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研究
摘 要：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路径表现为从學术性人才到政治性人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党外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四个阶段。通过分析不同成长阶段人群的特点，总结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概念、范围、特征和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的主要规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从社会层面、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三个维度对影响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的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基于实际工作需要，重点探讨了组织层面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高校；党外代表人士；路径
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和基本特点
1.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和成长阶段
“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是在党外代表人士群体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该概念还未在正式的文件中提出过。本研究认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可以定义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政治立场坚定、有较强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参政议政能力，作出较大贡献、有较大社会影响，在一定领域和行业内发挥旗帜性作用的非中共人士。一般包括省级（含省级，下同）以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党外人士，在省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副局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省级以上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党外人士，在省级以上有关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并发挥较大作用的党外人士，以及无党派人士中的旗帜性人物。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则主要指在高校工作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他们的最大特点在于具有突出的学术科研能力，是某些领域内的带头人和领军人物。
具体而言，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首先表现为专业能力上的出类拔萃，即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学术资历与学术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正是得益于自身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与突出贡献，才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然而，要充分发挥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社会影响力，必须在学术专业基础上发展综合素质，培养其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与合作共事能力。这就要求高校通过跟踪培养、适当使用等方式，提升其政治素养，发挥其专业特长，帮助他们实现角色转变，让其在政治上具有代表性。
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是个较长的递进过程，从宏观上来看，其成长体现了从学术性人才到政治性人才的轨迹；从微观上来看，他们的成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党外知识分子阶段、党外人士阶段、党外代表人士阶段与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阶段。
2.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的几个特点
一是优势积累特点。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专业领域和政治领域都展现出优势积累的特点，通常经历了入名校—从名师—留名校（科研单位）—做名项目—成名家等过程，一路上不仅得到了前辈的指点与提携，而且也获得了很多优质的社会资源。我们在深度访谈数位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过程中，问及对他们目前学术成就影响最大的人或者事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提到了自己的老师。另外，师承关系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也体现在政治选择、价值观倾向、生活态度上，教师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选择，很多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初的政治选择都是基于教师的榜样引导和直接推荐。此外，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从党外知识分子一步步成长而来，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精心培养，其政治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也是一步步积累和提升的，同样体现了优势积累的特点。
二是共生效应特点。自然界有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会显得矮小、单薄，而当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则根深叶茂、生机勃勃。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应”。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和涌现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某一领域、某一单位和群体相对集中的倾向，从整体上看，科教文卫系统、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就比较集中。从高校层面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牌院校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规模比较大。以北京大学为例，在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委员中党外人士一共28人（总36人），北京市“两会”代表委员中党外人士一共是18人（总25人），党派中央委员以上27人，列入全国无党派人士库重点人士22人，国务院、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部委特约人员中的党外人士共16人。此外，在民主党派的高层次代表人士成长中也呈现出“共生效应”，如某单位或者某领域出现了一位民主党派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则该单位或者该领域的民主党派高层次人士往往就比较集中。
三是时代特征特点。人才的成长是与时代环境紧密联系的，不同的时代特征让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路径呈现不同的特点。我们根据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将其分成两类群体，即将“文革”之前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这一群体归为老一代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将“文革”后或者“文革”期间出生的群体归为新一代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
老一代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群体年龄跨度较大。其中有两类风格较为突出的群体：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他们的成长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家国意识，无论是专业选择、工作安排上都愿意服从组织安排，政治责任感强，工作积极主动。在专业上，新中国成立前成长的一批人中有不少是当年优秀的公费留学生，大都在某一领域有开拓性的学术建树和成就，社会影响力大，但年事已高。第二类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他们中很多人经历过国家的特殊时期，大都有“上山下乡”或基层生活的经历，对社会疾苦有深刻的认识。在专业上，他们也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经常有跨界的现象。此外，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积累上，不仅体现出师承间的传帮带和党派组织内的政治积累，而且还体现出家庭积累，许多该年龄段的人群都家学渊源，拥有相对好的基础教育和学术积累。
