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读清廷独流镇战役

    孔令琦

    

    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及捻军起义失败后，清廷按惯例进行修纂剿平方略和绘制战绩图的工作，用以宣扬“庙谟”，显示“武功”。1885年11月，醇亲王奕譞领衔御制的战绩图及功臣像工作正式启动。至1890年，“全图告成，计百数十轴”，悬挂庋藏于中南海紫光阁。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这组战图惨遭劫夺，大都流散海外。

    庆幸的是，清廷曾延请摄影师为这些战图逐一拍照，并按三类主题分别精裱成册，配之以匣，用于赏赐王公显贵。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藏有一套太平天国战图的黑白照片册页。其照片每张高14厘米，宽31厘米，被精裱在高27.2厘米、宽40厘米的硬纸板上，板的左上角粘贴黄纸签，写“×××战图”。每张战图照片前另配有一张与之对应的清帝谕旨照片。[1]

    这些照片中有一幅是《攻剿独流战图》，图前有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1853年11月13日）谕旨，反映的是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天津独流镇与清兵作战的情形。画面取北向南视角，运河在东，独流居西。天津镇、正定镇清兵攻独流西面。钦差大臣胜保部清兵则分为上下两队沿运河展开，攻独流东面。上游一队正对独流城门开炮轰击，应为副都统佟鉴所率炮队，不少北伐军被打落运河淹毙。下游一队则搭起浮桥，向西进攻独流镇，其在运河东岸骑马督阵之大将似即胜保。两部清兵，东西夹击，枪炮齐施，场面甚是热闹。从图上看，出城拒敌的北伐军几乎被清兵绞杀殆尽，但从后来北伐军坚守静海、独流两个半月的史实来看，此役并没有使其受到重创，至于剿灭北伐军，那更是两年后的事情了。一、兵临京津

    1853年10月9日，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克直隸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清廷震动。咸丰帝于两天后降旨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诸王等劲旅”，出京作战。[2]

    北伐军在深州，“以其城固，谋休息士卒，以养其锐”。[3]不久，钦差大臣胜保督兵尾追而至，环城而攻，为避免被围，北伐军在当月22日乘夜涉水东去。此后，北伐军于23日傍晚至献县，25日克交河。26日到达运河边的泊头镇，“造桥渡河，搜括米物，装载运船，水陆并进”。27日北伐军攻克沧州，次日北进经兴济镇至青县，“练勇闻警溃散”。但胜保紧追不舍，北伐军遂于29日入踞静海县城，并分兵继续向北占领独流镇。

    

    从独流沿运河前进，不过60余里便到天津。天津是京师东南屏障，财货充盈，既有充足后勤物资储备，又可做攻打北京的前进基地，故天王洪秀全决策北伐军“到天津扎住，再告诉他，再发兵来”。[4]

    而当北伐军占领深州后，清廷便传谕长芦盐政文谦：“督同镇道各员及绅商士民等，迅速妥筹布置。”但当时天津城内存兵只有800，能指望的援军也仅驻防大沽的600人，城大兵单，“守且不能，战焉足恃”。文谦及天津镇总兵特克慎等只得仓促招募壮勇4000名，并勒令在城商民按户各出一丁协同昼夜巡防，勉强维持。长芦盐运使杨霈则“制造抬枪五百杆”。前浙江巡抚、协办天津团练大臣梁宝常甚至还雇佣了一批白洋淀猎禽的雁户，利用其“善于水中用佛朗机，技艺精熟，百发百中”的特点，命他们埋伏在稍直口东南，以防北伐军“于水浅处凫渡”。

    稍直口在天津城西10里，是北伐军由陆路到天津的唯一通道。10月29日黎明，天津官绅募夫千余，“于小稍直口挑挖长濠，复以席裹土如盐包然，堆累成炮台”。但工程进度缓慢，直至次日北伐军来到时，炮台还尚未开修。

