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顶层设计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黄广飞

    [摘要]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份改革开放宣言书，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推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成功顶层设计。它按照从“点”到“面”、从“增量”到“存量”的设计路径渐进改革，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保障机制、判断标准、防止问题、步骤路径等，抓住了社会主义本质，解决了从革命到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路径转变，廓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界定和判断标准，推动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过渡，发挥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为当前中国构建新顶层设计提供了方向、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顶层设计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0—0025—06

    时至今日，“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已过去20个春秋。追昔抚今，对这一在特殊时期以特殊形态出现并发挥特殊作用的談话的意义，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解读视角和观点看法。有人认为，“南方谈话”“最核心的价值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命题。”有人认为，“南方谈话”乃至整个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的核心和精神实质也是最大的贡献就是“松绑”，让改革成为“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有人认为，“南方谈话”最重要的理论突破，是论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的姓“社”姓“资”问题自此宣告破解，市场经济从此获得了合法性，而这种“突破”“对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政策偏向保守的趋向，推动了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综观所有解读和观点，不难发现它们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南方谈话”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然而，这一甚至至今都有人质疑其“合法性”的“谈话”何以在时间与空间上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呢？这就必须回到“南方谈话”的作用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从本质上说，“南方谈话”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由于其实质上是当时中央集权制下的一次成功“顶层设计”，并且是一次有着基层相呼应，适应中国广大基层发展需求的强有力顶层设计。只是这个顶层设计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进行的重点在经济领域予以突破的初级形态的顶层设计，具有由“点”到“面”、由“增量”到“存量”的特点。我们只是认同了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角色，而对其客观存在和进行的顶层总设计当时没有明确指出，现在也没有明确阐释。但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它实际上利用了系统的观点，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步骤，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设计了一个科学的总体架构，使得形式上松散的谈话组合具有系统之间结构上的有机统一的功效，从而成功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以及微观到宏观转变”，推动了每个局部利益最大满足基础上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一、“南方谈话”成功实现中国改革开放拐点时刻的顶层设计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然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定下的“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受到国际国内格外严峻形势的挑战。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顿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国内，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以及治理整顿力度不够等诸多原因，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等令人忧虑的局面。在政治思想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在媒体、学术界和理论界，一股批判市场经济的潮流涌动，来势凶猛。特别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人们在对改革深抱期望的同时，也发泄着满腹的牢骚。”改革遇到的种种困扰充分暴露出来，“第一是在刺激经济活力的同时如何保证社会公平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是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第三是经济秩序混乱……全面经商……地区经济封锁，经济割据”，“第四是改革停滞不前，进退维谷。”这些使得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变得异常迫切和重要。

    “南方谈话”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拐点时刻成功进行的一次顶层设计。它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份改革开放宣言书的形式，在1978年以来1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命题，并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保障机制，进行了制度、人才、思想、方法等方面的系统的顶层设计，成为一幅宏伟壮丽而又功效巨大的“集大成之作”，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走向何方、如何走的重大问题。正如奈斯比特所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坚定的总体目标，中国经济奇迹的速度、进步和成功都是不可能实现”。

    当然，要全面系统科学地理解这个顶层设计的精髓，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历史地、具体地、辩证地看待。因为在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这个顶层设计虽然具有了系统的思维，准确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施主体、思想前提、理论指导、保障机制、判断标准、步骤路径、推行方法等，但从更宏观层面的完整意义上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这样的“四位一体”的全局性设计来看，“南方谈话”顶层设计则具有局部性，其改革设计重点还是在经济领域，它的实施路径是渐进式地先经济后政治、社会。此外，在一些具体结论的理解上，若仅仅从字面上机械地理解判断，就可能犯新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之错，就容易僵化、封闭这个顶层设计，就断绝了其从特殊的过渡状态向常态转化的与时俱进的可能。例如，要科学认识把改革开放发展的步调定到“快”上，就必须坚持这一基本方法，要历史地看到中国“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的历史背景，“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而且最主要的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如果不按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来客观分析，那么就可能忽视了这个“快”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和历史必然，也就不能全面准确理解“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等这样的判断和论述的真正目的，就不能看到这个“快”实质上并不是片面的“快”，而是“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错误”的辩证的“快”。这正是我们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科学理解“南方谈话”顶层设计精髓必须掌握的。

    二、“南方谈话”顶层设计集中解决了长期制约中国发展若干重大难题

    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权力型“顶层设计”就一直存在并发挥国家治理和资源整合的作用。近代，又经历了从“西化”、“苏化”到“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影响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型顶层设计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方向，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都是重要的反面佐证。由于这些“顶层设计”要么脱离了中国的发展实际，要么被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所裹胁，要么被前进中的负向“合力”所牵制，使得这些“顶层设计”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带来了巨大的灾害损失。正是由于中国一直以来具有顶层设计的传统以及顶层设计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性作用，才使得“南方谈话”成为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顶层设计力量。“南方谈话”抓住了中国历史的这个特点，也利用了这一优势，集中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继续改革开放迈步向前的若干重大难题。

