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趋势与跨学科组织模式探究
杨超++康涛++姬懿
摘 要：跨学科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促进跨学科研究不仅能在学科交叉地带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而且也有助于解决人类社会和科技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布局、提升学科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就要高度重视跨学科的研究。然而，面对既有的传统学科结构，跨学科发展面临着组织人事、资源共享和文化意识等多重壁垒。在现阶段，通过建立高于院系层面基于学科门类的大类学科平台组织和打造低于院系层面基于课题项目或研究目标的教学科研人员学术组团相结合的跨学科组织模式，是弥补传统院系组织模式缺位、打破学科结构壁垒、促进跨学科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跨学科；组织模式；大类学科平台；学术组团
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并且成为推动当代科技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跨学科研究打破了现代学科划分形成的学术结构壁垒：一方面，填补单学科微观化后的空白；另一方面，释放学科活力、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发展，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学科在更高和更深层次上的重组。只有通过整合及优化配置内外部资源，创新跨学科组织建设模式，完善跨学科发展机制体制，促进学科间优势互补、开放共享、协同发展，才能不断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跨学科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构建、研究机构建设经历了单学科向跨学科的发展历程。单学科建设谋求边界明确的独特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特定的学科概念与范畴，并试图建构一个逻辑严密、凝聚力强、高度一致的理论体系，以此作为学科身份的标识。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它们研究的对象无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在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哪一门科学、哪一个学科，都只是对这一整体中局部现象的研究，单一学科自然也解决不了整体性问题。这一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两弹一星”工程项目中就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任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科技问题，尤其是全球性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 [1]。
新的学科增长点往往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要解决人类重大科技和社会发展问题也愈发呈现出多学科协同的特点。在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中，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成果占到近一半并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就像1986年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在颁奖致词中所说：“从近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选可明显看到，物理学和化学之间，旧的学术界限已在不同的方面被突破。它们不仅相互交叉，而且形成了没有鲜明界限的连续区，甚至在生物学和医学等其他学科，也发生了同样的关系。” [2]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曾在1985年中国科协召开的交叉科学学术会议上提出，可以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时代。
研究型大学在推进跨学科研究活动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各高校争先推进跨学科研究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以跨学科的方式组织教学科研，教学科研展开的焦点在问题上，各门学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相互联系。[3] Scopus数据库结果显示：北京大学被引次数排名前五位的独特竞争力（Distinctive Competency）及潜在竞争力（Emerging Competency）学科集合[4]主要集中于化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及环境科学领域，被引次数前五名中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学科集合单学科特点还比较明显，只涉及一两个学科；哈佛大学的竞争力学科集合则主要集中在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等领域，每个学科集合都涉及了三个不同学科，同时集合内的文章数和被引次数均远高于北京大学。这也说明，哈佛大学的跨学科发展程度更高，而北京大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学科交叉和融合使传统单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研究方法更加趋向交叉和融合，相应的出现了诸多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元组织模式，大学的学术治理结构也在不断进行着适应性调整。然而，目前中国大学的传统院系组织主要是依据单学科构建的，跨学科的发展面临着传统院系组织结构壁垒的学术困境，如何打破学科结构壁垒，探索建立适应中国高校发展校情特点、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有利于跨学科发展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学科布局，提升学科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课题。
跨学科发展的结构壁垒
在我国高校中，单学科的发展模式已较为成熟，跨学科虽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但无论是在组织人事方面、在资源共享方面还是在文化观念方面，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结构壁垒。
