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奇缘，半世知音

    郭静茹

    1993年5月，受91岁高龄的顾毓琇委托，程君复教授从美国带回一批珍藏了六七十年的珍贵书信，捐贈给顾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其中有三封是闻一多先生写给顾毓琇先生的亲笔信：一封信写于1922年，另外两封皆为1938年所作。信纸质地为竹木草纸，颜色微微发黄。信笺十六开，三封共六页。文字为小楷毛笔书写，自右向左，竖行排列。三封信记录了闻一多与顾毓琇相识相交的过程，以及彼此交往中的重要事件，是二人友谊的见证，而这段相识还得从清华园讲起。

    因文相知

    1915年，顾毓琇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彼时的清华学校是留学美国之前的预备学校。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一批青年仿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开始纷纷将才情投入到新文学的创作和翻译中。顾毓琇与同寝室的梁实秋以及同级的吴文藻等人，在1920年底成立了小说研究社，他们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文学问题，尝试写作作品，并出版了《短篇小说作法》。小说研究社的发展令人瞩目，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文学爱好者的加入，其中便有闻一多。

    闻一多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比顾毓琇大三岁。本应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因发生“六三惨案”后力主罢课而被迫留级一年，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小说研究社。随着社团成员的扩增和文学创作形式的多样化，闻一多建议将“小说研究社”改名为“清华文学社”。1921年11月20日，清华文学社正式成立。由于闻一多的创作多在新诗领域，而顾毓琇当时更多从事小说的翻译、创作，以及散文、戏剧的创作，此时二人的交往仅止于相识，并无更多交流的机会。

    1922年5月25日，清华文学社开会欢送闻一多等人毕业赴美，同时欢迎新会员。送别的伤感和不舍让顾毓琇有感而发，会后写了短篇小说《离别》，发表在1922年6月《清华周刊》第八次增刊上。时隔近一个月，闻一多在故乡湖北的夏夜里读到了这篇小说，小说中两个少年的依依惜别之情令他大喜：“我看完首页便知是同我有关的……我要写封信去”！这丝机缘促成了他写给顾毓琇的第一封信。然而由于不确定作者是谁，所以闻一多写信给好友梁实秋：“《增刊》所载《离别》一小说，读之令我且惊且赧，我猜作者非翟即顾（注：翟即翟毅夫，顾即顾毓琇），你当知之……附书请你转交，谅无失也。”

    写于1922年的第一封信

    这封由梁实秋转交的附信长达一千余字，增删修改近二十处，由此可见，闻一多是怀着怎样激动和审慎的心情来写这封信的。他在信中提到，最为景仰“郭沫若、田寿昌缔交底一段佳话”，佩服“二君公开之热诚”。闻一多大抵是个害羞的人，他想同文学社中许多有才华的青年订交，却因“勇气底马力不足”而深深抱憾。“无论毅夫还是一樵（注：顾毓琇字一樵），两位都是我素所景仰的，我从前只是自惭形秽，所以不敢冒昧罢了。”在小说《离别》中顾毓琇对闻一多的印象是有学问，由此可见，两位虽未深交，但皆由衷地欣赏和佩服对方的文学才情。信末，闻一多再次强调了留级一年本非好事，竟如塞翁失马，不仅在校结交了好友梁实秋，而且“离校复得一知己（注：指顾毓琇），更喜出望外”。大概一个暑期，闻一多都沉浸于相识知己的喜悦之中。7月末，他在“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的信”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并通知一众好友，自己已于暑假与顾毓琇缔交。就这样，一篇小说、一封缔交信让两位拥有共同爱好的青年成为知己。

    异乡之约

    1922年8月，闻一多抵达美国，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他写信给四位好友，专门提及“毓琇若要学纯粹科学pure science，到这边来也很好。”在异国他乡倍感孤单的闻一多热切地盼望着好友们的到来。次年，顾毓琇从清华毕业，进入麻省理工大学学习电机学。

    刚到美国的闻一多，曾在致四位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学生政治恶于清华，派别既多，各不相容，四分八裂，不可收拾……没有一点振作的精神。”于是，待顾毓琇、梁实秋等人到达美国后，他们感怀清华文学社时候的团结和光明，在美国成立了大江学会，筹办《大江季刊》，提倡宣扬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试图振奋中国留学生的精神。文艺活动成为了宣传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在清华戏剧社曾担任过首任社长的顾毓琇，同中国留学生通过排演话剧的方式宣扬中国文化。他和闻一多等人还发起成立了“中华戏剧改进社”，倡导“国剧运动”。

