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1940—1945年）

    林伟龙

    摘要：武夷山曾经是抗战后期中国茶叶研究的最主要的中心，取得了一系列值得今天借鉴的成果。文章将从福建示范茶厂和中央茶叶研究所两个时期，对武夷茶叶研究情况进行论述，以探析“黄金时代”的具体措施及深远影响。

    关键词：武夷山；茶叶研究；福建示范茶厂；中央茶叶研究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包围封锁中国沿海口岸的敌对行动，战事逐渐扩大至福建省，武夷茶叶对外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相伴随的是，“武夷山茶园荒芜，杂草丛生，茶厂倒闭，茶庄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茶商茶农两厢困迫，茶叶大幅度下滑，茶业生产萧条。茶山抛荒，茶厂生产停滞”。[1]在这威胁武夷茶叶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危机关头，武夷山迎来了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从1940年初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武夷茶叶的研究在“世纪茶人”张天福和“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这两位茶叶领袖的带领下，先后经历了福建示范茶厂和中央茶叶研究所两个前后相继、彼此呼应、互为补充的时期，两个时期融合为武夷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

    一、福建示范茶厂时期（1940—1942年）

    （一）、福建示范茶厂创建情况概览

    1938年10月，由于日本侵华的加剧，战事日趋激烈，中国的大多海口被日军封锁，张天福奉令将福安茶业改良场的主要工作人员及相关的图书、仪器、档案等，迁移至崇安赤石。自此，近代中国的茶叶科研工作根植于崇安。[2]武夷山迎来了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

    1940年，由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办事处和福建省贸易公司在崇安联合投资兴办了福建示范茶厂，原福建农业改进处茶叶改良场并入福建示范茶厂，下设福安、福鼎分厂和武夷、星村、政和制茶所。由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福安分厂由高成学任分厂厂长，陈绍辉任分厂副厂长；福鼎分厂由游通儒任分厂厂长；林馥泉任武夷直属制茶所主任；王学文为星村直属制茶所主任，吴心友任副主任；陈椽任政和直属制茶所主任、秦光前为副主任；李联标任总技师。从此武夷山成了福建的茶叶生产、研究基地和大本营。[3]

    从1940年到1942年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在张天福的带领下，福建示范茶厂一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融茶叶生产、科研、教学、推广、销售于一体的单位，盛极一时。

    （二）、福建示范茶厂时期武夷茶叶的研究

    1、 茶叶研究人才荟萃，武夷山茶叶研究迎来辉煌。福建示范茶厂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茶叶专家。根据1988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泽农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中国茶学界公推的“中国十大著名茶叶专家”的名单：吴觉农、胡浩川、王泽农、陈椽、庄晚芳、方翰舟、蒋云生、冯绍裘、李联标、张天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处于武夷茶叶研究“黄金时期”的福建示范茶厂，在建立之初就已经拥有了张天福、庄晚芳、李联标、陈椽这四位著名专家，还拥有吴振铎、林馥泉、吴心友、高成学、陈绍辉、游通儒、秦光前等等一批当时有名的茶叶学者及其制茶的能人。

    2、 建立崇安县立初级茶业职业学校，将科研与教育相结合。“建教合一”是张天福一直坚守科研与教育结合的理念的具体体现，继创立福安农校，首开福建茶业科研与茶业教育之先河后，张天福在崇安县（现武夷山市）创办了崇安县立初级茶业职业学校。“我们从档案资料看，初级茶业职业学校的教学科目除了公民、国文、童子军、算术等基础科目外，还有与茶密切相关的课程：土壤肥料、病虫害、气象大意、茶业概论、采茶法、拣茶法、制茶工艺、机械概要、合作学、经济学、茶业调查、茶业推广、工场管理、工场薄记等。”[4]这些务实的学科的设立及科研与教育的结合，推动了茶学教学与武夷茶叶生产的揉合，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同样得到了理想的诠释。

    3、 试验制作大红袍，传承推广大红袍工艺。“大红袍”是中国茶叶界的国宝，更是武夷茶叶扬名中外的活招牌。然而，长久以来，天心永乐禅寺不仅独掌仅有的几株大红袍茶树，而且大红袍制作工艺也由天心永乐禅寺及其指定的制茶师所口授心传、师授徒传，并没有文字的记录。