    30日中午北伐军前锋到达稍直口，“至濠而沮”。只好隔濠叫阵，“喊杀之声不绝，已属骇人听闻，又兼枪炮齐施，虽有濠阻隔，奈无城护身，兵勇方避枪炮不及，何暇击贼”。清兵众心惊慌，退缩欲溃。“守炮之人已逃”，天津知县谢子澄“亲开大炮”。特克慎亦令兵勇开炮轰击，杨霈督率芦团施放抬枪，阻滞北伐军的攻势。雇来的民夫也被策动“呐喊助威，且各以所持器具聊代戈矛”，以壮声势。北伐军为继续进军遂沿堤折向东南，发现了在水中设伏的雁户。是时天色渐暗，北伐军没察觉船上有枪，于是“呼其救应”，“雁户佯应，推舟而前，距贼数武，号锣一声，排枪轰发，贼纷纷倒地，嗷然反奔，遂大溃”。[5]二、鏖战独流

    稍直口战后，北伐军将“独流镇各木厂同所存木料及居民门板、箱柜并磨盘、石蹬等物，俱运至南运河沿距静邑八里许地方，扎成木垒，内实以土，开列六门，为据守之计”。10月30日，胜保部清兵陆续抵达静海。次日，北伐军趁其立足未稳，由静海南门运河东岸出击。清兵饥疲怯战，迅即败溃，副都统维禄、明庆等均被击伤。

    11月5日，胜保赴天津与文谦等商议战守。令总兵经文岱带500兵前往独流西北布防，以杜北伐军“刨堤北窜”；同时饬西凌阿、善禄在南线进攻静海；他自己则督带其余兵勇，“前往杨柳青、独流一带迎剿”。与此同时，僧格林沁亦由杨村移营武清王庆坨，与胜保会师。

    11月7日清兵进至杨柳青。北伐军略作抵抗后撤退。从此，北伐军“分股为二，前队退扎独流镇，后队踞静海县，中间联络小营十余座”。[6]其中静海兵力约占三成，由林凤祥统辖；李开芳则指挥大部主力屯扎独流。北伐军还于独流西岸垒筑木城，暗埋地雷，两部互为声援，以图固守。清兵则持续增援，围困北伐军，前线呈相持局面。

    11月11日，胜保命护军统领达洪阿率兵1800名往攻独流，李开芳坚守不战，仅于土墙内施放枪炮，清兵不敢进逼。胜保急令以数千斤大炮轰击，并分兵沿东西两岸进攻，李开芳乃督队出城拒敌。是日侍郎庆祺、副都统松玉亦按胜保要求，先后投入战斗。清兵人数遂占优势，众寡悬殊，北伐军难以兼顾，于是退守木城。

    由于此次进攻最终迫使北伐军先行收队，胜保在次日给咸丰帝的奏疏中大肆铺张：“贼见我兵并无马队，因从东面拥出马队数百，自深林中抄出，冲入河州队中，欲将天津各队围裹在内，（朱批：危急之至）势甚凶猛。奴才在东堤望见贼旗甚近，亲带吉林、黑龙江马队二百余名，列成部伍向东飞奔杀入，（朱批：各营将领果能皆若汝之奋勇，逆匪不足平也）因马匹未到，不能冲击而奋勇步行掩杀，（朱批：快极）贼众披靡。河州、天津各兵见奴才督兵接应，亦各奋力抄击，（朱批：可见无不用命之兵，总在调度得人，又足见汝之诚意，相孚能鼓舞其心）枪毙其带马队穿黄马褂贼目一名，贼众不支，回奔乱窜。”

    咸丰帝接报后，在第二天颁谕大加褒奖（即1853年11月13日谕旨）：“发去黑狐腿马褂一件、珊瑚豆大荷包一对，交胜保祗领。……古北口提标兵目海腾云首先扑入林中，将执旗之贼枪毙，以致手受矛伤，外委处世德用枪击中坐轿指挥贼目，均属奋勇可嘉，均著赏给六品顶戴并赏戴蓝翎。”[7]

    从这篇跌宕起伏的奏折和咸丰帝热情洋溢的朱批中后人不难看出，清廷确实由衷地认为此战足以“寒逆胆而伸天讨”。而这种情绪似乎也感染了宫廷画师，他们最终以是役为静海独流战事的代表，绘制了这幅《攻剿独流战图》。但就在胜保飞章奏捷的同一天，北伐军沿运河堤阻击，伤毙清兵多人，松玉也被打掉一颗牙齿。

