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的水灾救济看华洋义赈会的救灾理念及其实践

    周彤

    摘要：1924年夏爆发了全国性洪涝灾害，经过中外慈善人士改组成立仅三年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迅速组织人员投身灾后赈济工作，在前期灾情调查、中期募捐筹款、后期灾后重建三个阶段中都显示出先进的救灾理念和强大的救灾能力。救灾过程中，贯彻其“筹办天灾赈济，提倡防灾工作”的办赈宗旨，将中国传统义赈与西方现代救灾理念相融合，创造出适合近代中国实际的办赈方略，为此后民国救灾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经验。

    关键词：华洋义赈会；1924年水灾；建设救灾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民间慈善救灾机构。该会以“筹办天灾赈济”和“提倡防灾工作”为宗旨，自其成立到终结的近三十年间，在我国灾荒救济、防灾减灾、农村合作运动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视，有关慈善史、灾荒史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与华洋义赈会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现。从内容上看，对该会的研究成果可以分為两大部分：一是侧重于论述其救灾举措及社会作用。二是侧重于研究该会的合作运动。本文拟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将关注视角放在义赈会成立后所参与救济的第一次全国性大水灾——1924年水灾上，研究早期义赈会的赈济举措，分析其与中国传统救灾方式的不同，揭示其深刻的救灾理念并评价其在民国灾荒赈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一、灾情调查

    华洋义赈会结合西方科学的调研方式并从多年的民间义赈经验中，归纳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灾情调查方法：首先对灾区进行综合调查，确定成灾标准；然后视灾区面积选择逐户调查或是抽样调查；最后制定赈济计划。

    1924年入夏后，义赈总分各会均收到来自灾区请求赈灾的电报。因受灾面积广大，涉及省份众多，该会特派了大量的调查员前往湘、直、贛、闽、粤、鲁、豫、鄂等八省进行灾情调查，并将灾情状况上报总会，总会经过专家讨论及一系列筹赈会议，评估出各地成灾等级，估算出需要筹集的赈款数额，最终由特设的公告统计部整理出灾情报告书及筹赈计划书，并在《申报》等全国性综合报刊上进行刊登节录。据《申报》载该会报告：“死于此项水灾者，为13115人，内有三千人死于张家口，义赈会估计湘直赣闽粤鲁豫鄂八省灾区难民，当有1500万人，而赈款需两千万元，预计可得之赈款如下：附税八百万元，中国境内开募赈捐二百万元，运输附税二百万元，合计一千五百万元，尚缺五百万元，冀在国外募集之，义赈会现尚未能付定水灾损失”。对于1924年水灾调查情况，义赈会在该年的《赈务报告书》中也做了总结： 1924年6月中旬，湘省连日普降暴雨，境内湘、资、沅三江水位同时暴涨，洞庭湖涨水三丈有余。随后水灾很快遍及江南诸省以及华北直鲁豫等地，受灾省份达到16个。 “本会所接各方面报告约计生命丧失者为13600人，决堤二百处，淹没村庄共达11000所，直至十四年正月一日天津之西依然有两千方英里之地水淹未退也。”

    为使调查结果真实有效，不贻误后期赈济活动的开展，义赈会刊印《赈务指南》《查放细则》对调查员的调查活动制定一系列行为规范。如外派调查员“调查灾情，须照本会调查表，逐项切实查填，不得听凭地绅之请求，随意填报，将来办赈时，如所报与事实不符，惟调查员是问”；“调查灾情，除依照调查表填列外，须另绘全县灾区图一纸，以资考证”；“调查员津贴经费，均由本会开支，下乡均须步行，不得受地方及灾民之供应”等。另外，该会还在本次灾情调查过程中动用了飞机进行航拍，对灾情做了更为直观的调查。

    二、募捐筹款

    华洋义赈会在募捐筹款上有许多独特的方式，这些方式既发挥了其与西方慈善机构的合作优势，也借鉴了中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募集善款的经验。