    1941 年5月17日，这一天是天心永乐禅寺开采大红袍的良辰吉日。“陈礼乐（笔者注：天心永乐禅寺指定大红袍制茶师）向妙常大师请求，同意了张天福等人观看采摘大红袍，并让他们参观大红袍制作。5月17日清晨，张天福等人来到天心永乐禅寺，随着寺僧祭茶的仪仗队，来到九龙窠。张天福得见正本大红袍，一个茶叶科学工作者的本能，使他仔细地考察这种茶树形、叶状、环境。在天心茶厂观看制茶的茶师陈礼乐做茶演示，林馥泉认真记录了陈师傅从制茶到烘焙的细致地、按序逐项地解说。当碧石岩厂春茶开采时，张天福等便和陈礼乐一起试制大红袍，获得了成功，其色、香、味，不逊于天心永乐禅寺大红袍。此后，张天福将大红袍制作的技术升华成文，发表在 当年《闽茶季刊》 第十期上，首次公开了大红袍茶树秘密，从此，大红袍的声名如日中天，远播中外，张天福当是大红袍传承第一人，其功不可没。”[5]

    4、 改良茶叶生产技术，用科学的方法制茶。在生产上张天福重视改良技术，对于传统的种种不合理的制茶方法，代以科学方法。关于这点，曾震中在其文章《世纪茶人张天福泰斗事迹堪财富》中进行了精妙的概括：

    一、收购毛茶，优质优价，样茶罐装，评验对照，分批制作，按批筛分。

    二、改善管理，调整人力，着眼精制，奖励优品，确保信誉，提高价格。

    三、改进包装，保障品质，铁箱封锁，售运安畅，客商满意，厂方有利。

    四、加强审评，积累经验，聘请技师，亲自审验，层层把关，批批好货。[6]

    5、 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红茶曾经是武夷山乃至福建、中国茶叶出口最重要的商品，然而1940年秋天，当张天福到达桐木关时，桐木的正山小种生产已经处于垂死的边缘。为了拯救正山小种于危难之中，张天福“为恢复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解决茶农生活困难，指导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他不顾道路艰险，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大笔生产资金，从祟安赤石徒步翻山越岭，只身独闯桐木关；到山上后张天福深入农家了解情况，与山民们交朋友，发动茶农重建茶园，分发生产资金，并把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的管理工作托交给了桐木村的管理员江润梅。 [7]另外，张天福应桐木关茶农的请求，“组织了茶叶生产合作社，福建省示范茶厂派出工作人员会同崇安县政府的合作指导员，组织了龙渡、三港、廟湾三个合作社。合作社贷款分信用贷款、开山贷款、下山贷款三种，由示范茶厂直接贷放”。 [8]

    在福建示范茶厂和桐木关茶农的共同努力下，正山小种红茶得以延续发展，为解放后正山小种的再度复兴奠定了基础。

    二、中央茶叶研究所时期（1942—1945年）

    （一） 中央茶叶研究所创建情况概览

    1941年12月7日，日本制造了“驻珍珠港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加强了对中国沿海口岸的封锁，海上的货运通道处于堵塞状态，茶商们的生意一度停顿。广大茶农因茶叶销售无门路，致使大片茶园荒芜，每况愈下。

    1942年7月，经济部副部长潘宜之、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请吴觉农与张天福到福建省南平市的召开一个工作会议。会上，潘宣之宣布了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在武夷山设立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地点就选在福建示范茶厂，由吴觉农任所长。正处于改组中的福建示范茶厂的所有厂房、茶园、人员都归入中央茶叶研究所。

    （二） 中央茶叶研究所时期武夷茶叶的研究

    1、 茶叶研究群星闪耀，武夷山茶叶研究步入辉煌。中央茶叶研究所由吴觉农任所长，蒋芸生任副所长。我国著名的茶叶界前辈叶元鼎、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河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人都曾在研究所工作过。[9]吴觉农、蒋芸生、王泽农三人是前述中国十大著名茶叶专家中的三位，其余的人员在当时茶业研究界也都是炽手可热的人物。此外，还有张天福、庄晚芳等众多省内茶叶庄家的支持与帮助。

