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新常态”吗？
金灿荣+金君达
2016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在奥巴马两届任期将满之时，谁将继续掌舵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引发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次选举中，以极端言论备受争议的两党竞选人却大有突出重围、成为黑马之势。而这种现象是否会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新常态”，其背后又揭示了怎样的深层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2016年底，美国将举行第45位总统的角逐；除美国各界对大选高度关注外，此次总统大选也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瞩目。美国是总统制民主的代表国家，其四年一度的选举制度是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它将决定今后数年内美国的内政外交班子和执政方针，影响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的议题重心。
虽然美国大选形势瞬息万变，但从目前初选形势来看，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潮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影响，这种思潮又与美国目前经历的社会变化有关。由于这些社会变化属于长期、慢性的过程，可以预见，本次选举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潮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影响美国的内外政事；这些变化能否形成“新常态”，则有待进一步观察。本文以2016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新变化为契机，探讨选举背后美国社会的变化。
总统选举对美国的重大意义
美国的政体是总统制（presidential），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纽施塔特（Neustadt）强调总统既是最高权力机构又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客个体，相比起其他政治部门拥有三大优势：政治声望（political reputation）、全国知名的社会威望（public prestige）和主导政策制订的职务优势（position）[1]。总统能够利用其先发制人的政治优势推动政策出台，并利用声望和专业信息优势与国会博弈，达成个人与政党的政治目标。
通过总统大选，政客、政党和社会三个层面各取所需。对政客本人而言，总统宝座是职业声望的巅峰。对社会而言，寻常百姓得以通过大选了解参选政党的政治主张，选举具有设立议程（agenda setting）、游说（persuading）和增强透明度（Clarifying）的功能，其相对公开的竞争模式给美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有效的缓解渠道。对于政党而言，为了吸引特定人群或团体，参选政党将调整政策主张，总统大选因而使得两党部分团体有机会重新组合。
在此基础上，2016年的总统大选也被近期美国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赋予了特殊色彩。在美国国内，虽然2015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指标显示出强劲复苏迹象，海外资金也从新兴市场流入美国，但美国第四季度的GDP增长低于预期，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前景再度抱有疑虑。经济问题与两大争论焦点——医保改革和移民问题密不可分。奥巴马政府的医保改革是惠及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政策，但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它降低了穷人追求全职工作的意愿。而移民问题则受到国内经济和国际难民潮的两方面影响，成为美国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和竞选中的关键争论点。国际方面，除奥巴马大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和《跨大西洋伙伴协议》受到质疑外，中东、俄罗斯、南中国海、朝鲜半岛等地爆发的紧张事态也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难民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恐怖主义更在美国引起一场有关人道主义和社会安全的争论。由于众多竞选人、两大政党在上述问题立场各异，大选的结果将影响美国未来政策走向。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常态和“新常态”
