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百年文坛一老陕

    杜尚儒

    在陕西人眼里，陈忠实不仅仅是让他们引以为荣的大作家，还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关中汉子。

    在外地人眼里，陈忠实就是一个陕西的文化符号，而他的文学之路，正如他的名字那样，堪称一条忠实的文学之路，也是一条有“老陕”特色的文学之路。

    2016年4月29日，古城西安弥漫着一种沉痛的气氛。这天上午7点40分，一个让人伤心和震惊的消息在西安传开：那个写《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走了。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殒落了！一颗智慧的头颅中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二十四年前，陈忠实为陕西文坛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路遥撰写的悼词中的这些文字，完全可以用来描述这一天人们对陈忠实的怀念之情。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说，“老陈是一个很杰出的作家，他是为中国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作家，更是陕西文坛的一颗巨星，他的作品会长期存留的。”

    原下西蒋村

    1942年8月3日，陈忠实出生在距离西安城里标志性建筑钟楼约50华里的灞桥区西蒋村。西蒋村地处灞河南岸、白鹿原北坡底，因此陈忠实后来自称“原下人”、“乡下人”，但他出生时白鹿原远没有现在有名气，人们只知道有蓝田原、狄寨原，而很少有人听说白鹿原。

    据陈忠实回忆，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做过私塾先生，父亲则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剧本。”每到大年三十，父亲提笔为村人写春联的情景，给陈忠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幼小的陈忠实心目中，那是一种说不出的荣耀和自豪。他的母亲是白鹿原上狄寨镇伍坊村人，姓贺。

    陈忠实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老二，他上有姐姐陈希文、哥哥陈忠德，下有妹妹陈新芳。在陈忠实之后，他的母亲还给他生了六七个弟弟和妹妹，但只存活了一个妹妹，陈忠实的母亲曾说他“命硬”，“克”死了弟弟妹妹。

    陈忠实七岁那年，西安解放了。八岁开始在本村上小学，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他的手里，说：“你明早起去上学。”他拔掉竹筒笔帽儿，里边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合用一只砚台。”

    据陈忠实介绍，父亲与他的父辈、祖辈比是最艰难的，没有私塾的地位也没有殷实的经济基础，但他是那种拼死也要供孩子读书的心强气盛的农民。陈忠实在做了父亲以后，把自己每一个孩子的上学日都视为他们家的“庆典日”，并把这视作他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在西蒋村和相邻的东蒋村相继读完四年级后，陈忠实又考入约三里外灞河北岸蓝田县华胥镇油坊街的高级小学。1955年6月，读完小学的陈忠实在老师带领下徒步到距家30里的灞桥参加小升初考试，他的考区属于这里的西安市第十四初中（今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考区。

    这是陈忠实第一次“出远门”，他的旧布鞋鞋底被磨破了，脚后跟也磨烂了。他远远地落在了队伍后边，没有人知道他的脚出血了。他不愿在别人面前哭穷，也怕穿胶鞋的同学嘲笑自己。但钻心的疼痛让他无法在砂石路上继续行走，直至“走进考场的最后一丝勇气终于断灭了”，他跌坐在马路上，不打算往前再走了。

    这时，一声火车汽笛的嘶鸣，把陈忠实震得从地上弹跳起来，接着他看到一列呼啸奔驰过来的火车，甚至还看到了火车上一个把手伸出窗口的男孩的脸。天哪！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哩而根本不用双脚走路！他无端地愤怒了，心想；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

    一股无名的力量，让他咬着牙在沙石国道上重新举步，终于在离考场还有一二里远的地方，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

    这声汽笛，永远刻录在了陈忠实生命的磁盘上。每当遇到人生重大挫折的时候，那一声汽笛都会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咬着牙向着远方的目标前进。后来，他在一篇散文中，借这一声汽笛告诫年轻的朋友并自勉：“无论往后的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