    1925年，顾毓琇改编的《琵琶记》在波士顿上演，梁实秋、冰心都在剧中担任角色，演出时的布景、服装、化妆都由专门从纽约赶来的闻一多负责。顾毓琇饰演宰相，演出当日，在波士顿美术剧院灯光的照耀下，他身上的蟒袍闪耀着光芒，如同绸缎刺绣精工而成，实则这一蟒袍乃是闻一多用油画画出来的。不仅如此，栩栩如生的布景——碧海红日下的白鹤展翅皆是闻一多的油画画成，就连演出当日顾毓琇、冰心、梁实秋等演员的妆容也出自他之手。此次演出大获成功，轰动一时。共同的志向，密切的配合，让闻一多与顾毓琇在异国他乡再一次感受到了清华文学社的亲切时光。

    共赴清园

    闻一多提前一年回国，由西洋油画转向研究中国画，“提倡恢复国画以推尊我中华”。他辗转于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于1932年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不约而同的，顾毓琇也在当年秋从中央大学回到清华大学，住于校外面对一池荷塘的水榭。更令他惊喜的是，竟与闻一多成为近邻，随后两家共同搬往清华园内西院，来往就更加方便和密切了。

    在顾毓琇的回忆文章中，还可以看到二人交往的细节。他们曾共同接待过画家唐亮。唐亮住在顾毓琇家中，作画则在闻一多那里。顾毓琇在文中感怀这种友谊，“希望文艺界的朋友会永远珍视这友谊的结合”。还有被称为“清华四子”的朱湘也曾到访过闻一多和顾毓琇的居所，那是朱湘去世前“最后一段恬静的岁月”。这期间，闻一多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颇丰，顾毓琇则协助梅贻琦校长筹办工学院，担任首任电机系系主任。然而，与二三知己相伴，专心于学术的清华园时光并没能维持多久。

    写于1938年的第二和第三封信

    隨着战事日渐紧张，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让宁静的校园不再安宁。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国民党改组，要顾毓琇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梅贻琦、蒋梦麟校长再三考量，“为全国大学利益……参加国民政府战时机构当数明智之举”。于是，顾毓琇离开清华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刚调任不多时，顾毓琇便邀请闻一多出来帮忙，组建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共同应对抗战时期教育问题。为此，他还专门在武汉邀请一众清华同学聚会以说服闻一多。然而，在1月26日闻一多回复给顾毓琇的信中，他婉拒了好友的盛情邀请。这便是闻一多写给顾毓琇的第二封亲笔信。他在信中自谦所知“仅国学中某一部分，兹事虽大，万难胜任”，并表示好朋友并不必非要聚在一起做事，“苟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也”。2月，西南联大由长沙迁往昆明，闻一多带队同学生一起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两位好友自此暂别。5月28日，闻一多抵达昆明致信给顾毓琇，谈到徒步入滇，希望与顾毓琇他日聚首时“再做竟夕谈矣”，并推荐国文系毕业生刘寿嵩，希望顾毓琇能“留意予以安置”。这便是第三封亲笔信。

    此后的时间里，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执教，讲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课程颇受学生欢迎，后又担任了中文系主任，课余热衷于组织学生进行抗战、爱国话剧的演出。与此同时，他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中。顾毓琇则将精力投入到抗战时期的教育界，撰写了《抗战建国纲领下教育》《工程与国防》等多篇战时教育问题文章，并主持制定战时教育政策，改善办学物质条件，重视学术研究。同时，将自己编写的抗日救亡话剧《古城烽火》《岳飞》等搬上舞台。尽管相隔于战乱之中，顾毓琇好几次前往昆明拜访老友，每次必与闻一多长谈，期间他出版的《我的父亲》一书的封面也是由好友闻一多亲自绘制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顾毓琇随即向国民政府提交辞呈，不料他被任命为中将参议出席日本投降受降典礼，随后任上海教育局局长，并兼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的一天，他在探望母亲之时路过昆明，与闻一多、潘光旦长聊一夜，而这竟成为二人之间最后一次酣畅淋漓的畅谈。听到闻一多被杀的噩耗后，顾毓琇于“万千悲哀的情绪中，觉得一多永远活着，像那一夜尽情谈话时的诚挚与热烈。”他再次提出辞职，社会各界、教育团体、中小学校纷纷挽留。据1947年《新闻报》记载，他亲自到南京提交辞呈，但被朱家骅退还。最终他回到学校，担任了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同年，他在《文艺复兴》上发表《怀故友闻一多先生》，纪念与闻一多的友谊。晚年的顾毓琇谈起曾经与闻一多等人在美国排演戏剧的时光如数家珍，仿若刚刚发生。谈起与闻一多在昆明最后一次长谈，他怅然而惋惜地说：“他自料自己的死，最后果然。”

    战火纷飞中，经过轰炸本以为丢失的信件又失而复得，令顾毓琇激动不已，三封信被他精心收存着。六十多年来它们伴随着顾毓琇多地辗转，其中那封1922年闻一多写给顾毓琇的缔交信三次漂洋过海。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封信终于回到了清华园，回到了闻一多与顾毓琇友谊开始的地方。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