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广场舞团队的构建及治理结构与规则
杨君
摘要：已有的广场舞研究过多关注其社会功能和生活意义，却忽视了广场舞团队的治理规则、治理结构以及组织形态。在上海S社区广场舞个案调查的基础上，以自组织为切入点，考察广场舞团队的治理结构和规则，深入剖析广场舞的内在运作逻辑与人际互动策略，以期构建一种有组织的生活形态。由于广场舞自发聚集、边界模糊、规则不明确等特点，迫使这一类组织依靠能人来形成内部管理秩序，促进组织本身的稳定发展。组织满足了广场舞群体内心的归属需求，形成了抱团式的内部圈层交往与找朋友式的个体互动两种治理结构。广场舞团队充分利用非制度化的资源，将关系、资源与规则进行重新整合，既是建构社会网络的过程，也是广场舞形成有组织的生活形态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广场舞；有组织的生活；自组织；能人；结构；规则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8）06-0066-08
一、问题提出：
广场舞团队如何组织与发展
近些年，一项以有氧运动为基础，在广场上进行的以歌舞形式呈现，以健身、娱乐为目的的广场舞，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据统计，目前全国广场舞总参与人数已经达到1亿。广场舞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老年女性为主体人群，在公共空间内，以舞蹈为载体、音乐为伴奏形成了一种健身潮流。在广场舞现象“热”的背景下，既有赞同的声音，也有批判的言语，甚至在一些城市的公共空间还发生了打架、斗殴等事件。让人好奇的是，作为一种被大家所知的广场舞现象，到底是如何组织发展起来的？
随着广场舞热度的提升，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米莉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广场舞是女性群体在不同生命周期中重建个人意义世界的重要场域。坚持这一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角色的转换促使中老年女性参与广场舞表演，幸福感的出现促进持续的群体参与，广场舞锻炼有利于缓解更年期妇女焦虑抑郁情绪。在女性主义视角之外，其他学者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视角探究广场舞的社会功能。他们认为广场舞是中老年群体健身运动的群体性仪式，不仅增进人际交往，弥补情感缺失，成为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还促进心情的舒畅、引导人际关系和谐、带动社会信任、提高社会凝聚力。广场舞在带来正面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引发了居民间的矛盾，尤其是公共空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良性运行。因而，也有学者指出在城市社区规划中，应该对公共空间的正义性以及社区居民的诉求给予重视。
以上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关注广场舞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意义，但忽视了广场舞团队的治理规则、治理结构以及组织形态。
组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一种有序化的过程和构成方式。一般来讲，学术界主要从“自组织”和“他组织”两个角度对组织理论进行研究。在早期，学者主要从“他组织”的角度着手研究。他组织是由一个权力主体指定一群人组织起来以完成一项被赋予的任务，只能在外界指令自上而下推动中组织和演化。外部指令通常指的是政府等主体制定的制度、法律等，如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建构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指导基层组织的发展；新时期政府“规范协调社会组织、事务和生活的活动”，以及政府规划作为一种他组织力量对城市空间组织过程的深刻影响等。
然而，他组织研究主要从宏观背景、政策约束等角度进行分析，强调外部因素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常常忽视组织内部主动有序化的趋势。事实上，自组织与他组织是互补的，一切合理地生成、存在和延续的系统都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辩证统一。从“他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也是学术界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自组织是系统内部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是一套建立在包括情感性、认同性关系基础上的治理模式。因内部合作需要，人们协商出合作规范，形成自我治理机制。中国传统自组织的发展依赖于“熟人社会”，即能人治理的社会，血缘、地缘以及姻亲关系的结合使群体内部有着高度的认同感。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发展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企业以及社会团体，传统人情社会的特征依旧表现在现代集体事业之中，呈现为“人情法则”。中国社会的熟人关系把社会分成不同圈子，特殊的信任依靠频繁的人情交换建立。与西方心理学中概念界定不同，“人情”具有强烈的中國特色，包括“忠”“孝”“情”“理”等多方面内涵，涵盖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古时礼俗社会到现代邻里互动，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群体性活动中找寻到它的影子。
基于以上的文献分析，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种被大家所知的广场舞团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广场舞团队的治理规则与结构又是如何呈现的。本文以上海S社区广场舞为例，选取29位广场舞成员进行个案访谈，其中女性25名、男性4名，并收集整理了广场舞团队发展的二手资料。访谈对象包括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核心骨干、普通舞者以及协助播放广场舞音乐的志愿者，平均年龄在50—60岁之间。
二、社区广场舞的有序发展：从自组织到能人带动
S社区位于上海市JS区SH街道。JS区地处上海市远郊地区，距离市区约60公里，其城市化进程与中心地区相比较为缓慢，呈现城市与农村相混合的发展状态。S社区作为JS区最早的城市社区，由上海人、本地人以及流动人口共同居住，居民身份呈现多元化。与由地缘、血缘构成的“熟人社会”不同，城市社区创造了新的邻里关系，年龄结构、职业性质以及兴趣爱好等相对比较复杂，社区的陌生化与居民生活的私密化，使得社区呈现分散化与碎片化状态。为了增进居民间的沟通，抑制社区内赌博等不良生活风气，在居民自愿、居委会倡议下，社区自发组建文艺组织，增强居民互动，重建社区公共生活。广场舞成为S社区的文艺团队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内部独特的分层群体与治理规则。
（一）广场舞的起源与无序状态下自组织的雏形
2005年，S社区居委会成立之初，社区内缺乏有组织的公共活动。2007年，居委会开始逐步整治社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社区一旁的s绿地广场也改造完成，居民有人说要跳舞，社区居委会便决定依靠广场推动社区活动，改良打牌、搓麻将等不良社区生活风气。广场位于城中心商业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一旁的石油马路就是通往上海市区的主干道，车流不息。这里就像一个窗口，展示着社区的独特风貌，也是附近最为热闹的地域。但作为广场，其公共空间是有限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就自然遇到不少麻烦。
