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王国维清华园印迹
李珍
王国维（1877.12-1927.06），初名国祯，字静庵（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人间、永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在王国维短暂的五十载人生中，其最后两年多时间曾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以渊博精深的学识、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求新务实的治学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而其自身学术造诣更趋成熟。他汇聚凝练早年研究成果之余，更于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等方面开拓、蘖发学术新枝，做出开创性贡献，达学术之巅峰。笔者拟通过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王国维相关文献，借以管窥、追寻先生在清华园的行迹，弘扬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风范。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伴随着国内“改大（改办大学）潮”和“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当时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屡遭社会人士谴责。为提升办学程度、推进国家教育独立，清华学校于1925年设立大学部，并积极筹办研究院，因经费所限先设国学一科，拟请王国维担任主任。但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职。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迁入清华西院。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的《研究院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简要记述了研究院聘请教授等重要事件，其中即有王国维到校等相关事宜。
早在王国维来校之前，吴宓就曾多次入城拜谒，商讨研究院章程、入学考试命题等。到校后，王国维对国学研究院的筹办更为尽心竭力。馆藏的两册《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详细记录了研究院入学考试命题、拟定录取标准、制定规章制度等讨论事项。如1925年9月8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一次教务会议，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及李济到会，由主任吴宓主持会议，商定普通演讲讲题时间和各教授指导学科范围等。再如1926年1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六次教务会议，此次会议纪录中载有王国维给校务会议的一份书面意见，提出不应减收学生及取消津贴用于扩充研究院事业等。
国学研究院非常重视图书购置，《研究院教務会议纪（记）录》中多有记载。如1926年6月2日，研究院举行本学年第二次教务会议，由梅贻琦主持，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席，其中关于购书，议定“书局自由送来书单以后，专请王静安先生审查决定购买及批价审定后，交办公室照购”；关于历史古物陈列室，议定“拓本之审查取舍，请王静安先生主持”。9月14日，国学研究院召开本学年第三次教务会议，关于购置图书一事，“议决：以后买书不必开会，中文书即请王先生审查决定，英文书请陈先生审查，以免错过机会而利进行”。
国学研究院教学方式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王国维为经史小学导师，讲授有《古史新证》《说文》《尚书》等课程。“学生眼中的静安先生，学问笃实，拙于言词，截然不同于梁启超、赵元任授课新活奔放的风格，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刻的传授之道，无不在学界获得高山仰止的威望。他的学生、史学家姜亮夫回忆，他授课之专深，‘要到毕业出来教书研究后，才越来越感到帮助很大。”其子王登明亦回忆说：“他主讲的几门课程如说文、尚书、古史新证等课的研究生，学后都说受益匪浅。特别是《古史新证》是父亲改订《殷先公先王考》《续考》《三代地理小记》《殷周制度论》等论文而成，传授了他的治学与研究方法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还直接指导许多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受他专业指导及受到他的牖诲而成才的，不下数十人，后来大都成为古文字学、史学、考古学诸方面有高深造诣的人才。”
清华档案馆馆藏有《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王静安先生）》，该份讲义为油印本，收录了《古史新证》《中国历代之尺度》《毛公鼎铭考释》等28篇。在《古史新证》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考证古史，开辟出古史研究的新领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1994年，王国维讲义作为《清华文丛》之五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行世，书名为《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除原《讲义》外，并辑录吴其昌、刘盼遂等学生的听课笔记，“对进一步研究王国维后期的学术与思想也有参考价值”。
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王国维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是他学术上的辉煌时期，其学术方向由之前的经史考据转向了蒙元史及西北地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所留存史料极为匮乏，王国维广泛查阅汉文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参考中外学者著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完成《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著述近40篇。据其子王登明回忆：“他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外，他极少进城。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父亲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和写作。常见学生三五成群来就教于他，也常有国内外学者友人来访。在书房中南窗下放一书桌，三面墙壁都是书架，放满线装书。书房在十六号西屋，我们家都住十八号，所以那里是安静的，父亲就在书房里潜心工作。在这里写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方面的许多论文，校批不少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