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到民间去》的历史疑问及其影响
李霖
作为田汉的电影处女作以及南国电影剧社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到民间去》好似中国电影史中的一桩“迷案”，对于此片的研究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影片导演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一书中称《到民间去》是“一个未完成的银色的梦”；程季华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则延用了田汉的自说自话；张伟虽在《田汉与影片<到民间去>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到民间去》的拍摄经过，却最终认为影片并未公开映演且下落不明而黄德泉在其《<到民间去>影片考实》中，通过挖掘《申报》上有关此片的两篇影评文章，提出《到民间去》“不是未完成，而是不成功”。至此，《到民间去》的“迷案”依旧模糊不清，但据笔者所查考到的史料来看，《到民间去》的历史事实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田汉以及南国社以后的文艺实践活动及其事业态度。
一、《到民间去》的筹拍与南京试演
1926年4月13日，由田汉牵头登报启示，发起南国电影剧社，并自筹“二百数十元之基本金，借新少年的原址开始活动”。[1]1926年到1927年间，南国社的主要活动就是拍摄《到民间去》，而刊登于《申报》《银星》等报刊上关于此片的消息更是披露了拍摄过程中的诸多进程和细节。
根据黄德泉《〈到民间去〉影片考实》一文中的考证，《到民间去》不但拍摄完成，还曾在南京进行过公映。然而，导演田汉却在其发表于1927年10月16日《幻洲》杂志上的《关于<哈孟雷特>与<到民间去>——致<幻洲>杂志记者》一文中写道：“《到民间去》之成，颇费苦心，以一囊空如洗之人干需要大资本之事，势则然也。在南京演时，以须多少加入宣传资料，莫奈何遂成为一畸形产物。然一旦正式公演仍当付其本来面目，此时正努力于此。”[2]田汉的确承认《到民间去》曾在南京上演过，但他并不认为在南京的上演是该片的“正式公演”，如田汉自己所言其时还在努力于该片的正式公演。那么，影片《到民间去》究竟是否进行过“公演”？田汉笔下的“在南京演时”又是何含义？笔者通过多方的查找和搜寻，终于在《申报》中有了重要的发现，结合其他史料的相互参证，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这一历史问题。
笔者在1927年7月28日《申报》的第九版“各政训处消息”一栏中发现了一则《到民间去》一片的放映消息：“宣传处电影股摄制戏片以为宣传资料现已制成蒋总司令阅兵玄武湖秦淮河等片连同租来之到民间去一片于昨晚十时在本部试演请何处长阮科长等来部观演批评至三时始克告毕闻各片均富有革命精神感动力绝大观者称美惟因时间匆促装置尚未臻完善稍事整理必更有可观矣。”从这则报道来看，《到民间去》在1927年7月27日晚10时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总政治训练部进行了“试演”，并且影片的内容包含着宣传“革命精神”。无独有偶，在1927年7月30日《申报》的第七版上也登载了一篇关于南京总政治部开映《到民间去》的电文：“本部于勘日召集各路军师政治训练处主任会议计各主任亲自出席者三十八人派代表出席者二十三人……各路军主任或代表亦均有报吿艳日继续会议审查提案及讨论议案晚并开演本部电影股所出版到民间去影片以助余兴总政治部宣传处情报股艳。”其中的“勘日”与“艳日”是韵目代日纪日方法所纪的28日与29日，这也就是说在1927年7月29日晚会议结束后放映了《到民间去》，而观者为“各路军师政治训练处主任”及其代表，共计61人。综合这两篇电文，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影片《到民间去》的的确确在当时南京的总政治部上演过，只不过不是所谓的公映，而只是在一个特殊范围的试映。