在区园林局等共建单位的支持下，S社区居委会积极引导居民们到邻近的S广场上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打拳、舞剑、跳舞等公共活动逐渐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艺团體。在早期，最受欢迎的活动是交谊舞，大家普遍认为交谊舞是一种健康的娱乐活动。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6点钟，附近居民打拳、舞剑、跳舞，晚上又跳起了双人交谊舞。在广场空间，没有老师教舞蹈动作，热心的社区志愿者号召大家互帮互带，渐渐地，以锻炼身体、娱乐生活、看热闹为目的各色人群在这里汇集起来。直到2010年，S广场仍然是以交谊舞为主的公共活动空间，周围热爱交谊舞的居民聚集到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组织。一位阿姨骄傲地讲：“我们S广场交谊舞是JS区最早的交谊舞，还有人因为跳舞之后，身体变得更健康了，特地过来感谢。音乐声一响，邻近社区的居民就过来跳舞蹈了。”然而，交谊舞的发展面临种种困难。如舞蹈难度高、节奏快，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舞蹈基础，准入门槛高，规模难以扩大。同时，交谊舞必须要有舞伴，女多男少配对不均匀等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多女性参与者难以找到合适的男性舞伴；跳舞的时候，对男性要求也高，要和多个同伴跳，易产生负担感和疲惫感。此外，因结伴跳舞，日久生情，衍生出了离婚、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
2010年，具有集体性的广场舞首次出现在S广场，之后，广场上长期呈现“一种音乐两种舞蹈”的特殊模式：音乐不变，在广场的一边是交谊舞，另一边是广场舞。一位阿姨告诉我，那时候是“一波人两个舞”，“你跳你的、我跳我的，想跳什么就跳什么，不会跳的人就在旁边休息”。但和谐只是暂时的，没有交谊舞伴的人越来越多，交谊舞对场地空间的要求大，吸引人群也有限。由于广场舞的动作简单易学，使得其占用的空间越来越大。渐渐地，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广场另一边的广场舞。
之后每年3月至11月晚上的6点到8点，跳舞者准时相约到广场表演。一开始，广场舞并没有获取人们的高度关注。但广场舞表演节奏欢快、动作简单、规则较少、参与自由、规模发展快等特点，很快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一部分人结群成对，通过熟人介绍参与其中。以Q阿姨为例，在邻居带动下，Q阿姨就跟朋友一起跳舞；也有一部分人是自愿参加跳舞，还有一些居民是闲余散步时驻足欣赏，不知不觉就被吸引到跳舞中。③就这样，多种因素促使邻近的社区居民加入到广场舞团队，形成了最初的S广场舞。
在广场舞的发展中，人数最多时达到了200余人。但在广场舞群体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广场上仍没有明确的治理规则，也没有人组织教授舞蹈。各种文艺组织力量互相争“地盘”，组织内部的结构非常混乱无序，日益深化的矛盾和冲突对广场舞自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有序发展：能人带动的广场舞团队
自组织的有序化发展离不开能人的引导与组织。所谓能人指的是能干或在某个方面很出众的人。在中国的关系社会中，自组织能否发生，不仅在于这个社区是否有资本，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或若干的精英或领袖。这类人出于社会地位、威望向大众负责，而不仅仅追求个人的利益，他们能够有效地影响自组织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因此被称之为能人。能人现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它遵循私人关系的人情法则，既包含工具性关系，也包含情感性关系——私交状态下的感情，即所谓交情。
广场舞的有序发展是由能人带动的。退休的小学教师Z老师作为有德行、声望且能令群众信服的能人，最初是受人之托教某工厂的干部、家属跳舞，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并慢慢吸引来往人群的加入。随着影响力扩大，在社区Y书记的邀请下，Z老师才开始参与广场舞的组织与管理。政治能人比其他类型的能人更有权力影响自组织规则的制定政治能人能够促进自组织的起步与维持。事实上，现在的广场舞并不是一支力量从初生到壮大的简单过程，而是不同团体力量的逐渐糅合。在居委会协商下，2015年，Z老师带领自己团体的核心人员正式接手广场舞的管理工作。作为一个政治能人，她吸纳其他团体的关键人员，也因强硬态度与其他力量发生过吵架等冲突，软硬兼施之下将不同力量吸纳或排除出广场，短时间内重新整合了广场舞群体。为了有效管理广场舞组织，在Z老师的带领下，广场舞团队经历一系列“兼并重组”后，最终形成一个相对有序的组织。
作为政治能人，Z老师对于自组织有序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对团队内部的管理上。在引导广场舞从无序转向有序的过程中，Z老师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她以强硬态度要求在跳舞时不允许说话，并不断教授成员新的舞蹈，吸引大家的兴趣。同时培养了10多位积极分子，在每周教授新的舞蹈之前，Z老师会挑选优秀成员，安排她们优先学习新舞，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协助广场舞的日常秩序管理。广场舞也逐渐真正走上了“正轨”，逐渐形成了150人的稳定群体。其管理规范与协调关系也逐渐自然形成，如骨干群体站在广场前面，普通舞者站在广场后面，整个广场舞后呈扇形次序依次排开，跟着领舞老师在音乐中集体舞动。在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中，自组织是一种最自然、成本最低而收益最高的人类关系协调机制。作为一种自组织，广场舞群体无需特定的指令，依次在广场排开，形成了一种有序的结构，并且持续遵循，也减少了彼此间不必要的冲突。
能人现象在自组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推动自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这里的能人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人发挥着领袖作用，并利用非制度化的资源实施自组织化运作。能人现象的产生也契合中国社会对日常人情、私人关系重视信任的独特情境。
三、广场舞团队的双重治理结构：“抱团”与“找朋友”
邻近社区居民的自发参与和能人的带动，使广场舞团队的规模不断壮大。随着跳舞时间的累积，人群渐渐熟悉起来，在日常舞蹈的同时，参与者也在广场舞自组织内部展开深入的人际互动与情感交流。S广场的治理结构表现为两个特点：“群体内部的圈层交流”与“找朋友式的双人舞互动”。
（一）“抱团”现象：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
