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京城

    薛宁

    

    20世纪初，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出现在北京，最初除了在皇宫、贵族的府邸偶有放映以外，更多的是在民间的茶园和戏园等商业密集的区域，以租借的形式放映。之后，随着影片内容的增多，观众对电影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一些茶园和戏园的园主也自购放映设备，通过增设放映影片的项目来吸引听戏喝茶的客人们光顾。但真正建立起一座专门放映电影的场所，则是1907年，由美侨丢付在东长安街路北建成的平安电影院。作为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院不仅通过专业的电影放映活动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更是以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播方式，助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进程。从茶馆到影院

    据《北京通史》记载，晚清时期的北京，为有闲阶层服务的行业与人员之众，均超过其他城市，消费型的商业十分繁荣。茶园、戏园、酒肆、饭馆遍布，仅外城就有戏园9座、茶馆233座，酒肆360所。看戏喝茶是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小民，“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肴、四季衣裳”，戏曲俨然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除了看戏喝茶，逛庙会、遛鸟养鱼斗蛐蛐，节日期间的观灯、舞狮、赛龙舟以及一些溜冰、骑马、抖空竹等健身活动也是常见娱乐活动。

    民间百姓在茶馆戏院看戏，所付不过零散茶钱，支撑清末巨大消费型商业发展的还是官僚贵族等特殊阶层。此时，由于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异常严重，官僚贵族等特殊的阶层奢靡成风，消费支出异常庞大。同是娱乐，皇家王府常常在私人宅邸组织堂会、游园，挥霍无度。同时，他们对西洋的新奇事物也充满兴趣，把玩西洋物件、听留声机、拍照片、看电影等娱乐最初都出现在宫廷之中。在他们的引领下，渐次发展到民间，使得在清末民初交替之时，作为体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特性的娱乐文化，呈现出了“转型”的特征。

    新思想的传入和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助推新型娱乐走入民间。自来水、电灯、园林、西洋楼群等在城市中提供公共活动的“硬件设施”得到提升，无形中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观念。即使是传统的娱乐，它们的消费场所、形式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例如广受喜爱的戏曲，以前只能在戏园、茶馆里看到，然而随着1905年谭鑫培主演的电影《定军山》拍摄完成、1908年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成立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对京剧内容进行灌录，意味着欣赏戏曲的方式已不仅仅是看现场表演，名角的演出也不是只有特权阶层才能欣赏到。即使是现场演出，戏园、茶园的舞台布置、灯光、座位以及可容纳观众的容量都有了质的飞跃。女子可以享受和男子同等的待遇，平民与贵族观赏的场所逐渐融合，戏园设施更加现代化，综合性的娱乐服务也日渐增多。

    除了改变传统娱乐形式以外，逛公园、吃西餐、看话剧等新型的娱乐形式也初露头角，它們与逛庙会、喝茶、听戏等传统娱乐交融发展。这其中，最为重要、对以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影进入了市民生活之中，以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娱乐形态，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在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写到“中国的电影事业不是从自己摄制影片开始，而是从放映外国影片开始的”。1902年，北京开始了电影放映活动，“当时，有一个外国人携带了影片、放映机及发电机来到北京，在前门打磨厂租借福寿堂映演”，之后的1903年，又有中国商人林祝三从国外带回放映设备和影片，在天乐茶园放映。他们放映的影片有《脚踏赛跑车》《马由墙壁直上屋顶》等滑稽默片。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观众对这些影片虽觉新颖，但由于观影条件和内容的限制，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影响。主要原因是他们大多没有科学知识，看到被放大的活动人影被投射出来的样子，觉得灵魂会被带走，再加上电影放映前需要较长时间的机器调试，还往往模糊不清，看完后容易眼部酸胀，且所演内容乏味简单。即使是对消费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皇室贵族，由于曾在放映过程中发生过爆炸，也视其为不吉利，对此持反对态度。在民间，这些短暂的放映活动犹如星火，一些踊跃的茶园、戏园的园主看到了商机，开始自行购置设备，为自己的娱乐场所增加新的经营项目，也为电影市场的专业化发展培育了观众，开展了初步的商业探索。 20世纪京城第一家影院的诞生

    1907年，在北京最繁华的地带东长安街路北，紧邻王府井大街、东单牌楼和崇文门大街之地，由美国人丢付成立平安电影放映公司。他租赁了一处旧屋，经过改造，建成了专门的电影放映院。区别于茶园戏园将电影放映作为附属项目，平安电影院仅作为放映电影场所开展经营活动，它是北京市的第一家电影院。

    平安影院最初为外国人修建，1911年，改名为兴利平安电影公司，由英籍商人巴立经营。1927年，影院卖给“影戏大王”卢根，卢根与罗明佑共同成立华北电影公司，平安为华北电影公司旗下影院，自此由中国人经营。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平安改名为罗马电影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恢复为平安电影院，独立经营。解放初期，平安影院作为私营影院，产权人为赵振纯。1958年后，影院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革，改名为儿童影院，由东城区文化局管理。20世纪90年代，在修建东方广场时拆除，平安影院结束了八十多年的历史。 1958年后，平安电影院改为儿童影院

