文献相比，它可能具有象征、美学、内在或其他信息价值，应当用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待奥运文献。[11]
总体上，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通过对文献、档案的定义论述奥运遗产或奥运档案的含义。国内研究内容多集中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产生的文献遗产及其管理过程，但系统性不足；而国外尚未明确提出关于奥运文献遗产的概念，尚需学界探讨挖掘。
（三）奥运文献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1.奥运文献遗产的特点。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的背景下，《北京档案》在辩论专栏开设“奥运与档案”辩题，连续9期围绕档案与奥运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李贺英、兰铁、李润波等人指出，档案与奥运之间的关系并非“硬挂紧贴”，奥运档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应在实践中感受档案服务奥运的独特功能。[12]2008年，李娜、余翔认为，奥运文献规模宏大、具有专门性；类型很广、具有复合性；时间跨度远、具有历史再现性；以及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传世价值。[13]北京市朝阳区档案局指出，奥运档案的临时性和不可复制性，决定了这部分档案的珍贵性。[14]
2.保护和传承奥运文献遗产的价值。徐拥军认为，收集、保存和整理、挖掘北京奥运会文献遗产，就是保存、再现北京奥运会历史，珍藏、重温中华民族记忆，积累、传播奥林匹克知识，保护、传承中华文化。[15]王改艳认为，奥运档案遗产具有凭证和参考作用，为体育工作提供凭证和参考依据；奥运档案遗产为再次申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提供借鉴；为不能亲临奥运的人士还原奥运会的面貌；满足人们回味奥运、思念奥运的需求。[16]
随着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特别是在《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指引下，已有的奥运文献遗产将继承届际传承的良好传统，为打造奥林匹克运动与城市良性互动、共赢发展的“北京方案”出谋划策。
（四）奥运文献遗产的利用与发展
国内方面，对奥运文献遗产的利用与发展的研究大多基于服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通过分析2008年北京奥运会档案管理模式总结经验教训。2008年，李娜、余翔认为，有效利用奥运文献遗产应研究制定关于奥运档案管理的政策法规。以奥运档案的移交和征集工作为重中之重，探索适宜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重视奥运档案的普及和研究。[17]兰铁指出，北京奥运会在监督指导上实现的，从思想理念到工作方法的“三个改变”值得借鉴：其一，职责前移、提前入驻；其二，实行“一站式”服务；其三，将文件归档与档案进馆一次验收，加强对归档文件的前端控制，提高进馆档案的质量。[18]
徐拥军提出建立“北京奥运会专题档案全文数据库”的构想，集中、长期保存所有北京奥运会电子档案（包括将纸质档案数字化后的电子档案），并提供全社会利用，从而维护北京奥运会档案的整体性与共享性，保证北京奥运会电子档案的真实可靠性与长期可读性，促进北京奥运会档案的开发利用。[19]
此外，在关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同时，姜海涛、黄霄羽、刘昕等业内学者将目光转向其他大型赛事或伦敦奥运会、悉尼奥运会等不同洲际奥运会举办国的文献遗产保护、档案工作的分析和对比。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2018年11月25日，北京冬奥遗产论坛暨“北京2022年冬奥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课题开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该论坛由北京市人文北京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联合主办。该课题是徐拥军主持的2018年北京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重点课题。
国外方面，大多学者将文献视作奥运遗产保护的手段，围绕大型赛事等不同洲际奥运会举办国的遗产保护以及文献遗产保护、开发的手段和作用等方面进行研究。2012年，拉里·哈克曼（Hackman，Larry）在爱丁堡举行的英国档案与记录协会2011年年会上发表演讲并指出，可以通过对大型档案活动，如奥运会，进行档案宣传的议程设置，从而扩大影响力。[20]凯西·威廉姆斯（Cathy Williams）通过报道由英国国家档案馆发起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纪录片遗产计划，指出其带来的奥林匹克精神传承效果远超过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21]瑞秋·塔普（Tapp，Rachel）认为，在遗产领域，大量数字奥运文献将会以更强大、更广泛的合作方式，推动奥运遗产的利用与发展，提升和改善国家形象和经济发展。[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