“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可以归为新一代的党外代表人士群体，他们整体素质较高，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在专业上，他们一般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者是某一地区某一部门，与老一代相比，学术跨度不大。他们思维开阔，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同时也有较强的自身价值实现的意识，价值观多元化，与老一代的党外代表人士相比，他们的成长更需要组织的培养。
四是最佳年龄特点。最佳年龄特点主要指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某一年龄区间内往往容易取得最高学术成就，作出最大的社会贡献。不同学科间的最佳年龄规律呈现出不同的最佳年龄特点：理工学科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佳年龄峰值较早，有调查研究显示，自然科学家最有创造力的年龄区间是25岁～45岁，理工科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所达成的科学成就与社会贡献，一般集中发生在中青年阶段。人文学科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佳年龄峰值较晚，他们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时间一般集中发生在中年，甚至老年阶段。社会科学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佳年龄峰值较早，该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有年轻化的趋势。医学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佳年龄峰值较晚，他们往往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实践和积累，取得成果的最佳年龄区间在31岁～ 45岁。
五是马太效应特点。“马太效应”是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一種现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成长过程中，一旦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社会给予他们的荣誉就越来越多，无论是职务上的安排、锻炼培养的机会，还是科研领域的经费和项目都过分集中在某一群体，而党外人才阶段和党外人士阶段的群体则缺少相应的关注。马太效应规律的存在，一方面，使得获得资源的一方资源过分集中，无法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对党外知识分子阶段和党外人士阶段的投入不足也影响了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和储备。
六是路径依赖特点。路径依赖特点主要指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对成长道路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在成长初期的目标选择具有较强的方向性和不可逆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新一代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从最初的专业选择到最后的就业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使得其在成长过程中避免专业更换而造成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损耗，而路径依赖所带来的回报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得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得到更好的优势积累，也更容易获得学术上成就。而该规律在老一代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中并不适用，他们的教育过程往往并不完整，学术跨度较大，专业的选择往往也并非出自本人意愿。
影响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的几个因素
1.社会层面
一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社会经济环境的好坏从大环境上直接影响着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数量和发展领域，而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增加，为教育和智力投资创造了条件，间接影响着高校高层次代表人士成长和成才的硬件环境。此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促进新的生产部门的涌现，加大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也间接影响着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
二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着人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间接影响着高层次人才综合素质的形成及其创造性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中国社会特有的“论资排辈”“中庸”“尊卑”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才。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又一定程度上激励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从专业性人才向政治性人才转变，潜移默化增强了他们的参政热情。
三是社会制度环境的影响。社会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各类人才政策和规章制度对人才的成长起到导向和保障作用。虽然当前的人才制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制度体系建设缺乏规划，人才评价体系不够灵活等，不同评选制度之间又缺乏统一横向参照标准，为人才选拔造成一定的人为障碍。与此同时，人文社科领域又缺乏相应的人才激励制度，使得近年来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培养选拔过程中，理工科人才远远多于人文社科类人才。
2.组织层面
一是组织选择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随机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建设存在高原，但缺乏高峰的现象逐渐凸显，能在社会上起到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高层次人才较少，基本条件差距不大的人才较多。组织资源带有强烈的稀缺性特征，无法保证符合条件的党外代表人士都能够得到培养锻炼的机会。因此，在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过程中，组织选择会具有相对意义上的随机性和主观性。
二是“两支队伍”培养问题凸显。“两支队伍”是比较有争议的概念，即海外归国和国内培养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两支队伍。近年来，海外归国的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数量不断增加，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外，对国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政治体制、管理制度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他们同国内培养的高层次党外人才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并在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冲撞，对组织层面的管理和培养带来不小的挑战。
三是组织培养缺乏总体规划。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从专业性人才成长为政治性人才是个较漫长的过程，他们在政治上代表性作用的发挥需要经过长期培养。目前，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培养工作相对松散，缺乏有步骤、有计划的规划设计，加上很多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出现带着许多偶然因素，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不免显得缺乏总体规划。
四是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时间不够灵活。正如前文所述，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专业上的成就一般都有不同的最佳年龄峰值，不同学科间差异较大。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学科人才选拔存在年龄限制“一刀切”等现象，缺乏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对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成才造成一定的困扰。
3.个人层面
一是专业技术水平。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专业领域的学术威望和影响力，是其成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是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是能否成为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必要条件，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个人层面和党派层面上是否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三是个人品质。坚实的群众基础、优秀的个人品质是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在保障，成为影响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才的最基础的内在原因。个人品质主要体现为政治立场、参政热情和议政能力、勤奋程度、价值观与组织匹配度以及群众基础等。
