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式发展：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现状与局限
闫静 王露露
摘要：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泛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档案学界提出的新的研究领域、主题，产生的新的档案观念、思想。通过文献分析，当前档案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后现代主义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后现代主义与档案价值研究、后现代主义与档案工作者研究、后现代主义与当前热点问题研究等。然而，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与含糊其辞的特性又使得深受其影响的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充斥着矛盾与局限，这体现在技术决定论对档案理论的过分消解、不确定性引发的档案学虚无主义倾向、激进而软弱的档案学批判立场等方面。这种悖论式发展，为档案学的后续演进提供了警示，即纵横扩展、固本培元、开阔格局，以从容应对后现代的挑战。
关键词：后现代档案学档案学范式革新悖论认知发展现状与局限
Abstract： Postmodern archival theory， influ？ enced by postmodernism and prospered in 1990s， is often loosely used to include the new-coming re？ searching fields， concepts， themes and ideas. As lit？ erature review shows that， the academic achieve？ ments about postmodern archival theory focus on four aspects， how this ideological trend affect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rchival value， archival pro？ fession and other hot issues in archival universe. However， the uncertainty and ambiguity of post？ modernism endow postmodern archival theory with paradoxes and limitations in its development， such a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nihilistic tendencies and radical but mild-sounding criticism. The status quo and limitations of postmodern archival theory provide cautionary effects for archival further evolu？ tionin order to overwhelm the postmodern chal？ lenge.
Keywords：Postmodern archival theory； Para？ digm revolution； Paradox cognition； Theoretical sta？ tus and limitations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Postmod？ ernism）思潮影响，档案理论界和實践界纷纷出现了学术转向和职业转向，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主题、观念、思想纷纷涌现，一种被称作“后现代档案学”的理论形态呼之欲出，成为继古典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之后的又一次理论革新。正如加拿大已故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所言：“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我们（档案职业）无疑生活在后现代社会里。”[1]除了库克之外，“生活在后现代社会里”的档案学家诸如奥布莱恩·布罗特曼（Brien Broth？ man）、卡罗琳·希尔德（Carolyn Heald）、埃里克·克拉克（Eric Kelelaar）、希瑟·麦克尼尔（Heather MacNeil）等也纷纷对后现代档案学理论进行解读，并试图区隔这一理论形态与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异同。综观后现代档案学家的研究取向，理论批判性、思维更新性和多元主张性这三点构成了他们学术话语的重要内容。其中，理论批判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区别于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僵化模式；思维更新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活力源泉，区别于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固有认知；多元主张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区别于传统档案学理论的确定性倡导。正是理论批判、思维更新和多元主张的后现代档案学思想内核对当代档案学科转向和档案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档案学研究范式的革新（学界称其为“质疑性档案学范式”，即Ques？ tioning Archival Paradigm[2]）。一、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研究现状
据现有文献资料显示，F.杰拉尔德·汉姆（F. Ger？ ald Ham）在《美国档案工作者》（The American Archivist）第44期（1981年夏季刊）发表的《后保管时代的档案战略》（ArchivalStrategiesforthePost-CustodialEra），以及特里·库克于1994年在《档案与手稿》（Archives and Manuscripts）第22卷第2期上发表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变革》（Electronic Records， Paper Minds： The R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Aarchives in the Post-custodial and Post-modernist Era）二文，最早阐释了后保管和后现代主义趋势对档案职业的挑战。随后，卡罗琳·希尔德在1996年《美国档案工作者》杂志第59卷第1期上发表了《后现代世界中是否有档案学一席之地？》（Is There Room for Archive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3]，促使档案界进一步系统思考后现代主义给档案学术研究及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三篇文章的发表揭开了档案学术研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相互纠缠的序幕。自1997年始，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冲出北美，不同语境的档案世界相继探索这一晦涩艰深的理论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笔者以主题词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等数据库分别以“档案+后现代”和“档案+后保管”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5日），经过阅读题名和摘要，去除不相关文献，得到相关中文文献共计99篇。同时，笔者以“ar？ chive + post- custodial”“archive + postmodern”“ar？ chive+postmodernism”“archive+post-custody”等为关键词，检索精度为模糊，在Web of Science、Pro？ 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EB？ SCO-ASP和Science Direct上分别对1997年至2018年12月的外文文献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9年1月9日），去重筛选后得到外文文献295篇（见表1）。