    此后双方继续相持。至12月23日，进入严冬，独流西北冰冻坚厚，北伐军故作疏防。清兵以为有机可乘，遂集中兵力，意图偷袭北路。北伐军则提前侦知，预先设伏，并派精兵突袭南路。当清兵进攻北路时，被北伐军以优势兵力围裹，并遭喷筒火弹烧杀，阵列大乱，自相践踏，狼狈溃逃。午后北伐军主力数千复从南门出营袭敌，清兵分队顽抗。佟鉴慌忙炮击，知府朱镇、谢子澄亦督勇从南北追杀而至，北伐军沿堤诈败诱敌。佟鉴中计，“飞马亲赴濠邊，欲掣贼拽搭濠板片，断贼归路。不意板片为冰水冻结，急不能拔。佟鉴下马督促，足滑而踣”。[8]北伐军即刻从背后抄袭，将佟鉴兵勇截为两段，使护卫清兵不及救应，结果佟鉴被赶上的北伐军刺死。朱镇、谢子澄见势危急，策马往救，又被北伐军认出，“在阵前大喝”，将士们“蜂拥向前，枪炮齐施”，谢子澄受重伤，投水死，朱镇受伤逃遁，护炮官兵、丁夫纷纷溃散，四门神威炮为北伐军缴获。佟鉴是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二品大员，从北京派出“选带汉军八旗神威铜炮并炮兵、护炮枪兵”。[9]为北伐军击毙的官阶最高者，为清方大员。由是，此役成为北伐军据守静海独流以来第一次大捷，士气大受鼓舞。

    但北伐军进扎天津已近两月，战事频仍，折损日多，加之天寒地冻，粮饷日匮，势难久据。林凤祥、李开芳深感军情棘手，盼援殷切，然囿于东王杨秀清威严，不敢轻易南撤。而清兵渐集，并拟于静海、独流间横扎营盘，意图分割包围。北伐军面临危局，必须迅速作出抉择。三、惊扰京师

    到静海、独流屯扎是太平天国北伐取得的最大战果。此举直接威胁到清朝的京畿，对动摇清廷的统治地位有标志性意义。

    早在1853年初太平军攻克武汉时，北京形势便日益紧张。当南京失守的消息传来后，清廷京官在朝房“三五聚谈，近趋而窃听之，无不以东南莫守，西北堪虞”，“市井纷纷歇业”，“人心皇皇（惶惶）”。扬州、镇江被克后，北京出现了纷纷迁离的浪潮。雇大车“出京者日数十辆，络绎不绝”。太平天国出师北伐，北京的紧张恐惧气氛越来越重。

    1853年6月20日从归德败逃的河南巡抚陆应谷上奏咸丰帝：“河北之防守宜严，而神京之预备尤宜早。伏乞皇上添调精兵，保卫京城，既可以为进攻之用，又足以资护卫之益。”三天后咸丰帝近乎悲壮地朱批道：“所见甚是。汝毫无粉饰处，亦是汝天良发现处。汴省能守与否，惟（唯）在天也，非人也。朕心不敢惶惑亦甚定或可挽回补救于万一。呜呼！汝不必念朕，竭力为之。”[10]

    不难看出，当时清廷从皇帝权贵到督抚大员无不噤若寒蝉，惊恐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北伐军兵锋直逼天津时，这种惊慌已达到顶点。时人记载：“炮声如雷，京师震动。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王公大臣会议）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11]

    

    可见当时清廷的阵脚已乱，如果太平天国确有“再发兵来”，那么中国历史也许真要改写。但遗憾的是这一理想状态并未出现。当这个让清廷上下都惊恐不已的咸丰三年即将过去时，在除夕的前一天（1854年1月27日），咸丰帝给僧格林沁和胜保下了一道近乎哀婉的上谕：“朕因静海、独流贼匪负隅日久，叠次切责胜保迅速剿除，倚任既专，兵力亦厚，乃迁延三月，尚未奏功。……朕心寝食不安，胜保何竟不能仰体一二，殊负委任，每一念及，愤恨交加。……总期剋日将独流、静海与五里庄贼匪尽数剿灭，万不可令贼窜逸，再滋蔓延。……朕亦无可再谕，即盼捷音，以副委任。勉之。懔之。”[12]

    这道上谕真实反映了北伐军屯扎静海、独流给清廷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而历史往往充满着巧合，也正在此时，北伐军开始了南撤汇合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的行动，京师的直接威胁解除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7][8][10][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3]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11]张守常.北伐军北伐资料选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4.

    [6]罗尔纲，王庆成.太平天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作者单位：南京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