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磨一剑

    【摘 要】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不仅有精彩的小说作品传世，更创作了世界上首部超越主义和流派、用社会心理学写成的文学概论著作《文学论》。这部作品因翻译难度巨大，长期以来无人敢于挑战。译者以埋头三年之功，加上编辑耗时两年打磨加工，五年磨一剑，时隔八十五年终于推出新中国第一个《文学论》译本。国家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并将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我们文化产业而言尤为重要，“工匠精神”正是我们在文化传承中不可遗失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普遍以市场为主导、一切以利润为标准的浮躁氛围下，这本书的制作出版因其各个环节抛卻速食功利主义、用心磨砺、精雕细琢而显得略微与众不同。

    【关 键 词】夏目漱石；文学论；文学理论；工匠精神

    【作者单位】姚东敏，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伊始，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起了一次题为“2016年您喜欢的上海译文十本好书”的读者投票活动，社方甄选出21种好书作为选项，排列顺序不分先后，无一不是译文社2016年的诚意之作。这些书类型多元，涉猎领域广泛，包括多部堪称大热门的知名作品。封面素雅、书名冷门的《文学论》静静位列其中。一天过后，投票截止，结果揭晓：《文学论》以1363票高票夺得榜首。身为《文学论》责编的笔者，对这个结果有点受宠若惊，更为译者王向远老师的苦心孤诣得到大家的赞赏倍感开心，同时在内心感慨：永远不要低估读者们的眼光和鉴书能力，是好书，自然有人赏识、有人肯定。

    笔者回首《文学论》的成书过程，从选题阶段看似有些冷门的品种，到如今广受认可、各方专家学者纷纷问及，成为阶段性的热门书，历时良久，可谓“五年磨一剑”。其间难关重重，没有工匠精神不能支撑，但总算在能力范围之内做到了对每个环节精雕细琢。其中点滴，在此记录下来，就自己而言是个总结，也是个鼓励，激励自己今后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一、名家百年巨著，学术价值极高，但翻译和编辑难度较大

    夏目漱石在日本素有“国民作家”的美誉，在中国学者及广大读者中的知名度甚高，其嘲讽但不失轻妙的笔致甚至深刻影响了我国一代文豪鲁迅先生的创作。他是一位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从小浸淫于博大精深的汉学古籍，早期致力于俳句创作，其笔名“漱石”就出自《晋书》卷五十六《孙楚传》之“漱石枕流”。漱石大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英语专业，1990年被日本文部省公派前往英国留学，归国后在东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文学论》正是漱石1903年至1907年在东大讲学期间所用的讲义。一定程度上来说，《文学论》是漱石留英期间不断探究“文学是什么”的心血结晶，是他辛勤研究、精心结撰的成果，也是世界经典名著《我是猫》的创作理论支撑，其耀眼的光辉理应为更多人发现。基于对夏目漱石作家其人和《文学论》其作价值的判断，我慎重申报了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译本的选题，与此同时，对其翻译和编辑难度在心理上亦有所准备。

    第一，《文学论》在世界范围内首次超越主义和流派，是用社会心理学写作且自成体系的纯学术、学院派著作，力图建立科学的文学论体系。无数人从各种专业角度对文学下定义，而漱石用一句简单的“文学就是（F+f）”给出了简约而独到的定义。漱石说：“少时好读汉籍，学时虽短，但于冥冥之中也从‘左国史汉里隐约感悟出了文学究竟是什么。”即，文学就是“认知的因素”（又称“知性的要素”）F和“情绪的因素”f的结合。《文学论》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开创性文学理论作品，翻译出版这部作品，需对漱石和文论均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第二，《文学论》是德国式逻辑思辨和英国式文学批评的完美结合。文中大量使用了公式、图标、数字计量等现代科学方法，使得文学理论科学化。这些“非文科”的表现方式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按原模样忠实复制，同时，书中大量援引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蒲柏、拜伦、雪莱、丁尼生、勃朗宁、简·奥斯汀、狄更斯、哈代等英国作家的经典作品原文，兼及古希腊、法国等欧洲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以丰富的例证分析验证观点结论。二者相结合，既体现了德国式逻辑思辨的铿锵有力，又体现了英国式文学批评的细致入微，因此也对译者和编辑提出了极高的知识储备要求，如果对这些作家作品没有基本的了解，很容易贻笑大方。