    （一）从历史演进方式来看，解决了从革命到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路径转变

    如前所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把“工作重点”转移了，但革命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却依旧长期存在，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推进。如何推动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变呢？邓小平指出，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然而，革命却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产物，革命这种解放生产力的方式毕竟不是常态。当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依据的手段也必须从革命转到改革上来。列宁曾经谈到当革命胜利之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改良即改革将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将是常态的。因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这种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和途径就是“改革”，因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而且是人类社会进入和平常态状态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常用的方式和力量。然而，“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因此，“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因为从一般意义来看，“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突变，通过政治革命，彻底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二是渐变，通过自我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中某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而常态的变革就是改革。因此，如果说马克思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成功运用了革命的方式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发展，那么“南方谈话”则在和平年代成功实现了革命到改革的转型，使社会在增量中不断进步，确立了改革是继革命之后和平稳定状态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般力量和基本路径。

    （二）从社会本质把握来看，廓清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界定和判断标准

    1980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后来又反复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而1992年“南方谈话”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价值目标上对社会主义做出了全面准确界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论述，彻底澄清了近百年来人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把属于社会主义特征的东西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分离出来，“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同时，“明确了判断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进一步剔除了社会主义认识中的空想成分，为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姓“社”姓“资”的疑惑，“南方谈话”从政治、生产力和人民等几方面对姓“社”判断标准进行了全面准确的阐述，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判断的根本标准，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了方向指导和标准判断。

    （三）从经济制度演变形态来看，解决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过渡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阐述，在经济制度演变形态上实际上实现了三大突破：第一，关于党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问题突破了，三种所有制并存，相互注重，相互发展，这对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动力；第二，政府务必强有力地控制经济，让国家带动发展有一个突破口；第三，就是正视价格要素对微观经济领域发展的作用。这三方面是邓小平伟大的理论突破，也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嘱之一。正是在“南方谈话”顶层设计这一基本判断的推动下，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才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将20世纪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规定为“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周瑞金，2012）“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根本上解决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都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此外，“南方谈话”也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两大难题，还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以及在这种定位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期共存等问题，指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性和艱巨性，一方面破解了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维，一方面提出了危机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性，“决不能掉以轻心”。

    三、“南方谈话”为当下中国构建新“顶层设计”提供了方向、思路和方法

    当前，与“南方谈话”所处环境相比，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渐进式改革面临的挑战愈来愈多，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纷纷暴露，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并存，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互联，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呼吁再来一次“南方谈话”，但从当下客观情况来看，“南方谈话”顶层设计对中国构建新顶层设计改革方案最大的意义已不是也不可能是仿效“南方谈话”的形式再来一次“谈话”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关键是把握“南方谈话”顶层设计的精髓、实质和方法。正如当前理论界和政府层面形成的共识，中国新一轮改革迫切需要顶层设计，甚至“顶顶层设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2011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等都突出了顶层设计在当下中国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南方谈话”顶层设计实际上为当下新顶层设计提供了基本方向、思路和方法。

    （一）新“顶层设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方向不动摇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的十四大在“南方谈话”顶层设计推动下定出的改革方向，其“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这一体制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并要在经济活动中公平竞争、产权明晰、边界规范、诚信法治。然而，现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资本的边界或者资本运行形式的市场的边界和政治权力的边界或其直接表现的政府权力的边界严重混乱、恣意扩张、缺乏约束，很多该市场化且必须市场化的领域却被高度垄断，而不该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公共服务领域却市场化了，资本的巨大的扩张力将政治权力裹挟其中，很多部门利益固化，威胁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大量非公经济发展困难，国富民弱。从制度框架上看，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制度，但很多具体的环节却距离完善成熟的法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即必须一方面堅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必须尊重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以此为载体推动符合当代发展的社会主义信仰价值的形成和巩固，防止资本过度扩张、政治权力过度滥用，防止政治、社会、文化应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的领域也被经济资本利益所控制。另一方面在应该市场化的领域要切实抓好市场化改革，尊重市场作为经济活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尊重价值规律，尽快规制政府权力的边界，让政府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切实做好自身公共服务为核心的职能。如果所有领域都被资本所控制，没有了抗衡的力量，各个方面都将被资本（市场是其直接表现形式）扭曲，一旦这一最强大而又最脆弱的利益纽带断裂，那么整个国家、社会、民族都将十分危险。即只有切实弄清楚了当今诸多经济社会问题中，哪些是由于不该市场化而过度市场化而带来的，哪些是由于该市场化而没有市场化带来的，不搞一刀切，才能准确把握这一形式上的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整个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问题，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运行方式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各个领域的运行状况。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在新的顶层设计中弄错了改革的方向，贻误了改革的时机。

