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历史，社群档案：一些机遇和挑战
（英国）安德鲁·弗林
摘要：本文将考察社群档案，通过探索其根源、种类和现状，来确认社群档案可能对国家档案遗产特别是对同时代档案遗产中的空白和缺失产生的影響，并研究这些举措会给档案主流职业带来的一些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社群档案主流档案职业机遇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communi？ ty archive movement， exploring its roots， its variety and present developments. It will identify the possi？ ble impact on the national archival heritage， particular？ ly on the many gaps and absences in that contempo？ rary heritage， of community archive materials and ex？ amine some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these initiatives present to the mainstream profes？ sion.
Keywords： Community archives；Mainstream profession of archives； Opportunity
从历史视角来考察来自历史和遗产的排斥，可适用于我们历史中被边缘化或被低估的许多不同群体和身份。重要的是，这种边缘化不仅是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反映和衡量，而且扭转这些边缘化和缺失状态不仅符合特定群体而且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国家遗产和历史。档案馆和档案专业人员关心这些问题很重要。我们被告知，更重要的是我们告知其他人，档案“是我们遗产的精髓”和“直接的、未经诠释的和真实的来自过去的声音”，如果没有它，“无论是过去十年或过去千年，都不会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质疑档案是否总是如此，但大多数人应该同意它们是“建立我们所有历史的基础”。然而，有一个问题，尽管档案工组（ATF，伦敦大学学院师生组成的社区档案项目工作组）报告指出，档案和以档案为基础的历史充满了“多种多样的声音……英国护国勋爵的声音，同时伴有反抗者咆哮的声音，或工业领袖和工厂车间工人的声音：从极其不同的视角来看相同的事件”。事实上主流或正式档案部门并不包含也不表达非精英、草根、边缘化的声音；或者即使档案馆有所表达，也很少允许草根通过自己的记录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这些空白和缺失被表达出来也很重要。本文将研究一种为这些空白和缺失提供部分解决方案的新方法，即扩大对社群档案的兴趣和参与；研究社群档案或社群档案运动的根源和现状、对国家档案遗产的可能性影响，以及这些举措给主流档案职业带来的一些机会和挑战。一、社群历史，社群档案
定义和建立该领域共同术语，很重要但也相当困难。社群是什么或社群档案是什么，以及可能包含的内容，不是明确或固定的。实际上，这些术语可能也不被社群项目、主流档案和遗产机构中的许多工作人员所使用和认可。其他类似的不完全同义的术语也经常被使用，如地方史小组、口述历史项目、社群历史项目和社群记忆项目。但是，近年来“社群档案”这一术语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将这些不同名称的项目组合到“社群档案运动”中。
当然，“社群”可能是什么的定义特别复杂并且是流变的，可以有多种解释。一些定义侧重于地方性，即使他们在网络虚拟空间相遇，另一些侧重于共同目标的共同信念或价值观。有一些讨论是关于：和谁一起界定社群和社群成员，由谁来决定谁应被包括在内、谁应被排除在外，以及它是否应该被看做一个包容性的或排他性的概念。如果我们再研究社群档案对社群认同或凝聚力的可能作用，也有必要认识定义的复杂性。然而，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惯用定义也是必需的。我倾向于更广泛和更明确地将社群定义为一个群体，该群体以共同的地方性、文化、信仰、背景或其他共同身份或兴趣来定义自己。
社群历史或社群档案是记录、存储和挖掘社群遗产的草根活动，其中社群参与、控制和拥有所有权至关重要，这种档案活动的动力和目标应来自于社群内部。这些社群遗产项目中许多通过虚拟社群在虚拟空间建立的物理定位、职业或共享身份来联系，就像社群本身的互动一样。虚拟活动形成的数字材料可能是人造的或短暂的，但它仍然是需要研究其长期保存策略的一种重要的材料来源。