在1928年8月8日《申报》第二十七版署名为James的通信文章中也曾对《到民间去》的映演情况有所提及，此文是James写给与田汉和南国社交往甚密的朱应鹏的信件。文章写道：“我记得田汉先生在南国电影公司所摄的到民间去曾有一度的试映你们曾加以非难。”从文章措辞来看，《到民间去》的映演情况也只是“一度的试映”，而非公映。另外，发表于《幻洲》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到民间去》“在东南官场也出过几次风头”，并认为这部影片是“畸形儿”。[3]由此可见，在官场出的风头，极有可能就是总政治部的几次试映，而非大规模的公开放映。以上两篇文章不仅进一步印证了前文《申报》中《到民间去》在南京总政治部试演的电文，而且也进一步解释了田汉在致《幻洲》记者文章中所言的并未正式公演一说。此外，南国电影剧社发起人之一的唐槐秋在其《我与南国》一文中也曾提：“幸亏我们的编剧兼导演田汉，是那样一位天才者，否则忍怕这部已经制成了六七年始终没有公映过的<到民间去>，根本上就连拍都拍不成呢！”[4]综合以上电文和文章，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到民间去》在当时的南京并未进行过“正式公演”，而只是在一些特殊场合的“试演”，而且田汉对这一“试演”版本也并不满意。
既然如此，黃德泉在《<到民间去>影片考实》一文中凭借1927年8月14日上海《申报》署名“若谷”的题为《到民间去》影评文章的首句：“久经上海报章宣传的田汉所作《到民间去现在居然能在新都里公开映演了”，就认定该片曾在南京公映过，稍显说服力不足。而影评文章中所写的“在新都里公开映演了”是否与笔者所得出的并非“正式公演”而是在特殊场合的“试演”这一结论有所矛盾呢？笔者以为，影评文章中“公开映演”的含义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根据黄德泉的考证，所引影评的作者“若谷”应该是田汉当时的好友张若谷。而根据张若谷的叙述，他在1927年6月15日“因老友田汉的介绍，和王新同志等同到南京《革命军日报》当编辑”[5]，而此报纸正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的。随着1927年8月蒋介石的下野，张若谷和田汉一样，旋即由宁返沪。[6]由此可见，张若谷在1927年6月至8月任《革命军日报》编辑期间极有可能观看了总政治部试演的《到民间去》，并撰写了影评文章。因此，张若谷文章中的“公开映演”应该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公映”，而仅是在一些特殊场合的公开放映，也就是事实上的试映。
二、“未完成的银色的梦”的隐情
根据笔者上述考证，《到民间去》不仅拍摄完成，而且还曾在南京总政治部进行过试演。既然如此，为何田汉要在《影事追怀录》中撰文称《到民间去》为“一个未完成的银色的梦”呢？而上述两篇《申报》中的电文在使我们得出《到民间去》一片在南京总政治部试演过两次结论的同时，对影片来源却又有着不同的解释。1927年7月28日的电文中称“连同租来之到民间去一片”，而到了1927年7月30日的电文则称其为“开演本部电影股所出版到民间去影片”。在相隔仅两天的两篇电文中为何出现了如此之大的差异？这或许真得是“改朝换代之初的难言之隐”[7]——《到民间去》一片筹拍过程的历史复杂性所导致的。
众所周知，田汉在1927年5月到8月间就职于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南国社的成员也随田汉一起前往南京，在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中对南国社的南京总政部时期做了详细阐述。田汉谈到由于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双重原因以及个人情感因素，致使其就食于南京，并對自己的暧昧态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当时处在上海的田汉和南国社成员只能根据上海报章中贬抑武汉的宣传内容来对宁汉分家的是非加以判断，加之一直追随蒋介石的好友对蒋的美化，使得其轻信了这些谣言。何况一年来为着筹拍《到民间去》已经让田汉和南国社成员力两疲，此时南京总政治部不仅允诺帮助他们完成影片，还许他们以广大范围的自由从事制作。这让田汉和其他成员觉得这也不是必须拒绝的机会了。由此，尚未积累斗争经验的田汉为了完成“银色的梦”吞下了南京总政治部的“钓饵”。
