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因忽视“供给侧”错失机遇
陈忠海
当下，“供给侧”在高层屡屡提及中被热议，从需求端发力到供给侧改革，从宏观硬政策到市场软调节，一场大变局已然拉开帷幕。
回顾历史，明朝中后期也出现过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问题，由于忽视“供给侧”，错过了经济转型的机遇，使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
明朝中期开始的“消费升级”
明朝建立时，社会已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乱，经济已无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打击。据历史记载，那时朝廷每年能收上来的税粮只有12D0万石。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善于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他积极倡导重农富民的思想，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大量移民等措施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天下耕地总面积为850多万顷，是元朝末年的4倍多，朝廷征收的税粮3200多万石，是元朝末年的270%。可以看出，明朝前期，经济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复苏和发展。
不过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并未迎来需求的扩张，反而被人为地压制了。出身贫寒的朱元璋一再强调节俭的重要性，他当上皇帝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物皆有常供”，希望以身作则影响百官，并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形成节俭的风气。朱元璋的表率作用收到了良好效果，明初的整体社会风气皆以贪污浪费为耻，据（碘故记闻》记载，有一次宦官用米喂鸡，明成祖看到了立刻训斥一番。
到了明朝中期，以等级为特征的传统礼制进一步突破，知识分子阶层、商人阶层整体崛起，这些影响到社会风尚的变化。从消费的角度看，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需求进一步扩大化，一些原本只能由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也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
从饮食消费看，一部分富裕家庭开始讲究起来，万历年间编纂的（锺州志））记载，该地之前在饮食上很简朴，“贵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张筵”，但如今“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陶庵梦忆》是万历年间文人张岱的文集，里面记载了大量美食及其有关的趣闻，仅作者喜欢的土特产就罗列了57种，北方人想吃南方的海鲜很快就能送到。
从服饰消费看，明朝中期以后人们逐渐突破了原有的服饰制度，富裕人家竞尚奢华，明朝文人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期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该书还记载“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崇尚服饰奢华成为一种时髦。
从住房消费看，明朝中期以后不仅房舍等第之分不断被突破，而且在江南又兴起了“园林热”，由士人带动、富商跟进，私家园林被大量修建。明人所著《建业风俗记》记载，之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而到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
除此之外，明朝中期以后还兴起了“旅游热”，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样喜欢自然山水的画家。
传统经济政策下的“供给约束”
明朝中期以后的“消费升级”现象是之前历代所没有的，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潮流不无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带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强烈信息，在经济上其实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时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变革，农业收入在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GDP占比中已经下降到40%左右，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及以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
然而明朝的经济结构始终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管汉晖、李稻葵在所作的《明代GDP初探》中认为，整个明代“基本是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大部分时间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这是一种低效益的农业经济，这样的经济结构自然难以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物质需要”。
当时虽然在个别地区也出现了手工业、商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总体来说还是局部的和自发的，没有形成趋势和潮流，农业在明朝的经济结构中仍然占绝对地位。《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分析过中国明朝的经济发展状况，认为中国虽然一向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土地肥沃、人民勤恳，“但它的经济发展似乎停滞了”，以至于看到的中国经济状况“与500年前客居该国的马可·波罗所描绘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只有经济结构调整才能满足更为丰富多样的需求，才能带动经济的转型，但明朝政府没能主动抓住这一机遇，反而从强化集权统治的惯性思维出发实施了一系列扼制经济转型的政策。
朱元璋继承了历代君王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农业称为“本”，把商业、手工业称为“末”，认为“崇本而怯末，则国计可以恒舒”，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人分成“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一般农民很难脱离本户籍去经商，而商人想去外地经营手续也十分繁杂。商人、手工业者还要承担很重的税，明初规定三十税一，到万历时提高到3倍，成为十税一，天启、崇祯时还继续增加，沉重的商税让商户们苦不堪言，有的倒闭，有的转向农业生产。
政策的歧视、社会的鄙视和沉重的税役，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轻商”“贱商”的氛围。不仅如此，明朝政府还厉行专卖，对市场交易行为横加限制，《大明律》首次设“盐法”“茶法”专条，规定对盐、茶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商、茶商必须取得“盐引”“茶引”等专卖许可证才能经营，否则构成私盐罪、私茶罪，处罚手段极为严厉。不仅传统的生活必须品盐和茶叶纳入专卖，像金、银、铜、锡等重要物资也全部实行专卖，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传统农业经济只能满足初级的物质需求，进一步的物质需要只能通过大力发展手工业、商贸和服务业来解决，而这正是明朝经济的短板。
表面繁荣的对外贸易没有解决“供给侧”问题