另一些争论是源于社群档案的内容，但大体上社群档案中的“档案”包括实物、纸质和数字记录、视听材料和个人证件的收藏，所有这些都是在社群内部形成、收集和保存的。这个定义可能引起一些关于“创造的”或“人造的”收藏品是否是档案的争论，但是社群档案运动已经正确地选择使用了最广泛和最具包容性的定义。尤其是这些材料都有助于给个人和社群带来生命，否则他们在纸质记录中就显得毫无生气和色彩。
然而，重要的是不要过于执着于定义的精确性。通常这些定义会混淆像它们能澄清的一样多，会排除像它们能包含的一样多。此外，一些社群也许与当地博物馆或图书馆有关系，而与“档案”这一术语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同样，对于那些从事专业档案的人来说，将这些举措指定为“社群档案”可能会给人一种鲜明的新印象，反过来也会掩盖当地档案工作者多年来与类似群体密切合作的事实。二、社群档案：历史和最近的发展
2004年ATF报告了社群档案作为一项重要新事物的最新发展情况，源于“个人和团体希望记录和分享多元文化的故事”。一系列举措促进了公众对社群档案重要性的专业认可。这些举措包括了“社群档案获取项目”（CAAP）以及它出版的有价值的报告。CAAP于2005年由“社群档案发展小组”（CADG）接替，在到目前为止的短暂存期内，它已经启动了一个网站（communityar？ chives.org）、首次开展关于社群档案影响的研究，并在2007年夏天成功举行了一次会议。
这些举措的原因，当然是普遍认识到当地档案在讲述当地和社群故事中的重要性，以及由于缺少普通公民的可用文件讲述的真正困难。显然，这些困难源于“首先是这种材料的根本短缺”。在这方面，如果没有档案行业的积极主动承担起寻求和收集代表整个社会的材料的任务，普通人的信件和日记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入主流的存储机构，而且往往会继续丢失。正是正式档案馆中明显缺失的材料，在当地社群项目中被收集、创建和保管。
尽管如此，这些举措并非新现象，虽然官方对它们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认可姗姗来迟，但多年来，当地历史图书馆、博物馆人员以及一些档案工作者，已建立了对社群历史表达和收集的强烈兴趣，虽然这些项目经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建设一个包罗万象的清单不太可能，但举几个例子可以了解这些项目的范围和多样性。
对地方历史（以及地方材料收集）的兴趣和写作有着很长的谱系，其根源于17世纪的古物主义、19世纪的古物协会以及20世纪的地方历史团体。战后，地方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以及非专业的草根性，越来越受欢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在口述史、历史研讨班运动和公共史发展的影响下，发展为成熟的社群历史，这一切都由于被一种思想所激发：“对那些生活仍被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的人的忠实，对强调说的是什么而不是说这些话的人的地位的准则的遵行。”这些项目积极记录当地多样文化，并尝试跨种族和世代地将个人和当地社群凝聚起来。
历史研讨班和口述史运动还与20世纪60至80年代确认和保存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社群档案的举措密切相关。从劳工运动内部获得丰富的档案藏品，是对“被‘负责任的收藏机构所忽视”的反应，想要保留从工人阶级内部讲述斗争故事的权利。政治运动和对种族、族裔和流动人口身份等的关注，也推动了持续努力地记录和保存这些社群的文化和遗产。1892年美国和1893年英国犹太历史学会的成立，目的就在于记录犹太社群的独特性和统一性，来证明他们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的地位和贡献。
在黑人和少数民族社群，独立的文化遗产项目很多。伦敦布里克斯顿黑人文化档案馆于1981年首次建立，旨在“收集、记录和传播居住在英国的非洲和加勒比人祖先的文化和历史”，扭转黑人被边缘化的状况以及材料缺失“引起的挫折感和与英国社会的疏离感”。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档案馆成立于1991年，记录那些被边缘化的后裔“带给这个国家的知识、政治和创造力的嬗变片刻”。目前的北安普敦郡黑人历史协会，旨在“记录至少500年历史以上的北安普敦郡黑人社群和个人的历史故事”。
类似地，妇女和女权主义档案馆既与正式档案馆（主要在大学）合作又独立运作。女权主义档案馆始建于1978年一位妇女在她阁楼里的收藏，逐渐发展到包括出版材料、日记、私人信件、照片、明信片、图画、海报、横幅、徽章、黑胶唱片、服装以及各种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零碎记录，现一部分存于利兹大学，一部分在写该文时仍独立并由志愿者管理。
