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赵志皋师承、讲学与思想考论

    吴兆丰

    摘 要 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赵志皋是阳明后学和在朝王学代表。由其师承、讲学和交游考察可见，赵志皋是一位热衷于讲学的阳明学信徒。从其政治思想来看，他又是王学左派王畿“政学合一”论的信崇者和实践者。赵志皋的阳明学之路，体现了晚明阳明学发展变化的重要侧面，即从讲学走向结合个人身心修养和有益于家国方面，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 赵志皋，阳明后学，讲学，王畿，政学合一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2-0032-08

    明中期以降，以“致良知”为学说宗旨的王阳明（1472—1529年）之学盛行朝野。学界对阳明后学及其讲学活动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①但对于嘉靖、隆庆之际在朝王学，如徐阶（1503—1583年）、赵贞吉（1508—1576年）等人学说思想和讲学活动研究则相对较少，对万历年间在朝王学显赫代表赵志皋（1524—1601年）更罕有讨论，不失为研究中的缺失。②本文以阳明后学赵志皋为例，论述他的师承、讲学、交游及其思想特色，揭示晚明阳明学发展演变的侧面。

    浙江金华号称“小邹鲁”，是宋元以降理学兴盛之地。浙江金华人赵志皋称“婺自吕成公（吕祖谦）倡道，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先生相继丕振，而绍休阐绎则文懿枫山先生（章懋），理学渊源从来远矣”。③随着明中期王阳明学兴起，金华一地出现了王学人物程文德（1497—1559年）。

    程文德，嘉靖八年（1529年）榜眼，“初学于枫山（章懋），其后卒业于阳明，以真心为学之要”。④赵志皋称：“余进也晚，未及公（程文德）门，尝私淑公之教。”⑤赵志皋私淑程文德，既因乡邦文献之故，又应与他早年治举业关系密切。

    赵志皋从族中长辈习闻阳明学说，其叔父赵时崇（1502—1554年）闻“钱绪山（钱德洪）为阳明高足，负笈从游，欣然有得，与东南之士更相唱和，遂知名当世”。赵时崇既是王阳明得意弟子钱德洪（1496—1574年）门人，又受王阳明高弟欧阳德（1496—1554年）弟子阮鶚（1509—1567年）赏识。⑥赵时崇弟赵时齐，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历南京监察御史，官至福建屯田佥事。⑦赵志皋称：“余家食时，获与中洲公（赵时崇）及侍御巽斋公（赵时齐）读书城南天真庵中。二公，诸父也，雅以德业相砥砺。”⑧可见赵志皋从族中长辈尤其叔父赵时崇处耳闻王学之旨。

    嘉靖四十一年，赵志皋正式拜钱德洪为师。赵志皋谓：

    壬戌之秋……余始志学。又适绪山钱先生溯江而上，余谒之，惓惓于格致之学，且云“学必讲而后明”，余始益悟。①

    其后赵志皋又称：“绪山先生从阳明先生游，为弟子上座，阳明先生没，绪山先生尽得其传，以倡于世，四方从游者众，尤济济于衢、婺间。以故余得从诸弟子后，游绪山先生门。”万历元年（1573年），赵志皋奉使还朝，“过武林，谒绪山先生湖上”。②师弟之间联系密切可见一斑。

    赵志皋又从游于王阳明得意弟子王畿（1498

    —1583年）。王祖嫡（1531—1592年）称乃师赵志皋“蚤从龙溪王先生游，得伯安先生（王阳明）之传，身体力行，不以此自见”。③王畿文集收录赵志皋问学语录，并称“瀔阳赵子（赵志皋）将之京，候先生（王畿）于武林之金波园”。④赵志皋于嘉靖二十八年举乡试后“六困礼闱”，至隆庆二年（1568年）中进士第三人。⑤赵志皋嘉靖四十一年后“始志学”，故此次问学可能发生在嘉靖四十四年或隆庆二年春闱之年。是次问学，赵氏先问：

    阳明夫子尝以好名、好货、好色为三大欲。反之于心，觉得货色之欲犹易勘破。名之为欲，其几甚微，其为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种种欺妄，未有不从名根而生者也。⑥

    可见，赵志皋受王学右派钱德洪渐修路线影响，认为良知并非现成，需先克治廓清一段功夫。但王畿主张现成良知，属于王学左派，他称：

    此只是从知识点检得来，若信得良知及时，时时从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阳一出，魑魅魍魉，自无所遁其形，尚何诸欲之为患乎？此便是端本澄源之学。⑦