“在南京遇见了何公敢，他说他因为看了我的《黄花岗》剧本而想到我，又答了我许多问题，结果以戏剧与电影方面的工作相托，并应许帮助我完成《到民间去》影片。”[8]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导致田汉自筹二百几十元起，历时一年艰辛拍摄的《到民间去》有着“租借”和“本部电影股所出版”两种不同来源的说法。除了田汉本身对此有所记述之外，《可怜田汉到不了民间》一文也对于《到民间去》的完成得益于南京总政治部的帮助一说加以了佐证：“今春革命军到南京，政治部聘田汉去当什么戏剧指导，田汉虽到了官场但始终未忘记他的杰作到民间去，因此赖到官场去之力，勉强把影片摄成。”[9]这里清晰地说明影片的完成是“赖到官场去之力”，和前文田汉所说何公敢“应许帮助我完成《到民间去》影片”相符。可以说，南京总政治部的帮助正是影片得以完成的最后推手。
此文还提到“为适应革命艺术的环境的关系”，出于某种宣传的需要，《到民间去》并非像影片本事所写的那样“到民间去”，而是“竟把到民间去，成了‘上前线去！”以“畸形儿”一词表达了对影片的不满，并且借以抒发了其对新文学家田汉投身“官场”以及“艺术为革命而牺牲”的悲愤。实际上，这篇文章也正是前引田汉《关于<哈孟雷特>与<到民间去>——致<幻洲>杂志记者》写作的原因之一，田汉之文正是对此文观点的回应与辩白。在田汉辩白的言语间，不仅透露出其对《到民间去》成为“畸形儿”的无奈以及对此试演版本的不满，而且强调“一旦正式公演仍当复其本来面目”。此外，在1927年12月18日《申报》第二十二版“上海艺术鱼龙会消息”的报道中提：“同时闻‘到民间去影片亦经田君修剪将竣”，可见，田汉在1927年的晚些时候确实在为恢复影片的“本来面目”而努力。
基于此，《到民间去》一片由田汉自筹费用开始拍摄，到最终依靠南京总政治部的资助得以完成，并在南京总政治部进行了“试演”，导致此片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身世”。特别是影片中宣传革命的“上前线去”的内容受到了诸多批评，田汉本人也并不满意，而当时的文艺界人士更是质疑他“改换方向”而对其加以指责。事实上，田汉的这次南京之行只是一个为了完成艺术理想的无奈之举，但这种复杂的历史纠葛不仅成为田汉后来称《到民间去》为“一个未完成的银色的梦”的难言之隐，也成了此片“迷案”的肇始。无论如何，《到民间去》的拍摄与完成直接促使了田汉和南国社转变今后的发展道路。
三、《到民间去》对田汉及南国社的影响
《到民间去》一片可以说是南国社事业的真正开端，虽然田汉在其《我们的自己批判》中将南国社追溯到“南国半月刊”时代，但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团还是从南国电影剧社开始的。此片的艰难完成虽然未浇灭田汉对“银色的梦”的热情，但的确促使田汉转变创作方向。而《到民间去》同南京国民政府的短暂合作的教训，不仅使南国社走上了“既不靠官府，也不靠财阀”的艺术运动之路也打破了田汉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重新审视自身的矛盾和政治态度，为其日后的“左转”埋下了伏笔。
“记述和评价田汉及其南国社的文章，每每只侧重其戏剧方面的成就而忽略其他。甚至有人把南国社看成一个剧团的名称。”[10]其实，在1925年到1927年间，田汉对于电影的兴趣是远远超过话剧的。然而，拍摄《到民间去》的艰难曲折，让执拗坚毅的“湖南牛”田汉也感到了焦头烂额。影片拍摄期间时常由于无钱买胶片而陷于停顿：“从资金来说……唯一只能靠田先生和槐秋想办法。所以经常因为没钱买胶片而使摄制工作停顿下来，只有等到田汉同志领薪水和稿费的日子”[11]最终借助了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的帮助。《到民间去》的拍摄过程和结果让田汉认识到了资本对于电影事业的重要性，南国电影剧社改组成“南国社”之后，虽保留了电影一部，但再没有筹拍任何电影作品。用田汉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环境比较地最适于我们的活动的是戏剧，于是南国乃以戏剧运动多少为社会所注目。”[12]其实，南国社转而开始戏剧运动多少与缺乏资金支持有关。《到民间去》的艰难曲折促使田汉和南国社不得不改换艺术创作方向，转向在当时不需要大资本运作的戏剧运动。