广场舞群体内部的互动表现为圈层式的“抱团现象”。150人规模的广场舞，分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群体。群体间熟悉的大多只是私下认识的亲朋好友，群体内部整体呈现松散状态。通过调研发现，广场舞群体内部实际分成了4个群体：领舞者、舞蹈骨干、熟练掌握舞步的舞者以及初学者。一般的舞者，日常交往多限于周围的人以及自己所属的“部分”，与骨干等其他圈层群体交流并不多。骨干成员除在广场上集体表演外，空余时间经常通过微信交流，私下也会单独进行面对面的团体活动。以舞姿突出或私人关系晋升的骨干群体一般站在最前排领舞，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评价，其自我展现力和自信感也更为强烈。由于广场舞的门槛低，人员构成的类型多元化，导致广场舞团队内部经常出现群体分化，产生了诸多的小团体。本地人和外地人、同一个小区和不同小区、工作同事和亲朋好友、年龄代际、舞姿程度等都会造成影响。这也不难理解，在广场舞团队中，每个人在心里对自己都有一个“定位”，在这个定位下需找与自身身份、地位相似的人，形成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有擅长或不擅长舞蹈的人，成员之间彼此认同和互相依赖，类似“抱团”现象，“抱团”后多为内部成员交流，不屑或不敢和其他“组织”成员交流，从而减少与“组织”之外人群的互动。特别是初学者，她们往往是以自发的方式参与广场舞表演，多以锻炼健身为主要目的；平时只站在后排害羞地跟着前排的骨干或老师学习跳舞，跳完舞后不会在广场逗留太久，而是迅速朝向回家的路走去。普通成员之间最多也只是面熟，不存在深入交往。广场舞群体频繁的人际互动经常出现在舞蹈结束后，通常集中于同一个小区或熟人小圈子。如果新的加入者不主动靠近组织者或骨干群体，自然很难融入广场舞群体的社会关系圈子之中。这也解释了非骨干成员之间社会交往不频繁的原因。
事实上，由20余人组成的骨干群体，也分成了几个小团体。骨干群体虽每天一起跳舞，但她们可能连彼此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还可能存在矛盾和沖突。Z老师是舞蹈队的负责人，鉴于她对W阿姨的不满，甚至经常在广场上吵架，成员大多不敢公开与w阿姨有过多交往，但私底下也有少部分人避开他人与其交往。作为广场舞的负责人，Z老师是一个不愿与人交往的人，难以跟她套近乎，为了保持老师的威严，她总与人保持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感，难以“亲密接触”。但她与T阿姨关系较好，形成了两人的私密“小圈子”。T阿姨有自己的公司，嫂嫂是YD社区居委会主任，通过T阿姨的关系，S广场舞曾代表YD社区参加广场舞比赛荣获二等奖，每个队员得到500元报酬。圈子也会追逐权利、资源，并按一定的规则进行分配。在“圈子”中谁的资源多，谁就是中心。在广场舞团队中，Z老师拥有权威，她依赖T阿姨所拥有的社会资源。T阿姨虽没有成为骨干成员，但Z老师依然欣赏她的能力。由于T阿姨有舞蹈基础，生活条件也较富裕，过于高傲的性格也遭受到了个别成员的嫉妒和指责。
组织内部总会或多或少存在某些矛盾或冲突，但这些骨干成员并没有因为某些矛盾而离开，毕竟，她们意识中的离开就是离开了“组织”。即使现在的个体很注重自己的私人生活，但也不可能完全私人化，因为这会导致与社会的“脱轨”。所以中老年或退休的人群走出家庭，走向广场跳舞，正是寻找组织的象征，并在组织中增强互动、联系情感、重塑集体生活。
总的来看，领舞老师与骨干成员通过各种关系紧密联系到一起，广场中骨干群体是基本不变的，“核心圈子”呈现比较稳定的状态。普通舞者与其她成员互动较少，参加跳舞时间和交流频次的减少，使她们在组织中的存在感降低，缺乏归属感，也导致了部分普通成员的流失。骨干成员和普通舞者之间也缺乏充足的社会交往，一般来讲，骨干成员不认识新加人进来或是站在靠后排的初学舞者，社会交往的范围也就受到限制。总之，广场舞群体内部各个圈层之间呈现明显的分割交往状态。正是因为如此，作为广场舞群体的组织者，Z老师开始寻找一种更亲密的社会交往方式来促进各个圈层成员之间的共同互动，建立群体归属感。
（二）找朋友：日常双人舞互动
广场舞有序规范化的发展，不仅是能人带动，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广场舞群体中，可能互相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是在手拉手跳舞的过程中，通过互动，大家异常欢愉，脸上常常露出喜悦的笑容。人际互动中身体语言也很重要，无言的眼神、援助之手等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途径。
“找朋友”互动是通过群体一起舞蹈促进人际间交往活动的典型。本着交朋友的目的，每晚8点，在广场舞结束后，会有一段轻松愉快的双人舞时间，两个人手拉手在广场自由摇摆。这里的双人舞与交谊舞有所不同，它既可以是异性共舞，也可以是同性共舞，而且基于自愿原则，以拉近关系为目的。最初，广场只是简单跳广场舞，结束后成员就迅速离开了。身为负责人的Z老师觉得以扇形成排列状的广场舞群体没有任何交流，影响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偶然的一天，Z老师发现可以将网上的双人舞表演应用于广场舞之中，这一表演形式不仅可以促进两个人的互相交流，而且有利于每个人在组织中寻找朋友，建立群体归属感。在Z老师的倡议下，双人舞迅速开展起来。常规舞蹈结束后，主动留下来参与双人舞表演的成员都比较优秀，大家处于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普遍存在“你会跳我不会跳，你带我学”的教学现象，无意之中就把两个人连在一起了。双人舞的发展甚至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到舞蹈的队列中来。以放音乐的C师傅为例，过去c师傅只跳交谊舞从不参与广场舞表演，但他接受跳双人舞，因为大家可以有更多面对面的交流。就这样，双人舞以其增进群体成员间社会互动的目的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双人舞是广场舞的一种发展创新。它集合了广场舞和交谊舞的优势，弥补了广场舞单人跟跳、互动少的弱点，通过结伴共舞、同性共舞、你教我学，增强交流、加深信任、缓解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交谊舞中男女关系处理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广场舞的治理规则：关系、规则与资源的联结
通过对S社区广场舞的研究发现，中国自组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际互动命题，这既不同于经济交换的市场治理、也不同于源于自上而下权力关系的政府治理以及非制度化的民间治理。对于广场舞自身而言，有组织的生活是行动者充分利用非制度化的资源实现自组织化运作，将关系、资源与规则进行重新整合，实现社会网络的重构。
（一）关系入场与网状结构的形成
广场舞群体内部的人际互动促进了群体间社会网络的构建。研究发现，广场舞社会网络的构建具有鲜明的非制度化特征。在社会网络构建的最初，广场舞群体的形成不依赖于现成的规则或者制度，与之相对应的，“人情”“熟人”“关系”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成员往往以关系的身份进入网络。以Q阿姨为例，她进入广场舞是被同事一起拉着去的，由于表现突出受到Z老师的青睐，慢慢进入了骨干圈。同样的，身为骨干的S阿姨、R阿姨以及H阿姨等许多广场舞参与者都是以关系身份加人广场舞组织。也就是说，成员在跳舞之前拥有社会关系资本，不过这样的关系往往呈现单线条的结构，成员只认识一到两个熟人，并通过熟人的介绍加入其中。当加人广场舞后，成员之间渐渐熟悉起来，新的关系开始构建。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一个个“圈子”开始形成，成员之间的关系由单线性逐渐向网状结构发展，形成一个覆盖广场舞人群的非制度性社会网络。
随着广场舞社会网络的逐渐重建，人与人之间、“圈子”与“圈子”之间，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圈子”的成员资格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圈内圈外可以流动，内部关系也有亲疏。以W阿姨为例，她原先是骨干群体中的一员，由于和Z老师的矛盾，最终放弃了骨干的身份。另一方面，当一个社会网络中同时出现两个相当大的“圈子”，因为其资源追逐的特性，就极可能形成对抗性。Q阿姨同时也是社区专业舞蹈队队员，这个舞蹈队和广场舞队在参加比赛以及核心人员流动等方面也存在利益冲突。除此之外，由于低门槛所带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也极易导致“信任危机”。比如S广场曾经为了重新购置音响装备而对成员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却发现其中有100元假钞。因此，低门槛虽然能接纳更多人进入这个社会网络，但是也存在着准入群众的素质问题，影响着组织社会网络的有序发展。
（二）规则制定与身份认同