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的实践路径
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实践路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按照影响主体可以分为个人层面的因素、组织层面的因素和社会层面的因素。基于实际工作需要，本文重点讨论组织层面的实践路径。
1.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理解加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撐”“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要看到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政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领域的特殊地位、作用和影响，要深刻意识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亟须造就一批有威信、有影响、有代表性，在关键时候能起得了作用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要深刻理解加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的重要性，鼓励有组织、有计划地物色、培养、选拔和使用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
2.要准确把握阶段特点，实现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的规范化发展
建立完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管理相结合的培养体系，是开展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基础。我们要科学把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规律，抓住关键环节，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和特点开展针对性的培养。从党外知识分子阶段入手，开展源头调研和人才储备工作，加强党外人士阶段的培养锻炼和科学选拔工作，做好党外代表人士阶段的统筹安排、适时使用工作，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阶段平台的打造和作用发挥打好基础。
3.要强化队伍建设，为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培育优质土壤
根据“共生效应”特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脱颖而出需要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持。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的各个环节，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加强培养、健全机制、推进选拔，注重党外代表人士梯队建设，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打造“蓄水池”，培育好群众基础和生存土壤，努力打造一支代表性强、参政议政能力高、政治立场坚定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4.要把握年龄要素，帮助其在最佳年龄区间进入最好发展状态
根据“最佳年龄”特点，一方面，切忌在人才选拔年龄上的“一刀切”要求；另一方面，也应考虑适度转变培养方式，尽量不影响其原本的教学科研工作，充分发挥“优势积累”特点，帮助他们在最佳的年龄阶段进入最好的发展状态。
5.要重视宣传，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脱颖而出创造舆论环境
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是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中的旗帜性人物，在壮大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反映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诉求、扩大党外人士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一代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与老一代不同，他们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各自的专业技术领域，因此要加强对他们专业领域的正面宣传和推广，提升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作者单位：张晓黎、钟棉棉，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张健，北京电影学院；相京，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统群处）
[责任编辑：陈 栓]
关键词：高校；党外代表人士；路径
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和基本特点
1.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和成长阶段
“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是在党外代表人士群体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该概念还未在正式的文件中提出过。本研究认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可以定义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政治立场坚定、有较强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参政议政能力，作出较大贡献、有较大社会影响，在一定领域和行业内发挥旗帜性作用的非中共人士。一般包括省级（含省级，下同）以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党外人士，在省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副局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省级以上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党外人士，在省级以上有关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并发挥较大作用的党外人士，以及无党派人士中的旗帜性人物。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则主要指在高校工作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他们的最大特点在于具有突出的学术科研能力，是某些领域内的带头人和领军人物。
具体而言，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首先表现为专业能力上的出类拔萃，即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学术资历与学术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正是得益于自身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与突出贡献，才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然而，要充分发挥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社会影响力，必须在学术专业基础上发展综合素质，培养其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与合作共事能力。这就要求高校通过跟踪培养、适当使用等方式，提升其政治素养，发挥其专业特长，帮助他们实现角色转变，让其在政治上具有代表性。
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是个较长的递进过程，从宏观上来看，其成长体现了从学术性人才到政治性人才的轨迹；从微观上来看，他们的成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党外知识分子阶段、党外人士阶段、党外代表人士阶段与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阶段。
2.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路径的几个特点
一是优势积累特点。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专业领域和政治领域都展现出优势积累的特点，通常经历了入名校—从名师—留名校（科研单位）—做名项目—成名家等过程，一路上不仅得到了前辈的指点与提携，而且也获得了很多优质的社会资源。我们在深度访谈数位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过程中，问及对他们目前学术成就影响最大的人或者事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提到了自己的老师。另外，师承关系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也体现在政治选择、价值观倾向、生活态度上，教师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选择，很多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初的政治选择都是基于教师的榜样引导和直接推荐。此外，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从党外知识分子一步步成长而来，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精心培养，其政治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也是一步步积累和提升的，同样体现了优势积累的特点。