除了各种长期建立的社群项目之外，显然还有许多有相同动机的新社群档案项目，新技术有可能将它们带入新的和不同的方向。例如，一个在线环境中运行的“智慧档案馆”（Wise Archive），记录和提供有关老年人工作生活的访谈，在保留社群核心事务、社群参与情况下，允许人们记录和提供他们在农业、印刷业和其他本地正在衰落或变化的职业经历。再如剑桥郡社群档案网络（CCAN），一个包括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和信息服务中心的合作项目，并使用改编后的“逗号”（Comma）软件将50个社群档案小组链接成网络，为后代保留有关社群生活的记忆。三、社群档案的发展
虽然社群档案或有关项目不是新现象，但是这些项目的数量近年来无疑大幅增加。这种数量的扩大是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造成的。
新技术对社群的形成以及社群历史或社群档案的形成都有影响。如前所述，万维网和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有共同兴趣的社群的形成不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聚集场所”，而是经常在虚拟环境中聚会，它把不同地理位置而且分布广泛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这个过程会在未来由于社会参与和Web 2.0网络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加强。
这一程序已经被扩展并广泛提供给许多地方历史和社群档案机构，通过开发许多软件包以不同的方式使这些机构能够建立网站、数字化、上传和存储他们的图像，然后通过网络或光盘共享和传播它们的档案。事实证明这很受欢迎。“逗号网”创立于1995年，为社群档案机构提供支持服务，现在它服务于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300多个小组。这些群体的成长无疑也与个人和家庭历史兴趣的持续增长有关。这些对个人历史身份的探索当然与当地历史密切相关，而这些研究往往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对家庭成员生活的社群、街道、工作、礼拜场所的历史产生兴趣。
另一个激发人们对社群历史感兴趣的重要因素，是当社群经历迅速而显著的变化时人们感到自己正在失去身份、被边缘化或被忽视。社群档案项目能够在社群的重新凝聚和寻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社群经历了急剧的也许是创伤性的变化，无论是由于某一地区的工业衰退，或采矿、码头业和金属加工等传统职业的终结，或移民、流民所经历的，还是其他文化、人口结构和代际的变迁。在这种情况下，社群档案，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最近，都是在通过帮助个人和社群重新与他们的遗产和身份建立联系而得到蓬勃发展。四、社群档案和社群历史的重要性
档案和遗产旨在代表和包容所有人而不是排斥和边缘化社会的某些阶层，这一点非常重要，社群档案可以在实现这一包容性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在继续研究社群档案所声称的影响之前，有必要詳细探讨上述想法和对它们的专业回应。过去50年历史实践及其研究焦点，在学术圈和外界已发生了变化，已转移到以反映下层历史或社会史问题的整个范围，而这些新的关注已需要新材料来认证。
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普通公民特别是黑人和少数民族个人和社群的档案痕迹，在正式档案中相对稀缺。当然，这些公民在与政府、企业或司法部门互动的背景下会出现于正式档案中，在那里可发现许多有价值的读起来既一致又格格不入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痕迹通常是一维的，常常将个人简化为统计数字，以一种有问题的、职业形态、僵化的种族或信仰种类的面貌出现，从而最大限度减少或忽视复杂性，并否认他们自己的声音。也许我们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希望自己的生活被理解为这些术语。我们真的想要一个没有人也没有反映真实生活和经历的社会历史，就因为那是一种正式档案馆通常形成的历史？
这并不是说国家、高层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应该是唯一可能的历史。社群档案为那些通常闻所未闻的人发声，阐明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远在工资和产品的统计数据之上，揭示了官方记录很少提及的社群的生活经历，揭开了使用传统资源方法无法想象的家庭生活。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用“深描”书写历史的方法，更好地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身份。
