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沧桑往事

    潘慧颖 钟一鸣

    

    坐落于西郊的颐和园是“三山五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早在元代，此地就被丞相耶律楚材看中，由郭守敬主持，在此开辟水源。明成祖时在此修建了行宫“好山园”。清时期，乾隆皇帝又一次相中了这块宝地，不惜花费重金在此修建清漪园。咸丰、庚子变乱后，西太后两次花重金重修清漪园，改称颐和园。民国时期，颐和园开始对外开放，随后成为公园。1928年以后，在北平市政府和管理颐和园事务所的努力下，成為北平最负盛名的公园之一。颐和园是怎样由皇家禁苑，转而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市民公园的呢？下面，我们就从档案与相关文献中找寻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走向民间的颐和园

    颐和园初建时，尚属皇家苑囿，只有少数官吏可以进入南苑游览，普通的百姓更是只能远远地眺望万寿山，寻求“水远楼深难画处，顿教俗虑尽消除”的慰藉。咸丰以后，西太后的修缮使得园内的风景区、政治区、生活区划分得更为清晰。同时，颐和园本就有着便利的交通条件，出西直门后过海甸镇，不久就能到达颐和园正门——东宫门。便利的交通条件与晚清的修缮改造，为日后颐和园对公众开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开始对市内的皇产、苑囿进行改造，将它们陆续开放为公园，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不过，根据民国政府和清皇室订立的“优待条件”，颐和园尚在溥仪手中。溥仪鉴于逊清小朝廷的财政捉襟见肘，也于1914年正式将颐和园对外开放，收取门票以补贴小朝廷的收入。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将颐和园委托给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管理。庄士敦试图节约开支、规范制度，并对颐和园加以修缮。但由于缺少市政府的支持，以及小朝廷内部的重重阻力，他的工作遭遇了种种困难，最后不得不借助舆论的宣传才获得招标，勉强完成了修缮，整顿颐和园的计划也就泡汤了。1926年，张作霖入主北京后，颐和园又被京畿司令王怀庆归还清室，由“经理颐和园事务所”管理。这一时期，虽然颐和园已经对外开放，且有了一定的管理章程，但管理权时常易主，管理也较为混乱。园内盘桓着成批的乞丐，严重影响了景区的面貌，园中文物也不断被盗。民国四年（1915），第一次造访首都、瞻仰颐和园的程颂嘉就抱怨道：“管理园务者，向为内监，今则内监之富而有家者，均归为民。贫而老仍相依不去。见一内监自市归，篮携杂物，衣破如丐。其余如守门、除草均雇外人为之，售票者亦不知何许人……入门，一年约十五六之童子，手持长衫，欲衣为导，叱去之。其后至排云殿，则一年老者欲出为引，虽叱不去，被诈钱四百文。余喜行止自如，不愿人带领，而若辈则相依不去，恃此为生活……墙上绘花卉人物，则俗工为之，不堪入目。殿中字画屏幅，径黏壁上，不加装池，款为臣某画、臣某书。均甚寻常，真者想为内监易去矣。”此时的颐和园，虽然对外开放，但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园。直到1928年国民军二次北伐成功，颐和园由内政部归还给北平市政府后，一切才迎来了转机。将颐和园改造为市民公园的建设，终于提上日程。成为文化名片的颐和园

    随着二次北伐的成功，首都南迁，曾经的北京成了“北平”，政治中心的光环不再。为扭转这种衰颓的局面，北平市政府定下了“繁荣北平”，营造文化中心的目标。从1928年6月至1937年7月的北平，无论是政府和文化界，都努力营造这座百年古都的文化氛围。因而这一时期的北京也被人们称作“文化古城”。这十年间，市政府与颐和园管理处倾尽全力，力求将颐和园打造成古都北平的一张文化名片。[1]