    首先，义赈会与国内外多方合作，募集善款。与中国红十字会通力合作，筹备举行全国救济水灾大运动，设立全国水灾募赈大会，募捐巨款。与国际慈善组织的合作。该会曾多次致电西方各大慈善团体及海外华侨组织，希冀国际外援，曾获美国红十字会捐资十万美金。全国水灾募赈大会除在国内尽力募捐外，还派李方代表募赈大会前往香港、南洋各处鼓励华侨捐款，派熊崇志赴美向美国华侨设法宣赈。与各地方政府的合作。在各省的水灾救济筹备会上，义赈会各分会都派代表出席并发言，提供大量的人员和物资支持。其次，华洋义赈会利用其全国性慈善组织的地位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组织遍布全国的各地分会，建立各式各样的募捐队进行募捐活动。如组织汽车游行队， “由该会事务所出发，分南北西组，游行九城。沿途散布传单，募集义金，以拯灾黎。”又如女子募款队，由颜惠庆夫人任全国水灾募赈大会女子募款队队长，队员有冯玉祥夫人、唐在复夫人及中央医院院长曹锡庚夫人等 10 人，分途出发，从事筹募。除特色募捐队外，该会也有摊派到各省的常规募捐队，并制定详细的各地应募之款的摊派计划。再次，华洋义赈会还提议海关赈灾附税。关于将海关附税作为赈灾之款一事是该会一直所倡导的，但一直因外交问题无法促成。海关的征收附税需要与外交团商议才能实施。由于义赈会的国际性，因此其在海关附税一事上进行了多方的斡旋。红十字会会长兼华洋义赈会董事颜惠庆，一直为此事与各国公使接洽，“各使对于中国拟办之附加税，口头表示均已赞同。惟尚未得其本国之最后训示。附税若能办成，每年可得 800 万，半年可得 400 万。”此外，根据该会的提议，北京政府决议征收路电邮航附税6个月来赈济水灾。最后，在募捐方式上义赈会充分发挥筹赈集会号召作用。如与组织赛马助赈活动：“华洋董事近决定？？售出马票，附抽赈捐百分之五，专作赈济水灾饥民之用。”另外在全国水灾募赈大会召开期间在多地举行游园募捐活动：“十月四日至八日五天，同时开放北海、三殿、历史博物馆、天坛、雍和宫、中央公园等处，皆可游览。”该会创设年捐形式，“即每年预筹定款，留存积储，于无事之秋，用作建设经费，以防灾患，一旦变生不测，随时拨充赈济，以拯生灵”。

    三、建设救灾

    华洋义赈会将以工代赈作为主要施赈手段，将救灾与灾后重建甚至灾区的防灾减灾工作融为一体，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使工赈效果更加显著，该会还成立工程股，聘请美国人塔德为总工程师，负责对义赈会工程进行勘察、设计、论证。工程股虽设于总会，但对全国分会负责。在国内慈善团体中，只有华洋义赈会设立了与工程技术相关的部门，并拥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这是其“防灾胜于救灾”理念的结果。1924年水灾后，该会根据前期灾情报告制定出工赈计划，并在报刊上广而告之：“义赈会工程部已经着手筹划进行手续，届时希望各地教育慈善家，以及热心公益士女，竭力帮助。”对于中期所募善款，义赈会与红会两慈善团体进行分工，“所募之款之五分之四将由华洋义赈会分配，”“华红二会为便利工作起见，采分工方法。红十字会，主办临时赈务？？而义赈会则从事于永久计划？？以及防阻灾害之发生等事。”[]此次灾后重建计划中，该会的工赈主要是以修路、筑堤、改良河道为主，辅之以农业垦荒等赈济项目。

    （一）修筑公路。修筑公路是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的主要形式。良好的交通路况使得不管是移民就食还是移粟就民都更加快捷便利，极大地提高了救灾的效率，更使灾民保全生计免于其結党成为流寇。1924年水灾前后，该会出借工程款，或与政府及其他组织合作出资等方式，修筑了湖南的湘潭到宝庆、山东的烟台到潍县、浙闽省道等多条省内或省际大型公路。

    （二）筑堤修坝。水灾导致多省堤坝损毁严重，因此筑堤修坝成为除修路外最主要的工赈计划。与抢修公路的紧迫不同，筑堤修坝一般要晚于修路，而此时的工赈资金相对减少，因此需要进行二次募捐或与灾区的地方士绅合作。除资金外，对于大型筑堤工程，义赈会总部还会特派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其中。此次水灾赣省毁堤最为严重，该会特派总工程师塔德到江西勘察灾区圩堤，塔德在主持修筑过程中还对工赈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细节做了详细的安排。

    （三）改良河道。因为此次水灾导致全国众多河流的河床冲毁，河道变形移位，河流承载力减弱，河堤抗灾能力下降，易造成二次成灾，所以改良河道成为了义赈会在此次灾后工赈方面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该会曾计划在天津试点改良河道，天津分会的赈务报告曾言“此河若成可宣泄上游各河道，直省平陆永免水患实为当务之急”。并且还计划将此种办法应用到其他河流众多的省份中，与农田灌溉相配合，变灾为利。

