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三重解读
关键词 晚清时期，例规，史料解读，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9-0041-04
史料解读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历史思辨能力的重要方式，而解读路径则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对于路径的探讨，既有成果已经不少，近年来，张生提出史料的三重解读，①虽然针对的是在史料相当有限这一特定情况下的历史研究，但对于历史教学依然有所启示。这里就以一则晚清时期关于例规的史料解读为例加以探讨。
腐败是晚清绕不开的话题，但由于腐败的种类很多，形式也很复杂，教材限于篇幅，各版本基本都没有详细叙述。这里涉及的例规是当时最为普遍的一种腐败形式。例规也称陋规，是指按照惯例给的钱物，包括的范围很广，项目与名称繁多。别敬，是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赠送的礼金。节礼，主要是三节两寿，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官员本人及其夫人的生日。部费，指地方官到中央办事，赠送办事人员的礼金。此外，还有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向官员仆人致送的门包，向吏胥致送的茶仪，等等。②史料原文是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中记载的一份1846年他给各级官吏赠送例规的清单：
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③
对于这则史料，接下来，我们进行三重解读，即史料的制作者、史料的内容，以及从史料看晚清社会。
一、一重解读：史料的制作者
张集馨（1800—1878年），字桂吾，号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182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散馆后授武英殿协修、纂修。1836年，以操守学问俱佳受道光帝“特简”，任山西朔平知府;此后30年间先后在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苏等地任职，职位也从知府逐步晋升至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从1845年到1852年的8年间，他任陕西督粮道时，林则徐为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之后，张氏先后擢升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又值琦善为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林则徐曾密保张并对他说，“吾久欲乞归，志愿未遂。但愿海内多名大吏数人支柱，吾等伏处田间方得自安耕凿。荐贤系为国家，并非朋友私情也”;④而琦善则称赞“察足下器识才具，近今督抚恐不多人”。⑤可见，张集馨既做过林则徐的下属，也做过琦善的下属，且同为二人赏识。张氏在四川按察使任内做出成绩，调任甘肃布政使，觐见时，道光皇帝对他说：“我今日叫汝作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①能得到封疆大吏和皇帝的肯定，可见张集馨确实是有才干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性情严正、恪遵操守的官员，“不受贿属、不通请拖”，②甚至发生过因不受例规而被人讥讽的事情。此外，张集馨也擅长文墨，著有《时晴斋诗赋全集》《十三经音义字辨》等。《见闻录》是张集馨的自叙年谱，生前没有出版，也没有为它取名，直到1981年经杜春和、张秀清整理，由丁名楠作序，才得以命名并出版，同时被收入《清代史料笔记丛书》。年谱记述的是他任外官时所接触的人和经历的事，由于张集馨仕宦时间长、历经省份多，加上所居职位较高，因而与当时很多重要的官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邓廷桢、颜伯焘、胡林翼等都有交集，很多重要事件也有涉及，因而年谱史料价值很高。
二、二重解读：史料的内容
张集馨时任陕西粮道。收礼的将军是指西安将军;都统则应该是副都统，为仅次于将军的下属;抚台是指陕西巡抚;制台是指陕甘总督。陕西粮道之所以会有这么大数量的例规要送，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名的肥缺。陕西粮道主要是负责军队粮食的收支，从当年五月开征到次年奏销，计征米豆麦二十万石，但满营和绿营军粮每年共支放十九万石，因此剩余一万石，余粮都可以折现，而这些就是陕西粮道应得的例规收入。清单中之所以把将军放在首位，是因为粮道打交道的主要就是将军。按照放粮的流程，满营八旗每月分八日赴仓领米，领之前由仓大使送样米至将军处查验。将军满意，则支放顺利;但如果将军有挑剔言语，领粮旗兵势必仗势滋闹。粮道为减少麻烦，所以很重视与将军的应酬，畏其从中作梗。③