    平安电影院从建成起就采用西方的经营模式和管理体系，设立董事长和股东，同时还有专门经理组织排片、宣传和销售，从片源保障、放映软硬件、附加服务等各方面都体现出现代经营的专业化水平。在建设初期，平安电影院规模虽不大，但放映设备先进，布置也较为讲究。据当年的《顺天时报》记载“查这电影戏地方，组织得很文明，价目虽比别处加贵，座位却很整齐。既有电光明灯，又有电气风扇，觉得很为凉爽。北京电戏虽多，这处可推为第一。”1910年平安电影院停演扩建，1913年由于影院失火重新修建，改用电力放映，座位数从初建时的200座增加到400余座。几次修缮后的平安电影院无论从放映设备，还是从建筑格局、内部装饰，很长一段时间均是北京首屈一指的一流影院。据1937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刘昌裔的论文《北京市电影业调查》记载，20世纪30年代，平安电影院的硬件设备“冬季取暖用西式火炉，夏天生凉用电扇及抽风机。厕所设西式抽水马桶。防火设备有水龙带和太平斧。楼下座位散座西式铁腿木椅，包厢西式沙发绒套椅，楼上亦为沙发椅。食堂设备简单，各种方便观众之设皆应有尽有。”

    

    受到片源限制，平安电影院在初营业的几年里，放映的多为滑稽短片，但随着法国、美国制片业的繁荣，进口到中国的影片也日渐丰富。到了20年代中期，滑稽、武侠、社会伦理、奇险、宫廷、爱情、战争等类型的影片均有上映，但喜剧（滑稽）片还是最受欢迎。从影片产地来看，由于影院地处商业繁华地和外国人聚集区，消费水平偏高，加之国产片当时的发行方式只是分账，并不包租，影院获利有限，放映影片以外国片为主，每年放映的国产电影非常有限。以1927年为例，全年放映国产片仅两部，分别是《盘丝洞》和《好男儿》，放映占比为个位。在外片放映领域，平安影院独占鳌头，拥有美国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华纳等世界一流大制片公司在北京的优先放映权，甚至还可以转租给其他的二轮影院。制片公司每周都会把新片源源不断地递到平安电影院，如果没有正片，也会放映短片和新闻片。除此之外，平安电影院还勇于尝试新的电影技术，1925年，实验性地放映立体电影，1929年率先在北京开始放映有声影片，受到观众的追捧。

    与戏园和茶园在放映一半时开始收钱不同，平安电影院有成熟的售票规则，必须先购票才能观影。依据不同等次的座位和放映的时间，价格从4角到2元不等。最便宜的为日场的楼下前排座位，周日和夜场价格会提高，观影效果更好的后排价格也有提升，最贵的为夜场的包厢。这样的票价与当时其他电影院相比，价格要高出很多，但凭借先进的放映设备和最新的片源、周到的影院服务，这里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和有一定知识文化的高层次人群。同时，平安电影院观众组成还有一大特点：在这里，无论男女老幼均可进入影院观看，打破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使女性也可以拥有更加广泛的娱乐生活。

    平安电影院在日常经营中深谙现代传播之道，除了常年在报纸中刊载影片上映信息、自己发行电影宣传单页外，还编辑发行在北京电影行业有着重要影响的刊物——《银声画刊》。该刊物除了介绍平安电影院上映的影片讯息之外，主要介绍好莱坞电影以及幕后故事、明星生活，也会有电影知识普及、中英文电影对白欣赏等栏目。同时，刊物非常重视与读者观众之间的互动，进行有奖征文、设立读者信箱，及时回应读者的需求。这本刊物在各大电影院中均有销售，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

    平安电影院建成于北京由封建到民主、由傳统到新兴的转型时期。那时的北京，既有封建势力的负隅顽抗、又有西方先进文明夹裹着软硬侵略的复杂目的、还有民族自省轰轰烈烈的新思想启蒙，它们的相互博弈，既体现在政治环境中，也体现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而电影放映作为一种新型的市民消费娱乐的文化方式，正是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织中建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平安电影院不仅仅是一座建筑、一个空间，在建设初期，它被看成是政治、文化、经济相互作用的城市景观。

    作为北京第一家专业电影院，无论是电影放映内容、放映方式，还是经营组织手段，平安电影院对专业的电影院建设都起到了很好样板作用。在平安电影院建成之后，北京电影市场日渐活跃，至20年代电影放映业走向正轨，大大小小面对不同观众群体的影院，如前门大栅栏大院楼电影院、东安门外真光电影院、珠市口开明大戏院依次建成。之后，电影院作为商业经营活跃和文化思想交锋激烈的阵地，成立与易主、合并、更名等变化时常出现，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各区剧场、电影院、球社、杂技场调查表》1943年1月1日-12月31日）记载，仅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新建的影院就有近20家，大多数的影院都经历了经营变化。截至建国初期，全市共有影院21家，电影业成为市民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

    

    纵观平安电影院发展历程，它见证了民族电影业强大的生命力：由外国人兴建，几次辗转之后终由于经营不善由国人接手管理并建成规模庞大的电影放映网络，成为北方民族电影业发展的重要一驿。同时，它还承担了新型的文化传播阵地的功能：从建成起平安电影院就着力打造男女平等、打破阶层限制的观影方式，这极大地促进了公共娱乐空间的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文化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平安电影院以及后续建成的大大小小的影院利用电影文化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思想，正像是当年的报刊中所记载的：“不仅是耳目的欢娱、还带着知识的意味、教育的价值，高尚而能普遍、简约而不奢靡”，它对开放、包容、自由的现代城市文化生活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注：20世纪初，北京历经顺天府、北平、北京等多种地方名称，为表述方便，文中一律称北京。）

    参考文献：

    [1]葛兆光.学术薪火——30年代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毕业生论文选[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2]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3]李微.娱乐场所与市民生活——以近代北京电影院为主要考察对象[J] .北京社会科学.2005（4）： 55-61.

    [4]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