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学者对“一带一路”认识的思考

    王欢

    美国学界和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总体不足、合作意愿缺乏，但同时他们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构想所面临的风险和可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分析和判断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2015年7月和12月，笔者分别赴硅谷地区和纽约市对部分学者进行访谈，调研美国学界和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认识。笔者感到，美国学界和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总体不足，对“一带一路”的目的、具体内容和政策手段缺乏了解，一些学者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面临的一些风险，以及应该采取的政策举措进行了分析和交流。

    美国学界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知总体不足

    第一，美国学界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较高认知度，但相比而言，他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知度较低。一些关注世界政治大局的知名学者，熟知亚投行，却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一带一路”。胡佛研究所杰出研究员乔治·舒尔茨（George P. Shultz）表示，亚投行在美国受到很大关注，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美国政府本来应该欢迎乃至加入亚投行，但是他从来没有听人谈起过“一带一路”，不清楚其内容。包括纽约大学社会科学教授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院士在内的多位知名学者也都做出类似表示。东西方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郭品芬认为，美国人之所以更加关注亚投行而不是“一带一路”，是因为亚投行是个实实在在的项目，而“一带一路”过于宏大，具体实施效果难以评估。

    第二，一些对“一带一路”构想有所了解的学者表示美国学界较少讨论“一带一路”问题，但是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对“一带一路”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FSI）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一带一路”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重要议题，但是在美国政策研究界还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不是美国政策研究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东西方研究所资深副总裁布鲁斯·麦康奈尔（Bruce McConnell）表示，“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商业投资风险太高是美国人关注较少的原因之一，一些美国人有兴趣做进一步了解，但是搞不清楚“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很难进行讨论。胡佛研究所杰出访问研究员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上将则表示，大部分美国人并不知道“一带一路”，知道的人看法存在显著差异。就所听到的议论而言，基本上认为它主要是经济发展项目，态度比较正面，但也有少数人从军事安全角度加以怀疑。他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上本来就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太平洋沿岸地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更积极，而大西洋沿岸看法相对负面，主要集中在经济透明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纽约大学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德农（David Denoon）教授则表示，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学者对“一带一路”有较多关注，正在形成一些研究成果。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孙飞（Phillip C. Saunders）教授在访问北京期间也做出类似表示。

    第三，对“一带一路”构想有所了解的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差异较大。郭品芬认为，“一带一路”的定位令人困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项政策、一种战略还是一项动议，尤其是在东海与南海存在紧张局势、中国西部存在巨大安全风险的情况下，这一倡议看起来非常雄心勃勃。斯坦福大学FSI所长马凯飞（Michael A. McFaul）教授指出，他在访谈前以为“一带一路”主要是进行运输通道建设的项目，类似于美国在中亚地区建设用于阿富汗战争后勤支持的北方配给网。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一带一路”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发展项目，是中国在国内工业产能过剩状况下对外寻求投资机遇的经济诉求。他认为这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很正常。马蒂斯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自然需要进行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一带一路”主要作为经济发展项目，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自然结果，可以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奥巴马政府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认知和兴趣不足

    第一，奥巴马政府并不清楚“一带一路”的真实意图和具体内容。马凯飞认为，“一带一路”到底是中国战略性的经济发展政策还是标志性的地缘政治策略，奥巴马政府对此没有共识，有人认为它是中国与美国展开竞争的手段，也有人认为美国可以就此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总体上来说，它在奥巴马政府中引起的重视程度不高。福山表示，在华盛顿，没有多少人谈论“一带一路”。马凯飞等学者意识到，如果“一带一路”构想如此雄心勃勃，并可能给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寻找巨大的投资机会，那么很可能意味着会影响对美国国债的继续购买，如果美国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应该会更加关注“一带一路”构想。