    2、 推行茶树更新运动，促进了茶树台刈观念的传播。吴觉农倡导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使幼树留蓄，壮树继续采制，老树则彻底更新，俾东南各省外销茶区奠立战后茶业永远之基础。”[10]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四点：“一、使各茶区已逾老龄、品质低劣、产量减少的茶树，因更新而使之返老还童；二、在运输困难及外销停滞的今日，使茶园得以休闲，同时使战后的生产量不但不减少，反而有增加，品质亦可改进；三、利用更新运动，使茶园移植归并，茶农可将茶间空地多种杂粮，以免粮荒；四、使茶园移植归并，茶农不致因茶价下跌甚至无人购买，而掘去茶株；并可利用此种千载一时之机会，组织茶农有集体的组织，俾茶叶可渐趋于近代化。”[11]茶树更新运动尽管在当时战乱时代和经费及其紧张的情况下取得的效果及其有限，但是仍然维护10余万亩之茶园，更新1000余万丛之茶树。更为重要的是武夷山茶农逐渐改变了茶叶种植无台刈更新的习惯，树立了台刈利于增产保质的观念。

    3、栽培、制造、化验、推广，四方面入手进行试验研究工作。栽培方面主要有育种试验、繁殖试验、修剪试验、病虫害试验、生理试验；制造方面主要有从事各品种制造红绿茶的比较试验、就各种茶叶的制造方法作比较试验、从事红绿茶分级及拼配试验、研究包装贮藏方法；化验方面主要有进行茶区土壤的调查研究及肥料试验、分析茶叶制造过程中的各种内含物质的化学变化、从化学分析研究探求茶叶分级的成分标准、利用变质陈茶及台刈的废枝叶提取工业原料及医药用品；推广工作方面则分辅导推广、调查统计及编印刊物三项。

    中央茶叶研究所进行的各项实验研究工作，武夷山茶叶生产都享有“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至今许多研究的除仍然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外，许多与生产紧密联系的试验成果还保留至今，对武夷茶叶生产的继续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4、实施茶叶统制统销，保障茶农利益与茶业发展。吴觉农茶叶统制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茶叶出口贸易的数量有所增加，售价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争取了外汇；国家统购统销、直接贸易，改变了过去洋商茶栈操纵茶叶出口的现象，茶叶贸易买办制度被取消。如洋商中旧有的陋规被取缔，主要是‘吃磅和‘九九五扣现 ” 此外，“对于茶业中下级的中间商人及高利贷者，严加管制或予取缔，藉以保证正当商人及茶农的利益，于是封建的剥削也被清除了。”

    小结：武夷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时间尽管只有短短的六年，然而确是武夷茶叶研究历史上最为璀璨辉煌的时代，在中国茶叶科学研究史上同样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福建示范茶厂时期和中央茶叶研究所时期，这两个首位相连、互为补充的阶段，武夷山汇聚了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最为优秀的茶叶研究人才。在张天福和吴觉农的先后带领下，建立了崇安县立初级茶业职业学校，试验制作推广了大红袍工艺，改良了武夷茶叶生产技术，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推动了茶树更新运动，四方面进行茶叶试验研究工作，实施了茶叶统制统销政策。以上种种的在武夷山进行的茶叶研究工作，不仅仅直接推动了武夷茶叶的生产与发展，还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具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中国茶业的继续繁荣奠定了坚强的基础。今天的武夷山的茶叶生产与销售处于一个相对旺盛期，茶叶制作的机械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茶叶产业发展较为迅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武夷茶叶的研究可以放松。庆幸的是，武夷茶人、福建茶人、中国茶人，乃至世界茶人对武夷茶叶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且呈现越发繁荣的态势，为武夷茶叶产业的继续发展铺就了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 曾震中.世纪茶人张天福泰斗事迹堪财富[J].农业考古，2009（2）.

    [2] 巩志.张天福与武夷岩茶[J].农业考古，2009（5）.

    [3] 黄贤庚.武夷茶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4] 叶国盛.论赤石在武夷茶史中的角色[J].福建茶叶，2015（2）.[5] 巩志.张天福与武夷岩茶[J].农业考古，2009（5）.

    [6] 曾震中.世纪茶人张天福泰斗事迹堪财富[J].农业考古，2009（2）.[7] 陈祥龙.张天福的武夷茶缘[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

    [8] 巩志.张天福与武夷岩茶[J].农业考古，2009（5）.

    [9] 黄贤庚.武夷茶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10] 吴觉农.吴觉农选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11] 陳翰笙，夏衍.吴觉农纪念文集[C].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