    爱读赵树理

    陈忠实初中本应在韩森寨的西安市第三十六中读书，因为该校初中部还未建好，他初一第一学期临时在西安东门外鸡市拐索罗巷的一个教堂里上课。鸡市拐与西蒋村相距近50里路，13岁的陈忠实只能在学校寄宿。他每周回家一次，返校时背上能吃一周的干馍，来回都靠步行。

    但是，初中刚上了一个学期，陈忠实就被迫休学了，因为父亲无力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学。寒假时，父亲对陈忠实说，要他休学一年，等他的哥哥陈忠德上完初中，再能考上个师范或技校，不用家里出学费了，缓过劲来再供他上学。

    开学后，陈忠实到学校办了休学手续，回家帮着母亲照看妹妹。有一天，乡上的书记看到陈忠实背着妹妹在村子里闲转，就问他为啥不上学。陈忠实说休学了。再问为啥休学，陈忠实死活不说。书记知道情况后很生气，说新社会怎么能让贫农的孩子失学！书记和学校联系后，学校即通知他复学，每个月还给他6元助学金。

    据陈忠实回忆，他后来转到第十八中学和第三十四中学时，每个月助学金提高到8元。“我是依靠着每月8元的助学金在读书，成为我一生铭记国家恩情的事。”若干年后，他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

    再开学时，陈忠实由于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耽误了，只能又从初中一年级读起，相当于晚了一年进高中，而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是后话。

    陈忠实喜欢文学是从初中二年级开始的，他喜欢上的第一位作家是赵树理。语文课本中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让陈忠实激动不已，“唤醒了我心中有限的乡村生活的记忆，使我的浅薄的生活经验第一次在铅印的文字里得到验证……在我无疑具有石破天开豁然开朗的震动和发现。”他后来回忆说。

    在当时，这只是压在一个15岁的穷孩子心底的梦想和秘密。

    虽然喜欢文学，陈忠实却不喜欢作文课，尤其是那些命题作文。有一次，新来的语文老师让学生自拟作文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陈忠实就把自己写的两首诗交上去，等着老师表扬。没想到老师认为他有抄袭之嫌，这深深地伤了陈忠实的自尊心，为此他一度在这位老师上课时不发言不举手，以示抵制。

    不久，在又一次写自选题作文时，陈忠实写下了平生第一篇小说，题目叫《桃园风波》。这篇超过两千字的作文，取材于村子里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真人真事。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了两页纸的批语，还给他打了个比满分还要高的“5+”。

    接着，在一次市里的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老师推荐选送了他的另一篇作文《堤》，还帮他完成了第一次投稿，将这篇作文投给了《延河》。陈忠实也第一次知道了这份陕西省作家协会的著名刊物。

    然而，这些作品最终都未能发表。陈忠实第一次正式发表的文字是一首诗，题目是《钢粮颂》，全诗共四句：粮食堆如山，钢铁入云端。兵强马又壮，收复我台湾。发表在1958年11月4日的《西安日报》上。这是“大跃进”时期全民诗歌运动的产物，也是陈忠实在学生时期惟一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

    陈忠实在初中和高中时期，先后阅读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两个中篇小说，又阅读了比自己年长六岁的“神童”作家刘绍棠的《山楂村的歌声》《运河的桨声》等代表作，以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李广田等人的散文和那时刚刚出版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因为刘绍棠，他还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和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等作品。

    梦想当空军

    尽管文学让陈忠实看到了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但陈忠实最初的志向并不在文学，而是想参军当兵。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部队到他们学校招收空军飞行员，陈忠实在最后关头被淘汰。接着，学校又接到通知，军校保送生的名额也取消了，上一届这个学校毕业生中有十多名学生被保送进了一个炮兵学院。陈忠实本来还认为自己很有希望成为一名炮兵。上不了军校，当兵也行。在当兵、上大学、回农村的三岔路口，陈忠实认为还是当兵这条路最稳当，因为对考大学和回农村（像柳青那样在农村写作）他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陈忠实没有想到，父亲和老师联合起来将他当兵的路给堵死了。他硬着头皮参加高考，结果那一年招生名额锐减，他们全校四个班只考取了8名大学生，陈忠实所在的班更是被剃了光头。而在上一年，他们这个学校的高考录取比例是50%，再上一年的大学录取比例高达90%。