史料解读讲究孤证不立，最好还要能够相互印证。仔细考查张集馨年谱，可以发现关于例规的记述还有不少，如1847年升任四川按察使，别敬的人就涉及军机大臣、上下两班章京、六部尚书、侍郎、九卿;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④后来张集馨回忆历次别敬数目，“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⑤可见，对于张集馨来说，送例规已经是一项惯例了。与此同时，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也有记述，甚至连晚清著名的清流代表张之洞也在广泛地赠送例规。如金安清在《水窗春呓·外官廉洁》中对例规的记述是：
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次则两广、四川矣。抚则广东、广西皆过十万，浙江不过六万，江苏不过四万，福建则为最苦。藩司则江、浙皆有五六万，而四川、陕西、山东、山西平余为最多，地、丁巨也。臬司必通省有节寿方为优缺，四川、河南、山东、安徽皆然，余省皆不及。道则陕西粮道，福建、台湾二者皆有三十万，与两江督缺相埒。⑥
“张之洞档案”中有一份电报的底稿，记载了1894或1895年底他送京官的年敬：
京都百川通。代香帅送，诸公年礼：王廉生三百两，又二十两;沈鹿苹公分三百两，又一百两;吴讲修二百两;黄漱兰二百两;朱益斋修八十两;刘宣甫、叶伯皋、刘博泉、黄仲韬、朱益斋，各一百两，又各二十两……以上统共京平足银三千二百两，兑交。⑦
对比两则史料可以发现：张集馨记载的例规是在陕西一省，而金安清扩展到全国，张之洞则是扩展到总督。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至少从道台到总督所有的官员都在送例规，也在收例规。例规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操作了。这样一来，晚清社会的清廉也就有了新的内涵：“廉者有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⑧“外官各缺，自督抚以及州县，皆由陋规优厚耳。……各官養尊处优，视为固有，能守此，即已名‘操守廉洁矣”。①所以，所谓廉洁也就是有择而收而已。因此，当我们今天发现晚清时期某些堪称廉洁的官员也收、送例规时，可能更多的不应该是苛责，而是反思：是什么样的体制会使那些想要廉洁的官员也不得不去收、送例规？
三、三重解读：从史料看晚清社会
循着例规这条线索，再看《见闻录》中其他的描述，就可以勾画晚清社会的整体景象：
（一）官员昏聩，吏治败坏
如四川总督宝兴“诸事废弛，而于地方公事，漠不留心，遂至署中材官，亦皆通匪;一经缉捕，盗已先知”，以至行香拜庙，都要以重兵围护，才敢出署。宝兴调任后，由成都将军廉敬署理，“其人趋跄吞吐，外官习气甚重，议论公事，如云雾中”，②被人讥讽为腹员将军。陕甘总督乐斌，旗员出身，粗能识字，公事例案，一知半解，最大的爱好是“听戏宴会，终日酣嬉淋漓，彻夜不休”。③闽浙总督庆端系纨绔子弟出身，“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又恐属员藐视，每每以虚桥之气凌轹僚属，不足于中，故侈张于外”。④高级官员昏聩，属员往往胡作非为，上行下效，导致吏治腐败不堪。
（二）滥施酷刑，草菅人命
刑法本是国之重器，使用起来应该慎之又慎，但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往往草率残酷。四川啯匪横行，按察使刘喜海的处理办法就是，“凡各属解到啯匪，不问真伪，先资小板四百，然后讯供，其中供情不得，而罪名莫定，即于大堂杖毙”。后因害怕鬼魅纠缠，“将犯人押至东门大街城隍庙，于神前揲篓，若阳篓则免死，若阴篓则立毙”。省里大员这样，州县官员也是如此，候补知县毛震寿“在双流捉获啯匪，吊拷刑求，所不待言，并闻因情节可恶者用镬煮之”。成绵道观察徐有壬，“周历成、绵、资州各属不半年，刑戮八十余人，并闻有重责二三千板然后行刑者”。手段之残忍，堪比秦汉酷吏。有些官员则为一己私利，草菅人命。例如，遂宁县知县徐钧因害怕被追究缉盗不力的责任，竟然故意将一桩盗窃杀人案诬陷为谋害亲夫案，致使两人被判凌迟处死。幸好后来及时调查清楚，未能行刑，避免了冤案。但徐钧却因山东巡抚陈庆偕的求情，仅以病辞退了事，相关刑仵、捕役也未被追究责任。⑤
（三）军纪败坏，营制废弛
