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生成的经典社会学解释
潘泽泉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主要从生产过程入手，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必要的前提。马克斯·韦伯则主要是从精神因素的具体生成和历史效果入手，把新教伦理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变量，认为是它具体生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桑巴特把市场消费驱力作为资本主义生发的依托和动力；齐美尔凭借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对文化社会学所关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文化基础及其危机作出一种回应。
[关键词]现代性；资本主义发展；何以可能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61-03
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再到后现代社会学，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试图抽象出一些关键的概念或主题，从理论上解释和说明正在发生的“现代性”社会转型。经典时期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乔治·齐美尔和维尔纳·桑巴特对现代性的动力及其运行机制给予了典范性的分析与表述，他们以西方早期工业社会为蓝本，回应西方社会急剧的社会变迁，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著作。
一、道德图式和伦理观念：社会发展的经济心理逻辑
马克斯·韦伯是现代西方学术史上一位著述颇丰、指涉范围甚广、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是韦伯庞大思想体系中宗教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代表作之一，韦伯在书里着重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背后的某种经济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具体生成关系。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两个主题变量，用来论证“现代西方合理主义独特性的起源”，即“从发生学上解释西方合理主义的独特性”，在韦伯的中心议题里，不是论证资本主义活动本身的发展。而是讨论独具特点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发根源，讨论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性的起源，讨论经济心理和行为的精神因素作用；而这个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禁欲主义新教伦理。韦伯的分析路径体现为全面阐述宗教图式和伦理观念的演变轨迹，试图说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源泉，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产生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生成。后来的舍勒同样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一种人的文化心理性质和内在心性秩序更为深层的变化。”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了超越性价值取向的精神气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主要从生产过程入手，把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两个必要的前提，而马克斯·韦伯则主要是从精神因素的具体生成和历史效果人手，通过对文化的可变性元素进行比较，寻求因果关系的研究来推动其历史解释，把新教伦理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生成变量之一，认为是它演绎了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是以其文化根源讨论作为起点来探讨现代西方独具个性特点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韦伯正是从独具个性的诸生成关系中来把握历史现实中“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的外延限定和思考逻辑，使我们有可能透过对资本主义精神现象的解释并赋予意义的定义过程，发觉经济精神、经济心理和经济主体诸多关系的具体生成及其历史效果，发觉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原生现象及其历史意义脉络。
韦伯试图演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佳概念和基本特征，提出这些概念不是要用抽象的一般公式把握历史现实，而是必然要用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具体生成的关系体系把握历史现实，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为职业的责任及义务或称天职观念，也解释为严密计算和追求成功的合理主义，这实际上是从不同判断尺度来解释西方现代文明史实中外在于社会结构和内在于文化心理的精神气质。通过对宗教关系的统计数字和对职业结构的具体分析，证实了宗教关系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联性，即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中，高级技术工人中，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高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多数。韦伯进而认为，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整个西方合理化进程有着深刻影响，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谋利、赚钱这样一些内在冲动，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不能利用机会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定要消亡。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它意味着职业责任及义务，“是有义务实现的目的本身”，“一种天职的思想”。与此同时，韦伯又在合理意义上解释资本主义精神，合理的经营；簿记制度，严密计算为基础的合理化，是一种“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是一种“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具体论述了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特定内涵及其内在关联性，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以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在禁欲主义新教那里，劳动、勤于其职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是上帝恩典的象征，是一种公认的禁欲手段，是抵御各种诱惑的特别手段，劳动这一经济行为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中得到的这种神圣意义是经济伦理的基础。