    名落孙山的陈忠实回到农村，当了一名小学民办老师。若干年之后，陈忠实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并不是心甘情愿回来的，是被迫地不得不回到这里来。”而最让他难过的是，父亲在弥留之际愧疚地对他说：“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错过一年……让你错了二十年……而今你还算熬出点名堂了……”

    陈忠实先是给初级小学毕业班带算术课，两年后，被调到灞桥区毛西公社新成立的农业中学，并担任校团支部书记。

    这期间，陈忠实并没有放弃写作。1964年12月，公社要求各单位为春节准备文艺演出节目，陈忠实根据真人真事写成了一篇快板书，并参加了《西安晚报》的征文活动。1965年1月28日发表了这篇题为《一笔冤枉债—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片段》。但陈忠实认为，同年3月8日在该报发表的散文《夜过流沙河》才是他的“处女作”。这篇“历经四年，两次修改，一次重写，五次投寄，始得发表”的文字，第一次寄给报社是陈忠实上高二时他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悄悄替他寄出的，因此陈忠实很看重。

    1966年2月12日，陈忠实入了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上半年他被评为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久，“文革”开始了，陈忠实成为红卫兵，还被推选为政委，接着又被选为赴京代表之一，负责带领学生“大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陈忠实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详细回忆了他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然而，让陈忠实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带领串联的学生从北京返回来不久，他被当做“保皇派”成了批斗的对象。让陈忠实最不能忍受的是“造反派”在他住的房门口贴了一副白纸对联，写的是毛主席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灯照天烧。”横批“送瘟神”。还在他的门框上挂了一只白纸糊的灯笼。这是农村最糟蹋人的一种方式，但陈忠实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天天面对这些办丧事用的晦气的东西，毫无办法。

    1967年春天，陈忠实进城办事时，突然看到了他崇拜的作家柳青带着高高的纸帽子，被押在卡车上游街批斗。陈忠实震惊了：天哪，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被打倒了，我还想弄啥呢？

    24岁的陈忠实认为自己政治上已经死了，文学上也看不到希望，甚至不止一次想投井结束自己的生命。此后长达六年的时间内，陈忠实再未写过一篇文艺作品。

    书记写小说

    1968年12月，陈忠实被借调到公社工作，从此离开了教师行列。

    1971年6月，陈忠实出任公社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这年夏天，《西安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张月赓打听到了陈忠实，并向他约稿。陈忠实这才发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再写文学作品了。

    在张月赓的鼓励和不断催问下，陈忠实根据带领卫生院职工在秦岭山采药时听到的一位老军医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散文《闪亮的红星》，并很快就在1971年11月3日《西安日报》的副刊发表。

    重要的是，陈忠实又开始写作了，而不仅仅是写公文和发言稿。此后，陈忠实一连发表了数篇散文和革命故事。那时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报社只寄一两张购书票权作报酬。陈忠实拿着购书票到指定的西安钟楼书店却只能买到《新华字典》这样的书。他不断有文章发表，就不停地买字典词典回来，后来多到自家孩子用不完，就拿来送给亲戚和朋友的孩子。

    1973年，陈忠实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他被任命为毛西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副乡长或副镇长。他的身份从民办教师转为体制内的国家正式干部。

    在文学创作上，陈忠实也实现了一个标志性的突破，他的小说处女作终于发表了。他利用到郊区党校参加学习班的一个月时间，写出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小说《接班以后》。这篇小说从字数上突破了他以往任何单篇的体量，小说发表在了当年第三期《陕西文艺》上。《陕西文艺》的前身正是昔日的《延河》，据悉这篇小说的插图是由时任《西安日报》美编的著名画家王西京所绘，许多人读了以后都说陈忠实的语言像柳青。

    随后，陈忠实一年一篇，连续发表了《高家兄弟》《公社书记》《无畏》三个短篇小说。其中《接班以后》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还被改编成了连环画。

