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采茶戏《南瓜记》的叙事艺术探析

    胡妮

    【摘 要】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以南昌四大记”之一的《南瓜记》为对象，探析南昌采茶戏的叙事结构、叙事模式和空间叙事策略，凸显南昌采茶戏“以说唱讲故事”的叙事意蕴。论文指出，《南瓜记》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多条线索交叉进行，交代故事的前因后果，逐步推动剧情发展，再到高潮部分集合所有线索，借助权力关系解决问题、维护正义；叙事文体上采用了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代言体”叙事模式，即由演员代作者言、代人物言，甚至代观众言，讲述故事内容、传达主题思想；叙事策略上通过场记切换和人物语言的建构来实现时空转换并推动情节的发展。

    【关键词】南昌采茶戏；南瓜记；叙事模式；叙事结构；空间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013-03

    清末民初，采茶戏艺人根据南昌发生的真实故事，创作了著名的南昌采茶戏经典剧目《南瓜记》《鸣冤记》《辜家记》《花娇记》，俗称“南昌四大记”。其中的《南瓜记》讲述了清朝康熙年间的当朝太师朱轼回老家江西高安为母祝寿，途经南昌之时获悉当地恶霸王寿廷强娶人妻之事，先是慷慨解囊相助，反被诬蔑，之后修书南昌县令高志凌，责其秉公办理，最终依法惩办恶霸，既举荐清官高升，又保住夫妻团圆，更宣扬为官应守清廉之道。[1]（1-41）作为“四大记”之首，《南瓜记》在南昌采茶戏大戏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又因其宣扬清廉为官而成为南昌县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宣传内容。[2]然而，该剧的叙事艺术却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对故事的多线条叙事结构、代言体叙事模式、和空间转换叙事策略进行探讨。

    一、多线条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叙事性作品的总体架构方式，“体现的是事物的整体构成，或者说这个整体所包括的各个部分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结构当中既有空间上的上下、左右以及远近的关系，也有时间上的先后的关系。”[2]（317）在戏剧作品中，戏剧结构通常由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局组成，其叙事结构体现的是作品中的各戏剧元素和戏剧情节的有机构成方式。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我们发现《南瓜记》的叙事结构采用了多条线索同时展开、交叉进行的方式；在叙事序列上多运用顺序讲述，再穿插人物对过去事件的讲述，从而在情节上呈现“初始状态——矛盾冲突——解决问题之后新的平衡状态”这种循环的结构特征。

    《南瓜记》共分17场，由丁文选落地教书度日、王寿廷见色起意、奸主仆伪造账簿、朱太师奉旨还乡、丁文选卖妻还债、朱太师知情仗义、王寿廷强娶人妻、刘老二跑腿告状、高志凌智取恶霸、朱太师稀汤宴客等情节构成，讲述并颂扬了清正廉洁的父母官惩强除恶的正义之举，谴责了乡邻恶霸仗势欺人、企图强占人妻的恶劣行径。整个故事由三条线索展开，一是南昌县恶霸地主王寿廷为富不仁、横行霸道，强抢穷秀才丁文选之妻杜兰英为妾；二是当朝太师朱轼奉旨回高安老家为母祝寿，顺道途经南昌查处贪官，得知丁文选夫妻遭遇之后，朱太师先是送上官宝为之还债，被诬陷后又修书一封，将恶霸告上南昌县；三是县令高志凌为官清正，在危机之时一面派出妻女以“闹房”为由阻止王寿廷强占人妻；一面等到天亮将恶霸收押在监，等日后官升位高之后将王寿廷定罪伏法。故事的最后，三条线索中的主要人物齐聚一堂。在朱大人为与老母祝寿之日，南昌大大小小的官吏都前往高安贺寿，朱太师用丁文夫妇送来的南瓜熬成稀汤宴客，请各位大人多吃几碗，并告诫“为官之人要一清如水”，[1]（40）以示为官必须清正廉明。