在文献数量上，国内外对“档案与后现代”这一主题的研究趋势自1997年始总体上保持一种增长态势，且国内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基本呈现出“同步共振”的学术取向。除了新旧世纪之交，国内外相关研究出现了一个较低的谷值之外，这一主题的文献数量较为稳定地增长（见图1）。
文献主题方面，笔者运用SATI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从中文文献中抽取出频次前30的关键词，使用Netdraw（Network Visualization Software）软件绘制了关键词知识图谱（见图2）。由图2所示，所得中文文献关键词有如下特点。一是与“纸质档案”相比，“电子文件”和“档案工作者”出现的频次更高，可见，与“后现代”相关的文章经常提及这两个概念。分析其原因在于：一则对应的是电子文件的时代发展背景，二则在后现代主义框架中，国内学界对于档案工作者给予了较多关注。二是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基础理论造成了一定冲击，这从“来源原则”“新来源观”“文件连续体理论”等词可以看出。三是图中均匀分布的其他关键词的出现，诸如“档案记忆观”“前端控制”“档案鉴定”“价值”“思维形式”“范式”等，彰显出后现代主义在档案价值论、档案记忆观、档案范式等理论层面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文献数量与主题分析基础上，对文献内容予以归类，则可大致管窥现有对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一是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冲击，主要集中在文件连续体理论、后保管模式与来源原则的更新等方面；二是后现代主义对档案价值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从理论层面对档案概念、档案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档案價值的新解析；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档案职业的冲击，主要集中在档案工作（者）的客观性与建构性、档案职业身份的传统认知与角色转向；四是后现代主义对档案学新兴研究领域提供的理论指导，这突出表现为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档案记忆观、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信任论、档案多元论、档案情感价值理论、档案第五维度理论、社群档案理论等逐渐成为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并呈现繁荣发展之势。以上四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彰显出后现代档案学注重理论批判、思维更新和多元主张的思想内核。
对一种“主义”或思潮的认识与研究，并不止于它所引发或倡导的那份合理的文化态度与学术立场，更应以思辨的哲学观看待这种“主义”所带来的悖论与局限，而这种悖论与局限在后现代主义本身则体现得尤为明显——“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含糊不清的特质，不应该对讲授、叙述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任何过程，确定任何明确的计划或方法，这是一种矛盾和无奈。”[4]后现代主义自身的虚无主义气质，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后现代主义为启蒙、受后现代思潮裹挟的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带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感，并烙印在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文本阐释之中。具体而言，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悖论与局限体现在技术决定论对档案理论的过分消解、不确定性引发的档案学虚无主义倾向、激进而软弱的档案学批判立场等三个方面。
（一）技术决定论对档案理论的过分消解
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批判和超越，主要体现在对知识信息化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先驱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一方面深入分析了知识信息化的社会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诟病知识信息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并把知识信息化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双向共时互动，具体解构为知识信息化和社会生产力病态膨胀、管理技术高度科学化和政治化、通信媒体的渗透性所导致的思想模式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等方面。此外，信息的符码化及其社会意义的僵化、知识真理标准客观性的丧失、信息系统的权力功能对于伦理价值体系的冲击等方面也成了后现代主义信息化批判的重点议题。这种信息化批判在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牧师”[5]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 lard）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鲍德里亚看来，后现代是一个拟真、拟像的时代，模型、符码、控制论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事物，它们构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在此种社会秩序中，主客体的关系被反转，大众媒体的作用与日俱增，媒介技术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工具。[6]