面对社会网络建构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为了保证其有序运行，就要求社会网络中出现一套大家认可的规则，从而维护秩序的稳定。隐藏在熙熙攘攘的舞蹈人群背后的那一套规则，便是“身份认同”。
广场舞团队不是一种规范严密的正式组织，它依靠不同群体之间的身份定位来维持广场秩序。Z老师是领舞老师，所有成员都是她的学生，而学生内部又存在分层。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人们演化出“信任”和“叔威”体系。大家普遍信服带领大家跳舞的Z老师，由她来维持组织的运作，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
事实上，一开始，Z老师来广场教舞是受到社区书记的委托，希望通过她整合舞蹈团体，改善广场秩序。广场舞群体混乱的状态逐渐好转，Z老师认为广场舞应该跳得更加好一些，于是就建议大家着装统一、动作整齐等。渐渐地，Z老师在组织中建立自己的“权威”，开始制定一系列规则来维护日常秩序。她要求跳舞成员不允许交头接耳，防止场面太过吵闹，避免以往的混乱场面；不断变换新的舞蹈，增加大家跳舞的新鲜感；不断培养骨干成员群体带领大家一起跳舞，并建立微信群增进交流；创新双人舞模式，方便大家寻找亲密舞伴，增进成员之间的沟通等。
Z老师在广场舞社会网络构建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社区书记曾这样向笔者解释：Z老师不仅仅是一个领舞者、老师，更是一个广场舞社区志愿者，“有什么情况要她协调，她不在的时候，骨干成员也是蛮重要的”。有成员说：“Z老师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离不开她。”随着组织中成员们“身份认同”意识的加强，Z老师、骨干成员自觉地承担起了维护广场舞日常秩序的职责，其她成员对“权威”逐渐认同和信服，广场舞的秩序也得到了改善。
（三）人情、资源与广场舞团队的拓展
所谓社会生活，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内生活，一个人要想生活，就无法脱离社会，就无法摆脱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一群人的简单聚集形成不了社会网络，他们彼此之间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中国社会，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基础是一种掩饰在情感关系之下的“人情交换”规则。受惠方要记下“人情账”，当施惠方需要援助时，受惠方要给予帮助。双方循环往复，形成一种长期的人情关系，从而紧密相连。
在广场舞中，一开始大家依靠“身份”关系进人，通过成员之间的日常交往（双人舞、组建“熟人圈子”），渐渐形成了非制度化的社会网络。而当社会网络内部出现矛盾和冲突时，Z老师由于得到政府支持（S书记委托）以及日常过程中与成员们形成了“人情互惠关系”，大家都信服她的“权威”，于是在她的帶领下制定了种种规则，促进了整个社会网络的有序联结。
与此同时，一个社会网络需要持续发展，不仅是群体内成员的自我追求和发展，也是组织的竞争与协作，在竞争中发展自我，在协作中谋求进步。所以z老师制定规则的同时，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了一套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正如上文所述，广场舞团队分成领舞、骨干、普通舞者、初学者四个群体，这不仅是广场舞人际互动的圈层结构，也是保证社会网络持续发展的重要人群结构。领舞者带领着骨干群体，骨干群体又带领其它广场舞成员，保证了舞蹈活动的有序开展，并凭借她们在大家心中的“信任”与“认同”，协助解决社会网络中出现的矛盾。当然，为了带动社会网络的进一步发展，Z老师充分挖掘社会网络中可利用的资源。例如，利用T阿姨的社会关系资源选拔优秀舞者参加比赛，又或者和银行建立关系参与公共慈善活动的表演。比赛作为一种竞争性质的活动可以提升团体的舞蹈能力与凝聚力，而对外合作可以为广场舞团队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有效的资源利用促进社会网络不断扩展，S广场舞越来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自组织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广场舞团队的治理结构和规则，通过对广场舞自组织发展的研究，透视了广场舞的内在运作逻辑与人际互动策略，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生活形态。研究发现，一方面，由于广场舞自发聚集、边界模糊、规则不明确，群体内部人际互动呈现明显的圈层分割现象，从而基于“人情法则”的“能人带动”对于广场舞的有序化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广场舞的发展也带动非制度化社会网络的构建。群体成员以关系的身份进入组织，广场舞又促进形成新的关系，群体的“身份认同”让大家易于接受规则，建立社会网络的组织结构，并充分利用关系资源，促进组织更好的发展。
广场舞团队所体现的有组织的生活不仅仅是这一群体内部的秩序建立与关系联结，也映射了当代中国人独特的社会网络建构过程。“人情法则”“关系、圈子”“能人带动”“身份认同”等现象无不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能人带动的有组织生活。与西方社会大量群众性自发活动不同，S广场舞源于社区党支部的积极倡导，社区领导寻找能人引导居民开展公共活动，居民抛弃了过去没有任何组织性的活动，因为广场舞过上了一种有组织的生活。
其次，人情、关系等社会情感因素促进社会网络的构建。中国人往往“害羞”“要面子”，参与者不好意思直接向陌生人开口要求加入组织，而选择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将彼此捆绑和紧密链接，个体无论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几乎无法摆脱那些被锁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人内心“依靠组织”情绪是社会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组织中所包含的“人情”“关系”及相互交流可以满足她们内心的归属感以及自我展示的需求。
最后，非制度化组织的规则、边界具有模糊性。广场舞团队的组织网是无边界的，低门槛使团体面临成员素质问题，人员的流动性较强。这就需要组织者制定明确的规则，完善组织结构和纪律管理，并积极创新活动形式，从而构建有序规则的网络结构。
广场舞有组织的生活的研究启示我们，在个体化时代的陌生城市社会中，存在着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学术界也在不断推进相关研究。如何激活基层民众更加合理有序的参与、促进类似于广场舞社区自组织形成明确的组织规范、现代化的公共规则，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广场舞自组织的研究聚焦从组织中能人、圈子、社会网络的角度来阐释其发展过程及本土特征，呈现其在社会互动中的建构过程，不但丰富了对广场舞的研究，也为其它组织的发展过程与运作策略研究提供了有益范例。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个体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关于组织化的研究必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主题在。有学者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进行比较和辨析的基础上，从社区社会组织的目标维度和结构维度来建构社区社会组织的分类框架，将社区社会组织分为维权类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新社会组织、文体娱乐类社区社会组织、志愿类社区社会组织等四种理想类型。鉴于此，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大变动时代社会组织发展与个体生活的联结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摘要：已有的广场舞研究过多关注其社会功能和生活意义，却忽视了广场舞团队的治理规则、治理结构以及组织形态。在上海S社区广场舞个案调查的基础上，以自组织为切入点，考察广场舞团队的治理结构和规则，深入剖析广场舞的内在运作逻辑与人际互动策略，以期构建一种有组织的生活形态。由于广场舞自发聚集、边界模糊、规则不明确等特点，迫使这一类组织依靠能人来形成内部管理秩序，促进组织本身的稳定发展。组织满足了广场舞群体内心的归属需求，形成了抱团式的内部圈层交往与找朋友式的个体互动两种治理结构。广场舞团队充分利用非制度化的资源，将关系、资源与规则进行重新整合，既是建构社会网络的过程，也是广场舞形成有组织的生活形态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广场舞；有组织的生活；自组织；能人；结构；规则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8）06-0066-08
