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媒体协同机制研究
张爱坤
摘 要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已成为不争事实，所谓“全媒体”，指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生态的转变而产生的一种以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为媒介行为主体的多主体性媒介文化生产机制。协同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针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系统，协同学发展至今，已然具备了哲学和方法论意义。“全媒体时代”的媒介文化生产符合协同学视域下的复杂系统特征，以协同理论为方法论关照当下媒介文化生产机制，并以此解决全媒体时代媒介文化生产体系的困境，具有十足的可行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关键词 全媒体时代；协同理论；媒体协同机制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3-0074-04
1 “全媒体”的命名
从字面含义理解，所谓“全媒体时代”，即媒介发展中包含了所有媒体形态的一个全新阶段。这里的“全媒体”，既包括以书籍、杂志、报刊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还包括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诞生的各类新媒体，如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数字电视等媒体形态。全媒体时代的出现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媒介之间相互融合的不断加深，也是人类传播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全媒体”在媒体应用层面的推广远远优先于理论界的界定，早在2006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就开启了全媒体的改革，随后，国外一些传媒机构开始产业链重构，并以此开始了全媒体实践。所以，“全媒体”作为业界实践诞生于西方，但西方学术界对于这个概念并没有做出明确界定。国内学者关注到这个概念缘起于传媒行业的转型，特别是全媒体发展的业界形态由报业向广播电视界转移之后：2007年，《广州日报》率先开启了全媒体转型，通过报纸、手机、网站的联动发稿践行了全媒体的应用内涵。随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等国内传媒机构纷纷提出全媒体运营理念。通观中外，“全媒体”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建构来自于媒体形态的演化、转变和融合趋势不断增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媒介功能的日益转变，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在面对和使用媒体的概念时需要一个指涉范畴更为广泛、涵盖内容更为丰富的全新概念来界定传媒行业的全新样貌，由此，“全媒体”的概念应运而生。
关于“全媒体”的具体内涵，华中科技大学石长顺教授在《全媒体的概念建构与历史演进》①一文中做了比较清晰的梳理：从概念上，“全媒体”的界说主要包括：“报道体系说”——从新闻报道的业务本体出发，落脚点在“报道体系”上；“传播形态说”——主要强调“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形成的信息传播的立体形态；“整合运用说”——突出了“全媒体”更具有宏观意义的“整合应用”。基于以上梳理，石長顺教授指出了认知和理解“全媒体”概念的几个要点：1）主体是传统媒体，“全媒体”是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崛起的生存必由之路；2）“全媒体”的关键在于媒介形态之间的“统合协同”；3）从传播学角度看，“全媒体”面临的是“分流传播”——依据媒体的不同分流来完成媒介产品的生产；4）从运行模式上讲，“全媒体”意味着一种迥异于传统媒体的全新运行模式[1]。
通过梳理，我们得以比较清晰的认知“全媒体”的几个要点，但总体来看，本文认为，石长顺教授的观点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首先，“全媒体”概念诞生之初的媒介行为主体确实是传统媒体，彼时的传统媒体在面临新媒体竞争时，必须调整姿态，应对全新的媒介格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随着媒介形态的演化，特别是媒介融合的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不断加强，“新闻传播的主体也不仅仅是新闻机构、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个人参与到新闻信息的生产、发布和传播中来”[2]。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全媒体”这一概念时，它的内涵已经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在此前提下，本文姑且将“全媒体”的界定回归到汉语的字面意义，即“全媒体”的“全”字不仅包括传统媒体，还包括新媒体甚至自媒体。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面对“全媒体时代”的媒介行为主体既可能是传统媒体，还可能是新媒体，甚至可能是自媒体。其次，就“全媒体”形成的传播形态来说，媒介融合使得新闻传播“从原来单一的大众传播模式逐渐转化为融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于一体的多模态全媒体传播模式。”[2]由此，与“全媒体”想对应的传播形态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分流传播”，而是基于媒介协同的“协同传播”。本文认为：所谓“协同传播”，即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之中基于媒介融合的协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迥异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融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于一体的，多层面、全方位、即时性传播模式。它打破了过去线性传播和网状传播的格局，呈现为一种多维的立体传播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尝试性地对“全媒体”进行界定：本文所说的“全媒体”，指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生态的转变而产生的一种以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为媒介行为主体的多主体性媒介文化生产机制，所谓“全媒体时代”则是以媒介融合为特征，以媒介协同为发展动力，并以多层次、全方位、即时性的立体传播为传播形态的媒介发展新阶段。