无论是利奥塔还是鲍德里亚，他们都认识到生物工程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媒介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后现代转向”。无独有偶，不同领域的理论家也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后现代的社会面貌。受微电子学飞速发展的启发，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把后工业社会具体地指称为“信息社会”，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称之为“网络社会”。[7]称之“信息社会”也好、“网络社会”也罢，其实质却异曲同工——技术的作用被不断强化，并不断重塑学界的理论风格和学术立场。这一影响在后现代档案学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成为后现代档案学理论与传统档案学理论相互区隔的重要特征。档案学者以其敏锐的学术嗅觉抓住“时下”新兴的信息技术热点，以竭尽所能地不被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这种“趋新”的观念本无可厚非，档案学是向前发展的，自20世纪后半期对电子文件予以研究起，技术发展就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从此开启了档案学研究的“新纪元”。但另外，倘若一味将更多着力点停滞在技术化或信息化研究上，那么档案学理论恐怕会在“跨学科”的热潮中，逐渐丧失掉自身的特质，从而在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大数据科学等领域“水乳交融”的过程中，逐渐消解掉档案理论的“档案化”本质。正如iSchool运动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导致国内外院校在学院改名、学位改名与学科重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去“library/archive”倾向，转而与计算机系/学院/学科合并。数据科学的兴起，有淘汰传统图书情报档案学科之虞。2018年4月13日，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计算与信息学院（College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cs）邓毅院长和林夏教授在学术报告中指出，目前国外学院改名与学位改名已成为一种趋势，如Drexel将学院改名为College of Computing and In？ formatics，Indiana将学院改名为School of Informat？ ics， Computing and Engineering，Pittsburgh将学院改名为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而在学位改名方面，学位名称中也已去掉Library/Archive，转而变成Master of Information，MS in Information Sci？ ence，Master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as？ ter of Data Science，等等。此种趋势对于档案学科而言虽是机遇，但更多的挑战和诘难却纷至沓来。
（二）不确定性引发的档案学虚无主义倾向
不确定性，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顾名思义，不确定即无法确定、可随时随地发生更改，其内涵或意指、其概念或原则、其理念或方法均无法言说，更无从讨论。“它和后现代主义的其他表述策略一样，实际上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悖论，其目的在于揭示传统文化本身危机的不可救药性。”[8]虽然，不确定性的精神特质指向对传统理念所倡导的同一性与确定性原则的背叛与抛弃，具有革命性的颠覆意义，但对不确定性的一味强调反而使得后现代主义者陷入虚无主义的立场。如果引用后现代主义作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的观点，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不确定性态度就是：含混不清（ambiguity）、不连续性（dis？ continuity）、异质性（heterodoxy）、多元主义（pluralism）、随意性（randomness）、叛逆（revolt）、变态（perversion）、变形（deformation），等等。[9]而这些佶屈聱牙的词汇虽然解释了“不确定性”的意指，但其本身的含义似乎也很难明确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理念，更遑论其实践指导意义能够趋于明晰。
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特质在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中亦有所体现，其导致的不良影响则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档案学的虚无主义倾向。这种虚无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档案学基本概念的模糊不清、内涵不明，档案学研究问题的肤浅探索、深度欠佳，档案学理论表述的故弄玄虚、词不达意等现象。虽然这些现象并非档案学研究的主流，但却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档案学本身的理论创新能力以及外界对档案学在学术之林中学科地位与学术水平的总体评价。首先，档案学基本概念的模糊不清、内涵不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传统概念及固有陈述被不断质疑并被不断探讨，看似激烈却莫衷一是，档案学界亦是如此。“档案”究竟是什么，如何尽可能完整而相对准确地表述“档案”的内涵，这一问题自档案学产生起就构成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档案学者认知体系中所不能忽略与回避的本源性问题。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媒体革命的到来使得“档案”概念越发难以揣测，连同“文件”的定义也变得日益难以捉摸。与此同时，伴随着欧风美雨以及中西交流的深化，西方档案术语的引进非但没有使得“档案”术语愈辯愈明，反而导致相关概念的跨语言沟通变得“剪不断、理还乱”，近十年来“record”翻译之争的方兴未艾即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其次，档案学研究问题相对肤浅、深度欠佳。研究问题是所有学科领域学术探讨的起点，如果借用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夫贺（Lucien Febvre）“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10]的论调，并将之延展开来，可以说，没有研究问题，便没有一切学问。但在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随时随地可变更性”的思维倡导中，研究问题也逐渐变得表象化，甚至会丧失掉继续深化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十年磨一剑”的沉淀与厚重也就很难被激发出来。最后，档案学理论表述的故弄玄虚、词不达意。由于部分研究中档案学基本概念的模糊不清、内涵不明，档案学研究问题的深度欠佳，导致档案学理论根基不牢，那些“为了理论而理论”的表述自然会倾向于故弄玄虚与词不达意。这种倾向也导致学界部分质疑声音的出现，如2008年11月网名为“春风秋水”的网友以古论今，借子虚先生之口论道：“夫如是，何须乎特别之档案学欤？档案工作，与其谓之‘学，毋宁谓之‘术。”此种质疑归根结底即是对档案理论的质疑。而既有的一些所谓的档案学理论到底可称为“理论”还是“模型”抑或“模式”，也同样值得深思。
（三）激进而软弱的档案学批判立场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激进政治的传统紧密相关。“激进”也成了部分后现代主义者的代名词。“彻底批判”“全部否定”“颠覆性变革”“强调断裂、差异和冲突”等词汇无一不映射出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立场。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激进立场并不代表着后现代主义具备强而有力的批判支点。甚至有学者分析：“在对现代主义观念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而后现代主义则缺少坚实的理论支点，沉迷于语言与文化的分析……最终成为一种软弱而虚伪的批判理论。”[11]此言论也与后现代主义走向虚无主义的极端倾向相互映衬。波林·玛丽·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更是一针见血地抨击道：“后现代主义热衷于批判、否定、解构和颠覆，但却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构想，他们的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12]这又回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特质。当然，“不可能性”较之“不确定性”而言，则更加激进。