由完成《到民间去》而促成的南国社与“官府”的短暂合作使其重新审视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保有独立的艺术精神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我们以为艺术可以赖政治而完成，但政治对于艺术的支配力并不甚大”。[13]正是抱有这样的幻想，田汉和南国社才希冀通过官府的帮助实现其艺术理想，但艺术家的理想主义同实际景况却相去甚远。由于官府的资助，影片《到民间去》不得不加入“上前线去”的内容而受到广泛批评；不得不在军队中试演，成为评论人口中的“畸形儿”。自此田汉了解了“官府所能给予最大创作自由”的限度。
“由南京归后，我一时沉入非常幻灭之中……我觉得艺术运动是应该由民间硬干起来，万不能依草附木……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力去实行自己的Plan。”[14]由此可见，这次与“官府”的短暂合作在帮助田汉完成了《到民间去》一片的同时，也促使田汉和南国社到真正的民间去。本着从南京归来后“新的觉悟”，田汉在徐悲鸿、欧阳予倩的帮助下，以其稿费版税收入成立了带有“私学”性质的研究所——南国艺术学院。其“既无政府的补助，也无资本家的支持”充分显示出南国艺术学院与“官学”和“学店”一类的商业机关的不同，成为当时“无产青年”追求艺术梦想的乐园。南国艺术学院秉承“私学”精神训练了一批艺术人才，其中的大多数成为后来左翼戏剧、电影运动的中流砥柱。此后，南国社的戏剧运动始终践行“在野的”精神，保持其独立自由的艺术品格，开创出一条“既不靠官府，也不靠财阀”的艺术运动之路。
结语
田汉和南国社拍摄的《到民间去》呈现出复杂的历史状况，它的完成不仅得益于当时南京总政治部宣传处的资助，而且还曾在南京总政治部进行过“试映”，这样复杂的历史“身世”使其成为电影史上众说纷纭的一桩“迷案”。《到民间去》对田汉和南国社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它艰难的筹拍经历不但使田汉和南国社改换了创作方向，将精力转移到不需要大资本运作的戏剧运动上来；更是影响了田汉和南国社对待艺术与政治的态度，此后的南国“既不靠官府，也不靠财阀”，凭着高蹈的艺术精神，开创了一条“在野的”艺术实践道路。而且《到民间去》并不僅仅只是田汉和南国社的电影处女作，更是其所追求的目标与理想。“到民间去”，深入到民众之中，为民众、代表民众是南国社艺术运动所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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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汉.关于《哈孟雷特》与《到民间去》——致《幻洲》杂志记者[M]//田汉全集：第16卷[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292.
[3][9]青萍.可怜田汉到不了民间[J].幻洲，1927，第1卷（12）：614—615，615.
[4]唐槐秋.我与南国[J].矛盾月刊，1934，第二卷（5）.
[5]张若谷.蒋委员长印象[J].中美周刊，1940，2卷（9）.
[6]张若谷.沪宁道上[N].申报，1927-08-25（本埠增刊三版）.
[7]黄德泉.到民间去影片考实[J].电影艺术，2010，1：111-116.
[10]陈白尘.未造成的梦——电影《断笛余音》拍摄断忆[J].电影艺术，1980（11）：49-51.
[11]顾梦鹤.忆田汉同志在《南国社》的电影创作[J].电影艺术，1980（4）：5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