    市政府接收颐和园后，派警察驱逐了园内的乞丐，并成立了管理颐和园事务所。不过，此时的颐和园面临着财政收入拮据的问题。仅靠门票收入无法维持公园的运转，但此前颐和园的主要收入来源——稻田厂，却已被大半划入内政部河道处。失去了稻田厂租金的事务所请求将稻田厂拨回。[2]当时秋收在即，事务所急需稻田的租赋以供支出，所长赵国源屡次上呈，最后几乎是哀求地说明收回稻田一事不仅关乎颐和园本身，还与“文化古城”的建设息息相关：“查颐和园为中国历史上著名之园囿，建筑宏伟，久为中外观瞻之所系。迩以年久失修，日渐倾塌，言兴筑则以经费困难，欲放弃又于职守有亏，势不得不藉资挹注……北平既定为文化区域，则举凡宫室之遗迹，即应提倡保存，而将来市政之繁荣及夫古物保存之优良，咸视乎此。则该田厂与职所更有特别关系……”言辞恳切，令人倍感辛酸。市政府派出专员勘探后，也认为“该厂有水田一百余顷，环绕于颐和园南、西、北三面，为天然之连带产业……颐和园之精华，半在稻田，今失此膏腴，致收入不敷支出，遑言整理？”[3]最终，市政府同意事务所将稻田厂收回。次年夏季，连绵的暴雨让园内的双亭、清宴舫、钓鱼台等设施严重受损。市政府下令：“即日招工勘估”。当年11月初便将受损建筑全数修复。[4]

    从前后的一连串态度来看，北平市是相当重视颐和园问题的，昆明湖水系是当时北京城水源的生命线，颐和园中一些景观都需要从西山河道引水，但颐和园引水太多会使得城内的中南海水域涸干。稻田厂所辖范围从上游玉泉山直至下游庆丰闸，控扼长河水路，其年租金在1.2万元左右。将稻田厂拨回颐和园，不但可能使得下游涸干，还会大大减少河道管理处的收入，但市政府仍然将其拨回颐和园，只是考虑下游水源问题，派人将眺远斋等处水闸封闭，可见其对颐和园这一“文化地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解决了经费问题，管理颐和园事务所又对社会公开招标，从1929年起，先后将万寿山周围的殿阁出租为饭店、仁寿阁外包为照相馆，并在清宴舫等处设茶座，丰富了公园内的娱乐设施，引来了大量游人。

    开放前期，除了家境殷实的游客外，主要的游客是驻扎于附近的国民军官兵，以及北平大中院校的师生。近水楼台先得月，燕大与清华学生作为“天之骄子”，特别受颐和园的垂青，学生们可以在春假、秋假时，购买预先出售的2角钱门票，借此一窥皇家苑囿的真容。“湖山幽胜，殿宇崇弘”的公园也是接待过市政府官员、燕京大学师生、暨南大学的华侨学生，以及各国政要、议员的理想场所。

    大量游客的造访与市政府的督促，使得公园管理事务所也与时俱进。在1928年颁布《临时保管殿宇及严申门禁的办法》后，公园又本着“因时制宜，力求适合事实，然后责有专归”的原则，逐渐建立起配套的管理制度。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排云门内的古物陈列厅开放后，以玻璃罩盛贮文物，厅内则“设绳网加以指路牌，分析出入口、上下道，以免游人拥挤，使不得陈列几案。”[5]并有专门的安保人员指引游人参观，维持景区秩序与卫生。这样既便于展示文物风采，又利于保护文物。同时，公园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也在用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公共秩序的观念，这已经与民初开放时的颓败情形大不相同了。

    至1934年组织编写《北平大观》之际，颐和园已经成为北平市属公园中的一个样板，成为全市乃至全国各大公园重点学习的对象。全国各地许多正在建设市民公园的城市纷纷来函，希望颐和园赠送规划设计图，以供学习参考。[6]许多文化人笔下也都流淌着与这座民国时期北平市最大的公园有关的美好回忆。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还数1936年张大千在与溥心畬在中秋佳节之际，在园内赏月时留下的佳句：“明月曾呼白玉盘，多情更照玉阑干。香风一夜西风满，水殿深夜讶许寒。”八年蒙难后的颐和园