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主流竞选理论认为，两党候选人在最终大选中会以温和言论吸引中间选民，而在初选中则以相对极端言论吸引本党多数，因此初选中的激进言论属正常现象。另一方面，一些主流学者，如高曼和金（Galman and King）认为，总统选举的结果在选举之前就可以预测，对竞选民调的持续炒作只是吸引民众保持政治关注、为参选人增加知名度的活动[2]。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川普）、桑德斯等被预测为“边缘人物”的竞选人意外获得高人气，激进保守人士泰德·科鲁兹在共和党内后来居上，而希拉里·克林顿在巨大政治优势下仍未取得决定性胜利，被共和党寄予众望、有望争取中间选民的杰布·布什和鲁比奥等参选人表现不佳，大幅度败给“黑马”特朗普而黯然退选，令预测人士大跌眼镜。
政治实践上，2016年总统选举体现出与以往选举的延续性。近年来的美国总统选举要求竞选人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因此许多竞选人在2015年已经开始筹备大选，例如希拉里于该年4月宣布参选，特朗普于6月宣布参选。总统选举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部分竞选人，如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因为筹集不到竞选资金而早在2015年就被迫退出党内提名的角逐[3]。
另一方面，数名缺乏从政经验的候选人也参加了本次总统竞选，其中企业家唐纳德·特朗普和前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共和党选民支持，超过了部分职业政治家。特朗普是美国知名的地产大亨，拥有众多酒店、娱乐设施和地产，在曼哈顿等区域被当作美国商业家的代表人物。他在2000年曾经试探性地参加过选举，此次再度参选获得广泛关注。特朗普的竞选投入至今仅有2367万美元[4]，低于杰布·布什和科鲁兹等职业政客，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好效果。卡森是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曾获美国平民最高荣誉“自由总统勋章”，因保守言论而受到宗教人士热捧；他在2015年的党内辩论中表现优异，在民意调查中一度位居前列。
相比起先前的总统大选，2016年的多位参选人都以极端言论著称，并因此大受欢迎。在民主党方面，佛蒙特参议员桑德斯旗帜鲜明地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被美国人视作“极左”。桑德斯在环境、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等领域阐述其进步主义思想。共和党方面，多位参选人都以保守言辞著称。特朗普在宣布参选的演说上指责部分墨西哥移民为“瘾君子、小偷、强奸犯”[5]。在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后，他主张对穆斯林移民采取严厉治安措施，包括审查移民材料和监控清真寺[6]。位于移民管理第一线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科鲁兹也明确支持特朗普，并试图推动严格的移民立法。分析人士原先预测杰布·布什和鲁比奥会由于其宽容拉丁裔移民的立场受到欢迎，然而这两人都大幅落后特朗普，面对党内压力不得不提前退选。“政治草根”和激进言论的强势，显示出美国社会情绪近期发生的变化。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新常态”的背景
在本次总统大选中，“黑马”们的脱颖而出体现出美国社会对传统政治家的怀疑。民主党方面，希拉里由于资深的从政经历和丰富的社会关系而提早被当作大热门，然而她至今还没有显示出压倒性的优势。而共和党方面的职业政客仍然大幅落后特朗普。一种解释认为美国社会的左右两翼趋于分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温和派政治参与度低，导致少数激进声音占据主流。无论如何，这种变化体现出美国社会的整体焦虑情绪，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
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一股民粹主义思潮，该思潮源于美国第17任总统、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战争英雄“老胡桃”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期间提出的“杰克逊民主”。他力主加强政治参与，主张降低选民的财产门槛，成功将投票率由1824年的25%推高至1828年的60%以上，并因为支持者的踊跃投票而当选。杰克逊可谓是今日桑德斯和特朗普的集合体：他主张限制垄断资本，尤其表现出对银行的不信任[7]，同时对政府内部腐败现象大加批判，主张引入官僚轮换制度[8]，这些主张都赢得了美国东北部产业工人的支持[9]。同时他的军旅生涯，尤其是屠杀印第安人的记录则受到以南方种植园主为代表的保守派肯定[10]，其向西扩张的战略思想则深受中西部农场主的好评。他成功将小农场主、产业工人和部分天主教徒整合为美国民主党，并将“人民利益”这一观念引入美国政治讨论。
受到杰克逊影响，在总统竞选中，激进政党数次以第三股势力活跃于政治舞台，例如19世纪后期的绿背党（Greenback）、人民党（Populist Party），20世纪初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等。美国的部分非主流参选人试图在总统选举诉诸民粹主义，典型例子包括与比尔·克林顿竞争总统的亿万富翁罗斯·佩罗，自1996年起多次参选的活动家拉尔夫·纳德和小布什时期的民主党参选人爱德华兹等。近年来美国兴起的极右翼政党“茶党”和左翼运动“占领华尔街”都宣称他们代表草根人群的利益。由于代议制民主和“赢家通吃”选举的制度安排，这些声音在美国政治中多数时间不占主流；然而当社会对精英政治日趋不满，人们就会通过对民粹思潮的支持表达抗议。