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社群档案项目提供了记住这些故事并将它们直接传达给社群的方法。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你的声音和你社群的声音正被记录下来，并有助于形成一个共同的社群身份，这也许在官方记录中没有体现。
因此，认识到社群档案的重要性是旨在使我们的档案遗产更能代表我们整个社会的多样性。这是档案“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也是继拉斐尔·塞缪尔、斯图亚特·霍尔（Raphael Samuel， Stuart Hall）等人之后一个更广泛的使命，即将民主化和丰富性引入国家遗产，从而档案、遗产将是讲述所有人也对所有人讲的历史：这种新版本的国家历史不仅比早期的更民主，而且更加女性化和家庭化。它赋予私人在公共领域的特权……壁炉与家庭而非权杖与剑，成为国家存在的象征；带有花样与补丁的被子成为传统承载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化也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能够完成的过程，而将是一个随着社会本身的演变而演变的持續任务。
民主化和包容性的历史观反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这仍存在争议，伴随着古老的叙事方式在学术和公共史中被辩护或被质疑。“历史论战”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非常公开，在英国也曾显而易见，如英国身份、英国历史，尤其是英国的帝国遗产及其在奴隶贸易中的作用，都受到激烈的、常常尖刻的争议。然而，尽管存在争议，这些却不是边缘或抽象的问题，它们代表了“为共同理解重叠历史做出有益贡献”的尝试。其核心理念是，社群历史不是孤立的历史，某种程度也不是主流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新的包容性历史的组成部分，在此英国可被看作是“所有社区合成的社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档案必然属于每个人——社群档案仍然是社群的财产，掌握在创造它们的社群手中，至少在该社群做出其他决定之前——但这些档案讲述的历史与每个人有关。
在一个2007年题为“档案在教育多样性和公民权中的作用”的档案宣传运动上，当时的文化部长戴维·拉米（David Lammy）向历史争论者们发表了讲话：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们应教育以一元身份叙述来了解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自己的。……但我们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问题用一元文化叙事回答不了。我们有许多“孤岛似的故事”——交织、互锁、不断更新。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的不是我们曾是谁，而是我们现在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谁。
社群档案和它们讲述的故事，可帮助我们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地方和国家遗产，这有助于将人们与地方、社群和传统联系起来，有助于增进世代和社群之间凝聚力和理解，从而走向更广泛的社会正义议程。五、专业回应
英国的专业文献关于社会历史、社群历史和身份历史的讨论都很少。对《档案工作者协会》期刊自创刊以来所刊登的内容的检索显示，很少有人提及社会史和身份史上新运动对档案专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唯一提及的对来自底层历史记录的关注，是在与口述史材料和一些文件署工作的联系方面，以支持“记录没有形成或保留书面记录的大部分人的证词”。1988年，朴茨茅斯市（Portsmouth）文件署的格雷厄姆·伊尔斯（Graham Eales）和吉尔·金纳尔（Jill Kinnear）在《档案工作者和口述史学家的互补性》一文中指出，档案馆不应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机构，而应是“在社群工作并为社群服务的地方历史中心”。身份史、妇女史、黑人史即使并没有没触及到该行业也还让该杂志保持了原样。
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比得上杰拉尔德·汉姆（Gerald Ham）1974年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的主持发言中呼吁“积极的”档案工作者要举起镜子来反映整个社会，以及弗雷德里克·米勒（Fredric Miller）发表的关于社会史发展对档案专业人员的影响的文章，以及《档案》（Archivar？ ia）期刊的重点关注劳工和工人阶级记录以及社会史的特刊。最近，对监管权和所有权、后现代观、重塑档案以及土著记录的关注，在许多其他英文的专业出版物中很明显，却很少在这期刊中有所反映。事实上只有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于2001年出版的《历史到底是谁的？》和布里奇尼-亚加萨（Bricki-Niagassa）的《社会包容与档案》，才较深入地讨论了收集多样性以及与社群的关系话题。
