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教学应关注历史发展的过程性
关键词 高考试题，新文化运动，过程性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5-0066-07
近年的高考试题重视长时段历史，同时也关注微观历史，关注历史发展的过程性，以引导学生对历史概念內涵和外延的整体把握。例如，2019年新课标全国Ⅰ卷第29题、新课标全国Ⅲ卷第29题和浙江卷第10题，考查点为新文化运动。试题不仅关注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前后的变化，而且关注新文化在1919年之前形成运动的发展过程，体现了重视对思想史的过程性和延续性特点的解读，而这种特点的分析恰恰也是一线教师容易轻视的环节。高考反拨教学，高考这样考，为我们一线教学带来哪些启发？这正是研究高考试题的目的所在。本文重点分析浙江卷第10题。
笔者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复习时，将上述三道选择题放入单元练习中，发现浙江卷第10题得分率最高。评卷时跳过了此题，但是在课后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学生的解题思路与原题所要考查的方向相差甚远。原题如下：
有学者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注意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以为可以轰动一时，但是第一年，并不如所想象，销行无多，每期仅印一千份。1917年起，为数渐增，日后达一万五六千份，大专学校及中学学生争先购阅，才算真正轰动一时，这种状况与其反对旧道德的言论固然有关，但更与引起青年“新鲜的趣味”因素直接关联。这种因素是
A.“自强求富” ? B.“实业救国”
C.“民主共和”? D.“文学革命”
从学生反馈信息来看，学生是通过排除法从选项来破题的。因为此题的前三个选项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在屈辱中探索的重大主题，且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对应题干材料中的《新青年》以及这一时期的“民主”“科学”思想，加上其中的重要时间信息——1917年，学生很容易排除前三个选项，剩下的就是“文学革命”这个答案。回答正确并不等于学生能够全面理解试题的主体信息，或者整体把握命题立意。
原题所要考察的方向是什么？首先要看试题中材料的主体信息有哪些。直观地审视此题的材料信息，应读出两层含义：首先是材料中“1917年”所传递的转折之意，材料中说“第一年，并不如所想象，销行无多”，1917年起，“为数渐增，日后达一万五六千份”，“轰动一时”;其次是材料呈现的逻辑之理，也就是导致“为数渐增”的原因“与其反对旧道德的言论固然有关”，但“更与引起青年‘新鲜的趣味因素直接关联”。再细读此题，你还会发现第三层信息：新的思想、文化解放从兴起到发展成运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其发展因素也不仅仅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推动，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
此题用“学者”口吻陈述，是否有一定主观性？立竟究竟是什么？
考察题干中信息的原始来源，笔者发现，这段材料的数据信息主要来源于汪原放的关于东亚图书馆发展的回忆。①笔者后来继续翻阅了《新青年》期刊的电子档案，发现有1917年8月《新青年》因销路不畅而被迫中止出版的记载。也就是说，此题所引用的数据有一定事实依据。题干中的观点也似曾相识。命题者认为《新青年》创刊时，只是一个“销行无多”的普通刊物，后来成为“轰动一时”的潮流杂志需要发展过程，需要新思想的推动，需要“文学革命”的“新鲜”事物的刺激。这种观点与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观点基本吻合。王奇生认为：“《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思想的发展需要过程，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关注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王奇生正是“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①当然，此题材料中命题者的一些主观评论与汪原放的回忆有出入，与王奇生的分析也有一定分歧。例如，试题材料开头表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以为可以轰动一时”，而汪原放在回忆中说：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②王奇生也认为，正是因为陈独秀最初创刊时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预期要十年八年的时间，亚东图书馆为此拒绝了与陈独秀合作出刊的建议，而与当时已有一定声望的章士钊的《甲寅》合作。因为一个新刊若需“十年、八年的功夫”才开创局面，显然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书局所不敢冒险投资的。③本题中命题者的评论是为了兼顾材料间的逻辑性，却违背了所引材料要严谨的原则。当然，从高考反拨教学的价值取向来看，笔者认为，命题者的立意值得我们一线教师重视，即关注对历史问题的过程性思考。
从学生反馈的解题过程来看，考生显然没有读出题干中的三层信息，也没有真正领会命题者的立意。笔者继续了解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掌握情况，发现大部分学生都能说出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五四”运动是其分水岭，是“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一步问学生：前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发展的？学生的答案都是笼统而含糊的。
一线教师对新文化运动一课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热点话题。在公开课和研究课中，选定它来同题异构的也很多。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教师对思想史中一些概念的解读存在简单化、标签化的误区。如本课中就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对新文化运动概念的内涵解读含糊，对新文化运动标志解读的标签化，只讲《新青年》不讲其他杂志; ②对新文化运动形成时间解读的笼统化，只讲1915年和1919年这两个兴起和发展的标志，不讲1915—1919年期间文化形成“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或者更早的发展渊源;③对新文化运动中重要概念，如“民主与科学”的解读错误，或者不作解读，对“反对旧道德”是“反孔教”还是“反孔子”也不作区别;④对新文化运动影响分析的片面化，重点讲民主、科学两大口号及所带来的影响。这些教学的误区终将成为学生高考的雷区。所以，笔者认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史教学时，应该结合新的史学研究成果，重视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解读，关注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关注阶段内思想变化。
下面，笔者结合新文化运动的相关内容及教学实践，谈一谈如何发现问题，引导学生关注思想史发展的过程性。
第一，引用不同时代的观点对历史概念进行比较性解读，深入剖析特定思想观念的形成所具有的时代性。