二是共生效应特点。自然界有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会显得矮小、单薄，而当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时，则根深叶茂、生机勃勃。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应”。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和涌现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某一领域、某一单位和群体相对集中的倾向，从整体上看，科教文卫系统、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就比较集中。从高校层面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牌院校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规模比较大。以北京大学为例，在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委员中党外人士一共28人（总36人），北京市“两会”代表委员中党外人士一共是18人（总25人），党派中央委员以上27人，列入全国无党派人士库重点人士22人，国务院、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部委特约人员中的党外人士共16人。此外，在民主党派的高层次代表人士成长中也呈现出“共生效应”，如某单位或者某领域出现了一位民主党派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则该单位或者该领域的民主党派高层次人士往往就比较集中。
三是时代特征特点。人才的成长是与时代环境紧密联系的，不同的时代特征让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路径呈现不同的特点。我们根据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将其分成两类群体，即将“文革”之前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这一群体归为老一代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将“文革”后或者“文革”期间出生的群体归为新一代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
老一代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群体年龄跨度较大。其中有两类风格较为突出的群体：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生，他们的成长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家国意识，无论是专业选择、工作安排上都愿意服从组织安排，政治责任感强，工作积极主动。在专业上，新中国成立前成长的一批人中有不少是当年优秀的公费留学生，大都在某一领域有开拓性的学术建树和成就，社会影响力大，但年事已高。第二类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他们中很多人经历过国家的特殊时期，大都有“上山下乡”或基层生活的经历，对社会疾苦有深刻的认识。在专业上，他们也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经常有跨界的现象。此外，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积累上，不仅体现出师承间的传帮带和党派组织内的政治积累，而且还体现出家庭积累，许多该年龄段的人群都家学渊源，拥有相对好的基础教育和学术积累。
“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可以归为新一代的党外代表人士群体，他们整体素质较高，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在专业上，他们一般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者是某一地区某一部门，与老一代相比，学术跨度不大。他们思维开阔，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同时也有较强的自身价值实现的意识，价值观多元化，与老一代的党外代表人士相比，他们的成长更需要组织的培养。
四是最佳年龄特点。最佳年龄特点主要指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某一年龄区间内往往容易取得最高学术成就，作出最大的社会贡献。不同学科间的最佳年龄规律呈现出不同的最佳年龄特点：理工学科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佳年龄峰值较早，有调查研究显示，自然科学家最有创造力的年龄区间是25岁～45岁，理工科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所达成的科学成就与社会贡献，一般集中发生在中青年阶段。人文学科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佳年龄峰值较晚，他们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时间一般集中发生在中年，甚至老年阶段。社会科学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佳年龄峰值较早，该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有年轻化的趋势。医学领域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最佳年龄峰值较晚，他们往往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实践和积累，取得成果的最佳年龄区间在31岁～ 45岁。
五是马太效应特点。“马太效应”是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一種现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成长过程中，一旦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社会给予他们的荣誉就越来越多，无论是职务上的安排、锻炼培养的机会，还是科研领域的经费和项目都过分集中在某一群体，而党外人才阶段和党外人士阶段的群体则缺少相应的关注。马太效应规律的存在，一方面，使得获得资源的一方资源过分集中，无法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对党外知识分子阶段和党外人士阶段的投入不足也影响了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和储备。
六是路径依赖特点。路径依赖特点主要指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对成长道路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在成长初期的目标选择具有较强的方向性和不可逆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新一代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从最初的专业选择到最后的就业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使得其在成长过程中避免专业更换而造成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损耗，而路径依赖所带来的回报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得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得到更好的优势积累，也更容易获得学术上成就。而该规律在老一代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中并不适用，他们的教育过程往往并不完整，学术跨度较大，专业的选择往往也并非出自本人意愿。
影响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的几个因素
1.社会层面
一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社会经济环境的好坏从大环境上直接影响着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数量和发展领域，而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增加，为教育和智力投资创造了条件，间接影响着高校高层次代表人士成长和成才的硬件环境。此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促进新的生产部门的涌现，加大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也间接影响着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
二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着人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间接影响着高层次人才综合素质的形成及其创造性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中国社会特有的“论资排辈”“中庸”“尊卑”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才。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又一定程度上激励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从专业性人才向政治性人才转变，潜移默化增强了他们的参政热情。