一、问题提出：
广场舞团队如何组织与发展
近些年，一项以有氧运动为基础，在广场上进行的以歌舞形式呈现，以健身、娱乐为目的的广场舞，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据统计，目前全国广场舞总参与人数已经达到1亿。广场舞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老年女性为主体人群，在公共空间内，以舞蹈为载体、音乐为伴奏形成了一种健身潮流。在广场舞现象“热”的背景下，既有赞同的声音，也有批判的言语，甚至在一些城市的公共空间还发生了打架、斗殴等事件。让人好奇的是，作为一种被大家所知的广场舞现象，到底是如何组织发展起来的？
随着广场舞热度的提升，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米莉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广场舞是女性群体在不同生命周期中重建个人意义世界的重要场域。坚持这一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角色的转换促使中老年女性参与广场舞表演，幸福感的出现促进持续的群体参与，广场舞锻炼有利于缓解更年期妇女焦虑抑郁情绪。在女性主义视角之外，其他学者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视角探究广场舞的社会功能。他们认为广场舞是中老年群体健身运动的群体性仪式，不仅增进人际交往，弥补情感缺失，成为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还促进心情的舒畅、引导人际关系和谐、带动社会信任、提高社会凝聚力。广场舞在带来正面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引发了居民间的矛盾，尤其是公共空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良性运行。因而，也有学者指出在城市社区规划中，应该对公共空间的正义性以及社区居民的诉求给予重视。
以上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关注广场舞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意义，但忽视了广场舞团队的治理规则、治理结构以及组织形态。
组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事物一种有序化的过程和构成方式。一般来讲，学术界主要从“自组织”和“他组织”两个角度对组织理论进行研究。在早期，学者主要从“他组织”的角度着手研究。他组织是由一个权力主体指定一群人组织起来以完成一项被赋予的任务，只能在外界指令自上而下推动中组织和演化。外部指令通常指的是政府等主体制定的制度、法律等，如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建构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指导基层组织的发展；新时期政府“规范协调社会组织、事务和生活的活动”，以及政府规划作为一种他组织力量对城市空间组织过程的深刻影响等。
然而，他组织研究主要从宏观背景、政策约束等角度进行分析，强调外部因素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常常忽视组织内部主动有序化的趋势。事实上，自组织与他组织是互补的，一切合理地生成、存在和延续的系统都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辩证统一。从“他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也是学术界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自组织是系统内部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是一套建立在包括情感性、认同性关系基础上的治理模式。因内部合作需要，人们协商出合作规范，形成自我治理机制。中国传统自组织的发展依赖于“熟人社会”，即能人治理的社会，血缘、地缘以及姻亲关系的结合使群体内部有着高度的认同感。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发展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企业以及社会团体，传统人情社会的特征依旧表现在现代集体事业之中，呈现为“人情法则”。中国社会的熟人关系把社会分成不同圈子，特殊的信任依靠频繁的人情交换建立。与西方心理学中概念界定不同，“人情”具有强烈的中國特色，包括“忠”“孝”“情”“理”等多方面内涵，涵盖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古时礼俗社会到现代邻里互动，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群体性活动中找寻到它的影子。
基于以上的文献分析，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种被大家所知的广场舞团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广场舞团队的治理规则与结构又是如何呈现的。本文以上海S社区广场舞为例，选取29位广场舞成员进行个案访谈，其中女性25名、男性4名，并收集整理了广场舞团队发展的二手资料。访谈对象包括广场舞团队的组织者、核心骨干、普通舞者以及协助播放广场舞音乐的志愿者，平均年龄在50—60岁之间。
二、社区广场舞的有序发展：从自组织到能人带动
S社区位于上海市JS区SH街道。JS区地处上海市远郊地区，距离市区约60公里，其城市化进程与中心地区相比较为缓慢，呈现城市与农村相混合的发展状态。S社区作为JS区最早的城市社区，由上海人、本地人以及流动人口共同居住，居民身份呈现多元化。与由地缘、血缘构成的“熟人社会”不同，城市社区创造了新的邻里关系，年龄结构、职业性质以及兴趣爱好等相对比较复杂，社区的陌生化与居民生活的私密化，使得社区呈现分散化与碎片化状态。为了增进居民间的沟通，抑制社区内赌博等不良生活风气，在居民自愿、居委会倡议下，社区自发组建文艺组织，增强居民互动，重建社区公共生活。广场舞成为S社区的文艺团队应运而生，并逐渐形成内部独特的分层群体与治理规则。
（一）广场舞的起源与无序状态下自组织的雏形
2005年，S社区居委会成立之初，社区内缺乏有组织的公共活动。2007年，居委会开始逐步整治社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社区一旁的s绿地广场也改造完成，居民有人说要跳舞，社区居委会便决定依靠广场推动社区活动，改良打牌、搓麻将等不良社区生活风气。广场位于城中心商业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一旁的石油马路就是通往上海市区的主干道，车流不息。这里就像一个窗口，展示着社区的独特风貌，也是附近最为热闹的地域。但作为广场，其公共空间是有限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就自然遇到不少麻烦。