笔者在高二文科班的导学案的问题设计中，讓学生自己先说一说“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其设计意图为温故知新。因为八年级教材上册中新文化运动单独设一课，学生应有一定认识。学生的回答却出乎意料，基础较好的学生能答出新文化运动的“四个提倡”“四个反对”，但是只答内容不讲概念的实质和事件的因果，基础较差的学生连内容都说得支离破碎，甚至有学生直接表述为：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等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与旧势力进行斗争的一场革命运动。这种表述在教材中都能找到影子，但是只是断章取义的拼凑，或者说是含糊的“概念替代”。由此，教学中教师必须要说清楚：“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口号，而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全部内容，更不能取代新文化运动。
究竟“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史学界对此一直比较关注，争议也较多。“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是社会的热点，对它的研究从未间断过，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人的评论也被不断挖掘出来，它们相对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或较接近历史的原生态，为一线教学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资源。在一次大市级公开课教学中，有一位教师引用一些后人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后面简称“五四人”）的定义材料：
材料1：“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新文化”指“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①
材料2：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②
材料3：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我解答这个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
——陈启天：《少年中国》（1920年）③
材料4：五四运动所要求的是科学与民主。这要求在今日也还继续着。我们“五四”，我们不要忘记了运动所要求而今日仍还商有完全达到的两个目标：“科学与民主”。我们现在还要高喊着。要求“科学与民主”！
——1946年郑振铎在纪念“五四”运动
27周年的讲话④
这位老师设计了三个问题：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运动，为什么“五四人”和后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有哪些不同的认识？后人对新文化运动如此定义的用意又是什么？教师连续提问了几个同学，他们都支支吾吾，因为不知如何回答第一问。好在有一位同学勇气可嘉，勇敢地跳过第一问，回答了后两问。其实，教师可以把第一问移为第三问，避免开头就设“拦路虎”，三问之间应有层次性、阶梯性，这样，最后一问也有利于引导学生更深入学习本课。
学生的回答都突出了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义，原因很简单，因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但是这段材料中陈独秀的定义并不能涵盖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这是史学界对陈独秀这段讲话少有提及的原因之一。教师这时应适时对材料进行补充性解读：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说，材料1就摘自他的演说内容。演说为了扩大影响，有时效性，往往有一定片面性。与教材表述相比，陈独秀当时的解释是不是少了什么呢？启发性地引导学生理解性思考历史。
学生在对比中发现，陈独秀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民主”排除在外。材料2、3中“五四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定义，与教材的四个“提倡”也是不完全一致的，他们以“新思想”“新精神”来概括新文化运动。他们的定义中都突出了“新”。“五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就是与旧文化斗争的新精神。而正是这种敢于与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斗争的“新精神”，成为历代中国人赞扬和学习的“五四”精神。
然后，在前两问学生答案的基础上，教师总结：材料2和材料3所引，也是与陈独秀同时代的人，史学界常常把他们通称为“五四人”。他们的解释站在不同的时间点，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解读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在旧势力、旧思想斗争中不断发展、更新、完善的过程，这正是思想史的过程性特征。而“五四人”所突出的“新科学”“新道德”“新文学”的内涵具体又有哪些？相较于以往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有哪些新突破？这些新突破在当时引起怎样的反响呢？
这样，从概念阐释入手，通过小切口的问题化解大概念解读的思维障碍，让学生找到思考的落脚点，重新审视和学习新文化运动一课，这样导入既新颖又有思想性，这才是文科班教学应有的教学高度。
第二，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性补充，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思想发展的延续性。
笔者在本节课的教学中直接写出子标题——“因‘骂而成名的《新青年》”，学生一下子哗然。在学生的好奇心下，笔者给学生讲了《新青年》的“成名”故事。因为陈独秀有办报的经验，知道杂志的社会影响力需要一个培育过程。早期的《新青年》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杂志，当时并无太大的社会影响，或者说，《新青年》的创刊只是新文化运动酝酿的起点，距离形成“运动”还相距甚远。为了扩大社会影响，《新青年》在创刊时设置了“通信”专栏，冀以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兴趣，但是效果并不明显，陈独秀等人只能以制造事端，新旧“谩骂”的形式来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例如，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然后，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借骂人进行文学革命，最后达到“骂倒王敬轩”的效果，也达到炒热《新青年》的目的。同时，《新青年》还吸收一大批北大资深教授成为杂志的撰稿人，使《新青年》逐渐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杂志。