2 协同理论与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
上文阐述了“全媒体”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发展，并对其进行了界定。在厘清了基本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对这一概念予以丰富。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越发清晰和细化，但与此同时，学科与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也愈发明显，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下，传统意义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几乎同步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按照系统论奠基人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关联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3]“社会的所有元素和成分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公共问题、争议、政策和计划中的基本要素通常应作为整个系统中相互依存的部分来考虑和估价。”[4]总起来讲，系统思想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般系统规律的经验总结，它诞生于生物学领域，但具有哲学和方法论意义。
由是观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样属于“系统”，而这两大系统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子系统，系统与子系统的类型多种多样，它们在结构、特征和行为表现上体现出千差万别的样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这些子系统的结构、特征和行为表现的简单相加并不能替代上一级系统的功能，也即是说，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调节性，它们统一服从于上一级系统的总体功能，子系统间这种“1+1>2”的相互作用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的“协同现象”。
20世纪70年代，在诸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一门专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协同现象的新生学科诞生——斯图加特大学哈肯教授发表了《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1971），标志着协同学和协同理论的诞生。“在协同学意义上，会从很多个别事实中——像图画拼版玩具那样——得出一个崭新的图景来。”[5]协同理论强调“事物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统之间保持合作性、集体性的状态和趋势，它强调整合、协作的一致性或和谐性，以及在某种模式的支配下事物或系统产生不同于原来状态的质变过程。”[6]协同学同样属于系统理论科学，它接受了系统论的基本逻辑，主要针对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复杂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机制——在面临外界控制参量阈值的转变时，如何以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合作替代独立、竞争，从而增强整体效应，推进系统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化；其二是系统的自组织性，通过系统的内在动力转化，实现复杂系统的协同效应。
现代传媒作为一个宏大的文化体系，具备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针对复杂系统的协同理论对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媒体”的内涵要求媒介机构必须主动转变传统运营模式，并积极面对新媒体的崛起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论媒介图景怎样，信息传播的终点依旧是受众，因此，如何让信息更好的被受众接受一直都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只是如今“全媒体时代”，媒介生态的转变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首先，从传播者角度来看，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者十分多元，除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之外，新媒体也扮演着重要的传播者角色，甚至在舆论导向上，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作用已然超越了傳统媒体。除此之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传播者的个人性特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朋友圈、微博、贴吧、QQ等自媒体空间使得信息传播者的身份匿名化、模糊化，同时弱化了信源的真实价值，挑战甚至破坏了把关人的社会功能，在一些特殊性社会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如公共安全等），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性与自媒体的感性化、主观化渲染相悖，导致情感压过理性，社会大众被谣言误导，甚至引发激化事件。