在韦伯的论证中，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形成包含两种含义：禁欲主义为实业家追求金钱利益以及一批劳动者登场提供了伦理支持，即：只要实业家在道德品质和财富使用上无可指责，就可以追求金钱利益，并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禁欲主义力量还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职的、勤奋异常、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形态，既是一种推动经济行为的道德力最，又是一种有着经济主体支撑的社会精神力量。宗教认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同时，在任何场合，那种清教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这当然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它是促进那种生活发展的最重要的影响力量，也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总之，在作为新教重要教派的加尔文教的教义内容和宗教实践中，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和生成变量，客观上推
动了资本主义及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和演变，并初步建立起宗教观念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生成。
二、奢侈消费与享乐：社会发展的市场消费逻辑
桑巴特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马克思和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从本质上可以说是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一个注重的是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一个注重的是生产过程的精神因素。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精神要素都凿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倚仗市场需求和市场支撑这一惯性运作之工具和手段，资本主义发展就没有动力，就会失去发展的空间。桑巴特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发处，有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足够的市场消费驱力。在考虑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时，一定要把生产和市场这两个因素作为参照、依托和动力。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向我们证明了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生产领域来说，奢侈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惯性运作之路径。韦伯强调新教徒在追求上帝感召中发财致富的伦理义务，而桑巴特却孕育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叙事逻辑。
桑巴特为我们描述了一幅13到17世纪相继出现在意大利、德意志、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上流社会生活奢侈之风逐步盛行的现代性图景：财富的迅速增长，宫廷中讲究排场、注意享受的奢侈之风盛行，在宫廷的榜样作用下，奢侈之风又迅速地蔓延到了西方的整个上流社会。从新兴的富人阶层到没落的旧贵，都为追求奢侈消费投入了巨大财富。奢侈之风的兴起对当时上流社会的各阶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事实上是一个封建财富逐渐向资产阶级财富转化的过程。在此桑巴特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奢侈”对西方所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作用，加速了旧贵族的瓦解和资产阶级的兴起。
在17世纪西方上流社会中的奢侈现象的描述及其归因的思考理路中。桑巴特对“爱情的世俗化”有过精彩而有富有创意的论述，“据我所知，没有一件事比从中世纪到18世纪两性关系的改变那样，对中古和近代社会的形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要指出，以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与对人类活动中这一重要领域的基本变化的正确评价紧密相连的。”一定时代的生活模式、社会和道德的观念都会影响甚至统辖该时代的爱情观和它在所属时代体现。由于爱情的世俗化的发展杠杆，由于“肉体的解放”，刺激了人对于纯粹的感官快乐和性快乐追求，而“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生发出来的”，“推动任何类型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以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起作用的性冲动中找到”。桑巴特认为，在人的感官快乐的推动下，女性，主要是宫廷情妇、高级妓女、宠姬等对整个上流社会的社会方式的生成和凿通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她们给宫廷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了对财富的渴求、诱惑力、巨大的消费、盛大的娱乐生活等等，从而使整个社会弥漫了一种挥霍无度和追求奢侈的风气，而这种奢侈风气的盛行与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决定性的关联。
资本主义生发的内在因素由不仅涵括了经济发展内核，而且是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合力的产物。“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产儿……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奢侈的增长来自性的冲动。只有在性行为能够自由表现的社会里才会出现财富的积累。正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享乐文化与性联系在一起，使得那些活跃在宫廷生活中的高级妓女，孕育一种摆脱封建羁绊的享乐主义爱情观。这种爱情和性欲世俗化的观点首先在资产阶级而后在其它阶层中蔓延，而整个社会的奢侈不过是它的直接后果而已，其运作理路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桑巴特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性价值观与奢侈消费、与资本主义起源关系，注意到了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的非理性主义的因素的作用，是对过去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只注重理性因素研究的一大突破。另外，通过桑巴特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追问和检讨，对奢侈这一现象的重新引入，事实上是凿通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理性生产、理性消费之外的另一主题变量，正如维尔姆森所言：“现代性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其所呈现与反映的是欧洲人自某一特定历史时段起的一种认知和期待心理、价值、信仰、态度与行为基调，现代性是西方理性的一种历史性的表现形式，它得以让理性以不同的转形样态表现在社会中的不同面相。