    陈忠实一下子成了陕西省业余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与同时期崭露头角的邹志安、京夫、路遥、贾平凹等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体，引起了中国文坛的瞩目。当时，湖南和陕西两省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省份，中国作家协会曾提倡湖南、陕西南北两大文学基地间相互交流经验，但因为正值夏收农忙时节，陕西许多作家要回家收割小麦，交流活动最终未能成行。

    客观地说，陈忠实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成就并不高。他后来在邹志安作品的一篇序中称自己这一阶段的作品是“图释阶级斗争”。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小说《无畏》对陈忠实的影响，这是陈忠实“文革”期间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位年轻的公社干部与县上“走资派”作斗争的故事，作品在1976年5月由《人民文学》刊出，同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揭批“四人帮”时，有领导在报告中说，“我们区有人以小说反党”。事实上，陈忠实在写此稿时曾到北京参加了《人民文学》举办的一个短期培训班，因此便传说陈忠实到北京是江青点名指派的。尽管区上两次派人到北京调查，《人民文学》也派人到西安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最后也证明陈忠实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牵连，但陈忠实还是因为这篇小说“有严重错误”而被撤销了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陈忠实曾长时间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不能自拔，以至多年后他仍这样写道：“这一次挫折纯粹是自作自受，不能怨天不能怨地更不能怨天下任何人，自己写下一篇对生活做出简单谬误判断的小说而声名狼藉。”他甚至想过告别仕途也告别文学，重新做一名乡村教师。

    熬成名作家

    1978年春天，陈忠实在治理灞河的工地上读到两篇小说，一篇是陕西宝鸡铁路职工莫申的《窗口》，另一篇是北京某中学教师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两篇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对陈忠实的触动也很大。“小说敢这样写了！”陈忠实惊喜之余，敏锐地预感到文学也许可以当事业来干了。

    这一年，36岁的陈忠实提出申请，组织上将他调至西安市郊区文化馆任副馆长。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已走到尽头，进入文化单位，可以让自己能够更专心更专业地投入文学创作。

    调至文化馆后，陈忠实集中时间，阅读了他能找到的一切外国小说，重点研究了莫泊桑和契科夫的小说。

    经过长达三年的反思和蛰伏，陈忠实于1979年以一篇七千字的短篇小说《信任》再次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这篇小说当年6月3日刊于《陕西日报》文艺版，在杜鹏程、王汶石等老作家推荐下，同年7月被《人民文学》转载，后来获得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为新时期我国设立最早的两项全国性文学奖项，1978年为第一届，1979年为第二届。在第一届评奖中，陕西作家莫伸的《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当选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这一届，陕西仅陈忠实一人获奖。

    《信任》成为陈忠实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标志。当时，陈忠实迫切希望用新的作品改变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恢复对写作的自信。当他在报社读到一封封支持和肯定的读者来信时，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在这篇小说中，陈忠实没有“跟风”，没有向“伤痕文学”的潮流靠拢，也没有顺从“民意”去“控诉”和“揭露”，而是着力刻画了一位曾挨过整、重新掌权后宽容大度、不计前嫌、真诚对待昔日“冤家仇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评论家后来发现，这篇小说的主旨较之前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陈忠实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创作尽可能向人性贴近，向小说本身的艺术性贴近。

    1980年，原先由灞桥、雁塔、阿房、未央四个郊区合并而成的西安市郊区再次调整为雁塔、未央、灞桥三个区，陈忠实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灞桥区文化馆。不久，他被提升为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仍兼文化馆副馆长。

    1981年，陈忠实发表了包括六篇短篇小说、三篇散文、一篇报告文学在内共计12篇作品。1982年，陈忠实正式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当时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专业从事文学创作。这一年，陈忠实40岁。

    尽管陈忠实早已跳离“农门”，但他属于“一头沉”，家人一直在农村，家里的五六亩责任田主要靠他耕种。直到1983年5月，陈忠实根据政策才将妻子和三个儿女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那时，他的级别为行政23级，月工资52元。

