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地区发展战略思考

    徐旭

    

    作为国家战略性决策，“一带一路”已步入全面务实阶段，也成为指导我国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的途径。西南地区是联系“一带一路”的战略要点，区域交通正在改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完全有条件和基础参与到国家发展战略中，挖掘新的发展动力，扮演新的地位。

    一 中国对外政策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回顾

    （一） 古代中国

    中国古代国土空间表现为南北向的空间分异，典型的格局是：北方为政治军事中心，南方为经济与商业中心，通过大运河将南方物资向北输送，以支持北方军政功能。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化也基本呈现着政治中心不断北移，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总体趋势。

    传统汉民族生活区域在长城以南的农业区。根据现代地理学研究，长城的地理位置大致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农牧业分界线吻合[1]。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中，汉民族大体上采用了军事上的守势，并且将大量的军事力量布局在长城一带。同时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政治中心也倾向于靠近北方。与此同时，长江流域逐渐成为经济中心与工商业主要发展地区，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南北分异的基本格局[2]。

    这一格局在历史岁月中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期逐渐成熟。一方面政治中心持续北移，北京成为历代建都首选，明代“天子戍边”格局解决了中央与地方军权分割的问题。另一方面南方经济贸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长三角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丝绸生产基地，两湖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区，广东福建的海上贸易虽然受政策影响几经沉浮，但与国际贸易联系不断加深。为维系不断加剧的南北分异局面，北京直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得到修筑，这条翻越了泰山的运河高效地将中国南方经济区与北方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成为当时国家命脉所在。

    （二） 近现代中国

    到近现代，传统的南北分异格局转变为东西向的空间差异。沿海地区是与海外贸易与国际市场对接联系的前沿地区，也是全国新的经济中心。内陆地区参与全球市场的机会相对较少，在现代化进程中总体上慢于沿海，主要作为安全后方与资源保障地。从而形成了沿海—内地——东西向差异，此时国家内部政治关系让位于对外政治经济联系的实际需要。

    以近代为例，近代开埠、租界等开放形式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这些地方有河运海运的交通优势，便于发展对外贸易。中国沿海与长江沿岸的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形成沿海沿江T字型格局。新生的工商业不断集聚，上海、南京、武汉等国际大都市不断涌现，当时上海成为东方第一大都市，武汉被誉为“东方芝加哥”。传统的经济格局不断瓦解，运河被海运与铁路取代，中国的军事防线也从传统的北方长城一带转化为东部的海防。

    内地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交通与矿藏。从近代开始，现代化的成就随着铁路向内地延伸，伴随着与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纷争，沿铁路线的新兴城市不断兴起，尤其铁路与大江大河的交汇处工商业得到蓬勃发展。中国内地省份往往资源丰富，如东北华北的铁矿、山西内蒙的煤炭、西北的石油、西南的天然气与水电等。直到今天，内地依然以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形式支持着沿海地区的发展，这种模式与古代中国完全不同。

    （三） 对新时期的启示

    古代中国国际贸易参与程度相对不高，但却是一种十分稳定的政治经济空间格局。即便北方局势出现变化，军事情势不稳定，南方正常经济运作不会受到很大干扰，从而有充足的时间与空间作出反应，有利于国家秩序的正常维系。因此，可以将古代中国看成一种经济中心与大后方重叠的情况[3]。

    近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相应的国土政治经济格局反而是不稳定的。沿海地区是经济中心与战略前沿，一旦外部环境有变，正常的经济社会运行将受到极大的挑战。抗日战争就是典型的情况，在国际地缘冲突下，沿海首先将受到冲击，中国的经济中心直接暴露在外部威胁之下。

    当前阶段，中国经济空间布局相比近现代时期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是国际知名的制造业基地，拥有举世瞩目的工业化基础，集中了全国大量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海上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依然存在，一些国家企图封锁中国、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另外，南海岛屿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等又限制了中国在这些方向上扩大影响的努力[4]。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对于西南地区而言，认识中国新开放格局调整发展思路、发展方向，既是对国家战略的支持与落实，也是把握发展新机遇、加快现代化的重要举措[5]。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战略地位的再认识

    （一） 对外开放新前沿

    “一带一路”新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多条对外开放通道开辟，与西南地区密切相关的有：中国经中亚至欧洲的通道强化、中国至缅甸孟加拉联通印度洋的新通道开辟。包括泛亚铁路、欧亚大陆桥等国际交通线建设、中心城市国际航班建设，都在不断扩大着中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机会。