在区园林局等共建单位的支持下，S社区居委会积极引导居民们到邻近的S广场上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打拳、舞剑、跳舞等公共活动逐渐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艺团體。在早期，最受欢迎的活动是交谊舞，大家普遍认为交谊舞是一种健康的娱乐活动。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6点钟，附近居民打拳、舞剑、跳舞，晚上又跳起了双人交谊舞。在广场空间，没有老师教舞蹈动作，热心的社区志愿者号召大家互帮互带，渐渐地，以锻炼身体、娱乐生活、看热闹为目的各色人群在这里汇集起来。直到2010年，S广场仍然是以交谊舞为主的公共活动空间，周围热爱交谊舞的居民聚集到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组织。一位阿姨骄傲地讲：“我们S广场交谊舞是JS区最早的交谊舞，还有人因为跳舞之后，身体变得更健康了，特地过来感谢。音乐声一响，邻近社区的居民就过来跳舞蹈了。”然而，交谊舞的发展面临种种困难。如舞蹈难度高、节奏快，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舞蹈基础，准入门槛高，规模难以扩大。同时，交谊舞必须要有舞伴，女多男少配对不均匀等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多女性参与者难以找到合适的男性舞伴；跳舞的时候，对男性要求也高，要和多个同伴跳，易产生负担感和疲惫感。此外，因结伴跳舞，日久生情，衍生出了离婚、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
2010年，具有集体性的广场舞首次出现在S广场，之后，广场上长期呈现“一种音乐两种舞蹈”的特殊模式：音乐不变，在广场的一边是交谊舞，另一边是广场舞。一位阿姨告诉我，那时候是“一波人两个舞”，“你跳你的、我跳我的，想跳什么就跳什么，不会跳的人就在旁边休息”。但和谐只是暂时的，没有交谊舞伴的人越来越多，交谊舞对场地空间的要求大，吸引人群也有限。由于广场舞的动作简单易学，使得其占用的空间越来越大。渐渐地，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广场另一边的广场舞。
之后每年3月至11月晚上的6点到8点，跳舞者准时相约到广场表演。一开始，广场舞并没有获取人们的高度关注。但广场舞表演节奏欢快、动作简单、规则较少、参与自由、规模发展快等特点，很快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一部分人结群成对，通过熟人介绍参与其中。以Q阿姨为例，在邻居带动下，Q阿姨就跟朋友一起跳舞；也有一部分人是自愿参加跳舞，还有一些居民是闲余散步时驻足欣赏，不知不觉就被吸引到跳舞中。③就这样，多种因素促使邻近的社区居民加入到广场舞团队，形成了最初的S广场舞。
在广场舞的发展中，人数最多时达到了200余人。但在广场舞群体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广场上仍没有明确的治理规则，也没有人组织教授舞蹈。各种文艺组织力量互相争“地盘”，组织内部的结构非常混乱无序，日益深化的矛盾和冲突对广场舞自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有序发展：能人带动的广场舞团队
自组织的有序化发展离不开能人的引导与组织。所谓能人指的是能干或在某个方面很出众的人。在中国的关系社会中，自组织能否发生，不仅在于这个社区是否有资本，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或若干的精英或领袖。这类人出于社会地位、威望向大众负责，而不仅仅追求个人的利益，他们能够有效地影响自组织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因此被称之为能人。能人现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它遵循私人关系的人情法则，既包含工具性关系，也包含情感性关系——私交状态下的感情，即所谓交情。
广场舞的有序发展是由能人带动的。退休的小学教师Z老师作为有德行、声望且能令群众信服的能人，最初是受人之托教某工厂的干部、家属跳舞，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并慢慢吸引来往人群的加入。随着影响力扩大，在社区Y书记的邀请下，Z老师才开始参与广场舞的组织与管理。政治能人比其他类型的能人更有权力影响自组织规则的制定政治能人能够促进自组织的起步与维持。事实上，现在的广场舞并不是一支力量从初生到壮大的简单过程，而是不同团体力量的逐渐糅合。在居委会协商下，2015年，Z老师带领自己团体的核心人员正式接手广场舞的管理工作。作为一个政治能人，她吸纳其他团体的关键人员，也因强硬态度与其他力量发生过吵架等冲突，软硬兼施之下将不同力量吸纳或排除出广场，短时间内重新整合了广场舞群体。为了有效管理广场舞组织，在Z老师的带领下，广场舞团队经历一系列“兼并重组”后，最终形成一个相对有序的组织。
作为政治能人，Z老师对于自组织有序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对团队内部的管理上。在引导广场舞从无序转向有序的过程中，Z老师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她以强硬态度要求在跳舞时不允许说话，并不断教授成员新的舞蹈，吸引大家的兴趣。同时培养了10多位积极分子，在每周教授新的舞蹈之前，Z老师会挑选优秀成员，安排她们优先学习新舞，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协助广场舞的日常秩序管理。广场舞也逐渐真正走上了“正轨”，逐渐形成了150人的稳定群体。其管理规范与协调关系也逐渐自然形成，如骨干群体站在广场前面，普通舞者站在广场后面，整个广场舞后呈扇形次序依次排开，跟着领舞老师在音乐中集体舞动。在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中，自组织是一种最自然、成本最低而收益最高的人类关系协调机制。作为一种自组织，广场舞群体无需特定的指令，依次在广场排开，形成了一种有序的结构，并且持续遵循，也减少了彼此间不必要的冲突。
能人现象在自组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推动自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这里的能人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人发挥着领袖作用，并利用非制度化的资源实施自组织化运作。能人现象的产生也契合中国社会对日常人情、私人关系重视信任的独特情境。
三、广场舞团队的双重治理结构：“抱团”与“找朋友”
邻近社区居民的自发参与和能人的带动，使广场舞团队的规模不断壮大。随着跳舞时间的累积，人群渐渐熟悉起来，在日常舞蹈的同时，参与者也在广场舞自组织内部展开深入的人际互动与情感交流。S广场的治理结构表现为两个特点：“群体内部的圈层交流”与“找朋友式的双人舞互动”。
（一）“抱团”现象：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