    （四）农业垦荒。在修路、筑堤的基础上，大力扶持灾区农业恢复与发展成为了灾后重建的一项重要内容。义赈会各分会纷纷根据各省的灾情，进行调查，测量制定出了垦荒计划。该会总工程师塔德在赣省指导工赈时曾表示：“垦荒事业，大可有为，如此不特数十万灾民得免冻馁，而江西一省富力，且因有增加。据塔氏估计，苟堤防略修，则田亩之可以归复者约 400 万亩，每亩平均以 50 元计，则获利当在 2 亿元之谱。至工程经费，则极为有限。”

    （五）其他施赈措施。除工赈项目外，义赈会还进行了简单易行的施赈计划。天津分会组织灾民以手艺自活，如织蓆制绳以及编筐篮等物，然后再按公平价值收买，此法赈济灾民三万余人。湖南分会计划设立贫民贷款储蓄处，以期调剂灾时金融。湖北分会召开“防灾扩充经济会议”，邀请中外各方人士前来拯救灾区经济。

    四、结语

    华洋义赈会成立后将西方先进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与传统中国的义赈相结合，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赈济方略。这与中国传统的救灾模式已大不相同。

    首先，在前期的灾情调查中表现为：第一，综合性。传统慈善组织对于灾情的调查多集中受灾原因、面积、人数、经济损失等常规灾情数据上，而义赈会的调查员还对灾区的商户、学校、医疗机构、政府机构及地方团体的现状，灾民迁徙路线，灾区卫生环境，灾区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调查与分析。这些纵深性调查为灾后的施赈方针提供非常有利的数据支持，并且为灾区以后的经济发展以及城乡建设提供大量的原始数据。第二，技术性。传统灾情调查，技术含量较低，而义赈会调查员多为受过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有些还有西方留学背景，因此在调查过程中能够熟练掌握许多科学的调查方法。此外，还特派飞机对灾区进行航拍，更为直观的了解灾情，提高调查的效率。第三，时效性。该会注重灾情报告的时效性，在总会中特设公告统计部，所有灾情报告均先经此部核阅汇编，分送中西报章登载以资众览。第四，纪律性。传统慈善组织多为自发性组织，工作人员主要靠道德约束，而义赈会对其工作人员则进行严格的纪律规定，制定系统的规范，其中涵盖调查人员的比例构成、人数安排、调查经费的使用与上报、调查行为的监管等内容，并将这些行为规范整理成《赈务指南》、《查放细则》，以便遵守和监督。这些举措有效的防止了公共资源的滥用，树立了义赈会的良好形象，提高了其社会公信力。其次，在募捐赈款方面，华洋义赈会体现出其在中国慈善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与红会联合设立全国水灾募赈大会，还是斡旋于西方诸国争取海关附税作为赈款，无论是与政府各救灾机构的协调配合，还是与地方士绅的沟通合作，都反映出其良好的公信力。从募捐形式上来看，诸如赛马会、游园会、汽车游行队、女子募捐队等既融合了中国传统义赈的募捐方式，适应了中国民众的募捐心理，又融合西方劝捐形式，扩大了募捐对象和范围。最后，华洋义赈会 “以工代赈”的建设型救灾理念及其实践最值得借鉴。该会的工赈有其独有的组织系统运作模式，专门设立工赈股这类工程技术部门，灾后所建工赈项目均根据当地的水文、地形、气候等条件，经过充分实地勘察和科学设计后，再进行建设。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灾害频发，政府救灾不力，慈善组织在救灾济贫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慈善组织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其组织性质由地域性走向国际性，救灾理念由“以养为主”走向“以防为主”，救灾措施由传统的“施粥送药”到完备的建设型救灾机制，华洋义赈会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慈善组织既是参与者更是推动者。对于义赈会在民国救灾史上的特殊贡献，当时的新闻舆论就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该会不但做了许多慈善性质的救济事业，而且做了不少建设性质的社会事业，后一种事业是最值得我们来称道的。”华洋义赈会把西方先进救灾理念运用于中国的救灾实践，开创了近代中国救灾事业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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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甲种13号，民国十三年度赈务报告书 [M].1925.

    [3] 义赈会筹赈要闻[N]大公报，1924-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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