1.组织人事方面。大学的组织结构大都采用“校-院系”管理建制，院系作为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承担着教学和研究功能，这种主要基于单学科专业组织起来的院系体制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一种制度惯性，组织结构的僵化又会形成组织结构惰性。教师因为常年的人事关系归属而给自己贴上了院系甚至是某个教研室的标签，同时因对收入、晋升和未知的担忧等会对院系产生依赖，教师忠诚于自己的学科专业，对其他专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特别是在有些专业化领域里，教研人员期望自己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维护自我学科的价值和利益。一方面，院系组织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基层组织；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演变成制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壁垒，这种组织壁垒很容易使得原本最为重要的学术追求目标被置换成适应院系组织规则制度下的利益最大化。院系划分得越细，院系间壁垒可能会越高，也越容易出现重复建设等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的平台组织和教师兼职及评价体系等制度保障，教师进行跨学科研究往往力不从心。
2.资源共享方面。在现行体制中，各高校主要以院系为单位进行编制岗位、学生指标、经费项目等资源配置，很多学科院系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源和数据库等也是单独所有，有的还是实验室、课题组所有，资源共享面临着壁垒困境。对于跨学科研究项目，往往研究周期长、规模大，需要多方资源和各学科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知识共享和互换，有时科研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教学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守住自己学科领域和资源，而不愿意轻易做跨学科研究的领导者和参与者，跨学科合作空有前景和目标，最终很有可能成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是目前一些跨学科组织成为“僵尸”组织的重要原因。
3.文化观念方面。传统学术组织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强势的学科领地，进入同一个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组成了一个学科共同体，他们持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由于每个学科都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应用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的世界正变得分崩离析、支离破碎。这种分化使得每个学科在具体分析时都依赖自己的隐含假设，以致形成了对世界不同的认识”[5]。也有学者把这种学科差异称为“学科世界观”，认为这是一个学科的群体组织概念，是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对世间万物的概念化过程，也是不同学科之间“门户之见”的来源。对于学科的学术权威来讲，在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学科文化氛围后，往往难以轻易打破现有学科文化氛围和格局，而是维护学科地位和领地，强调所在学科文化的稳定性和特殊性。有研究认为，高度的个人主义是阻碍师生进行交流的因素，学术人之间应该以沟通理性为基础，通过彼此间的交往与理解，建设学术共同体。[6]
打破壁垒，探索完善跨学科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
国外跨学科领域有不少先进经验。有的从国家层面联合高校组成跨学科组织，如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这是国家和学校合作的典型，也是跨学科组织中成功的典范，领跑国际物理研究六十年；有的建立校级跨学科组织，如美国南加州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规划建议设置的校级跨学科科研单位（UORU），运行机制定位在学校层面，不归属任何院系，目标是构建实质性的研究平台，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有的搭建校级虚拟交叉学科平台，如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统生物学计划（CSBi），通过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产生在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高影响力的应用成果，以最小的资源带动最大的活力。
我国也有了不少探索。例如：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的协同创新国家项目—2011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联合中心等院校之间合作推进跨学科研究的组织模式等，为推进国内高校跨学科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现有的国内高校组织结构中，基于单学科的院系组织结构仍是学术组织设置的重要框架，而促进跨学科发展最为科学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平台建设培育跨学科研究“土壤”。一是高于院系组织层面的、基于大类学科设置的平台组织，代表学校层面在同一个学科大类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战略规划。二是低于院系组织层面的基于课题项目或研究目标的教学科研人员学术组团。前者持续稳定，后者灵活多样，两者从不同层面对院系组织在跨学科发展中的“缺位”进行增补，再加上机制体制的保障支撑，将大大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切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1.建立大类学科平台组织。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将学科分为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设5个学科门类、58个一级学科；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将学科划分为22类。不同的学科划分方式有不同的侧重角度和使用目的。现阶段院系设置上，有些是以学科门类设置，有些是以一级学科设置，甚至有些是以二、三级学科设置，有些一级学科还是多院系共建的，院系学科划分过细可能会导致同门类、同一级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不畅通，教学科研力量被分散，资源使用率和共享率不高，这也是高校治理和发展的重大难题。