    也就是说，本体即功夫，良知现成，是为“端本澄源”致良知之学。赵志皋进而问“良知、知识之异”。王畿仍发挥良知本体之论谓：

    知无起灭，识有能所;知无方体，识有区别。譬之明镜之照物，镜体本虚，妍媸黑白自往来于虚体之中，无加减也;若妍媸黑白之迹滞而不化，镜体反为所蔽矣……变识为知，识乃知之用;认识为知，识乃知之贼。⑧

    赵志皋最后请教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王畿鼓励赵志皋勿为子夏“规模狭隘，步步趋趋”之学，要为颜回“绝尘而奔”和曾参“自信于心”狂者之学。

    赵志皋入仕后，王畿与他书信联络频繁。万历元年，王畿以狂者自信本心之学相为鼓励：“数时不相见，同心之怀，彼此所共……不能直信本心，略藉外境好丑，以为从违，皆不出乡愿故智，此人品学术之大辨，不可以不深究也。”⑨万历二年，王畿又以“从性命根源彻底理会，无有一毫凡心世念夹杂掺和”相为鞭策。此后又致信称：

    与吾弟（赵志皋）相别许时，形骸虽间，此心未尝一日不在几席之侧。海内相知虽多，能如吾弟知心相信者能复几人……区区耄年，不敢废学，只在一念上理会，时时得个活泼之机，与知解意识、拨弄惊魂，全无交涉。不知吾弟近来悟入更何如？日用应感，若不能直信本心，略从外边好丑境界转换些子，便非自得之学，不可不察也！⑩

    总之，赵志皋既从钱德洪处获闻良知渐修之教，又在王畿处习得良知本体之说，感受直悟本心王学左派精神。

    赵志皋与王畿还在政治上互为默契。万历初年，王畿编纂一部宦官教化用书《中鉴录》。是书以致良知为指导思想、以宦官为题材和预设读者，借对古今宦官传记选录、分类以及极具鲜明的评论，劝惩宦官去恶向善，使其辅养圣德。但此书编纂的直接动因，是赵志皋等人于隆庆年间任内书堂教习、试图编纂贤善宦官传记为内容的读本。王畿谓“《中鉴》之辑，自吾弟（赵志皋）起因”。{11}可见，赵志皋与王畿在政治上较为务实，不采取与宦官决裂的激进路线，属于温和的折中权宜派。

    赵志皋还与在朝王学李春芳（1510—1584年）保持师生关系。李春芳，隆庆二年任内阁首辅，五年致仕还乡。李春芳拜湛若水（1466—1560年）为师，又问学于欧阳德，同时从游泰州学派王艮（1483—1541年）。①李春芳任隆庆二年会试考官，赵志皋是他门下士：“石麓李公（李春芳）典试，见公（赵志皋）文，叹曰：‘可知其人也。及接见，益深器重公，因指其座谓曰：‘是公异日坐处。”②万历十五年，赵志皋称在李春芳“门下二十年，受知最深，蒙恩最重”，并赞许李春芳“相业”谓：

    不为赫赫之政，亦不以威福加人，含垢包荒，兼容虚受，日接在廷庶官、四方贤士，咨访朝政民瘼，务和颜色以遇之……盖宰相佐一人，总庶尹，以天下之善为善，固不在于较功能，而在于储德量，而公非其人哉？③

    这实是赵志皋对相臣角色和品质的模塑和自许，四年后他也入阁拜相，直至卒任。因此，李春芳对赵志皋的影响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感召。

    综上，赵志皋早年因乡缘和族人之故私淑并习闻阳明学之旨，后于嘉靖四十一年正式拜王学右派健将钱德洪为师，又从游于王学左派代表王畿。赵志皋入仕后还受到在朝王学代表李春芳的提携和垂范。因此，赵志皋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阳明后学。时人陈懿典（万历二十年进士）称赵志皋“学耻徇俗，时独宗余姚（王阳明），讨其旨归”，④确非虚语。

    赵志皋还是一名热衷于讲学的阳明学信徒。从嘉靖三十六年到隆庆二年，赵志皋一直参与兰溪讲会活动。在浙阳明学讲会主要有衢州衢麓讲会、杭州天真讲会、龙游水南会和兰溪兰阴会。兰阴会成员有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皋等。诸会“远近相应”，成员“往来讲会不辍”。⑤