约翰斯顿指出，从官方的专业层面看，似乎没有公开认识到这种缺失可能是有问题的。他对这种缺失的解决方法着重于，对代表性不足的社群重新定位收集和接收策略。虽然他承认一些社群不愿处理档案事务，并且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富有想象力的“外延”方案，但他这样做并没有真正解决有关专业人员和社群声称的监管权和所有权的难题。这种方法（优先考虑接受和收集）仍然坚持了自上而下保管的专业观点。社群档案的形成者和保管人并没有得到关注，他们对专业人员的意图持不信任或至少谨慎的态度，并且也不希望将他们的文献和社会记忆转移到专业的或非社群机构。约翰斯顿并不支持档案形成者和保管人自己保存他们的档案。
尽管除约翰斯顿和布里奇尼-亚加萨之外对这些问题缺乏公开讨论，这并不意味着专业档案工作者没有个别与各种不同的地方历史和社群团体密切合作过。但这也已意味着这种工作往往是拼凑的，很少能长期持续下去，并且往往针对传统的社群用户，而不是那些更边缘化的社群，后者通常与当地官方遗产机构直接联系较少。因此，正如许多地方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与地方历史团体有着长期且经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演变为类社群档案机构。
自从约翰斯顿的文章发表以来，在最高层次对社群档案重要性和档案收藏多样性和代表性的专业认可，使得术语情境已经发生改变，并维护社会的历史多样性和“其他声音”的发声。然而，正如本文试图证明的那样，这些努力需要同等关注当代社会多样性的记录和保存。为了实现这一点，档案行业需要探索社群项目，并将社群伙伴关系和外联工作从可选项变为档案使命的核心。
六、社群历史和社群档案的影响
自从2005年伯恩斯·欧文（Burns Owen）的《社会政策新方向的伙伴关系：为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建立证据库》出版以来，人们开始尝试更全面地评估社群档案及遗产机构的社会影响。为了从轶事说向更加有证据性转变，2006年“社群档案发展小组”（CADG）對社群档案的社会影响进行第一次研究。报告发现，社群档案活动，通过将平时很少见面的群体，尤其是跨代群体聚集在一起，从而促进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通过重新平衡历史和遗产，以有利于发声不足的社群获得更大的权利、归属感和凝聚力。报告确认的其他影响，是创建了更有吸引力和更宜居的社群，通常是翻新建筑物或社群中心作为物理会面点；提供终身学习和获得信息技术技能的机会；吸引社群中许多不同的群体参与。
就本文所研究的问题而言，它通过建设民主化和真正具有文化多样性的遗产，对文化资本和社群凝聚力产生潜在的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档案馆和博物馆在这项工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能使特定的文化/遗产“合法化”，或帮助表达“隐藏的历史”。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排除在国家遗产之外并非偶然，事实上，正由于社会排斥、“不属于”感的加强而排斥加深。伦敦的非洲裔和亚洲裔遗产委员会主席，就遗产包容或排除对社会和智力的影响提出类似的观点：
一般来说遗产赋予个人生活和整个社群直接的意义、物质和精神上的营养。当一个人或一个社群的遗产在某个特定环境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或者被主流叙述所掩盖，或者直接被忽视，那么结果可能会使人沮丧，导致不满和失望以及权利被剥夺的感觉，以及社会经济的衰退。
显然，社群档案、社群记忆和口述历史项目都有可能对遗产的多样化和民主化产生影响。事实上，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主流历史和档案的权威的挑战和颠覆。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观点，尤其是当它们被转化为公共政策后。我们需要认知和质疑一些想法，比如说，许多社群历史及其身份可能如同主流历史一样具有排他性，因为它们可能排斥其他群体（基于阶级、性别、性取向或违反社群正统观念）。对于社群历史，正如对于主流历史一样，人们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凭借谁的权威在讲话？此外，我们还需要探讨个体与社群档案的互动、社会与社群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一个“想象”的社群如何开始被广泛接受。最后，我们需要探索个体身份的流动性和多重性，以及探索这些如何与社群身份演变和不断重构而相关和定位的，对此的进一步审视，都要成为今后研究和探讨的主题。