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在院系层面之上基于大类学科加强平台建设，通过学部等大类学科平台组织，把本应学科交流密切、围绕解决同一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相关学科融合在一起，使跨学科交流更加便捷、专业设置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学科竞争力更加强大。同时，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人才培养，学科的发展将从根本上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跨学科研究的深入也会大大促进跨学科人才的培养。
大类学科平台组织建设不等同于传统院系建设，不是简单地多建一个机构，也不完全是在院系上多增加一个管理层级，而是在传统院系之上建立一个促进院系交叉融合的平台组织，它没有自我利益，关注的是跨院系的整体学科建设，致力于资源更加有效的配置，做院系单独做不了、做不好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创造联合、互利、共进的发展环境，整合同类学科资源，形成学术合力，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跨学科发展，而且也会激发传统院系学科的活力，带动学科整体发展。
要保证大类学科平台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一方面，将跨学科类资源向大类学科平台组织配置，完善机制体制保障；另一方面，推动传统院系由资源“为我所有”向“为我所用”的观念转变。
2.支持打造跨学科学术组团。教學科研人员间的交流合作往往是基于一个项目或研究目标而灵活聚集在一起，有时需要围绕某一个新兴跨学科领域建立一个稳定持久的研究组织，有时更多的则是需要一个共享机制和跨学科环境，让教学科研人员能够根据研究需要自行科学组合。
以北京大学为例，21世纪以来，陆续成立了30余个新体制研究机构，其中以理工医领域跨学科研究机构居多，这些机构在学科评估中表现突出，在人才吸引、学科管理框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探索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跨学科的发展单纯依靠成立跨学科实体机构是不够的，也难以在每一个跨学科领域都布局一个研究机构，更多的是要靠保障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体制，以学术组团等灵活的方式满足更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多学科交叉融合需求，使学术研究在需要交叉融合的时候能够没有壁垒、畅快合作。
跨学科学术组团不一定是实体机构，也不一定需要持续的人、财、物投入，可以基于课题项目和研究问题，由教学科研人员提议牵头形成比较灵活的组合，如农学学科做农村问题研究的和经济学学科关注农业经济的就有强烈的合作需求，再加上大数据和社会调查研究，很适合形成一个跨学科学术组团，在农村经济转型等领域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校需要做的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人事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必要的资源和制度保障。
只要把共享平台搭建起来，把机制体制完善到位，就可以做到强强联合，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学科发展格局，规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缩短跨学科成果产出周期，降低“单枪匹马”“孤军深入”所带来的“经营”成本，避免组织臃肿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实现显著的“学科规模效应”，达到相关院系学科的“共赢发展”。
3.进一步完善跨学科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真正高效的跨学科组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院系组织，各个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基于对未来行为的承诺和共同目标的预期，是在协商的基础上明确组织各成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及其工作任务和目标，规范各成员的行为，并保证各成员应得的利益。为营造一个良好的跨学科发展环境，高校应该不断完善跨学科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建设，规范跨学科组织的运行，保障跨学科组织的活力。
建立大类学科层面的问题解决机制。高校特别是高于院系层面的大类学科平台组织要为不同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进行跨学科研究创建“共享空间”，实现信息、知识和资源的共享。健全大类学科平台组织内部的院系间互聘和工作量转换机制。当遇到个体和学术组团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大类学科平台组织有责任帮助调动资源、协调部门，合力推进问题解决。
健全评价与激励机制。从体制内释放能量，探索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评价和成果评价体系。设立跨学科发展专项基金，或在经费等资源配置上划定跨学科的比例份额。为跨学科教学科研人员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规划，打通跨学科人才的晋升渠道，对于前景好、做得好的跨学科组织给予重点激励和支持，以释放跨学科组织的活力，保障健康有效运行。
完善设立与撤销机制。要有明确的设立条件和经过严格的程序，同时应定期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保留或撤销。对于虚体的学术组团，应制定明确的组成标准，进行分类管理，并定期根据评估等级决定给予资源配置的多少，让有限的资源更有效配置。
参考文献：
[1]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2.
[2]路甬祥. 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J]. 中國科学院院刊， 2005， 20（1）：59.
[3]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111.
[4]独特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为Scival特有的学科评价指标，可体现高校最有竞争力的交叉学科集合，基于Significantly large field of research、Publication leader、Reference leader、Innovation leader四个指标计算得出。此外，Scival交叉学科图谱（泡泡图）也可体现交叉学科程度.
[5]Kockelmans， J. J. Why interdisciplinarity [J]. Interdisciplinarity： Essays From the Literature， 1998.