三、货币经济与符号：社会发展的文化哲学逻辑
齐美尔提供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另一种论证逻辑，其《货币哲学》阐述了货币对个人的影响及赋予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意义。与马克思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同，齐美尔强调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试图触摸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触及的对内在世界——包括个体的生命力、个体的命运与整个文化的关联的影响，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内涵和外延设定，考察现代货币经济与人的历史关联，从货币的演变轨迹和动力来说明生命现象的本质和生成机理。认为金钱成了现代人最直接的目标和持续不断的刺激，对金钱的渴望成了现代人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精神状态。这不同于韦伯的对宗教的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生活中持续不断的精神状态的叙事逻辑。齐美尔的货币与上帝一样超越了所有具体的事物，显得可以调节一切生活矛盾，货币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
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从货币存在的实质、意义出发来阐释货币的内涵和外延设定，从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考察货币对个体生命情感和命运的链结，以及对一般文化的契合。他把货币视为是现代文明的灵魂、形式和思想的象征，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思想更侧重于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揭示货币改变和侵蚀现代人性的事实。齐美尔并没有将货币仅仅视为一种经济交换的手段，而是将货币和整个经济交换视为人类社会互动的一个既定变量。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客体化，货币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加强，一方面创造了一个日益物化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增进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货币造就了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计量性格，货币经济的发展还促使人思维方式的扩展，促使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文化朝向理智性的重新定向。
首先，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从诸种价值感、从与事物相对峙的实践、从人的相互关系作为其前提，去发展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考察这些现象与观念与结构对内在世界的影响：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连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即从货币的影响说明一般生活的本质与构造。《货币哲学》的主题之一，是货币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货币具有双重性意蕴，一方面它制造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即通过将价值附加在物体之上，使人们没有钱
就无法获得某物；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人们克服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即只要一个人有钱。他就能够获得任何具有价值得东西，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裹挟事物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也成了买卖的对象。
货币体现和升华了人对于他的目的、他的力量施加的对象以及他无能为力的对象的实际关系。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探索性地揭示了目的序列中的货币的工具性特征及其符号意义，指出货币的本性和效力集中表现在其组织社会和超越主体的规范上，这些规范使钱币超越了其质料的有限性、无意义性和僵化性，成为一种具有无限可变性和扩展用途的工具，这有助于发现货币符号背后的人的主体性心理动机和精神意向性性状。这样，货币经济不但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持续的个人主义诉求，也导致了利益、关系、理解的平均化、无差异化，这种无差别状态把自我与事务联系在一起，超越二者的对立之上。另外。通过货币造成的空间距离化与技术的客观化，削弱了原有的情感关系基础，使得个体从他跟财产的、社会地位的、存在物质内容的特殊确定性之融合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彻底自由、自力更生的人，个体从集体中独立。
最后，作者通过货币经济促成的理智功能对情感功能的优势、货币诱发的现代的算计特征、思想的物化以及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彼此分歧来诠释文化的异化现象、客观文化对个体文化的威胁以及本来属于人的创造和生成意义的王国的外在化。现代都市，成了客观文化不断扩展和个体文化日益没落的“竞技场”。在现代都市里，货币经济和金钱的优势影响并且改造了人际关系的本质，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和计算性，以及非人格化的冷漠、傲慢、玩世不恭等都市性格。作为驱动力量和主题变量的货币不但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也对这个社会尤其是生活于其间的个人和社会关系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即造就了个人的没落，造成了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造就了人们个性的高度分化和人本身的衰退，使得单个的人变得更加孤独和原子化，这样，货币经济的流变促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的多重面相。
四、结语
古典社会学者正是以西方早期工业社会为蓝本，回应西方社会急剧的社会变迁，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抽象出一些关键的概念或主题，对现代性的动力及其运行机制给予了典范性的分析与表述，推动了社会学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再到后现代社会学的延续和发展，这些早期的经典大师们对现代性动力和运行机制的解答，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也为后来社会学者在探讨现代性的动力和机制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他们试图回答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实质上就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就此之后就成为贯穿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根主线，成为我们把握社会学理论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