    近年西南地区已经呈现经济后发赶超、对外开放加快的趋势。2008年以来川渝贵经济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地位提升势头已经显现。金融资本方面，成都2011年吸纳外商投资额超过110亿美元（重庆略低于成都），相当于同年广州、深圳的总和，并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当前的瓶颈在于西南地区对外贸易的总量小（四川只有广东的1/10），深处内陆，不在国际贸易的主通道限制了对外贸易的潜力，尽管在资本运作和重点产品出口（重庆笔记本电脑）方面成绩斐然，但融入国际贸易的总体水平还不够高。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新通道的开辟，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将得到地缘环境变化的有力助推。中国正逐渐从单纯的向东开放走向东西双向开放格局，向西的国际经济联系将得到显著增强。西南地区尤其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资源富集的川渝地区，将实现从战略后方到开放前沿地位的根本性变化。加快经济开放、国际贸易、新经济中心建设，是西南地区的发展新主题，对接东盟、对接欧洲、南下印度洋，是经济发展的新重点新方向。

    （二） 联系多向开放的重要纽带

    1.西南经缅甸出海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从缅甸出海是中国印度洋战略最近的通道，该通道从昆明起、经大理进入缅甸，也是抗战时期中国海权尽失时仅有的对外交通线之一。

    2.长江串联内外的战略性作用。长江经济带是当前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发挥长江串联多向开放的纽带作用。通过长江西南地区将内地经济资源与沿海经济贸易紧密联系起来，便利的水运系统与新时期口岸开放系统将加强沿江沿海经济的优化整合。

    3.西北交通南下出海的国家级走廊。西北城镇基本沿陇海-兰新线带状布局，主要是通道地位、人口与经济承载能力较弱（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共同影响），川渝是西部经济社会重心，依托渝新欧、蓉新欧铁路，已经是参与欧洲国际贸易的重要成员。目前，川渝南北向的交通联系正得到结构性增强，包括渝昆铁路、隆百铁路，成昆、渝黔、渝怀复线等，将形成贯穿西北西南的国家大通道，将西北国际走廊与两广的出海口联系起来。

    （三） 国家安全的保障基石

    1.民族安定团结与生态安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数量多、人口比例高，涉及藏区稳定等国家重大安全问题，也是国家层面着眼西南的首要内容。西南地区同时是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的发源地，生态屏障地位突出，生态多样性意义重大，水源涵养具有全局性意义。在广阔山地地区，民族、生态、农业、贫困问题复杂交织，是全国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的攻坚重点。

    2.战略后方重要基地。在内陆开放的新背景下，西南地区依然是我国重要的安全后方，云桂向南的交通通道打通，改变的是经济地缘版图，与国际纷争直接对接的是异域交通线与借道出海的港口地区。基于西南群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依然是国家安全的大后方。

    3.能矿保障与支柱产业基地。西南地区丰富的天然气、电力优势是沿海经济的重要保障，在中缅油气管线等重大国际资源线路建设的背景下，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区域开放的新形势下，西南面向欧洲、印度洋国家的产业区位得以提升，产业布局发展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在国家安全需要与市场经济的共同推动下，西南地区有条件也有必要加强国家重点支柱产业的发展，包括汽车、电子科技、装备、有色金属等。

    三、对重庆功能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一） 战略性交通枢纽

    重庆要建设为西南多向开放的中心城市，西南新交通格局下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交通枢纽。重庆具备长江上游唯一的大型港口、重要的枢纽机场，西南新的铁路网规划蓝图也基本围绕重庆展开，未来重庆的区域交通枢纽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在铁路交通方面取代成都成为西南新中心。具体而言，长江通道、西北至两广的通道、郑州至昆明的通道（至缅甸出海）都必须经过重庆，“一带一路”新开放格局中，西南将形成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兰渝、渝昆、渝利、渝襄、渝黔、成渝、渝怀多向铁路对外的放射结构。

    重庆迫切需要打破几个方向上交通瓶颈：提升三峡的翻坝运输能力——目前是1.5亿吨/年（长江经济带规划提升一倍），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与未来格局下的西南地区发展需要相比更显不足；提升航空枢纽地位，主要的瓶颈是设施容量不足，第二机场建设进程缓慢，在全国航空流量快速增长的时期限制了重庆航空枢纽地位（与成都的差距未能明显缩小），间接影响了重庆国际地位的提升。