在这股思潮背后，特朗普出人意料的高支持率也表明了美国右翼对进步主义的反扑。以民主党为代表的美国左翼在政治上强调对少数族裔、女性、弱势群体等的包容，提出了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概念，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公司和其他机构必须照顾少数族裔。在政治生活中，进步主义思潮表现为美国媒体的“政治正确”，关于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等的负面描述经常会被扣上“种族主义”、“仇外”（xenophobia）的帽子，激进思想则遭到主流媒体的噤声。长此以往，部分美国人开始反感“政治正确”，将其与虚伪挂钩；而特朗普的狂言无忌则被视作坦诚直率的表现，受到部分民众的热烈追捧。
在民主党方面，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高支持率则掺杂了个人原因和结构性因素。在个人层面上，热门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围绕昔日“邮件门”的辩解和与桑德斯的辩论中连续失分，其计算之中的民主党传统支持者部分流向桑德斯。虽然希拉里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其阵营针对女选民的恐吓性言论也受到批评[11]。相比之下，桑德斯在20世纪80年代任伯灵顿市长期间就以左翼主张受到大学生欢迎，其人格魅力也吸引了部分年轻选民。在社会层面，渴望变革的年轻人在2008年支持了奥巴马，然而奥巴马对金融机构改革的进度不如预期，左翼人群对华尔街的不满情绪仍广泛存在。桑德斯继续受惠于美国左翼对华尔街金融家和大企业家的愤怒情绪。
归根结底，美国中产阶级的焦虑引发了整个社会的不安。皮尤公司近期调查显示，2015年初的美国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和超过中产阶级的数量[12]，美国中产阶级从20世纪60年代的61%萎缩至50%[13]。整个中产阶级人群也体现出老龄化、族群多元化的特点，这意味着许多传统中产家庭正在强烈感受到身边的变化，以及“同类人群”的逐年减少。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稳定生活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犹如美国失业率的统计会去除长期失业的劳动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可能已经积累下一批淡出政府视线的无业人群。这些人因为社会不安全感而支持主张排外的特朗普，因为经济不安全感而支持主张福利的桑德斯。
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展望
美国选举制度本身拥有制衡民粹主义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希拉里等“主流”候选人在党内提名的争夺中拥有优势。美国两党的党内初选机制略有不同，民主党设置有无需经过州级别投票选举自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超级委员（super delegate），这些人多为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一线政客，他们对于希拉里的支持很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的民主党委员调查显示，希拉里已经赢得65%的超级委员表态支持，桑德斯则仅赢得4%的超级代表，这使得希拉里的总代表数达到桑德斯的近两倍[14]。即使在民意投票层面，希拉里仍然拥有全国优势，尤其在少数族裔群体中获得压倒性优势。
共和党方面的党内初选相对直接，竞选人通过各州的初选获得足够多的委员支持即可获得提名。目前特朗普赢得的委员多于科鲁兹等人，但如果其他候选人陆续退出并整合，其委员总数仍可能超过特朗普。特朗普在辩论中表现出的缺乏政治经验、言论粗俗出格等缺点使得不少共和党人对其敬而远之，其竞选团队工作不细致的缺点也将影响特朗普的最终表现；特朗普所期望的首投选民并未给他特殊照顾，宗教人士更是对其三次婚姻的历史颇有微词。最后，由于特朗普引发的巨大社会争议，其现阶段人气优势可能反而引发缺乏投票热情的温和选民对落后者（underdog）的同情支持，继而投票支持科鲁兹等人。前纽约市长、媒体大亨迈克尔·布隆伯格在2016年1月声称自己有意作为独立参选人竞选总统[15]，却为了防止分流“反特朗普联盟”的选票而放弃该计划[16]，鲁比奥等参选人也陆续放弃选举，让科鲁兹有机会反超，共和党的初选尚未尘埃落定。然而最有希望抗衡特朗普的科鲁兹以强硬保守派著称，比起退选的鲁比奥等人，科鲁兹并不是理想的、能够争取中间选民的提名人选，相比之下批判伊战、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朗普显得更加温和。传统共和党人可能面临输掉初选或是输掉大选的两难选择。
综上所述，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见证了特朗普、桑德斯等“黑马”的意外表现，涌现出了左右翼两极的种种激进政治主张，这都与美国社会的不满情绪有关。纵观美国历史，其社会多次面临民粹情绪抬头、社会观点极化的紧张局面；然而美国克服了这些困难，表现出社会内部修复的能力。当前希拉里仍然拥有党内党外的竞争优势，很可能当选总统，使得初选中的种种“乱象”回到正轨。然而倘若特朗普成为黑马，那么美国社会或许面临前所未有的、难以愈合的分裂，而世界各国也需要对美国“另眼相看”了。即使本届选举的局面在将来几个月内趋于温和，“特朗普现象”所揭示的美国社会变化仍然值得长期关注。
（责任编辑：苏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