无论如何，社群档案表现出有非常重要的潜在影响。社群档案和参与社群档案运动本身显然具有社会价值，但如果该运动能够真正实现这种愿望，即让人们自己发声、允许他们掌控自己在文化中的话语权，那么这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成果。七、社群档案与社群职业：机会和挑战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群档案对国家遗产民主化的潜在贡献和其他社会影响，意味着要将这些藏品作为重要的文化和遗产资源来认真对待，并要对专业档案者（和其他遗产专业人员）与社群档案馆重新评估。正式档案部门与社群档案馆建立密切而富有成效的、公平的伙伴关系，其潜在好处是巨大的，将有助于提升社群内档案的形象，也或许有助于释放主流部门难以获得的社群内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更好地使用和理解描述社群的语言和术语，或用于识别社群内重要的、可能是濒危的或脆弱的历史资源。
再从长远来看，如果真正观察到这些关系是基于互惠和互信，而不是与筹资优先事项挂钩的“勾选框”活动的一部分，那么最终可能使得一些社群藏品存放于档案馆中。这将反过来又支持档案机构的工作，以确保其当代收集活动更能代表整个多元社会。即使这些藏品仍然在正式档案馆墙外并在社群手中，但社群档案馆和正式档案机构之间的关系，可能在提供建议、指导、培训和资源方面，仍将有助于更加多样化和民主化的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还需明确的是，社群档案运动一如既往地对主流档案机构提出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在专业实践方面。许多藏品的性质（“创造的”和“人工的”藏品），不十分符合于狭隘的、或许过于严格限制的文件和档案的专业定义；如果当专业人员开始参与决定选择保存什么、以什么为选择基础，及后来如何正确描述藏品的时候，这也会引发难题。
然而，更为根本的是，正是社群档案的存在挑战了主流部门的合法性，通过记录和归档那些隐藏的或边缘于正式档案的历史。实际上，它们的“存在”证实了官方记录和国家历史中的空白。它们是对正式遗产部门没有反映所有人历史的谴责，并质询“谁有权利代表他人的文化”，断言有权控制“写作自己历史”的权利。
这种对正规部门权威的挑战最明显地体现在一些社群团体对正规档案和遗产机构的矛盾甚至敌对态度，体现在其既不愿放弃收藏的合法所有权也不愿放弃实物保管权。即使社群档案机构没有不信任主流档案部门，他们也常担心其收藏存放于正式的档案室后，可能导致他们的访问量减少，特别是如果档案室离社群相当远。这种矛盾和不情愿对专业档案实践的概念和理解提出了挑战，即认为所有重要档案材料的保存和“真实性”只能由正式档案机构“持续”保存并由专业人员来照看得以确保。
对于主流行业来说，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就在于对档案工作进行基本的回顾。重新评估流传下来的“档案工作者是中立的、被动反应形象”的理念，代之以拥护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即承认档案工作者在构建我们的档案遗产和社会记忆方面有影响力。这一转变下，主流专业应变得更加灵活和外向，与社群档案遗产形成者和管理者合作并支持后者，以及关注这些及其他收藏品的后保管模式。八、社群内的保管
“后保管”是指对藏品的监管和保管并不发生在正式档案馆内，而是分散保存在档案的形成机构中。这不是“非保管”方法，因为档案工作者不是在档案机构内保管藏品，而是寻求形成者和监护人来管理收藏品。这个概念已经存在了将近30年，在澳大利亚档案保管者和其他一些人中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立足点，他们认为数字档案带来的困难，通过保留在形成环境中由档案机构监督、指导而不是直接管理的方式，可以得到最好的解决和支持。除了这些基本上是数字化的论点之外，还有一些议论，关于有争议的和流散的档案、土著民族的记录以及被边缘化或被排斥群体的社群档案等，是主张将这些收藏返回或保留在特定社群内，采取后保管模式。这些档案由社群和正式专业人员共同管理，但它们的监护权却在“没有围墙的档案馆”中。
后保管模式适合于社群档案，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它解决了社群将档案存放在正式遗产机构时的矛盾心理，但是在决定什么是值得存入和保存的时候，也避免了专业档案管理员做出困难且常令人不安的决定的必要性；最后考虑到许多社群档案的数字特性，分散的监管和保存方法可能更有效。无论如何，在后保管框架内工作，意味着社群档案的最终目标无法预设。社群团体与正式档案馆或博物馆之间紧密联系，最终可能建立互信，从而让档案直接、永久地交到正式机构手中，但在其他情况下，社群希望在可预见的将来保留对其档案的直接监管权。从这个专业职责看来，监管并不决定对社群档案的照管和指导，而是将之视为档案机构与社群的伙伴关系及拓展优先事项的一部分。