    第二、奥巴马政府不知道中国多边开发银行的重点所在，也搞不清楚它们和“一带一路”构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马凯飞认为，中美两国在最重要的多边地区经济平台中没有形成交集。中国密集筹备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动作快、力度大，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奥巴马政府不清楚对中国来说，三大多边开发银行中哪个是真正的聚焦点，哪个最重要，它们和“一带一路”构想之间有什么关系。美国不是中国三大多边开发银行的成员，而中国也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成员，如果这种局面不加以改变，双方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合作机会将受到很大限制。德农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到底希望做什么事情很不明朗，如果搞不清楚中国到底想在哪些国家投入多少贷款、援助或投资，想要实现什么目标，美国政府就很难做出回应。当前的基本估计是中国希望刺激自己的钢铁业和其他产业，并希望获得更多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吸引美国政府的积极参与。

    第三，奥巴马政府缺乏参与“一带一路”的意愿。哈丁认为，奥巴马本来就在外交事务中比较谨慎，进入总统任期最后一年更不可能再有兴趣主动开启任何重大的国际项目，中国不必刻意寻求奥巴马政府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支持和参与。马蒂斯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特别是中亚和中东）并没有形成明确的长期愿景，很难就“一带一路”问题采取比较全面的政策措施。马凯飞则认为，奥巴马政府主动选择在中亚和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内部形成与中国进行多边地区经济平台合作共识之前，很难有意愿参与“一带一路”。随着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实际上对中亚的介入将消失，花销巨大建立起的北方分配网会被废弃。同时，随着对中东的能源依赖减少，鉴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国家重建的苦涩经历，并基于对沙特意识形态容忍度显著减弱，今后20年美国不论谁执政都会显著减轻在中东的卷入程度。麦康奈尔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主张，不是两国的联合规划，奥巴马政府基本上抱着走着瞧的消极防御性态度，如果有明确可以让美方获益的地方，也有可能给予支持。

    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构想面临一些风险的评估

    第一，认为“一带一路”本身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存在较大经济风险。德农等人认为，从经济角度讲，朝向欧洲开辟包括公路和铁路在内的陆路，交通成本太高。大宗货运走海上通道更好，而客运方面航空通道更经济。中亚地区人口少、经济基础差，除了自然资源之外，事实上经济价值并不高，和中国西部的经济互补性也不强。中国内地和沿海经济的互补性更强，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的前景更好。如果“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是发展西部经济的话，效果可能不会比着眼于国内经济整合更好。

    第二，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重大政治和安全风险。马蒂斯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穆斯林中间有强烈的地区冲动，要避免因该项目而危及自己的人民。即使在以与中国友好出名的巴基斯坦，也有不少人对中国人怀有敌意。中国需要特别重视相关项目的运作方式，尽量避免触发反华情绪。德农认为，美国将在两年之内撤出阿富汗，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将更加恶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风险将比现在料想的更大。同时，中国在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参与港口建设，被印度视为安全威胁，印度是未来世界主要强国之一，比较而言，如何避免及缓和与印度的潜在对抗比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展意义更大。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埃里克·詹森（Erik Jensen）教授则认为，中国是巴基斯坦政治军事领导集团唯一信任的国家，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帮助巴基斯坦在经济发展方面走上正确道路，“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国际安全意义，应该借此机会寻求国际支持。马蒂斯认为，中亚极端势力是威胁各国的癌症，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印度应该也可以在中亚形成多边安全合作孤立共同的敌人，但中亚在一定程度上的乱局是无法避免的，对此中国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包括哈丁在内的多名学者表示，中东地区的安全风险更加复杂，教派与族裔差异本就使得多国政权之间以及多个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加上极端势力进一步抬头，特别是“伊斯兰国”对所有世俗政权的挑战，使得“一带一路”在中东的安全前景不容乐观。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也存在显著的政治和安全风险。马蒂斯认为，东南亚国家目前对海上丝绸之路有很多疑虑，对“一带一路”项目存在抗衡态势。中国的一些活动应该从长远出发和他们进行经常沟通以达成相互信任。舒尔茨认为，中日争端和南海争端需要分别采取不同的切实措施。中日争端解决难度很大，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搁置并做好长期准备。而南海争端可以统筹设定一个解决问题的议程，最重要的是确立规则，涵盖资源开发和旅游航运等各个方面，借鉴马六甲海峡等地区处理交织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舒尔茨认为，大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始于自己的邻里，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以及古巴关系的处理中有不少经验和教训。