    只是，“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了”。1937年，“渔阳颦鼓动地来”，七七事变的烽烟后，颐和园连续三个月没有游客光顾。此后虽然恢复开放，但园中文物早已装箱南运，排云殿也不再开放，公园的发展因此陷入停滞。八年的创伤让颐和园蒙受了不少损失，令游人徒生“风景不殊，觉河山之有异”的感慨。好在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市政府再次抓住了颐和园这张“文化名片”。经过两年的整顿，颐和园重新恢复了生气。门票种类得到简化，古迹也被大面积修缮，还添置了游船等配套设施，并在陈列馆内开设了万寿山饭店，方便游人住宿，并出版了《颐和园导游》。据档案资料记载，1947年光是售出的入门券就有129398张之多，另有游船券、钓鱼券等收入。这一年开始，颐和园管理事务所大力整顿公园北面的景区，修缮了后山破败多时的智慧海和香岩宗印之阁，并对游人免费开放。[7]不久，颐和园管理事务所又将北宫门对面的土山铲平，从圆明园挪来一樽底座，将其增建为一座大影壁。于是，封闭多年的北宫门，在这一年挂上了书法家张伯英题写的匾额“清漪园宫门”，重新对外开放。北宫门原本不是清漪园的正门，它兴起于西太后重修颐和园之时。由于当时老北京的游人前往妙峰山香会的香道，前清时期，西太后为了凑热闹，常扮成“老佛爷”在此露面，接受游人的朝觐。只可惜民国前期，北宫门一带的治安状况一直不理想，因而未能开放。北宫门的重新开放，不仅可以缓解游人拥堵的问题，增加公园收入，也对还原颐和园与西山一带的历史风貌很有裨益。

    

    这一时期的颐和园虽历劫重重，但仍然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与修缮，最终仍保留了前清时期的历史风貌，仍不失为北京的一张名片。在那一代人的回忆中，“虽仅是劫后孑余的颐和园，而当年建筑的伟大，船破了有帮，帮破了有底，底破了还有三万六千个钉子，仍不是其他的名胜可以望其项背的！”走向新生的颐和园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颐和园也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指示下，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再一次成为首都，国家高度重视对园内古迹、文物、自然环境的维护，颐和园终于摆脱了需要自筹经费的困局。作为美丽首都的历史名胜，也吸引了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1950年开始，相关部门对于颐和园又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规划。首先分类清点抗战前南运的古物，将其中原属于颐和园的书画、钟表等文物归还，进而商议协调其展品的布置情况。相比故宫博物院，颐和园所藏文物不多，陈列较为空虚，相关部门决定以恢复其历史风貌，保存清时期的陈列特点并配合园林设计进行规划。国家领导人与市政、党政领导也多次对改善园内设施提出意见。经过讨论后，此前庄士敦曾希望保留的玉澜堂围墙被保留下来，这面围墙见证了西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残忍行为，可以对游园者起到教育作用。[8]同时，对园区进行了改建，以解决游人增多带来的拥堵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颐和园的维护工作多以古物修复为主，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维护工作则得到了科学规划的指引，专家们认为应当再现清宫的生活图景，并要对湖底的淤泥进行清理。1960年，市政府派出“北京号”挖泥船清挖淤泥，又将西墙外的湖泥堆放场拨予颐和园。[9]清淤工作不仅调整了颐和园的水位，便于养鱼、行船与卫生，也对于湖泊和下游水源的供养起到了延续的作用。

    本是皇家苑囿的颐和园，在民国初年开始步入“寻常百姓家”，经过“文化古城”时期的修缮与改造，成功从前清御苑转变为一座拥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公园。历经战火岁月的起落兴衰，由于规章制度与配套设施的完善，颐和园得到了较为完好的保存。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各界的努力，几经沧桑的颐和园保存了旖旎的自然风光与沧桑的历史面貌，又得到了科学的管理，再次迸发出了勃勃生机。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15：1.

    [2]北平特别市政府关于接收颐和园与有关单位的来往函件（二）[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01-004-00007.

    [3]管理颐和园事务所为请内政部拨还稻田厂的呈[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21-001-01924.

    [4]北平市政府颐和园事务所请文整会代修双亭的公函及文整会之准函[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21-001-01905.

    [5]北平市政府管理颐和园事务所开放陈列馆实施办法及古物游览规则[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01-004-00514.

    [6]〈北平大观〉编辑委员会关于拟编〈北平大观〉请供给材料的函及颐和园事务所的来往函[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21-001-00636.

    [7]北平市政府管理颐和园事务所1947年工作报告[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21-001-01873.

    [8]关于颐和园改变殿堂陈列方式问题本会向市府的报告等有关文件[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98-001-00080.

    [9]關于挖掘昆明湖、玉渊潭、动物园河道和继续使用“北京号”挖泥船问题本局及颐和园的请示报告[Z].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98-001-00470.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