    整个故事的初始状态是：王寿廷家财万贯但为富不仁，丁文选科举落地，在普贤寺教书度日，朱太师奉旨还乡为母祝寿，高志凌为官清正深得人心。这些戏剧元素分别出现在剧本的第一、二、四、六场。第一场由王寿廷道出当时“不奸不诈不豪富，有钱有势有娇娥”的社会现实，并交代自己“家财万贯，闲坐无事”[1]（3）的生活状态。第二场丁文选夫妇一个教书、一个绣花，勤劳度日；第四场是朱太师奉旨查贪官；第六场借公差之口颂扬高志凌为官清正。剧情变化始于第二场王寿廷见色起意，从而有了第三场的“定奸计宴请丁文选”和第五场的“丁文选被迫卖娇妻”的无奈之举。由此可以看出，第四、五、六三场其实是前面所提到三条线索的交叉进行。如此安排叙事结构有两大好处：一方面，观众对于王寿廷的行径了如指掌，已经知道他所设下的奸计，难免为前去赴宴的丁秀才捏一把汗，甚至在心中劝其不要去；另一方面，得知朱太师微服私访和高县令为官清正等信息后，观众又能放心地继续等待剧情的发展，坚信坏人的计谋必定难以得逞，好官必得高升。故事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满足了观众的这种期待视野，在整部戏剧的重要发展阶段，观众可以在第六场中看到朱太师的惬意生活、店家刘老二的八面玲珑，更如愿以偿地看到朱太师得知事情原委之后的慷慨解囊和杜兰英的知恩图报。然而，好事必定要多磨，既然王寿廷的目的本是为了强娶美娇娘，官银必定只能为其增加一个打压他人的借口。于是第七场“抢亲后花园”在喧闹中上场，朱太师不得已修书给高县令。第八场可以说是剧情发展的高潮部分了，观众都在担心杜兰英的命运，同时又好奇高县令如何拿下恶霸王寿廷。这时候，出乎意料的是，县令千金高秀英献出良计，要与其母前往王家以贺喜之名闹洞房，一方面不让王寿廷进新房，以保杜兰英贞洁，另一方面拖延时间，等待天亮之后县令亲自捉拿为恶之人。这时候，主要的故事情节已为观众所熟知，只等最后结局的“善恶终有报”。到了朱母寿宴之日，三条线索归于一处。按照朱老太太的意思，所有前来拜寿的众人得到了各不相同的待遇：对于善良之人大开中门、对于清官大开中门、对于贪官一律不见。最后三场是剧情的结局部分，圆满地实现了高志凌高升八台知府、手握重权严惩恶霸，王寿廷伏法被斩首级和丁文选夫妇同受封。值得一提的是，《南瓜记》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巧妙地借助起承转合的衔接与转换，清晰地呈现出故事开头、发展、高潮和结尾这一整体的叙事结构。

    二、代言体叙事模式

    代言体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一种话语言说方式。陈建森[3]（50-57）认为戏曲代言体结构包括五种话语演说方式：一是剧作家“代”人物立“言”；二是表演者扮演人物“现身说法”，“代”人物“言”；三是“行当”“代”剧作家“言”；四是剧中人物“代”剧作家“言”；五是剧作家巧借“内云”、“外呈答云”等形式“代”剧场观众“言”。他还指出：“这五种话语言说方式的有机融合，组成了中国戏曲独特的‘代言体结构。”[2]（50-57）作为中国古典戏剧之后发展起来的地方戏，南昌采茶戏在文体结构上承袭了“代言体”这一结构方式，却又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不一定全部融合前面所提到的五种言说方式。然而，在南昌采茶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剧目《南瓜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剧作家之“言”和剧中人物之“言”。此处的“言”既包括这些剧作中的角色人物用“唱”、“念”和“白”直接言说的话语，也包括这些话语中所表达出来的剧作家、戏剧人物和剧场观众（可能）的所思所想，传达出他们对剧中故事以及当时社会现状的认知与感受。因此，我们可以将“四大记”中的“代言体”统称为表演者“代”剧作家“言”和“代”剧中人物“言”。

