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世界政治思潮的主要特点
孙豫宁
2015年，在世界秩序深度转型的同时，各方围绕全球治理形成多元互动和激烈竞争。政治思潮围绕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的激荡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对世界走向何方的探求及各方对此展开的博弈。历史冲突与现实矛盾叠加，导致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地缘政治的回归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作祟使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行为体的作用再度凸显。
2015年以来，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西方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发酵，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当下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之下，世界政治思潮交锋更趋激烈，呈现出若干新特点、新动向。
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再引热议
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格局加速重构。加之2015年恰逢二战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欧安组织成立40周年，面对不断兴起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世界各方热议国际秩序未来走向。《纽约时报》认为，2015年是“大崩溃的一年”，诸多国际机制和边界受到挑战或破坏。美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美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布热津斯基、俄外长拉夫罗夫等指出，二战后形成的旧国际关系体系已消耗殆尽，当今世界正进入新型无序状态，国际关系正经历一个复杂的发展阶段，多中心的、更为复杂的新世界秩序正在缓慢形成。约瑟夫·奈坦承，美国时代虽未结束但世界秩序将发生重大变化。基辛格在新作《世界秩序》中则强调，世界“需要一种比此前更为广泛、更为深层的秩序”，且应注重世界秩序的“合法性”问题。
在世界秩序深度转型的同时，各方围绕全球治理展开激烈博弈。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在气变、互联网、高边疆、多边金融机制上主动作为、频频发声，各国学者和媒体指出，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和新兴大国的崛起，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必须通过改革解决代表性不足、机制僵化、效率低下等问题。但也有声音认为中国打算塑造另一种全球治理模式，直接与西方竞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耶鲁大学教授罗奇等表示，中国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起全新且重要的角色，中国的介入有助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应拒绝支持中国强化其在全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则强调，在全球治理的议题上，中美两国可以合作，至少不互相挡路，不要站在对立阵营，迫使其余国家选边站队。
政治思潮围绕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的激荡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对世界走向何方的探求及各方对此展开的博弈。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态势明显。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稳步向前。然而过去一年中，发达国家总体企稳并部分实现反弹，新兴大国上升态势有所放缓；大国关系加速重组，新老大国之间竞争凸显；联合国在成立70周年之际面临“再出发”难题，国际经贸规则重新洗牌；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现有国际机制虽被视为世界稳定基石，但亟待变革调整。在此背景下，多方围绕经贸规则、气变、高边疆等问题频频发力，试图引导国际秩序向于己有利方向发展。世界处于转型期的“相对无序”之中。
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迅速蔓延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西方制度困境与治理失灵进一步凸显，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日益暴露出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和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诱发连锁反应。在此背景下，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指出，民族主义是西方国家有意为之，西方将中产阶级的恐惧不安引向无产阶级，试图令其相信恐惧的来源并非是治理失灵、政府管理不善，而在于移民、难民、穆斯林等“被遗弃者”。英国《金融时报》强调，欧洲应避免将现有的社会情绪异化为“丑陋的民族主义”。德国《时代》周报网站则认为，民族主义“或许是未来最活跃、最具威胁的动荡来源”。
历史冲突与现实矛盾叠加，导致宗教极端主义，特别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不断扩张。美西方大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在中东等问题上的应对失当，致使“伊斯兰国”等宗教极端势力迅速坐大，产生较强示范效应，恐怖主义影响向全球蔓延。欧美国家内部治理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引发社会矛盾和认同危机，不断恶化的难民危机更是成为极端主义思想发展的助推器，民粹主义、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形式极端主义影响日增。英国首相卡梅伦指出，“我们所面对的威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网络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更是扩大了极端思想的传播范围，削弱了相关机构的监控能力，助推了极端主义的扩张。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成为促进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极端主义蔓延的另一个表现是政治极化现象不断凸显。美国两党妥协空间渐小，政治立场分野泾渭分明。欧洲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极端右翼和左翼政党强势崛起。《纽约时报》指出，在金融危机余波作用下，“选民日益背离政治中间派”，被吸引到政治光谱两端。法国《世界报》认为，极端政党的兴起甚至有引发欧盟解体的危险。