    第三，漱石以横跨中西的视野，成为日本最早践行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先驱。20世纪初，《文学论》不仅在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之间腾挪自如，还广泛涉猎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就系统性、科学性、理论性而言，《文学论》不仅超越了早其20年左右出版的《小说神髓》，更超越了西方文学理论同期的发展。日本现代学者福原麟太郎说，像《文学论》“这样科学的演绎的文学理论，在英国是没有的” [1]。德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小宫丰隆在岩波书店版《漱石全集第九卷》收入的《文学论》“解说”中认为：“历史地看，假定在此之前英国、德国等国也出版了若干《文学论》，但像漱石《文学论》这样客观地、科学地，特别是动态（dynamic）地对文艺加以研究的著作，可以说不只日本没有，西洋在那时候也没有。”德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登张竹风在《评漱石君的〈文学论〉》中更称《文学论》是“破天荒的巨著”。为《文学论》的构想打下基础的大致分为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德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摩尔（Albert Moll，1862-1939）所编辑的“现代科学丛书”（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Series），这是一套当时最先进的关于科学和心理学的丛书。第二个领域是以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派所创作的“社会学”书籍，这里的“社会学”指的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学这一研究领域，而是属于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谱系。第三个领域是威廉·奈特（Wm. Knight）编纂的“大学拓展手册”（University Extension Manuals）丛书中有关“历史”“伦理”和“美学”的部分。众多周知，文学理论本身就难译难编，而像《文学论》这样跨越如此多学术领域、进行大跨度动态研究的文学理论著作，更称得上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

    二、《文学论》市场缺位已久，空缺亟待补足

    如上所述，《文学论》极具开创性的独特价值不言而喻。如今，夏目漱石的作品一方面在广大外国文学读者的必读书目上始终位居前列，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一大热点显学，相关论文、专著层出不穷。近年来，除了对漱石的小说作品持续关注，我国学界围绕《文学论》也产生了不少论著论述。2016年，时值漱石逝世百年之际，复旦大学举办了“重读夏目漱石”研讨会，专题演讲者日本早稻田大学千叶俊二教授特别提及《文学论》在漱石创作中的重要位置。

    历经百年，大浪淘沙，文学大家纷纷给予《文学论》高度赞赏。1907年5月《文学论》在日本大仓书店出版后不久，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生田长江就于1908年评论道：“漱石的评论天才要超过日本另外两位文豪坪内逍遥和森鸥外，而创作才能不下于他俩。”1925年，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文学理论家》一文中高度评价《文学论》：“在明治四十年代，夏目漱石根据心理美学撰写出了出色的文学概论，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在夏目漱石之后，我们已经找不到一本值得信赖的文学概论了。”1975年，现代著名学者吉田精一极力赞许《文学论》是“整个明治和大正时代唯一的、最高的、独创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思想的深刻性上，日本作家和文学家中无人能与漱石相比”[2]。

    这么一部重要论著，却在我国出版市场上长期缺位，乍看着实匪夷所思。其实，国内并非一直没有反响，我国也曾十分推崇夏目漱石的《文学论》。1931年张我军的译本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第一次让国人有机会了解漱石的这一理论巨著，当时周作人亲自为之作序。在序中，周作人对夏目漱石的文学理论评价甚高。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对当时以及之后的中国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孔芥编著的《文学原论》[3]第三章“经验的要素”就是仿照夏目漱石的《文学论》而写。

    在整个民国时期，张我军译本的《文学论》是我国仅有的一部篇幅最长、最为系统的文学概论译著，是翻译出版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数十年来，《文学论》在中国始终未能得到与之价值相当的评价，这确实值得反思。因时代限制，张我军译本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硬伤问题，比如错译、不准确翻译为数不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深入了解该书的精髓。除了这个翻译上的因素，日本文学学者何少贤在其专著《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文学论》没得到充分肯定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因为漱石在总结东西方作家创作经验基础之上概括出来的理论，对于只懂得东方或者只知西方的‘一条腿学者们来说显得生疏。”遑论普通读者，必然更显曲高和寡。如前所述，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中用以佐证理论观点的许多引文例子横贯中西，无形中造成阅读困难。读者若非具备深厚的东西方文学造诣，阅读起来可能难以与作者实现精神层面的统一，难以自如地跟随作者的笔触深入浅出，那么也就难以融会贯通、参透其中精妙之处。

    三、译者潜心埋头三载，力克译界难题，最大程度还原《文学论》原貌

    《文学论》继1931年张我军译本之后再无新版，主要原因如前所述，这本书翻译难度实在非同一般，所以鲜少有人敢去触碰，久而久之，它便成了译界学界“硬骨头中的战斗机”。译者王向远老师勇挑重担，才有了今天这一版《文学论》译本。

    王向远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日比较文学领域的翘楚，可谓学界成名已久的大师级人物。他多年来醉心于翻译日本古典文学经典之作，挑的还个个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大难项目，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苦，反以为乐。如今高校的科研压力之大众所周知，尽管王老师已是著作等身，早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世俗一點来说，他完全可以过得更闲适惬意些，但他仍然挑起了这副重担。我问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他的回答是，他认为做这些不是负担而是享受。我相信，翻译这一版《文学论》，若非出自由衷的热爱和一片匠心，很难坚持得下去，遑论做得如此出色。笔者拜访过王老师的书斋，书斋位于远离北京市区的清净之地，处处是书柜，藏书累累，案头井然有序，显出主人治学严谨的态度。