这种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社群和正式档案馆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是平等的并且被认为是互利的。主流档案工作者应与不同社群档案馆紧密合作，要么直接作为自己活动外延的一部分，要么通过跨领域的区域机构，或者通过共享的社群档案馆/正式档案机构的空间（如CADG），交换技能和最佳做法，提供培训和社群建设能力，特别是在保存和支持访问、使用方面的能力。这种伙伴关系和向外拓展的好处应是双向的，其中的建议、经验和知识使双方都受益，目的是提高对档案价值的认知，并最终确保社群遗产档案的保存和延续。
ATF报告认为，由于“社群档案对社会而言，与公共档案一样重要”，它致力于“社群档案资源应该为所有人可获取”的原则。但是，即使我们同意这些材料讲的不仅是一个社群的故事，而是讲述了每个人的故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假设有权使用这些材料。对于属于一个社群的档案，存储和公共访问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关系到谈判、合作和激励的问题。后保管的解决方案并非没有困难，尤其是档案馆墙外藏品面临着潜在和意外的威胁及需要哪些保障才能换取支助的问题，但是尽管如此，在这种模式中建立长期伙伴关系和支撑网络，似乎是对困境而做出的最适当、最灵活的反应。结论
档案行业中并非每个人乐于关注社群檔案和档案的民主化。虽然从一种非常不同的起点开始，一些学者对最近的变化持相同的保留意见。大卫·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展示了对档案行业面临的变化和压力的深刻认识，他对一些传统的詹金逊（Jenkinsonian）的档案确定性的消逝感到遗憾。他担心，由于“文件的保管已从政府和学术界到面包店和美容师，从纹章学专家到寻根海波罗瓦”，档案和历史学术的传统将会受到威胁，他警告说，与“曾经被排除在外的群体”进行接触并遵从“少数派感觉”，将“适得其反，减少而非扩大获取”。
这些是正当的观点和关注，直击档案和文件保存任务的核心并且需要讨论。有一个明显的优先考虑和资源问题，任何将它们重新聚焦到新的专业领域，会影响到专业约定的其他领域，包括我们的雇主或学术史学家。尽管如此，我认为，通过与当地社群团体合作，致力于解决档案的民主化和多样性问题，肯定也会符合一些（如果不是全部）雇主和学术用户的优先考虑。
社群档案运动显然目前正蓬勃发展，而且它不会消失。社群档案，作为“人民记录”的一部分，像家庭历史学家一样，将继续关注记录和保存他们的故事。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不努力于与社群档案馆合作，我们就会失去一个与很少使用我们机构服务的广泛人群联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放弃了确保国家档案遗产（无论档案馆内外）反映整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专业档案工作者参与这些社群团体的认真和真诚的努力，往往受到热烈欢迎。
最后，为了再次强调对我们国家历史和档案中多样性关注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证明这不是最近的见解，我将以一个极其传统的英国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作者希拉里·詹金逊爵士的引言来总结：
目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他们自己让档案管理员转向定位于必不可少的有序和系统的研究方案，并在必要时保存这些材料，如果不进行这种操作，这些材料可能不仅被忽视，而且可能丢失。
虽然我们不能要求获得绝对权利访问任何社群持有的材料，但像詹金逊一样，我们确实需要认识到这些材料讲述了我们所有人的历史，并且我们所有的专业人员或非专业人员，都需要找到确保社群档案得到保存的方法，不能由于我们的疏忽而丢失。
*本译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村落档案“泛化”现象及管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5BTQO72）资助。本文为译介，原文载于《档案与文件》， 2007（28：2）：151-176（档案学家协会杂志）。
著者简介：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博士，副教授（Senior lecturer from 2009， Reader 2013），就职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图书、档案和信息系（原信息研究系）。
作者单位：伦敦大学学院信息研究系（本文由徐欣云翻译段丽萍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