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实质上是各国内部宗教、经济、社会、治理等多方面深层次问题作用的结果。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普遍面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分化、经济发展不力、就业不足等问题。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的牵引下，民众的不满和不安全感普遍上升，希望通过政治化的途径来解决现有问题，最直接的诉求就是对现有政府乃至体制的不满。极端主义势力利用民众的不满和不安全感，以反精英、反主流的面貌出现，打着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旗号，迎合了民众将多方面问题“政治化”的诉求，实现趁势而起。
左翼思潮面临挑战
拉美左翼与右翼角力加剧，政治版图震荡重组。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大宗商品难以止跌回升，加上受美联储加息冲击影响，造成拉美地区经济整体低迷，各国左翼政府执政陷入瓶颈，拉美左翼遭到近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委内瑞拉统社党十余年来首次在选举中遭遇挫败；马克里当选为阿根廷总统，结束左翼联盟在阿的连续12年执政。西方媒体、学界均认为，拉美的“粉红浪潮”（Pink Tide）出现明显退潮。但左翼政治思潮在拉美有所减速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吸引力不再，而是左翼政党执政能力遭受质疑。沃勒斯坦指出，拉美左翼遭遇困境原因在于“左翼内部势力的争执”。英国《卫报》认为，尽管拉美左翼在短期内受挫，但从长远来看，左翼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个人权力的保障仍将使其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欧洲政治格局从“左右平衡”向“右强左弱”回摆明显，中左翼虽开局不错，但未能实现期待中的“连锁效应”，全年总体表现不佳，在此后的一系列选举中接连受挫。极左翼思潮影响有所上升。重债国政府应对现有问题不力，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极左翼思潮回暖提供了土壤。希腊极左翼政党激进左翼联盟赢得大选。西班牙“我们能”党一度成为西国内支持率最高党派。英国工党支持率与保守党不相上下，极左翼代表人物科尔宾当选为英国工党领袖，美联社甚至称其为“几十年来英国政坛出现的最激烈的剧变之一”，标志着工党的“急剧左转”。但正如《新政治家》杂志、《vice》网站所指出的，对于左翼来说，在选举中获得政权并非是关键所在，关键在于让情况变得更好，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激情。法国《回声报》等媒体更认为，许多左翼宣扬的措施需要5—10年才见成效。
拉美“粉红浪潮”的退潮、欧洲左翼的动荡，都体现了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长期以来，拉美左翼政府注重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因而实现了相对稳固的长期执政。但面对社会、经济的新变化，未能及时调整施政重点，提出与时俱进的理念，因而暂时丧失了民众支持，陷入了低迷。欧洲极左翼思潮的兴起，也得益于民众特别是重债国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可以说，左翼仍在理念、主张上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却面临着如何适应形势、制定切实政策以满足民众期待的挑战，这也是关系到左翼未来的关键所在。
地缘政治和民族国家论再掀热潮
中东地区乱局做大、亚太地区博弈加剧、乌克兰问题持续角力，各方围绕热点问题互动更为错综复杂，牵引地缘政治学说再掀热潮。达沃斯经济论坛在2015年初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年度风险报告》中明确表示，地缘政治问题重新回到国际议事日程的中心，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从未如此深刻地影响全球命运。俄、美等国学者认为，在当今世界中，相对收益更为重要，地缘政治重回国际舞台，世界比人们预想的更为“血雨腥风”，各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合作道路更为艰辛。英国《卫报》进一步指出，地缘政治正与经济风险日益纠结缠绕在一起，直至成为一个谁也解不开的死结，这将成为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
地缘政治的回归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作祟使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行为体的作用再度凸显。俄罗斯学者卡拉加诺夫等认为，重拾地缘政治意味着民族国家重回国际舞台，在种种全球性问题面前，人们重又想起了“国家”。欧洲媒体、学者纷纷指出，在难民危机面前，欧盟再次暴露出其只是民族国家“利益集合体”的本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但国家却远比此前更加虚弱，远远无法控制民众的抗议、文化的分裂、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恶化。
地缘政治的回归和民族国家作用的再度凸显，实则体现了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角力，即科尔曼所称的资本主义与领土权力逻辑之间的对峙。全球化的高歌猛进虽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人们对其的质疑从未中断，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始终如影随形。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凸显，民族主义风潮再度上涌。可以预见，由于世界经济仍处于风险释放阶段，各国政府尚无法找到应对种种问题的良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民族主义仍将对全球化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责任编辑：徐海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