[6]Angela Brew.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s of experienced researchers[J]. Higher Education， 2008， 56（4）：423.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于 洋]
摘 要：跨学科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促进跨学科研究不仅能在学科交叉地带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科增长点，而且也有助于解决人类社会和科技的重大问题。要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布局、提升学科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就要高度重视跨学科的研究。然而，面对既有的传统学科结构，跨学科发展面临着组织人事、资源共享和文化意识等多重壁垒。在现阶段，通过建立高于院系层面基于学科门类的大类学科平台组织和打造低于院系层面基于课题项目或研究目标的教学科研人员学术组团相结合的跨学科组织模式，是弥补传统院系组织模式缺位、打破学科结构壁垒、促进跨学科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跨学科；组织模式；大类学科平台；学术组团
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并且成为推动当代科技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跨学科研究打破了现代学科划分形成的学术结构壁垒：一方面，填补单学科微观化后的空白；另一方面，释放学科活力、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发展，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学科在更高和更深层次上的重组。只有通过整合及优化配置内外部资源，创新跨学科组织建设模式，完善跨学科发展机制体制，促进学科间优势互补、开放共享、协同发展，才能不断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跨学科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构建、研究机构建设经历了单学科向跨学科的发展历程。单学科建设谋求边界明确的独特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特定的学科概念与范畴，并试图建构一个逻辑严密、凝聚力强、高度一致的理论体系，以此作为学科身份的标识。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它们研究的对象无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在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哪一门科学、哪一个学科，都只是对这一整体中局部现象的研究，单一学科自然也解决不了整体性问题。这一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两弹一星”工程项目中就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任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科技问题，尤其是全球性问题，都是相当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 [1]。
新的学科增长点往往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要解决人类重大科技和社会发展问题也愈发呈现出多学科协同的特点。在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中，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成果占到近一半并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就像1986年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在颁奖致词中所说：“从近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选可明显看到，物理学和化学之间，旧的学术界限已在不同的方面被突破。它们不仅相互交叉，而且形成了没有鲜明界限的连续区，甚至在生物学和医学等其他学科，也发生了同样的关系。” [2]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曾在1985年中国科协召开的交叉科学学术会议上提出，可以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时代。
研究型大学在推进跨学科研究活动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各高校争先推进跨学科研究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以跨学科的方式组织教学科研，教学科研展开的焦点在问题上，各门学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相互联系。[3] Scopus数据库结果显示：北京大学被引次数排名前五位的独特竞争力（Distinctive Competency）及潜在竞争力（Emerging Competency）学科集合[4]主要集中于化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及环境科学领域，被引次数前五名中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学科集合单学科特点还比较明显，只涉及一两个学科；哈佛大学的竞争力学科集合则主要集中在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等领域，每个学科集合都涉及了三个不同学科，同时集合内的文章数和被引次数均远高于北京大学。这也说明，哈佛大学的跨学科发展程度更高，而北京大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学科交叉和融合使传统单学科的边界变得模糊，研究方法更加趋向交叉和融合，相应的出现了诸多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元组织模式，大学的学术治理结构也在不断进行着适应性调整。然而，目前中国大学的传统院系组织主要是依据单学科构建的，跨学科的发展面临着传统院系组织结构壁垒的学术困境，如何打破学科结构壁垒，探索建立适应中国高校发展校情特点、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有利于跨学科发展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学科布局，提升学科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课题。
跨学科发展的结构壁垒
在我国高校中，单学科的发展模式已较为成熟，跨学科虽然是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但无论是在组织人事方面、在资源共享方面还是在文化观念方面，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结构壁垒。