    表演者“代”剧作家“言”通常体现在人物出场时的“引语”和“诗文”中，表达出对当时政治环境、社会现象和人情世故的认知、感受与看法。例如：在《南瓜记》第一场，王寿廷上场时的“不奸不诈不豪富，有钱有势有娇娥”这一“引语”，既是剧作者对当时社会中豪富生活的认知，也是王寿廷的人生哲学，还是当时很多普通百姓对人生的看法；紧接其后出现的诗文“口是沙糖舌是刀，心比狼虎会生毛。为人不用千般计，怎得荣华富贵高？”[1]（3）生动地刻画出王寿廷口蜜腹剑、心狠手辣、为人奸诈和为富不仁的嘴脸，后来杜兰英也根据其“口是沙糖舌是刀”而观其不像是好人。此后的第二场中，丁文选所吟诗文“十年寒窗苦读书，磨穿铁砚用功夫。有朝一日鳌头点，五凤楼前把名留”[1]（3）表达了寒门学子唯有发奋读书，才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改变命运的心酸与无奈。科举是众多秀才的人生奋斗之路，然而，不幸的是，穷苦秀才名落孙山的比比皆是。剧中的丁文选科举失败之后，只得流落普贤寺以“训教儿童”艰难度日，这也为其之后惨遭诬陷、被迫卖妻抵债埋下了伏笔。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阶级身份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王寿廷而言，其人生目的就是享受荣华富贵，对于自己看中的事物或女人必然是不惜一切手段都要得到，这也是为富不仁者的共性所在。而对于普通的穷秀才们而言，在艰难的时事面前，即使想要安稳度日也只能是痴心妄想，甚至会因飞来横祸而失去一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的上层人物乃至最高统治者对社会的认知与感受，虽然康熙帝在《南瓜记》中仅出场一次，但其光辉闪耀的形象却深入人心，无所不在的统治力更是整个剧情最终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该角色在第四场上场之时的引文“龙楼凤阁、万民安康”“言”出了剧作者对当时国泰民安的欣慰之情；角色所念的“殿前狮象千百对，果是万民第一家”[1]（3），表达出康熙帝对自身政治统治的自豪之情。生活在最高统治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基层父母官高志凌，其人生理想又有不同。虽然在前面第六场中已有公差颂其清正，高县令在第八场出场时所引“一片忠心，保住乾坤”和独白“上为朝廷出力，下为黎明分忧”[1]（29）可谓道出了清廉父母官的共同心声，也是广大百姓的期望所在，因而深得人心。

    表演者“代”剧中人物“言”体现在人物角色的“独白”、“对白”和“唱词”中，表达出剧中人物对周围人情世态的认知与感受。例如在第六场中，剧作者借公差丙之口“言说”出南昌县令如何断案的经过，朱轼随之评价“看起来你家老爷为官清正”，公差对此加以肯定并强调说：“我家老爷清正得很，连我们吃水豆腐的银都没有。”[1]（15）同样是在第六场，朱轼听到隔壁的啼哭之声后，请店老板喝酒并询问事情原委，于是借刘老二之口，“言说”出王寿廷强娶人妻的故事，既是对前面剧情的一个小结，也引出了后文中朱太师的慷慨仗义之举。至于王寿廷的为人，除他自己在开场时所谓的“无所不做”之外，剧中人物也多有对其的评价，例如杜兰英对其夫言：“为妻见过王寿廷，观他不像是好人”，因而叮嘱前去赴宴的丁文选“茶钱酒后要细心”[1]（8）；丁文选先是与其称兄道弟，被迫“卖妻抵债”之后，骂其欺人太甚，发誓要消灭仇人；刘老二等百姓对于王寿廷的行为敢怒不敢言；朱轼听了老板的“言说”之后，“大骂贼子”并表示其胡作非为的行径实乃王法所不容；县官高志凌对其勾结官员的行径自是十分清楚，先是限于自己“官卑职又小”，不敢捉拿王寿廷，幸得女儿提醒有太师作主，尽管大胆地去做正义之事；而与之勾结的各路官员在王被抓之后，害怕惹火上身，最后竟无一人为其求情，可见所谓的权钱关系也是极不牢靠的。