    对于《文学论》的翻译，王老师遵循了几大准则。

    第一，关于基本翻译方法，坚持“信”或“忠实”第一，没有随意添加原文没有而自行理解后画蛇添足的东西，能直译的尽可能直译，少数不能直译的地方才从便于读者理解的角度加以解释补充。译文最大限度地符合中文行文规范，读来流畅自然。以此为前提，总体保留原作的风格，毕竟这是漱石作品而非其他，应该或多或少有些日式风味，这一点如果流失，也就少了那么一点文本的独特性。

    第二，在整体行文风格上，《文学论》最初是漱石在东京大学的讲稿，所以尽可能体现出大气从容、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文风。讲义是《文学论》最初的使命，也是漱石对莘莘学子的一片拳拳之心。

    第三，在漱石的设想中，《文学论》本该是部耗时十年的鸿篇巨制，从社会心理学切入，从根本上论述文学的活动力，但因课程需要、身心健康及时间限制，其演变成1903年9月至1905年6月两个学年的授课讲义。漱石自己也说，这部书虽然是他辛勤研究、精心结撰的成果，但因时间比预定大大缩短，因此即便在授课中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也有学生提出期待能对结构加以调整，终因种种因素延宕下来。漱石在《文学论》出版前委托友人中川芳太郎代为编辑目录、区分章节，并进行其他整理工作。原文的全书目录中涉及多级标题，部分标题尤其是章以下的三级标题用词有混乱和冗繁之处，王老师这部分做了一些删减优化处理，使其更加清晰明了。

    第四，在注释方面，原作的注释是文内注，而译者按照现在的出版规范，注释均采用了脚注的形式。王老师对加注释的标准是，考虑到本书是专业的学术著作而不是通俗读物，只选择性地注出了个别重要的人名、事项、术语等。

    第五，《文学论》原书援引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的原文作为例文，这是《文学论》的一个显著特色。译者翻译时遵照原文，同样保留英文原文，以保持英文例文的作用与价值。王老师长期在课内课外和年轻学生打交道，知晓如今的年轻人普遍具备良好的英文基础，对英国文学也多有基本的了解，认为以原文形式保留这部分内容对于大量中青年读者来说非常必要和有益。

    《文学论》的翻译工作，王老师从动笔到交稿，历时三年。寒来暑往，不论书斋内外发生过什么变故，王老师都不曾放弃翻译工作。这版《文学论》的问世，包含了王老师多少心血，可想而知。在此向这样兢兢业业、为学术而痴的师长致敬。

    四、耗时两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争编出一部立得住的好译本

    《文学论》能够出版，很大程度上依靠译者，没有译者的辛勤耕耘，逐字逐句、呕心沥血地精彩译介，编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至交稿为止，译者的工作已经完成，如何为这本好书作嫁衣裳，则是编辑的本职工作。鉴于这本书的一些特殊之处，笔者在编辑过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动了一些脑筋，花费了更多的心思。

    1. 针对这本书的特殊情况，增加编校次数，着眼细节，高标准严要求，一一细筛，逐个击破技术性问题

    （1）关于基本结构

    因漱石这本书在出版前是委托他人编校的，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在章节划分上存在不尽合理之处，目录部分有些标题、用词对内容的概括提炼不到位，全书各章节字数不平衡，繁简粗细不一，部分段落的论述略显滞涩等。译者在翻译时进行了一些处理，对个别小标题做了删减优化。到了编辑环节，这些问题要从编辑角度重新审视，以尊重原著为原则，同时遵照出版规范进行确认和调整。通过中川芳太郎和译者王向远老师两轮整理，《文学论》基本结构没有大问题，但在细节上，比如目录标题和正文标题的一致性上出现个别偏差。有的是日版原文就存在的问题，译者忠实翻译理所应当，但显然不符合出版规范之处，应结合正文表述达到前后统一。

    （2）关于注释部分

    译者在做注释时更多地是从学术专业著作的角度，选择性地进行少量注释。作为编辑，考虑的读者范围更加广泛。诚然，专业人士可能是本书最大的目标受众，但笔者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接收人群，让更多普通文学爱好者读懂这本书、加深对漱石文学理论的了解，所以，在编辑环节查阅大量资料，补充了更多的注释信息。