    从1982年至1992年，是陈忠实成为专业作家后最重要也是最充实的十年，这段时间都是在西蒋村老家度过的，包括他1985年被增补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行政级别调整为副厅级，再到后来挂职为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陈忠实的生活习性与当地农民并无二致，一直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读生活，只是他的耕耘已不在田野里，而在稿纸上。

    陈忠实曾写过这样的话：“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陈忠实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其祖居的老宅里写成的。

    创作《白鹿原》

    在同时期作家中对陈忠实影响最大的当属路遥了。

    1982年夏天，陈忠实第一次读到路遥的《人生》时，用他后来的话说，被“打击”得有种“瘫软”的感觉。他为路遥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而叹服。

    当时，路遥33岁，陈忠实40岁。已进入“不惑之年”的陈忠实感觉到了一种压力，他意识到自己与年轻的同行之间的差距。陈忠实曾在接受采访时讲到：“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

    陈忠实是一个善于反思、能下“狠劲”的人，在路遥的“刺激”和“打击”下，陈忠实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1983年春天，陈忠实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发表了。在这篇小说中，陈忠实一改过去的叙事方式，用地道的生活化语言，准确地刻画了二十世纪50年代一个刚刚看到新生活却又无法走出旧生活的农村女青年吴玉贤的形象。有评论家表示，过了多少年回头再看，陈忠实的这个中篇小说还是有持久的艺术魅力的。

    此后，陈忠实一连写出了《初夏》《最后一次收获》《蓝袍先生》《四妹子》等多部中篇小说。

    陈忠实和许多作家的成长道路一样，也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继而写中篇小说，最后才涉足长篇小说的。1985年8月下旬，陕西作协开了一个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座谈会，制定出陕西长篇小说要在三五年内实现突破的创作规划，因为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还没有推出一部长篇小说。

    会议是在延安和榆林两地开的，陈忠实得知有的作家已经在写长篇了。会后，路遥留在延安，开始写作《平凡的世界》。陈忠实明确表示，还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打算，甚至连考虑也没有考虑过。但他已经流露出对自己以往作品的不满。他形象地比喻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比作一幅“油画”，自己之前的所有作品只能算得上肤浅的“连环画”。

    就在这一年，陈忠实在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突然萌生了一个大的想法：也许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蓝袍先生”徐慎行是一位经历过旧的教育体制的乡村文人形象，在此之前，陈忠实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描写当代乡村生活，即眼前的农村生活，正是“蓝袍先生”这个“历史人物”，让陈忠实开始有意识地审视和关注几十年来中国乡村生活的变迁。因此，他后来对记者说：“《蓝袍先生》是诱发《白鹿原》创作的一个理由”。

    此后，陈忠实用了将近三年时间为他的计划做准备。1987年，他对友人透露，他想创作一部死后能当枕头的大部头小说。

    1988年4月初，在西蒋村祖居的老宅里，陈忠实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历时四年，1992年3月正式成稿。

    写完《白鹿原》，陈忠实算是完成了对自己的一个承诺。对于小说能不能出版，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相反，他已经把退路想好了。

    当妻子王翠英问他：“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说：“我就去养鸡。”陈忠实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说，他当时已经暗自决定，假若小说不能出版，无论是作品本身的原因，还是出版政策的原因，他都不会再把写作当专业了。50岁还成功不了，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个养鸡专业户，把写作权当一种爱好罢了。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1992年11月，《白鹿原》在文学双月刊《当代》上分两期刊登，陈忠实赶到西安市中心的钟楼邮局想买一本当期的《当代》，但被告之来晚了，50本《当代》两天就卖完了。

    1993年6月，《白鹿原》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一次印数接近15000册，这几乎超过了他此前出版的五本小说集的印数总和。

    同年，陈忠实被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靠版税“脱贫”

    《白鹿原》出版后，一时在读者和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有关方面先后在西安和北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评论界普遍认为，《白鹿原》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又有独创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其中像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田小娥等，个性鲜明，又极具有典型意义。