    兰溪讲会由浙中王门徐用检发起。徐用检（1528—1611年），号鲁源，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师事钱德洪。⑥赵志皋称“兰阴久无理学会，会之来，徐鲁源子倡之。鲁源子笃志圣贤，雅好朋友，无一日不相与发明此学。求过省愆，质疑辨难，而一时同志者，亦翕然聚焉”。⑦嘉靖三十六年，徐用检与龙游徐天民、叶良相以及本邑赵时崇、赵时问、趙怀伟、赵祖伊、赵崇善等“会于邑东天真山庵，切磋静对者弥月，深究先天后天及克复仁恕之旨，汇有《证语》一编”。⑧赵时崇、赵时问、赵怀伟、赵祖伊是赵崇善和赵志皋叔父。赵崇善，万历五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弱冠“闻讲学之风，奋然思易其旧习”，他与徐用检等相盟讲学，登第后“犹苦学难得力，受业于徐用检，既别，远书辨难”。⑨赵志皋同宗赵子元（万历四年举人）也参与讲会。⑩总之，赵志皋和其他多位同族宗人都参加了天真山庵阳明学讲会活动。

    嘉靖四十一年开启的兰阴会，是兰溪阳明学讲会的升级和发展。赵志皋谓：

    时奋起者二十余人，乃卜会于兰阴山庵，名曰兰阴会。有期必至，毋敢后焉，凡六年于兹矣。人非不毅然向道也，但世情嗜欲，累久蔽深，而又益之以支离之闻见，故于此心，虽日知所从事，而未得其要领。去邪存正，改过迁善，不免于意念上起倒，作止靡定，终无了手。间有知得自己本体当求者，或住于见，或障于理，或有所执而不化。于我真性，犹隔一层。{11}

    隆庆元年，值徐用检“送母还乡”，“抵家不数日，即杜客约友，朝夕于兰阴……叹曰：‘此皆辨浊清于支流者也，须从根本上求之可矣。此学惟明此体，此体原从太虚中来，不落形骸，不着念虑，不染知识，光光一介心体，能视能听，能言能动，能与物感应者也。当下遽得此虚体，不转一念，便是工夫，舍此则无工夫可言矣。千言万语，只是一意，使人自悟自识。凡会，必欲人各尽已蕴，一一以此意发之，指点病源，开示要法……聚处半年，闻者皆悟。余（赵志皋）亦因得以窥见其端倪，始信往昔所学，皆务标末，千古一息命脉，正当自有在也”。①徐用检始终关注兰溪讲会，此次送母还乡，留兰溪半载，不仅与赵志皋等兰阴会同道相盟讲学，而且向讲学同志强调识见本体、重在自悟之旨。

    参加兰溪讲会对赵志皋影响颇深。入仕后赵志皋仍念兹在兹：“十载论心地，连床夜雨深。微官淹冀北，清梦绕兰阴。鸿雁凄寒浦，烟霞澹远岑。月明歌古调，千里寄知音。”②从嘉靖三十六年兰溪兴起讲会到隆庆二年考中进士，赵志皋持续参加兰溪讲会十年之久，此即“十载论心地”。“清梦绕兰阴”更彰显赵志皋对兰溪讲会的留恋和认可。

    隆万之际，首辅高拱（1513—1578年）去位，赵志皋与耿定向、曾同亨、邹德涵等在京阳明后学，组织京师讲学大会。耿定向（1524—1596年），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泰州学派代表;③曾同亨（1535—1607年），嘉靖三十八年进士，从学于罗洪先（1504—1564年）;邹德涵（1538—1581年），隆庆五年进士，耿定向弟子，江右王门邹守益（1491—1562年）之孙。④万历元年，王畿致信赵志皋：“闻京中已续同志大会，吾弟与楚侗（耿定向）二三君为之倡，此人心向背之机。”⑤同年王畿致信耿定向：“闻京师已复同志大会，乃吾丈与一二同志倡之。”⑥其后王畿致函曾同亨：“闻京师已复同志之会，吾丈与楚侗二三兄实倡之，此会实系世道之盛衰，人心向背、学术邪正之机，皆在于此。”⑦王畿致信邹德涵也称“都下同志之会，赖吾世契二三君子主盟，翕聚不致寂寞”，并谓“京师同志之会，赖吾世契兴复，今又得古林（沈宠）、楚侗（耿定向）坐院默照于上，当益有风动之机”。⑧要之，万历初年，赵志皋与在京阳明后学耿定向、曾同亨、邹德涵等人共同兴起京师讲学之会，试图恢复嘉、隆之际由首辅徐阶等人组织的灵济宫讲学大会盛况。