广场舞群体内部的互动表现为圈层式的“抱团现象”。150人规模的广场舞，分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群体。群体间熟悉的大多只是私下认识的亲朋好友，群体内部整体呈现松散状态。通过调研发现，广场舞群体内部实际分成了4个群体：领舞者、舞蹈骨干、熟练掌握舞步的舞者以及初学者。一般的舞者，日常交往多限于周围的人以及自己所属的“部分”，与骨干等其他圈层群体交流并不多。骨干成员除在广场上集体表演外，空余时间经常通过微信交流，私下也会单独进行面对面的团体活动。以舞姿突出或私人关系晋升的骨干群体一般站在最前排领舞，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评价，其自我展现力和自信感也更为强烈。由于广场舞的门槛低，人员构成的类型多元化，导致广场舞团队内部经常出现群体分化，产生了诸多的小团体。本地人和外地人、同一个小区和不同小区、工作同事和亲朋好友、年龄代际、舞姿程度等都会造成影响。这也不难理解，在广场舞团队中，每个人在心里对自己都有一个“定位”，在这个定位下需找与自身身份、地位相似的人，形成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有擅长或不擅长舞蹈的人，成员之间彼此认同和互相依赖，类似“抱团”现象，“抱团”后多为内部成员交流，不屑或不敢和其他“组织”成员交流，从而减少与“组织”之外人群的互动。特别是初学者，她们往往是以自发的方式参与广场舞表演，多以锻炼健身为主要目的；平时只站在后排害羞地跟着前排的骨干或老师学习跳舞，跳完舞后不会在广场逗留太久，而是迅速朝向回家的路走去。普通成员之间最多也只是面熟，不存在深入交往。广场舞群体频繁的人际互动经常出现在舞蹈结束后，通常集中于同一个小区或熟人小圈子。如果新的加入者不主动靠近组织者或骨干群体，自然很难融入广场舞群体的社会关系圈子之中。这也解释了非骨干成员之间社会交往不频繁的原因。
事实上，由20余人组成的骨干群体，也分成了几个小团体。骨干群体虽每天一起跳舞，但她们可能连彼此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还可能存在矛盾和沖突。Z老师是舞蹈队的负责人，鉴于她对W阿姨的不满，甚至经常在广场上吵架，成员大多不敢公开与w阿姨有过多交往，但私底下也有少部分人避开他人与其交往。作为广场舞的负责人，Z老师是一个不愿与人交往的人，难以跟她套近乎，为了保持老师的威严，她总与人保持一种不远不近的距离感，难以“亲密接触”。但她与T阿姨关系较好，形成了两人的私密“小圈子”。T阿姨有自己的公司，嫂嫂是YD社区居委会主任，通过T阿姨的关系，S广场舞曾代表YD社区参加广场舞比赛荣获二等奖，每个队员得到500元报酬。圈子也会追逐权利、资源，并按一定的规则进行分配。在“圈子”中谁的资源多，谁就是中心。在广场舞团队中，Z老师拥有权威，她依赖T阿姨所拥有的社会资源。T阿姨虽没有成为骨干成员，但Z老师依然欣赏她的能力。由于T阿姨有舞蹈基础，生活条件也较富裕，过于高傲的性格也遭受到了个别成员的嫉妒和指责。
组织内部总会或多或少存在某些矛盾或冲突，但这些骨干成员并没有因为某些矛盾而离开，毕竟，她们意识中的离开就是离开了“组织”。即使现在的个体很注重自己的私人生活，但也不可能完全私人化，因为这会导致与社会的“脱轨”。所以中老年或退休的人群走出家庭，走向广场跳舞，正是寻找组织的象征，并在组织中增强互动、联系情感、重塑集体生活。
总的来看，领舞老师与骨干成员通过各种关系紧密联系到一起，广场中骨干群体是基本不变的，“核心圈子”呈现比较稳定的状态。普通舞者与其她成员互动较少，参加跳舞时间和交流频次的减少，使她们在组织中的存在感降低，缺乏归属感，也导致了部分普通成员的流失。骨干成员和普通舞者之间也缺乏充足的社会交往，一般来讲，骨干成员不认识新加人进来或是站在靠后排的初学舞者，社会交往的范围也就受到限制。总之，广场舞群体内部各个圈层之间呈现明显的分割交往状态。正是因为如此，作为广场舞群体的组织者，Z老师开始寻找一种更亲密的社会交往方式来促进各个圈层成员之间的共同互动，建立群体归属感。
（二）找朋友：日常双人舞互动
广场舞有序规范化的发展，不仅是能人带动，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广场舞群体中，可能互相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但是在手拉手跳舞的过程中，通过互动，大家异常欢愉，脸上常常露出喜悦的笑容。人际互动中身体语言也很重要，无言的眼神、援助之手等都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途径。
“找朋友”互动是通过群体一起舞蹈促进人际间交往活动的典型。本着交朋友的目的，每晚8点，在广场舞结束后，会有一段轻松愉快的双人舞时间，两个人手拉手在广场自由摇摆。这里的双人舞与交谊舞有所不同，它既可以是异性共舞，也可以是同性共舞，而且基于自愿原则，以拉近关系为目的。最初，广场只是简单跳广场舞，结束后成员就迅速离开了。身为负责人的Z老师觉得以扇形成排列状的广场舞群体没有任何交流，影响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偶然的一天，Z老师发现可以将网上的双人舞表演应用于广场舞之中，这一表演形式不仅可以促进两个人的互相交流，而且有利于每个人在组织中寻找朋友，建立群体归属感。在Z老师的倡议下，双人舞迅速开展起来。常规舞蹈结束后，主动留下来参与双人舞表演的成员都比较优秀，大家处于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普遍存在“你会跳我不会跳，你带我学”的教学现象，无意之中就把两个人连在一起了。双人舞的发展甚至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到舞蹈的队列中来。以放音乐的C师傅为例，过去c师傅只跳交谊舞从不参与广场舞表演，但他接受跳双人舞，因为大家可以有更多面对面的交流。就这样，双人舞以其增进群体成员间社会互动的目的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双人舞是广场舞的一种发展创新。它集合了广场舞和交谊舞的优势，弥补了广场舞单人跟跳、互动少的弱点，通过结伴共舞、同性共舞、你教我学，增强交流、加深信任、缓解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交谊舞中男女关系处理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广场舞的治理规则：关系、规则与资源的联结
通过对S社区广场舞的研究发现，中国自组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际互动命题，这既不同于经济交换的市场治理、也不同于源于自上而下权力关系的政府治理以及非制度化的民间治理。对于广场舞自身而言，有组织的生活是行动者充分利用非制度化的资源实现自组织化运作，将关系、资源与规则进行重新整合，实现社会网络的重构。
（一）关系入场与网状结构的形成
广场舞群体内部的人际互动促进了群体间社会网络的构建。研究发现，广场舞社会网络的构建具有鲜明的非制度化特征。在社会网络构建的最初，广场舞群体的形成不依赖于现成的规则或者制度，与之相对应的，“人情”“熟人”“关系”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成员往往以关系的身份进入网络。以Q阿姨为例，她进入广场舞是被同事一起拉着去的，由于表现突出受到Z老师的青睐，慢慢进入了骨干圈。同样的，身为骨干的S阿姨、R阿姨以及H阿姨等许多广场舞参与者都是以关系身份加人广场舞组织。也就是说，成员在跳舞之前拥有社会关系资本，不过这样的关系往往呈现单线条的结构，成员只认识一到两个熟人，并通过熟人的介绍加入其中。当加人广场舞后，成员之间渐渐熟悉起来，新的关系开始构建。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一个个“圈子”开始形成，成员之间的关系由单线性逐渐向网状结构发展，形成一个覆盖广场舞人群的非制度性社会网络。
随着广场舞社会网络的逐渐重建，人与人之间、“圈子”与“圈子”之间，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圈子”的成员资格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圈内圈外可以流动，内部关系也有亲疏。以W阿姨为例，她原先是骨干群体中的一员，由于和Z老师的矛盾，最终放弃了骨干的身份。另一方面，当一个社会网络中同时出现两个相当大的“圈子”，因为其资源追逐的特性，就极可能形成对抗性。Q阿姨同时也是社区专业舞蹈队队员，这个舞蹈队和广场舞队在参加比赛以及核心人员流动等方面也存在利益冲突。除此之外，由于低门槛所带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也极易导致“信任危机”。比如S广场曾经为了重新购置音响装备而对成员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却发现其中有100元假钞。因此，低门槛虽然能接纳更多人进入这个社会网络，但是也存在着准入群众的素质问题，影响着组织社会网络的有序发展。
（二）规则制定与身份认同
面对社会网络建构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为了保证其有序运行，就要求社会网络中出现一套大家认可的规则，从而维护秩序的稳定。隐藏在熙熙攘攘的舞蹈人群背后的那一套规则，便是“身份认同”。