明中期以后经济也发生了重要转变，那就是海禁的解除。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已开始萌发，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向欧洲，造成了物价迅速上涨，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明朝在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和实物征税的经济格局下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物价，所盛产的茶叶、纺织品、瓷器等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国商品，而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让明朝的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迫切需要开辟新财源，在这种情况下，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下令开关，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
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商品不仅实用而且价格很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以丝绸为例，在欧洲，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本地产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国产品的价格仅是西班牙产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鲁，这比价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9。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涌向中国，疯狂采购中国商品，据史料记载，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中国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一时间所向无敌，尽管缺少这方面的准确统计数据，但从随后白银向中国净流入的速度和数量判断，明朝已毫无争议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
但是明朝的对外贸易呈现的是“一边倒”态势，出口量很大进口量却很小，大量商品出口没有换回同等数量的商品，而是换回大批白银。明朝是当时世界上白银最大的流入地，据《剑桥中国明代史》，当时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1/2输向了中国，1571～1821年间美洲有4亿比索的白银输入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最终转到了中国。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中的1/2流向了中国，总数多达数亿两，明朝成了名符其实的“白银帝国”。
明朝对外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私人手中的巨大“白银储备”。李自成进入北京后通过“大索”的办法逼官员、富商交出他们手中的白银，居然很快得到了7000万两，相当于朝廷20年的财政收入，这还仅是北京一地。
富人阶层普遍喜欢囤积白银，一方面，白银是财富的象征和避险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说明消费仍然不够活跃，有钱都想花、也都会花，但花不出去也是问题。
而“重本抑末”政策对商人再投资也有鲜明导向。当时的社会排名是“士农工商”，当经商赚取到一定银子后，这些富人们往往不去扩大再投资，反而是去买田置地，需求端一直处于长期乏力的状态。
明朝中后期宏观经济调控的历史局限
大量白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长期低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5世纪初期明朝的米价为2～3钱/石，15世纪后半期有所上涨，达到5钱/石左右，此后一直到17世纪的100多年里米价一直维持在这种超稳定状态。
物价不涨对百姓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但100多年不涨似乎也有问题，这通常预示着经济转入了通货紧缩。亚当·斯密分析中国明朝经济发展情况时还说，当时的“财富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恰好揭示出中国传统法律对经济的阻碍，是中国明朝中后期未能实现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亚当·斯密强调“法律制度所允许”，是想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在中国古代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中一直存在国家干预与不干预两种主张，前一种如司马迁的“善因论”，后一种如管伸的“轻重论”，这两种主张经常互相争论，最著名的是汉代的“盐铁会议”。
其实，干预还是不干预并无绝对好坏之分，要根据当时所处的具体经济环境而定，商鞅主张国家强力干预经济使秦国强大，汉初实行不干预的休养生息政策又带来了文景之治，正确的宏观调整思想应该是该干预的时候果断出手干预，该放松的时候要放松。
在内部消费升级和外部工业革命的共同推动下，明朝中后期产生了以新经济形态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市场寻求经济转型的努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相信市场的力量，顺应这种潮流，通过改革减少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和干预，通过调整建立起以工业、运输业、服务业为主导的新的经济结构，那么，中国就能跟上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后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也就可能不会出现了。
明朝统治者似乎背道而驰，一方面希望经济繁荣以不断增加朝廷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坚守农业经济的基本国策，抑制商业、手工业发展，使经济转型始终无法实现。为改变困局，尤其为了改善朝廷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明朝中后期接连实施了多次经济改革，包括嘉靖新政、隆万新政和张居正改革等，但这些改革的主要举措大多集中在财政税收领域，无法触及类似“供给侧”这样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无法回应新经济急需政策“松绑”的诉求。
“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实施后朝廷的财政状况虽然暂时得以好转，但经济转型的目标仍未实现，整个明代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根据管汉晖、李稻葵在所作的《明代GDP初探》中的测算，整个明代的200多年间GDP增速平均不到0.3%，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说法。
经济通缩、人口激增，明朝的经济状况完全符合“马尔萨斯陷阱”的描述。（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长期的经济通缩在拖垮明朝经济的同时，也使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崇祯皇帝继位后朝廷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虽然他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试图改变糟糕的经济状况，但经济领域里的深层次问题已积重难返，早已无力回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