    赵志皋与张元忭、罗万化等阳明后学交游密切。张元忭（1538—1588年），隆庆五年状元，王畿弟子。⑨隆庆六年，赵志皋使长沙，张元忭赠诗谓：“久从桑梓挹春风，禁苑追随意气同。自向韦编参法象，不将词赋竞雕虫。”⑩可见二人早已相识，加之任职翰林不以文章辞赋自任，而以性命讲学相标，志同道合。罗万化（1536—1594年），隆庆二年状元，也是王畿弟子，{11}他与赵志皋同官翰林，“相得甚欢”，后又同官南都，“欢然相得如初”。万历十四年，赵志皋赞赏罗万化订盟讲学之举：

    （罗万化）尝以莅事之暇，集部院司寺诸郎署同志，订盟讲学于兴善寺之僧舍，期以切磋砥砺，磨刮坌垢，契悟性真……学以定志，志以帅气，一息尚存，此志不懈。人患不学，学则恶可已也，君（罗万化）其进于是哉！{12}

    志为圣贤，讲学定志，确是赵志皋一贯主张。万历五年，赵志皋因反对权相张居正（1525—1582年）“夺情”，出为广东按察司副使。次年春，赵志皋途经杭州，仍与张元忭、罗万化、许孚远等“聚会于武林西湖之上，谈心论道”。{13}赵志皋在广东与岭南宿儒名士叶春及、黎明表、庞嵩、周坦等交游唱和，“徜徉山水，况味恬适”。{14}万历九年京察，赵志皋再遭贬谪，遂回兰溪，隐居于灵洞山房。

    首辅张居正卒后，赵志皋起解州同知，擢南国子司业，历南国子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南吏部侍郎，转北吏部，万历十九年召入内阁。在这一段“乍北乍南”仕宦经历中，赵志皋仍措意于讲学讲会。万历十四年，与王畿合称为“二溪”的罗汝芳（1515—1588年）到南京讲学，“时部寺诸大夫及都人士，日会百计，翕然从之”。时任南国子祭酒赵志皋率“六馆师生延先生（罗汝芳）大会凭虚阁，悉剖底蕴”，①又于次年将罗汝芳南京会讲语录《会语续编》刊于南京国子监。赵志皋称鸡鸣寺凭虚阁讲会“一集数百人，闻先生（罗汝芳）之言，欣欣有感动意”。②对于凭虚阁讲会规模，罗汝芳弟子杨起元（1547—1599年）称：“时会者无虑千人，为说《费隐章》于凭虚阁，盖三昼夜而毕。”③其后杨起元更夸张是次讲会听众接近万人之多：“时主会者太宗师赵公，故诸生无不至，绅衿之士，外及缁黄，下逮仆从，殆万人。师（罗汝芳）为说《中庸·费隐》及《大学》明明德之义，皆自爱亲、敬兄、慈幼、平等处发之，无不听悦。”④凭虚阁讲会规模宏大的原因，既与罗汝芳讲学宗旨有关，也与组织者赵志皋的影响和号召关系密切。王畿弟子查铎（1516—1589年）便对凭虚阁大会称许有加：“约束多士，大会于鸡鸣，不下数百人，此风自东廓公（邹守益）过后杳然矣。”⑤邹守益曾官南国子祭酒，兴起讲学。查铎赞许赵志皋组织凭虚阁大会是邹守益以来所未有，彰显是次讲会在陽明学讲会中的重要位置。

    赵志皋向慕罗汝芳之学，受其师王畿直接影响。嘉靖四十二年，王畿谓赵志皋：“江右近溪罗先生，雅好学，大建旗帜，为四方来学倡，户履常满，束装就业者无间远迩。”以故赵志皋“欲得其人，两相印可，大惬所愿为快”。隆庆元年，罗汝芳赴浙与王畿会面，两人“剧谈竟夕，相得甚欢”。赵志皋得聆罗汝芳“的谈仁旨”。赵志皋自称“得就教席”，与罗汝芳“言言两相契解，而彼此贻简牍，交相责成，互相订正，无下数十纸”。⑥