    三、空间转换策略

    受舞台表演的限制，各场次开篇都有人物自报信息，观者自然知其所处位置，此外剧作中的时空转换都是借由人物之口进行表述的，例如《南瓜记》的第一场中，王寿廷“将身且把公馆出，大街小巷走一程”。这一信息表明王寿廷闲来无事到处走，也为后文遇见何人何事埋下了伏笔。第二场中王寿廷见色起意的部分，便先后借助丁文选、杜兰英和王寿廷之口交代了各自的空间位置。丁文选“辞别娘子出门庭”之后，杜兰英在家“绣些花纹帮助夫君”，恰在此时，“走过大街转小巷，不觉来在瓦子角”的王寿廷“抬头一看使馆外，门前坐定一娇娘”。[1]（4）杜兰英赛过嫦娥的美貌自是引起了王寿廷的垂涎，于是与家丁共谋奸计要娶其为妾，该条线索便暂时按下不表。也正是在这瓦子角的使馆隔壁，刘老二的店里迎来了微服私访的当朝太师朱轼。不过，朱太师的出场其实是在第四场，为了回家为母祝寿上本康熙帝；后者下旨令其走南昌经过时“前去查访”江西出现的一派贪官。朱太师的一句“金殿领圣旨，江西查贪官”，便告知观众他的行踪，也预示着剧中空间转换的开始。于是，当朱太师在第六场再次出现，说“来到江西地”打算上岸走走时，观众便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公差来到“接官亭”，与朱轼算是有了言语上的交流。此后，借助朱轼之口，南昌的地名一一出现，观众根据这些地名可以在脑海中形象地绘制出朱太师微服私访的路线：章江门、布政司衙门、南昌县衙门，更通过街头轿马盈门判断贪官在观戏文，决定要惩处贪官，又从公差口中得知南昌县令为官清正，这便算是了解到南昌的政风了。接下来，朱太师背行囊走过了江东庙、来到广润门，穿过萝卜市、来到万寿宫，进到庙堂许愿，再经过棉花市、关帝庙，“行行已到瓦子角”。[1]（16）值得注意的是，瓦子角自古以来都是南昌城里最繁华的地段，因而是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最佳窗口，这也是《南瓜记》剧情发展的一个重要空间场所：丁文选夫妇居住在此、刘老二开店在此；王寿廷初见杜兰英在此、朱太师了解事情原委和解囊相助均在此。各路人物或居住或经过瓦子角的情节便有力地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此外，随着剧情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场记的切换和人物的戏剧语言等策略都成功地实现了空间之间的转换。例如：第八场中刘老二“两脚奔波走，来到南昌县衙门口”[1]（30）；高秀英“站立在内堂用目官望”；第九场高夫人“行来就在王府门外”；第十场“新房里闷坏了兰英女”；第十五场高志凌升官严办王寿廷，大喝一声“绑伏法场”，等等。

    参考文献：

    [1]江西省戏曲研究所，南昌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合编.江西地方传统剧本选编·南昌采茶戏第一集[M].南昌：南昌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1982.

    [2]郁鑫鹏.经典剧目《南瓜记》亮相南昌县[N].江西日报，2015-7-22.

    [3]施旭升.戏剧艺术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4]陈建森.戏曲“代言体”论[J].文学评论，2002（4）.

    作者简介：

    胡 妮（1977-），女，江西萍乡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叙事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