    （二）新“顶层设计”必须在抓住社会主义本质基础上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因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而且“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现在很多人抓住“南方谈话”顶层设计的一些个别和具体判断来比对现在的改革，扭曲当下的改革方向，形成新的本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要“以人为本”，是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然而，现在对诸如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不明确，说到底就是没有掌握“三个有利于”的根本判断标准，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准确把握，不是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初级阶段的实际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之间的客观距离这个实际出发，而仅仅从理论上的“公有制是主体”的本本出发，正在犯和可能犯新的本本主义的错误，使改革陷入新的停滞期。因此，从当前来看，新顶层设计必须在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一要解放谁来设计的思想。在传统的思维中，顶层设计的人都是政治的最高层，这样的理解实际上还是局限在了政治权力型的顶层设计，并不是真理意义上知识型顶层设计。二要解放怎样设计的思想。新顶层设计必须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和推进，必须有公民社会的建设，必须坚持法治之路。三要解放设计根本价值取向的思想。“南方谈话”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更多在物，而从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来看，最终所要实现的是“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即财富创造的物的目标最终还是服务于“人”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的永恒价值取向。而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的永恒内涵将直接成为我们党如何尊重民生、代表民意、维护民权的一个根本标准。如果把握不了这个本质，就会“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

    （三）新“顶层设计”必须在坚定态度基础上抓住时机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要改革开放，就要善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这是“南方谈话”顶层设计给出的改革开放路上必须坚持的基本态度，也是中国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态度。苏联之亡党亡国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其关键时期拒绝改革，最终封闭而亡、僵化而亡。如今，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5%）和社会下层（14%），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各阶层之间存在如下的危险点：一是“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二是“因土地和移民问题而引发冲突”，三是“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四是“底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等。此外，由于处于客观开放的环境，采用对比方法看待世界的世界观已在大多数人思想中扎根，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的推进，这种非全面的对比直接冲击着人们思考和判断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底层利益受损的民众，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还没有掌握之前，更是容易突破底线。他们只管“有”与“没有”、“公平”与“不公平”，很少能够切实从纵向历史的角度，科学看待我们的发展阶段，科学看待社会上出现的消极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呼唤着全面的改革，倘若改革一旦慢下来，就可能“丧失机会”，同样可能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是对“南方谈话”顶层设计基本态度的准确把握和当代运用。这也是未来中国长期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态度。我们必须始终铭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政治遗嘱。

    （四）新“顶层设计”必须在基层改革的基础上上下互动

    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谈到，新社会八大支柱之二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他把这种中国创造的相对西方“横向民主”的民主模式称为“纵向民主”，认为它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的”“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虽然这种纵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点”，但它“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这一概括正道出了“南方谈话”顶层设计的一个根本特点和当前自上而下的新“顶层设计”根本要求。即新“顶层设计”必须在基层改革的基础上与基层改革上下互动，必须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必须是与上下互动的双向度循环式的顶层设计，而非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单向度顶层设计。当然，这也是一个“顶层”不断“松绑”的过程，是基层民主不断深化的过程，是路径不断畅通的过程。因此，当前改革最关键的就是要让顶层设计与基层改革的互动成为支点，要让社会改革成为杠杆，要让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改革的撬动者。因为从动力机制来说，“当下大众对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导致的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因为“中国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也即中国领导人决心要避免的，就是新一代技术官僚的出现。”若没有上下互动，“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动荡，就很难退出了。”

    （五）新“顶层设计”必须在继承精神基础上大胆借鉴

    “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是“南方谈话”顶层设计的精神动因。当然，今天的“闯”已经不能再完全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因为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不能乱“闯”，而必须在顶层设计上“闯”，在制度规则上“闯”，闯破利益团体的束缚，闯破一些人为的束缚改革发展的禁区。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敢于冒风险，敢为天下先，才有创造性。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现在的中国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进行新顶层设计，同样需要小平同志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顾虑重重，趑趄不前。要勇立潮头，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只有在“闯”的精神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与时俱进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找到新的科学的“顶层设计”方案。如果说基于历史的限制，“南方谈话”时的“顶层设计”更多借鉴的是西方国家“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那么现在则应该更深层次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制度设计中的一般规律和要求，真正站在人类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自我修正完整。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一切先进成果。这是一般与特殊原理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取向。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因此，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现实中的顶层设计及改革，不可能再在局部或某个领域单独进行，“改革如要破题，必须走全面、综合的路子。”新顶层设计将是一个更加系统而又庞大的工程，必须按照其全面系统的内在规律、要求和方法来推进，一方面克服历史的局限，一方面扫除当下的障碍。在“南方谈话”顶层设计启示和要求基础上，抓好以上各方面外，还必须做到：主体上，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扩大顶层设计的主体范围，充分发挥和整合不同群体的优势。制度上，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真正提到制度、体制、机制建设的层面，使“合力”最大化，使改革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克服“改革的动力不足”等问题，摆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表象改革”。价值上，在切实抓好民生的基础上，落实民生、民主、民权的三位一体的以人为本观，提升顶层设计的真、善、美的含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信仰上，必须大力进行以维护广大民眾利益诉求基础上的信仰建设，让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在工人阶级政党周围。技术上，要与时俱进地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力量建立高科技的改革信息反馈机制，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矛盾和问题及时修正及时解决，构建一个新的科学的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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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