故事结尾，笔者设置了一个连环问：《新青年》杂志是否是新文化运动主阵地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它是不是唯一的主阵地呢？学生回答还有北大，因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使新思想广泛传播。笔者在肯定的基础上呈现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中的观点：“在《新青年》集团和北大学生发生联系以后，新式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高度的推崇和广泛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北大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有日趋壮大的学生支持。”①补充说明是北大的改革推动了新文化向“运动”发展。同时纠正学生的答案偏差：当时北大的确是新文化运动期间进步知识分子集中活动的主要基地，“基地”与“阵地”有所不同，后者的斗争性更强。
转承性叙述：当时的报刊是进步知识分子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与旧思想斗争的主阵地，同学们想一想，当时只有《新青年》一本杂志吗？学生茫然，在学生的困惑中，笔者补充继《新青年》之后，《每周评论》和《新潮》杂志的诞生，壮大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扩大了影响，使思想文化解放成为潮流。《每周评论》是1918年12月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共同创办的，它突出政治性，时效性强，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进行了报道。《新潮》于1919年1月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其宗旨在于启发引导中国青年融入世界思想潮流，借文学革命来倡导思想革命。这些更能迎合青年学生的心理，深受学生的青睐。有当时出版商的回忆为印证：《新潮》“初版早卖完了，再版出来，不到半月，也卖完了。而各界要求的信，还是来个不断，这时候北京大学的出版部正要出《新潮》的第二卷，再要重排重印第一卷实在忙不过来，只有把第三版委托我们代办了”。②
故事陈述、激趣设疑等是通常的教学方法，高中文科班的教学要体现故事里有逻辑，激趣中带哲理。
第三，通过纵横梳理，帮助学生建立知识联系，呈现思想史在大时段内的发展趋势，分析阶段思想所造成的不同作用。
我们在高三复习中常遇到这样的现象：教师提问近代前期反侵略求民主的斗争有哪些，学生会答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但是当教师提问“与维新派的民主、革命派的民主追求相比，陈独秀等激进民主者的民主追求有什么不同”时，学生却答不上来。这是因为，在高二教学时，老师没有引导学生纵向梳理对比。为此，笔者在高二新授课时就进行了一些知识补充：
材料1：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于1919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
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
材料2：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之后，既是由前此70多年的历史呼啸而来，又是对这段曲折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并非始于“五四”对旧礼教的冲击，早在戊戌时期，何启、胡礼垣即对“三纲之说”进行了全面的批驳……民主、科学并不是到“五四”时期才第一次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的。“五四”以前的先驱者就已提出过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的要求，也曾为此而不懈地奋斗过。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①
同时转承性分析：材料1中陈独秀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在《新青年》上宣传民主与科学，公开与反对派“叫板”，是因为近代中国人自19世纪中期以来围绕近代化的主题探索颇丰，民主、科学已得到广泛传播，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
然后提问：材料1中陈独秀及《新青年》杂志同人的根本立场是什么？结合材料2，分析陈独秀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含义是什么？与之前相比，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科学有什么不同？
前两问，学生很快答出：拥护德先生、赛先生，即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民主，即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即反对愚昧、迷信。后一问，学生答非所问，显然相关的知识储备还不够。而且对民主与科学的内涵解读也缺失了时代性。于是，笔者又提供了陈独秀的文章：
陈独秀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的“人权”就是民主。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②
通过连续的补充材料，连接了学生认知中的断裂点，弥补了学生知识的缺陷，学生在阅读中基本能够总结出：与之前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相比，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们要建立的依然是西方式的社会国家，但是又超载了仿效某个具体国家的具体建制的轨迹，他们讨论的是为何欧美能够实行民主政治，而中国屡屡失败？得出之所以悲剧变换方式一再重演，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于是，他们认识到要推动文化心理的革命，要推动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所以，为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用科学来根治“无常识之思维”和“无理由之信仰”，激扬理性。
这时，教师适时陈述：批判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及“文学革命”的斗争就在新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自然兴起，并迅速发展了。接下来分析后两个“提倡”与“反对”。
纵横联系、对比分析也是通常所用的历史教学方法。恰到好处地使用，能引导学生在联系中找共性，在对比中找差别。这样，对历史的过程性分析才会更透彻。
我们教学中通常提倡的“了解学情”大都止于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其实，所谓的“学情”还应包括学生认知和思维中的缺陷，探究学生已有知识的盲点、断裂点，适时地补充、连接，发现学生思维中的问题，及时纠正。
第四，通过呈现矛盾性材料对比性设问，引导学生正反思维，认识主流思想在形成中具有的过程性特征。
在讨论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时，笔者曾问道：当时造成轰动效应的主要活动是什么？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陈独秀提倡民主和科学的一系列动作。问其理由，学生回答是因为“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要口号，它们造成的影响应该最大。这是一种思维定势推论。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与教材的表述、教师的课堂引导有关。