    据说，1994年，著名画家和学者范曾在法国读到了《白鹿原》后即兴写道：“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放）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有海外学者评价说，“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有人问陈忠实，《白鹿原》最满意的地方在哪里？遗憾的地方在哪里？陈忠实回答：“我比较满意的是白嘉轩等人，不满意的是几个革命者形象。尽管我作了很大努力，但是由于对革命者的了解不如我对农村人的了解，所以这些革命者形象就相对弱一点儿。”

    几年后，当陈忠实观看了关中的老腔艺术后，顿觉遗憾和自责，他认为，“这样富于艺术魅力的老腔，此前却从未听说过，也就缺失了老腔旋律的熏陶，设想心底如若有老腔的旋律不时响动，肯定会影响到我对关中乡村生活的感受和体味，也会影响到笔下文字的色调和质地。”

    有作家朋友对陈忠实说，小说《白鹿原》里要是有一笔老腔的画面就好了。陈忠实这样回答：“我却想到，不单是一笔或几笔画面，而是整个叙述文字里如果有老腔的气韵弥漫……”陈忠实后来将老腔演出团队推荐给北京人艺话剧《白鹿原》剧组，不被关注的老腔艺术得以登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继而亮相央视春晚，走出国门，红遍网络，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陈忠实的散文《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今年甚至成为北京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的阅读材料，这是后话。

    1997年12月，《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成为继路遥之后陕西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四年后，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忠实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也是自柯仲平之后，时隔五十多年，又一位在陕西工作的作家担任此职务。

    《白鹿原》的出版，也创造了新时期“严肃文学”的奇迹。人民文学出版社半年内加印七次，当年印数突破50万册。

    2006年12月15日，“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

    记者了解到，近十年来，各种版本的《白鹿原》每年销量总数都在10万册左右。保守估计，《白鹿原》发行量已超过200万册。《白鹿原》还被教育部列入中文专业“大学生必读100本”书目，先后被译成日、韩、越、蒙古、法等语种文字出版，并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陈忠实曾说，真正让他“脱贫”的是影视剧改编所带来的版权收入。

    忠实文学路

    陈忠实刚写完《白鹿原》不久，《小说评论》主编李星曾问陈忠实，有无再写《白鹿原》第二部的打算？陈忠实回答：“我去年初已经下了‘白鹿原。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全部构想已经完成。基本可以肯定，我永远再不会上那个‘原了。”

    但是，陈忠实似乎仍有创作长篇小说的兴致和打算。1997年，《白鹿原》刚刚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有记者问陈忠实：“今后还写长篇吗？”陈忠实答：“肯定要写。”

    同年，读者路友为作了一首古体诗，其中写道，“敢问雍村枕书人，方志续修更几篇？”陈忠实在《和路友为先生诗》中写道：“寄语情钟白鹿人，体验未真不谋篇。”

    陈忠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作家，读者不在乎你多出一两本书，关键要写好，对得起读者。”

    在写完《白鹿原》后不久，陈忠实即从老家搬到了城里，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的西安市建国路附近有旧地名叫雍村，陈忠实这个时期喜欢在作品和书信末尾署上“雍村”的字样。

    八年后，即2001年，陈忠实复归白鹿原下西蒋村祖居老宅，过了两年清静的“耕读”日子。

    2003年春天，陈忠实再次从乡下搬回城里，此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西安城南电子一路附近的二府庄，于是陈忠实在行文末尾又多了一个常用的地名“二府庄”。“原下”、“雍村”、“二府庄”，成为陈忠实在文章末尾最常用的三个地名。

    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间，陈忠实的写作以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为主要形式。《白鹿原》之后，他共写了九个短篇小说，出版了《生命之雨》《告别白鸽》《家之脉》《接通地脉》《白墙无字》多部散文集。其中短篇小说《日子》获得2007年首届蒲松龄小说奖，《李十三推磨—三秦人物摹写之三》荣获同年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2008年“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短篇小说奖和《小说月报》2009年第13届“百花奖”。散文《原下的日子》获2004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另如《三九的雨》《告别白鸽》《遇合燕子，还有麻雀》等散文在读者中都口碑甚好，但由于《白鹿原》的光芒所致，人们往往忽视了他晚年在短篇小说和散文方面的成就。