    重庆要将几个方向对外协作的政策优势叠加起来，可以明确的有：长江经济带的口岸经济开放结算体系、渝新欧铁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积极争取在保税物流、离岸结算、欧洲商品贸易、国际医疗科教领域的政策支持。潜在的政策走廊是昆明至缅甸的通道，这是中国西出印度洋、产能输出、开辟发展空间的战略方向，国家层面的政治影响、国际层级的经济活动势必在这一方向不断加强。

    （二） 国际性经济中心

    重庆能否真正成为国家中心城市，这一轮经济功能的培育是关键。本轮发展的要点在于扭转传统思路，突破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传统路径，在国际产业视野、全国经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寻求新的地位。

    重庆首先要成为西南地区输出资本的金融中心与生产组织中心，腹地扩展至缅甸、孟加拉、泰国等。中国经济的内在问题是缺乏增长点与产能过剩，亚投行重要作用是拓展国际范围的市场，资本与产品输出方向在“一带一路”结构框架内。可以预见潜在的输出行业包括：装备、轨道交通、钢铁、石化、有色、船舶等，布局重点在印度洋沿岸的战略港口。这些行业不一定要与重庆当前产业基础有关，重点在于发挥重庆区位与地缘优势，争取国家层面的企业总部与管理部，发挥在国家西部开放中的经济中心作用与管理组织作用。

    重庆要成为中国高技术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一方面这与西南承担国家安全职责的要求匹配，一方面与重庆目前大力推进的电子、汽车等产业方向吻合。重庆同时是国家级商贸物流中心，目前重庆商贸交易额已经超过整个西部的1/3，未来在区域通道和长江经济带支持下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是未来关乎整个中国内陆商品集散的重要枢纽。

    重庆要成为面向东南亚新市场的商品生产、管理与研发中心，这是基于重庆传统优势产业作出的判断。主要的产品包括摩托车、装备制造、矿山机械等，这与东南亚国家，如缅甸、泰国等国家当前市场需求、产业发展需要相匹配。

    重庆要成为西部地区特色产业的市场营销中心、旅游集散中心。西南地区工业化基础普遍较弱，但农业特色产品丰富、开发潜力大，如中药材、白酒、茶叶、食品等特色突出，具有国家地位；旅游业资源丰富、将随着交通发展得到大力发展。如何将“深山中的宝贝”走出去，关键看品牌与渠道的建设；如何推动山区旅游发展，关键看基于交通网络的旅游组织体系；如何推动民族山地地区脱贫，关键在于当地特色经济的产业化。重庆应成为旅游组织、特色品牌培育、绿色农业、城乡统筹发展的先行地区，积极争取在食品安全、旅游规范领域的先行地位。

    （三） 国际国内交往与管理中心

    重庆是抗战时期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指挥中心，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与国际声誉；重庆同时是中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在行政管理方面具有其它城市不具备的资源与优势，在发展建设中的执行性更强。

    未来重庆应加强在国际国内管理、交往方面的功能，提升国际区域的影响力。建议重点关注的方向包括：亚投行的地区中心（面向缅甸、泰国、孟加拉、印度等）；欧洲商品在中国的展销中心（包括免税交易等）；长江上游的国际自由贸易区（与长江港口建设结合）；欧洲跨国企业面向东亚的总部经济基地（比大部分其它城市距离欧洲近）；西南地区铁路编组管理的中心地位（目前在成都，但将来重庆地位更重要）；海峡两岸经济科技协作示范点（历史渊源）。另外，在对接东盟、国际会议方面，与昆明、南宁加强协作，积极开通从重庆至东盟主要国家、印度洋沿岸重点潜力国家的航班。

    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蓝图还处在起步阶段，中国企业走出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还处在初步时期，未来发展的空间、存在变化的可能还有很多，中国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弹性和空间依然很大。可以预见，新的区域开放格局将带给西南各省市新的机遇、新的路径。“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有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寻求发展，支撑国家战略的部署、谋求自身发展的机会，前瞻性地夯实基础、做好准备，迎接创造历史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张莉红.古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大开发及其历史启示[J].社会科学研究.2001.

    [2]姚晓瑞.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及模式研究. [J].人文地理.2008

    [3]陆芸. 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 丝绸之路.2013 （2） ： 13-16.

    [4]史春林，李秀英.美国岛链封锁及其对中国海上安全的影响[J].世界地理研究.2013 （6） ： 23-30.

    [5]王晓泉.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思考[J]. 国际战略. 2014 （03） ： 84-90.

    作者单位：重庆通拓交通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马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