1.组织人事方面。大学的组织结构大都采用“校-院系”管理建制，院系作为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承担着教学和研究功能，这种主要基于单学科专业组织起来的院系体制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一种制度惯性，组织结构的僵化又会形成组织结构惰性。教师因为常年的人事关系归属而给自己贴上了院系甚至是某个教研室的标签，同时因对收入、晋升和未知的担忧等会对院系产生依赖，教师忠诚于自己的学科专业，对其他专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特别是在有些专业化领域里，教研人员期望自己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维护自我学科的价值和利益。一方面，院系组织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基层组织；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演变成制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壁垒，这种组织壁垒很容易使得原本最为重要的学术追求目标被置换成适应院系组织规则制度下的利益最大化。院系划分得越细，院系间壁垒可能会越高，也越容易出现重复建设等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的平台组织和教师兼职及评价体系等制度保障，教师进行跨学科研究往往力不从心。
2.资源共享方面。在现行体制中，各高校主要以院系为单位进行编制岗位、学生指标、经费项目等资源配置，很多学科院系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源和数据库等也是单独所有，有的还是实验室、课题组所有，资源共享面临着壁垒困境。对于跨学科研究项目，往往研究周期长、规模大，需要多方资源和各学科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知识共享和互换，有时科研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教学科研人员更倾向于守住自己学科领域和资源，而不愿意轻易做跨学科研究的领导者和参与者，跨学科合作空有前景和目标，最终很有可能成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是目前一些跨学科组织成为“僵尸”组织的重要原因。
3.文化观念方面。传统学术组织在发展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强势的学科领地，进入同一个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组成了一个学科共同体，他们持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由于每个学科都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应用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的世界正变得分崩离析、支离破碎。这种分化使得每个学科在具体分析时都依赖自己的隐含假设，以致形成了对世界不同的认识”[5]。也有学者把这种学科差异称为“学科世界观”，认为这是一个学科的群体组织概念，是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对世间万物的概念化过程，也是不同学科之间“门户之见”的来源。对于学科的学术权威来讲，在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学科文化氛围后，往往难以轻易打破现有学科文化氛围和格局，而是维护学科地位和领地，强调所在学科文化的稳定性和特殊性。有研究认为，高度的个人主义是阻碍师生进行交流的因素，学术人之间应该以沟通理性为基础，通过彼此间的交往与理解，建设学术共同体。[6]
打破壁垒，探索完善跨学科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
国外跨学科领域有不少先进经验。有的从国家层面联合高校组成跨学科组织，如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这是国家和学校合作的典型，也是跨学科组织中成功的典范，领跑国际物理研究六十年；有的建立校级跨学科组织，如美国南加州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规划建议设置的校级跨学科科研单位（UORU），运行机制定位在学校层面，不归属任何院系，目标是构建实质性的研究平台，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有的搭建校级虚拟交叉学科平台，如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统生物学计划（CSBi），通过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产生在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高影响力的应用成果，以最小的资源带动最大的活力。
我国也有了不少探索。例如：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的协同创新国家项目—2011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联合中心等院校之间合作推进跨学科研究的组织模式等，为推进国内高校跨学科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现有的国内高校组织结构中，基于单学科的院系组织结构仍是学术组织设置的重要框架，而促进跨学科发展最为科学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平台建设培育跨学科研究“土壤”。一是高于院系组织层面的、基于大类学科设置的平台组织，代表学校层面在同一个学科大类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战略规划。二是低于院系组织层面的基于课题项目或研究目标的教学科研人员学术组团。前者持续稳定，后者灵活多样，两者从不同层面对院系组织在跨学科发展中的“缺位”进行增补，再加上机制体制的保障支撑，将大大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切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1.建立大类学科平台组织。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将学科分为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设5个学科门类、58个一级学科；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将学科划分为22类。不同的学科划分方式有不同的侧重角度和使用目的。现阶段院系设置上，有些是以学科门类设置，有些是以一级学科设置，甚至有些是以二、三级学科设置，有些一级学科还是多院系共建的，院系学科划分过细可能会导致同门类、同一级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不畅通，教学科研力量被分散，资源使用率和共享率不高，这也是高校治理和发展的重大难题。