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分析，无论是改革之前专题体例教材，还是新的统编通史教材，都突出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作用。专题必修③中有：“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①《中外历史纲要》简略地陈述为：“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推动思想文化革新，有着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②教学中，教师大都会受这些表述的影响而突出分析提倡民主与科学，并就这两个口号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正反两方面评价。这样做实际忽视了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本身（或每一个重要环节）的过程性分析，特别是对运动中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和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评价都太过简略，学生才会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主要是提倡民主与科学造成的。
教学中，教师可以提供“五四人”和后人对新文化运动定义的材料，引导学生认识“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的缘由，也可以呈现当时舆论界的情况让学生讨论。笔者在课堂上曾提供了以下两段材料，让学生对比：
金观涛、刘青峰曾对《新青年》杂志中“科学”“民主”两词的出现频度作计量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科学”一词出现了1913次，而“民主”只出现了305次，此外，“德谟克拉西”（包括德先生）208次，“民治”194次，“民权”30次，“平民主义”53次。
——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
演变》③
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礎》、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等3篇，涉论“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④
然后陈述性设问：这些数据显然说明当时民主与科学虽然被提倡，但是没有专题系列讨论，为什么后人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口号的内容当时却没有被系列讨论呢？
在学生的矛盾、怀疑性讨论中，笔者提示：媒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舆论。舆论需要的是什么？是新的刺激。因为民主与科学权威在中国早已确立，所以为了能造成新的轰动效应需要新的话题。这正是当时“文学革命”和“反孔教”成为舆论焦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跟进材料：当时的《顺天时报》报道称：“自大学校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倡新文学，旧派学者大为反对，于是引起新旧思潮之冲突。”《北京新报》报道：“近时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钱玄同诸君，提倡中国新文学，主张改用白话文体，且对于我国二千年来障碍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学说，及骈散文体，为学理上之析辨。”《民治日报》报道称：“今日新旧之争点，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问题。”
提问：显然孔教与文学问题遭到反对派的强烈攻击，结合材料分析一下，这两大内容造成巨大影响的原因，除了其“新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
学生在讨论中得出：这些思想真正触动了反对派切身利益。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推翻了旧式读书人的精神偶像，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则砸碎了旧式读书人的饭碗。
笔者再转折性设问：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旧道德，提出“打倒孔家店”，砸碎孔子牌位，是反孔子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激烈的反传统现象？
在学生的讨论中，笔者告诉学生“五四人”是怎么认为的。呈现：
陈独秀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反对孔子这个人，也不是说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得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①
吴虞曾说：“孔氏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②
最后，师生进一步归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旧道德，“打倒孔家店”的内涵是反孔教，反对三纲五常的奴隶道德，反对阻碍民主共和的障碍。他们激烈地反传统，目的是重建现代价值体系。这大大超出了维新时期“开民智”的要求，把民主具体落实到人权，而不仅仅是民主的政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可以是民主共和制，也可以是君主立宪制，维新派和革命派建立民主制度的追求已然失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反思之后觉悟，认识到“民主”旗帜要指向呼唤“人权意识”，于是他们以各种形式，将矛头指向儒家之节烈观、贞节观、忠孝观，目的就是呼唤人权，要求人权。他们提倡个体的自主之权，思想之自由、财产独立和人格平等之权。科学针对的迷信不仅指一般生活常识中存在的迷信思想，主要的指向是国民奴隶性、劣根性中的盲目崇拜，指向迷信权威、迷信圣人、迷信好官等观念。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的民主是与礼教对立，科学是与愚昧对立。将人们从三纲五常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引导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权力和地位。
史料分析、问题探究也是通常的教学手段，史料选择的针对性、适时性很重要，并列、递进的材料可以说清一个道理，而反向、转折的材料有时更具思维冲击力，加上对比的设问更能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打破思维定势。
思想史历来是教学的难点，虽然新教材的必修部分采用以时间、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的通史体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史的地位会削弱，思想史的教学会淡化。不同时期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永远是历史学习的重点内容，只有寻找好的切入点，通过恰当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阶段内思想内容的变化，才能帮助学生客观分析历史，掌握历史演变的脉络及其原因，认识历史发展的趋势。
【作者简介】唐云龙，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