三是社会制度环境的影响。社会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各类人才政策和规章制度对人才的成长起到导向和保障作用。虽然当前的人才制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制度体系建设缺乏规划，人才评价体系不够灵活等，不同评选制度之间又缺乏统一横向参照标准，为人才选拔造成一定的人为障碍。与此同时，人文社科领域又缺乏相应的人才激励制度，使得近年来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培养选拔过程中，理工科人才远远多于人文社科类人才。
2.组织层面
一是组织选择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随机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建设存在高原，但缺乏高峰的现象逐渐凸显，能在社会上起到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高层次人才较少，基本条件差距不大的人才较多。组织资源带有强烈的稀缺性特征，无法保证符合条件的党外代表人士都能够得到培养锻炼的机会。因此，在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过程中，组织选择会具有相对意义上的随机性和主观性。
二是“两支队伍”培养问题凸显。“两支队伍”是比较有争议的概念，即海外归国和国内培养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两支队伍。近年来，海外归国的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数量不断增加，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外，对国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政治体制、管理制度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他们同国内培养的高层次党外人才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并在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冲撞，对组织层面的管理和培养带来不小的挑战。
三是组织培养缺乏总体规划。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从专业性人才成长为政治性人才是个较漫长的过程，他们在政治上代表性作用的发挥需要经过长期培养。目前，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培养工作相对松散，缺乏有步骤、有计划的规划设计，加上很多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出现带着许多偶然因素，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不免显得缺乏总体规划。
四是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时间不够灵活。正如前文所述，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专业上的成就一般都有不同的最佳年龄峰值，不同学科间差异较大。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学科人才选拔存在年龄限制“一刀切”等现象，缺乏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对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成才造成一定的困扰。
3.个人层面
一是专业技术水平。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专业领域的学术威望和影响力，是其成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是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是能否成为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必要条件，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个人层面和党派层面上是否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三是个人品质。坚实的群众基础、优秀的个人品质是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在保障，成为影响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才的最基础的内在原因。个人品质主要体现为政治立场、参政热情和议政能力、勤奋程度、价值观与组织匹配度以及群众基础等。
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的实践路径
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实践路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按照影响主体可以分为个人层面的因素、组织层面的因素和社会层面的因素。基于实际工作需要，本文重点讨论组织层面的实践路径。
1.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理解加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撐”“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要看到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政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领域的特殊地位、作用和影响，要深刻意识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亟须造就一批有威信、有影响、有代表性，在关键时候能起得了作用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要深刻理解加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的重要性，鼓励有组织、有计划地物色、培养、选拔和使用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
2.要准确把握阶段特点，实现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的规范化发展
建立完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管理相结合的培养体系，是开展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基础。我们要科学把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规律，抓住关键环节，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和特点开展针对性的培养。从党外知识分子阶段入手，开展源头调研和人才储备工作，加强党外人士阶段的培养锻炼和科学选拔工作，做好党外代表人士阶段的统筹安排、适时使用工作，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阶段平台的打造和作用发挥打好基础。
3.要强化队伍建设，为高校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培育优质土壤
根据“共生效应”特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脱颖而出需要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持。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的各个环节，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加强培养、健全机制、推进选拔，注重党外代表人士梯队建设，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打造“蓄水池”，培育好群众基础和生存土壤，努力打造一支代表性强、参政议政能力高、政治立场坚定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4.要把握年龄要素，帮助其在最佳年龄区间进入最好发展状态
根据“最佳年龄”特点，一方面，切忌在人才选拔年龄上的“一刀切”要求；另一方面，也应考虑适度转变培养方式，尽量不影响其原本的教学科研工作，充分发挥“优势积累”特点，帮助他们在最佳的年龄阶段进入最好的发展状态。
5.要重视宣传，为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脱颖而出创造舆论环境
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是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中的旗帜性人物，在壮大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反映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诉求、扩大党外人士政治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一代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与老一代不同，他们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各自的专业技术领域，因此要加强对他们专业领域的正面宣传和推广，提升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作者单位：张晓黎、钟棉棉，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张健，北京电影学院；相京，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统群处）
[责任编辑：陈 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