    （3）对于文中大量英文引文的处理

    按照出版规范，所有外文都应翻译成中文。但就这本书而言，笔者同意译者提出的保留英文原文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大量英文引文是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也是支撑验证漱石文学理论的重要论据，必须保留。另一方面，书中提及的作品多是名家名作，其中不乏莎翁名句，绝大部分已有中译本，原文对于每段引文的出处位置都有比较明确的标示，有的甚至具体到诗行数字，但并非全部引文都能找到权威的通行译本，如果强行统统使用或许尚不成熟的中文译法，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偏差可能会对整部《文学论》造成伤害。

    笔者在对照原文审稿的过程中，发现各个诗行的排列并不是非常整齐，段首和段中空格部分的长度有很大不同。因为诗歌是文学种类里比较特殊的一种体裁，况且隔行如隔山，笔者作为非专业研究者不敢擅改，因此就这个部分特别请教了多位英美文学的专业人士，确立了以原版体例为准的基本原则。

    笔者将译文引文和原书引文对照编校，看到译文引文零星存在与原文拼读不一致的问题，慎重起见，选择对不一致的部分做了进一步确认，而不是盲从原版。事实证明，原版因为一些已经不可考证的复杂因素，可能在某个环节有所疏漏，出现了英文单词拼读错误问题。为了对读者负责，笔者决定不让这些“美丽的错误”继续下去，力争在这一版臻于完善。

    大部分詩行后面注明了出处，包括书名、篇章和行数，少数缺省。缺省情况不一，有的是前面行文中有提及的，故标注时有所省略，有的也不尽然。诗行行数的标注上也有一些作者个人化的处理风格，比如第59至63行，标注为“59—63”，第92至97行标注为“92—7”。这些没有绝对对错的处理方式，笔者选择了尊重原版、尊重原作者风格予以保留的做法。

    2. 精心设计，寻找珍贵图片资料用作精美彩插，增加版本附加值

    作为日本文学与翻译专业科班出身的编辑，笔者一直怀揣着出版更多日本经典之作的想法。近些年，国内的日本文学版权引进出版市场火热，各种天价版权屡见不鲜。然而，笔者总觉得火热之中还是应该尊重自己的内心，不为名利所惑，遵从初心，做更多可能市场没那么火爆，但绝对有传承价值的经典好书。数年前笔者编辑制作《平家物语》时这样想，现在仍是。笔者坚持《文学论》的整体装帧设计基本上和《平家物语》保持一致，并有沿照这个思路编辑更多日本文学经典之作形成一个系列的设想。

    漱石的相关图片在国内出版物上并不少见，但基本上重复率较高。我们这次找来了新潮社1983年版的《新潮日本文学相册2·夏目漱石》作为图片资料主要来源，里面有大量国内读者甚至日本读者都不曾见过的珍贵图片资料和解说，笔者和译者共同选取了20幅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包括漱石不同时期的肖像照3张、冈本一平画的“漱石先生像”、《文学论》手写草稿、漱石手书俳句条幅、《文学论》序言草稿、初版《文学论》扉页及第一页书影等。全书采用精装装帧，内封书名烫金，彩插底图采用黑色、黄色加专金色的设计，沉静中不失大气贵重。希望这本书带给读者们的观感不仅是一部值得收藏的学术巨著，也是一个进一步立体化了解漱石的窗口。

    3. 紧扣出版时机，向大师致敬

    2016年是漱石逝世百年纪念，2017年是漱石诞辰150年暨《文学论》出版110周年，日本新潮社在官网上特地辟出专门网页，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隆重纪念这位“国民作家”，并借机推出一系列漱石相关出版物。

    精心打磨两载，历经多次审校，攻克一个个难关，时隔85年，全新的《文学论》译本终于在2016年如期推出。译者王向远老师在译后记里谦虚地写道：“我要对读者朋友说：对漱石的《文学论》的翻译，我用心了，尽力了。但无奈能力有限，译得如何，还请您来判断，并不吝批评指正。”作为编辑，笔者也有同样的心声。在这本书的编辑上，我们排除纷扰沉下心来对每个环节如琢如磨，耗时良久，加上译者的苦心翻译，足足五年磨一剑，才有了这本书的出版面世。

    笔者深感学无止境，编辑当做杂家，但毕竟难以做到方方面面都是专家，虽说在这本书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大量的心血，但个人能力所限，不一定能够做到尽善尽美。在此一并向在本书审校过程中提供了无私帮助，热心解答各种专业问题的良师益友们致谢。这本书上凝聚了我们朴素的工匠之心，也映出了我们的欣然一笑。

    参考文献

    [1][日]福原麟太郎. 文学和文明[M]. 东京：株式会社文艺春秋，1965.

    [2][日]吉田精一. 近代文艺评论史·明治篇[M]. 东京：至文堂，1975.

    [3]孔芥. 文学原论[M]. 南京，南京正中书局，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