    赵志皋与罗汝芳论学书信今已无存，但二人彼此相信，互为赞许，是为事实。万历十年，王祖嫡谓赵志皋：

    予（王祖嫡）使旴江，会近溪罗先生从姑山中，谓予曰：“汝迈（赵志皋）笃信澹泊，阳明正脉也，惜人无知者，子出门下，得所依皈矣。”予使竣，谒先生（赵志皋）灵洞山房，以近溪之言叩，不觉雪盈数尺。⑦

    可见罗汝芳甚为推崇赵志皋，许为“阳明正脉”。万历十六年，罗汝芳卒，赵志皋论罗汝芳之学谓：“大都指点人心，以日用现前为真机，以孝、弟、慈为实用，以敬畏天命为实功，一念不厌不倦为朝夕。家常茶饭，人人可食;何智何愚，破觚为员。言言中的，彻天彻地。高之不得，率履不越庸常;卑之不得，易简通乎天载。浑玄、浑释，忘俗、忘儒。心涵天地之虚，量沛江河之决，学之得其大者也。尼父笺笺一脉，千百年来阏而不通者，直至先生而衍其派矣。”⑧赵志皋称许罗汝芳“浑玄、浑释，忘俗、忘儒”，乃“学之得其大者也”，指斥怀疑其学者不得其门堂崖略，不值一驳。

    赵志皋与罗汝芳得意弟子杨起元等多有来往。杨起元致信时任内阁首辅赵志皋，建议赵氏上疏恢复朝讲：“迩来朝讲久废，上下阔绝。夫家人父子之间，久不相见，尚生猜疑，况君臣乎？灾异之来，天心仁爱，似宜乘此机会，请复朝讲，朝讲一复，百度目贞，固不必琐琐陈渎为也……此真阁下今日事也。”⑨万历二十年，赵志皋遂上《请御朝视讲》，⑩是他借重杨起元意见的结果。

    综上所述，赵志皋学为圣贤，求友辅仁，无论在乡抑或立朝，都热衷于参与或组织阳明学讲学活动。他既是兰溪兰阴会重要成员，又是万历初年京师讲学大会的发起人，还是万历十四年南京鸡鸣寺凭虚阁大会的组织者。赵志皋的交游圈也大多是阳明后学人物：既有同里徐用检，又有同年罗万化，既有龙游徐天民、王之弼等，又有山阴张元忭、宣城查铎等，同时还与罗汝芳及其弟子杨起元等相为友善。

    赵志皋虽是一位热衷于讲学的阳明学信徒，但王祖嫡称他并不“以此自见”。对赵志皋而言，“致良知学要义”是切实追求内在精神超越，而不是一味以标榜讲学为归趋。赵志皋批评“今之讲学名家，分门各户，竞相标榜，稍相抵牾，而气不相下”。①他所走的实是“以学为政、以政为学、政学合一”之路。

    赵志皋思想上兼取钱德洪和王畿两家之长，既重实修实证，又重妙悟心体。隆庆年间，赵志皋作《四箴》以自修。《四箴》中的《立志箴》强调立志圣贤，学孔希颜。《克己箴》《研几箴》则分别谓：

    一日之间，默察此心，多少闲思杂虑，而于所感稍有悦心拂意处，又未免为欣怒焉。内奸外宄，交相蠧蚀，习而安之，徇而不反。此须用铁样肝肠以攻治之，庶有廓清之渐。②

    几者，动之微，先天之终，后天之始也。辨之而早，不离乎天。失之不察，遂向乎人矣。此所谓吉凶之先见，善恶之肇分也。始于微，成于著，可畏之甚哉。是以君子贵于慎独。③

    《克己箴》强调时时克己省察，渐必廓清良知心体。《研几箴》指出研几、慎独功夫对于致良知的必要性。以上两箴注重良知功夫论，是赵志皋受钱德洪等王学右派思想影响的表现。但《四箴》中的《主静箴》，突出良知心体虚寂感应之妙，主静守虚，更接近王畿良知本体论。④其谓：

    人之一心，无时不用，亦无时不止，如太虚之体，流行于旦夕瞬息间，而未尝有也。于此认察得真，握守得固，则终日应酬，终日无事，所应酬亦各中节矣。此为学之要领。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