广场舞团队不是一种规范严密的正式组织，它依靠不同群体之间的身份定位来维持广场秩序。Z老师是领舞老师，所有成员都是她的学生，而学生内部又存在分层。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人们演化出“信任”和“叔威”体系。大家普遍信服带领大家跳舞的Z老师，由她来维持组织的运作，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
事实上，一开始，Z老师来广场教舞是受到社区书记的委托，希望通过她整合舞蹈团体，改善广场秩序。广场舞群体混乱的状态逐渐好转，Z老师认为广场舞应该跳得更加好一些，于是就建议大家着装统一、动作整齐等。渐渐地，Z老师在组织中建立自己的“权威”，开始制定一系列规则来维护日常秩序。她要求跳舞成员不允许交头接耳，防止场面太过吵闹，避免以往的混乱场面；不断变换新的舞蹈，增加大家跳舞的新鲜感；不断培养骨干成员群体带领大家一起跳舞，并建立微信群增进交流；创新双人舞模式，方便大家寻找亲密舞伴，增进成员之间的沟通等。
Z老师在广场舞社会网络构建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社区书记曾这样向笔者解释：Z老师不仅仅是一个领舞者、老师，更是一个广场舞社区志愿者，“有什么情况要她协调，她不在的时候，骨干成员也是蛮重要的”。有成员说：“Z老师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离不开她。”随着组织中成员们“身份认同”意识的加强，Z老师、骨干成员自觉地承担起了维护广场舞日常秩序的职责，其她成员对“权威”逐渐认同和信服，广场舞的秩序也得到了改善。
（三）人情、资源与广场舞团队的拓展
所谓社会生活，就是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内生活，一个人要想生活，就无法脱离社会，就无法摆脱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一群人的简单聚集形成不了社会网络，他们彼此之间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中国社会，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基础是一种掩饰在情感关系之下的“人情交换”规则。受惠方要记下“人情账”，当施惠方需要援助时，受惠方要给予帮助。双方循环往复，形成一种长期的人情关系，从而紧密相连。
在广场舞中，一开始大家依靠“身份”关系进人，通过成员之间的日常交往（双人舞、组建“熟人圈子”），渐渐形成了非制度化的社会网络。而当社会网络内部出现矛盾和冲突时，Z老师由于得到政府支持（S书记委托）以及日常过程中与成员们形成了“人情互惠关系”，大家都信服她的“权威”，于是在她的帶领下制定了种种规则，促进了整个社会网络的有序联结。
与此同时，一个社会网络需要持续发展，不仅是群体内成员的自我追求和发展，也是组织的竞争与协作，在竞争中发展自我，在协作中谋求进步。所以z老师制定规则的同时，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了一套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正如上文所述，广场舞团队分成领舞、骨干、普通舞者、初学者四个群体，这不仅是广场舞人际互动的圈层结构，也是保证社会网络持续发展的重要人群结构。领舞者带领着骨干群体，骨干群体又带领其它广场舞成员，保证了舞蹈活动的有序开展，并凭借她们在大家心中的“信任”与“认同”，协助解决社会网络中出现的矛盾。当然，为了带动社会网络的进一步发展，Z老师充分挖掘社会网络中可利用的资源。例如，利用T阿姨的社会关系资源选拔优秀舞者参加比赛，又或者和银行建立关系参与公共慈善活动的表演。比赛作为一种竞争性质的活动可以提升团体的舞蹈能力与凝聚力，而对外合作可以为广场舞团队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有效的资源利用促进社会网络不断扩展，S广场舞越来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自组织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广场舞团队的治理结构和规则，通过对广场舞自组织发展的研究，透视了广场舞的内在运作逻辑与人际互动策略，形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生活形态。研究发现，一方面，由于广场舞自发聚集、边界模糊、规则不明确，群体内部人际互动呈现明显的圈层分割现象，从而基于“人情法则”的“能人带动”对于广场舞的有序化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广场舞的发展也带动非制度化社会网络的构建。群体成员以关系的身份进入组织，广场舞又促进形成新的关系，群体的“身份认同”让大家易于接受规则，建立社会网络的组织结构，并充分利用关系资源，促进组织更好的发展。
广场舞团队所体现的有组织的生活不仅仅是这一群体内部的秩序建立与关系联结，也映射了当代中国人独特的社会网络建构过程。“人情法则”“关系、圈子”“能人带动”“身份认同”等现象无不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能人带动的有组织生活。与西方社会大量群众性自发活动不同，S广场舞源于社区党支部的积极倡导，社区领导寻找能人引导居民开展公共活动，居民抛弃了过去没有任何组织性的活动，因为广场舞过上了一种有组织的生活。
其次，人情、关系等社会情感因素促进社会网络的构建。中国人往往“害羞”“要面子”，参与者不好意思直接向陌生人开口要求加入组织，而选择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将彼此捆绑和紧密链接，个体无论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几乎无法摆脱那些被锁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人内心“依靠组织”情绪是社会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组织中所包含的“人情”“关系”及相互交流可以满足她们内心的归属感以及自我展示的需求。
最后，非制度化组织的规则、边界具有模糊性。广场舞团队的组织网是无边界的，低门槛使团体面临成员素质问题，人员的流动性较强。这就需要组织者制定明确的规则，完善组织结构和纪律管理，并积极创新活动形式，从而构建有序规则的网络结构。
广场舞有组织的生活的研究启示我们，在个体化时代的陌生城市社会中，存在着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学术界也在不断推进相关研究。如何激活基层民众更加合理有序的参与、促进类似于广场舞社区自组织形成明确的组织规范、现代化的公共规则，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对广场舞自组织的研究聚焦从组织中能人、圈子、社会网络的角度来阐释其发展过程及本土特征，呈现其在社会互动中的建构过程，不但丰富了对广场舞的研究，也为其它组织的发展过程与运作策略研究提供了有益范例。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个体意识的增强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关于组织化的研究必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主题在。有学者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进行比较和辨析的基础上，从社区社会组织的目标维度和结构维度来建构社区社会组织的分类框架，将社区社会组织分为维权类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新社会组织、文体娱乐类社区社会组织、志愿类社区社会组织等四种理想类型。鉴于此，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大变动时代社会组织发展与个体生活的联结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