    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构想可以采取一些有益举措的建议

    第一，可以及早筹划取得下届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参与。哈丁指出，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共同规划“一带一路”具有一定互利基础并能创造出更多的互利机会，这样的大项目对一些具有雄心的政治家形成较大的吸引力，可以及早筹划让下任美国总统成为项目的重要共同规划者，形成其个人政绩乃至政治遗产。哈丁认为，例如，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届美国总统，中国可以进行两国共商，以便实质性地加以推动。希拉里不一定是中国的天然反对者，包括马凯飞在内的多名学者都指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政策是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团队做出的，希拉里只是在执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农则认为，2016年总统选举，不论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卢比奥或者克鲁兹赢得胜利，都会在外交事务中比奥巴马要坚决得多，中国需要准确地对此加以评估，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应该更加谨慎。

    第二，需要和重点国家特别是美国协调好利益关系。首先，应该和美国在多个领域展开更多合作，特别是在全球重大问题上谈出合作议程。舒尔茨认为，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重大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也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重大问题上展开广泛合作。他认为人们过度地谈论中美两国之间在大型建设领域的斗争关系，实际上重要的是两国之间不是去揣测对方的议程，而是清楚地提出并维护自己的议程。马蒂斯认为，中美两国的切实合作不应局限于具体政策项目，也需要把一些基本问题摆出来，包括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南海等棘手问题。福山认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历史变迁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议题，对于大国来说很重要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多位学者表示不要因误判美国发展前景而采取错误政策，美国经济和社会基本面强劲，美国衰落论导致的政策误判有损中国长远国家利益。其次，需要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关系。斯坦福大学FSI研究员凯瑟琳·斯托纳（Kathryn Stoner）认为，中亚地区至今仍然是俄罗斯的后院，俄罗斯不仅在中亚各国精英阶层中拥有深度社会联系，并且直接在本地区驻有军事力量。她认为，一方面俄罗斯的认可对“一带一路”在中亚展开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应与俄做好事先沟通协商工作。德农则认为，从战略角度讲，中国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如何处理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比较棘手。俄罗斯实际上并不欢迎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已经采取的积极行动。马凯飞也认为，俄罗斯一直非常用心地在中亚维持自己的地位。

    第三，需要吸取美俄等大国在沿线地区的经验教训。斯坦福大学FSI研究员艾江山（Karl Eikenberry）中将等人认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犯了很多错误，深度介入他国内政需要非常审慎，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有深刻教训。德农等人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多年经营，树敌不少，代价巨大，不少政策举动往往得不偿失。而舒尔茨等人则认为，中东稳定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巨大，美国应该在中东继续投入资源并加强同盟关系以维护中东稳定，忽视中东会产生严重政治经济后果。中东石油供应非常重要，新生的“伊斯兰国”的威胁不仅在于恐怖主义，更在于他们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观念，他们不承认国家体系，对整个世界构成严重政治与安全挑战。

    第四，应当展开有说服力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德农等人认为，中国政府和学界应该首先对“一带一路”的目的、具体内容和政策手段有个比较清楚地把握和勾勒，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有效的解释和探讨。马凯飞等人认为，有必要就“一带一路”问题组织跨国多智库研讨会，进行讨论。舒尔茨认为应该让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这样有利于增加对中国的好感和政策接受程度。纽约大学政治系彼得·罗森道夫（Peter Rosendorff）教授表示，应采用信誉度高的政策宣传渠道，避免让人感觉“一带一路”是政治宣传。德农表示，中国需要在国内经济治理中重视政策质量，避免负面形象影响海外投资，中国在管理资本市场中的一些做法有待于加强。在解释和宣传工作中，应该加大“一带一路”对美国国家利益好处的分析。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