    在《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据说，陈忠实曾经计划写一部以20世纪后五十年的乡村为背景的秘史小说，搜集的材料已经有一米多厚，但终究未能完成。不过，相信所有喜欢陈忠实的读者都会认可这样的评价：一个作家有一部这样的作品就够了。

    有评论者认为，陈忠实的文学之路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一条忠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之路，值得人们总结和研究。陈忠实没有受过科班高等教育，但他眼界开阔，并不保守，能与时俱进，不断反思，一直关注并善于吸收和借鉴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成果。

    他虽然是农民出身，又长期生活在农村，但他与传统的文人不同，坦承对旧体诗、楹联等文学形式“始终把握不好”，甚至不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说不爱看《三国演义》，是因为“不喜欢看打仗的故事”；不喜欢《水浒传》，除了“不喜欢打打杀杀”，也不喜欢小说后半部分主要描写怎么把有本事的人“日弄”上梁山，给人“挖坑”，因而没有好好看；不喜欢《西游记》，因为他压根就不喜欢远离生活的神魔小说；关于《红楼梦》，陈忠实说他没有读完，他认为那种描写贵族生活的小说，距离“咱的生活”太远。

    作为一名小说家，陈忠实一生几乎没有写过一篇脱离农村题材的小说，其对乡村生活的“忠实”与“专注”也是少有的。

    耿直的球迷

    陈忠实在成名之前，据说穿着像个进城的包工头。出名后仍然衣着朴素，很少穿西装。和陈忠实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操一口地道的关中话，一点名人的架子都没有，无论是记者采访还是读者拜访，只要电话打进来，他很少拒绝，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

    据《陈忠实评传》一书作者李清霞女士介绍，陈忠实谦和温厚，待人热情而不失原则，但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因为对小说中人物白嘉轩的评价有意见，争执不下，陈忠实气得拍着桌子说：“你这女子，咋比我还犟！”但第二天，陈忠实主动打电话给李清霞道歉，说他不该发脾气，尊重作者的研究成果，不会干涉作者的写作。

    有熟悉的人说，陈忠实和谁都能谝得来，但一语不和就会撵人，而且绝不客气：走走走，赶紧走，额（我）还有事哩。坊间传说，有次，某位官员不懂文艺，还要指手画脚，乱发议论，“批评”陈忠实：《白鹿原》之后怎么不写了？要体验生活，要学习讲话精神，等等，说了一大堆官话套话。陈忠实只回复了一句话：你懂个锤子！

    但是，面对普通读者的批评指正，陈忠实却能虚心接受。1993年，陕西咸阳读者李有虎在新一期《当代》上读到了《白鹿原》的后半部分，发现了一处错误，小说中一个非常次要的人物在上半部分交代是饿死了，在下半部分的回忆中写成失足落水而亡。李有虎斗胆给陈忠实写了一封信，指出书中的错误，没想到他很快就收到了陈忠实的回信。回信写道，“您指出的问题完全正确，而且恰当其时。书稿的校样（二）即到，我将认真审阅一次，以避免类似的疏忽。”“我对您的感谢不仅使我避免了一个不应发生的错误，还在于您的对乡党的负责精神和爱心。”陈忠实在信里还表示，希望和李有虎见一面，愿意在新书出版后，送他一册作纪念。

    2011年，当得知有读者指出自己撰写的楹联有语病时，陈忠实同样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并对批评者表达了谢意。

    《白鹿原》问世之后，陈忠实的书法作品也受到读者的喜爱，他的一幅四尺整纸的书法作品在陕西、北京等地的市场上能卖到数千元至一万元。但凡有朋友求字，陈忠实分文不取。他身边不少人都曾因为子女入学、孩子找工作、家人求医等事由向他求过字，陈忠实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且都是无偿的。