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在院系层面之上基于大类学科加强平台建设，通过学部等大类学科平台组织，把本应学科交流密切、围绕解决同一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相关学科融合在一起，使跨学科交流更加便捷、专业设置更加科学、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学科竞争力更加强大。同时，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人才培养，学科的发展将从根本上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跨学科研究的深入也会大大促进跨学科人才的培养。
大类学科平台组织建设不等同于传统院系建设，不是简单地多建一个机构，也不完全是在院系上多增加一个管理层级，而是在传统院系之上建立一个促进院系交叉融合的平台组织，它没有自我利益，关注的是跨院系的整体学科建设，致力于资源更加有效的配置，做院系单独做不了、做不好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创造联合、互利、共进的发展环境，整合同类学科资源，形成学术合力，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跨学科发展，而且也会激发传统院系学科的活力，带动学科整体发展。
要保证大类学科平台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一方面，将跨学科类资源向大类学科平台组织配置，完善机制体制保障；另一方面，推动传统院系由资源“为我所有”向“为我所用”的观念转变。
2.支持打造跨学科学术组团。教學科研人员间的交流合作往往是基于一个项目或研究目标而灵活聚集在一起，有时需要围绕某一个新兴跨学科领域建立一个稳定持久的研究组织，有时更多的则是需要一个共享机制和跨学科环境，让教学科研人员能够根据研究需要自行科学组合。
以北京大学为例，21世纪以来，陆续成立了30余个新体制研究机构，其中以理工医领域跨学科研究机构居多，这些机构在学科评估中表现突出，在人才吸引、学科管理框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探索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跨学科的发展单纯依靠成立跨学科实体机构是不够的，也难以在每一个跨学科领域都布局一个研究机构，更多的是要靠保障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体制，以学术组团等灵活的方式满足更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多学科交叉融合需求，使学术研究在需要交叉融合的时候能够没有壁垒、畅快合作。
跨学科学术组团不一定是实体机构，也不一定需要持续的人、财、物投入，可以基于课题项目和研究问题，由教学科研人员提议牵头形成比较灵活的组合，如农学学科做农村问题研究的和经济学学科关注农业经济的就有强烈的合作需求，再加上大数据和社会调查研究，很适合形成一个跨学科学术组团，在农村经济转型等领域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校需要做的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人事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必要的资源和制度保障。
只要把共享平台搭建起来，把机制体制完善到位，就可以做到强强联合，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学科发展格局，规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冲突，缩短跨学科成果产出周期，降低“单枪匹马”“孤军深入”所带来的“经营”成本，避免组织臃肿而导致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实现显著的“学科规模效应”，达到相关院系学科的“共赢发展”。
3.进一步完善跨学科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真正高效的跨学科组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院系组织，各个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基于对未来行为的承诺和共同目标的预期，是在协商的基础上明确组织各成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及其工作任务和目标，规范各成员的行为，并保证各成员应得的利益。为营造一个良好的跨学科发展环境，高校应该不断完善跨学科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建设，规范跨学科组织的运行，保障跨学科组织的活力。
建立大类学科层面的问题解决机制。高校特别是高于院系层面的大类学科平台组织要为不同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进行跨学科研究创建“共享空间”，实现信息、知识和资源的共享。健全大类学科平台组织内部的院系间互聘和工作量转换机制。当遇到个体和学术组团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大类学科平台组织有责任帮助调动资源、协调部门，合力推进问题解决。
健全评价与激励机制。从体制内释放能量，探索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评价和成果评价体系。设立跨学科发展专项基金，或在经费等资源配置上划定跨学科的比例份额。为跨学科教学科研人员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规划，打通跨学科人才的晋升渠道，对于前景好、做得好的跨学科组织给予重点激励和支持，以释放跨学科组织的活力，保障健康有效运行。
完善设立与撤销机制。要有明确的设立条件和经过严格的程序，同时应定期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保留或撤销。对于虚体的学术组团，应制定明确的组成标准，进行分类管理，并定期根据评估等级决定给予资源配置的多少，让有限的资源更有效配置。
参考文献：
[1]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2.
[2]路甬祥. 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J]. 中國科学院院刊， 2005， 20（1）：59.
[3]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111.
[4]独特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为Scival特有的学科评价指标，可体现高校最有竞争力的交叉学科集合，基于Significantly large field of research、Publication leader、Reference leader、Innovation leader四个指标计算得出。此外，Scival交叉学科图谱（泡泡图）也可体现交叉学科程度.
[5]Kockelmans， J. J. Why interdisciplinarity [J]. Interdisciplinarity： Essays From the Literature， 1998.
[6]Angela Brew.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s of experienced researchers[J]. Higher Education， 2008， 56（4）：423.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责任编辑：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