激进而软弱的后现代批判立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学界的认可。一方面，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强调对理性主义档案观、科学主义档案观、机械主义档案观的批判与超越，强调档案理论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表达、从主流话语转向边缘声音、从权威建构转向权力解构，强调以差异性为核心的认识论、以多样性为核心的方法论，倡导建构档案多元论（archival pluralism）和后现代档案多元宇宙观（ar？ chival multiverse）。这些观点对于档案学理论在新时代的更新无疑是一副“良药佳剂”，促进了档案思维的解放，并为学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议题。但另一方面，理念的提出仅是一个起点，它在理论界的认可和实践界的承认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接受过程不仅仅是以时间为衡量标准，更多的仍是这些理念能真正为档案学留下哪些既有学术研究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真正“理论”，而非一时的“观念”或“畅想”。这也是为何目前档案信任论、档案多元论、档案情感价值论、档案第五维度论仍饱受争议甚至不被接受与理解的重要原因。回顾档案学发展史，谢伦伯格（T.R.Schellenberg）的文件双重价值论是基于美国二战后“文山会海”的管理困境及对英国詹金逊（Hilary Jenkenson）式古典档案管理学的抨击而提出的，阿普沃德（Frank Upward）的文件连续体理论是基于电子时代文件管理的现实困境及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修正而提出的。那么，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既然已具备了生长的环境与土壤，加之批判性理论已成为一股重要的学界思潮，因此，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更应摆脱此种激进而软弱的批判立场，从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方法中汲取营养，增加自身的理论阐释力和实践关照力。
三、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未来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历经二十余年的探究之后，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框架初步明晰但却又饱含悖论，这无疑为这一理论的后续发展带来了更多挑战。面对挑战，后现代档案学唯有纵横扩展、固本培元、开阔格局，方可从容应对这一思潮本身的非难。
纵横扩展、固本培元即在正确理解与践行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思想实质的基础上，坚守档案学科本身的特质。后现代档案学所倡导的理论批判、思维更新与多元主张是任何时代背景下档案学持续发展、保持活力的思想源泉。“理论批判”强调的是对传统档案学中不合时宜的“理性主义档案观”“科学主义档案观”与“机械主义档案观”的批判；“思维更新”强调的是由传统的宏大叙事、主流话语、权威构建转向微观表达、边缘声音和权力解构；“多元主张”强调的是在档案学研究中尊重差异、包容不同。但这其中对传统档案学的批判与更新并非意味着对传统的摒弃，反之，档案的历史记录性、档案学理论型与应用型兼备的管理科学属性等这些档案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仍值得被永久珍视，这些特质彰显了档案学在信息时代不可被替代的价值。正如在被视为受后现代主义冲击最为猛烈的历史学研究中，也尚未抛弃兰克（Leopold von Ranke）“如实直书”的信条那样，后现代档案学在其纵横扩展的研究领域里，仍需为传统档案学的核心理念留有一席之地。
进一步而言，后现代档案学的纵横扩展与固本培元则需要一个开阔的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技术决定论对档案理论的过分消解时，要辨清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厘清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至于陷入“技术至上主义”的漩涡；在面对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档案学虚无主义倾向时，要谨记档案学的实践性特征与现实关照力，厘清档案学科的社会价值与功能定位，在更加开放、多元、关联和动态的叙述模式中实现学科突围；在面对激进而软弱的档案学批判立场时，要铭记档案学人的使命，一方面以“立法者”的心态将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转化为实践导向，从而使理论发挥出实际效力，另一方面以“阐释者”的心态为现有社会现象提供档案学视角的解读，提高档案学的社会认知度与社会融入度，从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潮中捍卫档案学科的学术尊严。
*本文为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建构的探索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8TB026）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特里·库克.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J].刘越男，译.山西档案，1997（2）：7-13.
[2] John Ridener. From Polders to Postmodernism： A Concise History of Archival Theory [M]. Duluth： Lit？ win Books LLC， 2009：101.
[3]Carolyn Heald. Is There Room for Archive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J]. The American Archivist， 1996，59 （1）：88-101.
[4][8]高宣扬.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2.
[5] Mike Gane（ed）.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 views [M]. London：Routledge，1993：22.
[6]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43.
[7] [11]张劲松.重释与批判：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34，308.
[9]Hassan，I.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 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21-27.
[10]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8：47-48.
[12]波林·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5.
作者单位：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