    关于自己的书法作品，陈忠实很谦虚，也很清醒，绝不以“书法名人”自居。他曾对某报记者说：“我就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写的是毛笔字，不是书法。”因此，他谢绝一切书画艺术展览的邀请，实在推不过，他就写个祝贺的作品表示支持。

    生活中，陈忠实喜欢听秦腔、喝白酒、抽卷烟、下象棋、看球赛，兴趣非常广泛。1994年美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陈忠实应邀在当地报纸上开始发表“球评”之类的文章。以后，每逢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人们总能在报纸上看到陈忠实的精彩点评。记得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陈忠实在点评巴西球星里瓦尔多时，认为里瓦尔多的球风与长相都极像进城揽工的关中小伙子（大意如此），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陈忠实曾经有一个很自豪的头衔，文学圈里的人不一定记得，但资深球迷一定不会忘记，那就是陈忠实曾经当了十余年的陕西省球迷协会名誉主席。他不仅酷爱足球，也喜欢篮球，当年陕西国力队和东盛篮球队的比赛，只要有时间，他一定会到现场观看的。

    巨匠“好老汉”

    天妒英才，人们又一次想到了这个冰冷的词语。

    在当今，74岁算不上是一个长寿的年龄。陈忠实患的是舌癌，春节前才做完手术。据他的好友、著名评论家白烨回忆，手术后见到陈忠实时，他人特别瘦，但是精神状态还不错，只是担心“看来我这以后也写不了作品了……”

    2016年4月29日下午，设在西安市建国路陕西省作家协会大院中的陈忠实追思堂内，陆续出现了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刘延东、刘奇葆、李建国、赵乐际、栗战书、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李长春、杨晶、陈宗兴等人敬献的花圈，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胡和平等省领导前往追思堂吊唁，并敬献了花圈。一连数日，文艺界代表、普通读者、市民等上万人先后前往陈忠实追思堂吊唁。记忆中，新中国以来，很少有作家的葬礼如此隆重，如此牵动人心。

    人们无法接受陈忠实猝然离世的残酷现实。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深感痛惜，前一天她刚到医院看望过陈忠实，第二天再到陈忠实家中时，只能面对陈忠实音容宛在的遗像了。她含泪慰问了陈忠实的家人，并转达了中央有关领导的悼念和慰问。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著名作家白描感慨，“文坛又倒下一棵大树”。他说，“新时期文学陕军的精神面貌和风格基调，很大程度上是在他（陈忠实）影响下确立起来的。”

    作家方英文谈起和陈忠实最后一次吃泡馍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去年10月的一天，陈忠实做东，请几个朋友晚上吃泡馍，电话里强调，“谁要抢着买单，谁就别来！”

    “老汉一生大方，厚道，不要逗出他的倔劲来。”方英文如斯说。

    陕西省作协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在担任省作协主席期间，陈忠实也竭尽所能地为作家们做了不少值得称道的实事，比如，在作协大院里盖起了一座六层办公楼，保护了破败不堪的柳青墓地，提携了一批文学青年……

    2016年5月5日，是陈忠实去世的“头七”，也是向他的遗体最后告别的日子。数千名市民和来自各地的读者自发来到殡仪馆为他送行，其场面让人为之动容，也让人不禁想起了“公葬”这一西安民间最高规格的葬礼。

    熟悉西安历史的人一定记得，在西安历史上有过两次著名的“公葬”，一次是送别西安易俗社创始人之一孙仁玉，一次是安葬爱国将领杨虎城。“公葬”不是公家的“公”，而是公众的“公”，它与大操大办无关，而只与个人的贡献和品德有关。虽然“公葬”这一形式已不复存在，但陈忠实绝对配得上“公葬”的规格。

    在本文截稿之际，记者获悉，电视连续剧《白鹿原》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中，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全国巡演即将拉开序幕。

    陈忠实，一位陕西人心目中的“好老汉”。

    《白鹿原》，一座巍峨而不朽的文坛“秦岭”。

    （本文采写中参考了邢小利、王朝阳、吴成贵等人的著作或报道，特此声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