军队作为国家的支柱，到这时也已经腐败不堪了。像福建漳州城外设有军功厂，每月造战船一只，按规定作为驾驶巡缉之用，但实际上，“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⑥并且水师与洋盗混杂，甚至出现一家人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的情况。林则徐是晚清吏治名臣，到处整顿，张集馨将此情况请教他，他也只能无奈地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水师这样，满洲八旗同样如此，以荆州将军赴甘肃督办军务的穆图善好利无能，“所部杀掠奸淫，一月之间，至四百余起，逼死民间妇女一百余人，报案山积，穆图善一概徇庇纵容”。⑦此外，像政由贿成、贿赂公行;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等也都一一在列，从而较全面地展现出封建社会末期一副衰败的社会景象。
四、史料三重解读的启示
通过对这则史料的三重解读，我们知道了张集馨的例规清单其实只是晚清社会例规现象的一个缩影;从更大层面来看，则只是晚清社会衰败的一个缩影。而我们对于史料的认识，也从一个案例到一种现象，再到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认知也得以从微观提升到宏观。三重解读，层层递进，缺一不可。只是，在实际的教学中，限于课时，很多时候都不可能完整详细地进行三重解读，所以可将重点放在第二重。但是注意到这种解读路径，对于历史教学或许会有一些启示：
（一）重视第一重解读
注意史料制作者相关的信息，可以构建个体视角下的社会背景，为第三重解读构建整体社会背景奠定基础。比如在《鸦片战争》一节为了说明鸦片的危害，教材通常都会引用史料：“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来源是《林则徐集·奏稿》。这则史料的制作者林则徐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还可以补充两点：1.标注史料的具体来源：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1838年9月20日）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2.提供史料的另一个版本：2002年版《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卷。因为《林则徐集》出版于1965年，是比较老的版本了;而《全集》是在之前《集》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四位主编都是研究林则徐的权威专家，收集的材料也是反复考订的。补充后，史料既是最新的考订成果，也有明确的出处，就显得更加可信，这也是2017年版历史新课标中着力提倡的“史料实证”素养的具体体现。同时循着《全集》奏折的线索，可以看到林则徐的信札、公牍、诗词、日记、译编等档案资料，这样对于了解林则徐这个人，以及从个体角度反映社会背景无疑是有帮助的。然后再引用其他人对于鸦片危害的论述，就能反映出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这个群体对于鸦片危害的认知。
（二）重视第三重解读
第二重解读是纵向拓展，像案例中分析的例规，是从陕西到全国;从道台到总督。第三重解读则是横向拓展，近代学术分科之后，都是按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但历史本身却是一个整体，各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因而想要全面了解当时的历史，就应该多方面综合考察。如对于“鸦片战争”一课中鸦片的危害这个问题，结合上段中林则徐的话来分析，就包括：
1.白银外流。根据马士估算，1800—1839年间，因鸦片贸易而外流的白银约2.5亿两，年均外流625万两。②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初期。同时，白银外流也使银贵钱贱更加厉害，人们手中的制钱不断贬值，购买力下降，负担更重。
2.吸食鸦片摧残身心健康，尤其是军队官兵吸食鸦片，严重降低军队战斗力。
3.加剧吏治腐败。由于鸦片的暴利，很多官员包庇走私、收受贿赂，导致原来已经腐败的吏治雪上加霜。
4.由于吸食人数众多，而外来鸦片价格高昂，就使得国内大量土地用来种植鸦片，粮食生产大为减少，稍遇自然灾害，便出现大面积饥荒，民不聊生。
当然，鸦片的危害不止于此，这里只是列举最主要的几項，但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对于鸦片的危害也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为理解之后几十年的禁烟运动及其阻力提供了基础。
【作者简介】肖代龙，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实习编辑：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