其次，从传播媒介来看，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极为多元，同时增加的还包括信息的总量，与信息总量增加、传播渠道多元相伴生的，则是“噪音”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因为“信道容量和冗余共同制约信息传递的精确度。高效的信息传递需要最大限度的解码率，但又不能超过信道的容量。它还意味着使用适量的过剩信息代码，以此来抵消信道内存在的噪音的负面影响。”[7]最后，从受众来看，受众在选择媒介和信息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一般来说，受众对信息的心理选择过程包括三个环节：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这三个环节相当于受众心理的三道防线，层级由浅至深，遵从接触到理解再到被记忆的逻辑规律，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才能说信息传播的目的达到了。站在信息本位上看，如何让受众获取信息在今天似乎不是问题——今天的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极其多元化，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受众在信息上面的“停留”。海量信息的出现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信息更迭太过迅速，信息的深度被忽视，甚至信息本身也变为最容易遗忘的东西，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浅层化——获知即可，阅后即忘。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其本质是人造之物，所以，无论哪个时代，媒介的运作都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需知和未知信息，可是今天“短、平、快”的媒介图景却隐含着巨大的信息危机，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然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信息过剩的年代，受众却面临信息的危机。
由此，我们得以在传播学和协同学之间找到理论的连接点：协同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系统，而全媒体时代的媒介运营、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活动恰恰构成了一个符合着复杂系统特征的存在，它面临着如何“协同”的基本问题。所以，将信息传播活动置于协同学的理论模式中探讨具有十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3 全媒体时代的媒体协同机制
考量协同学视域下的媒介协同就是将协同学作为方法论，以传播学的知识解决今天信息传播活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协同学视域下，全媒体首先表现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对全媒体时代媒介协同的操作也具备了业务模式、运营模式、人才模式等多个层面的内涵。
全媒体是媒介业务模式的一次重塑。一般意义上理解，媒介业务主要针对媒介工作者，它包括采访、写作、编辑、摄影、发行等一系列环节。以往的采编模式总是受到传播介质的限定，如报纸的记者更注重文字和静态图片信息，面对广播电视的竞争时，报纸必须在报道的“深度”上下足功夫。广播报道只有声音符号的介质，在采编报道中只能秉承“以声夺人”的策略。很显然，这种单兵作战的模式已经远远滞后于当下的全媒体环境，全媒体的“全”字，首先可以理解为一种“全介质”传播的形态。事实上，今天的媒体转型最主要的也是在这个“全”字上下功夫，关于这一点，从“传媒集团”的命名上即可见一斑，如凤凰传媒集团即是整合了凤凰旗下的凤凰卫视、凤凰网已经凤凰新闻客户端等不同媒介终端，通过传播介质的聚集来实现全渠道、多层面和全方位的信息覆盖。除此之外，“全媒体”还体现在跨媒介的信息资源共享上，这一点特质是从全介质传播这一要点上面衍生出来的，“全介质传播”体现在电视媒介、纸质媒介、网络媒介等媒介形式的协作，“尤其侧重于‘各种类型媒体信息之间的全体实时的交互。”[8]按照议程设置理论，媒介可以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通过反复强调某类新闻报道来强化这一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时间段内媒介关注某一话题，那么这一话题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也会随之上升。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机构对于受众议程的把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通过信息的跨媒介运作，实现受众关注焦点的聚集。凡此种种，都预示着全媒体时代媒介业务模式所面临的质变，它不仅仅是跨媒介的单纯结合，而是包括了传播理念、传播技术、传播平台、传播介质和传播过程的一次深度协同。
从运营模式上来讲，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要求媒介运营者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特色，抛去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运营理念。全媒体的全介质传播和跨媒介融合特征决定了运营者必须站在更高的历史平台，实现媒介资源的全方位共享。实际上，这也是当下媒介运营面临的巨大困难。媒介转型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时至今日，媒介转型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全媒体时代意味着媒介之间的深度融合，按照美国学者高登的说法，媒介融合包含五个层面的内涵：“所有权融合（实现媒介集团之间的资源共享）、策略性融合（所有权不同的媒介之间实现内容上的共享）、结构性融合（重整新闻采集和分配方式）、信息采集融合（新闻从业者以媒介融合的新闻技能完成信息采集）、新闻表达融合（记者和编辑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工具来完成事实的新闻表达）。”[9]从国外学者的论述我们看到，媒介融合实际上包含着媒介形态、媒介功能、传播手段、资本所有权和组织结构等多方面要素的融合，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相反，这是一项有关媒介全局的巨大工程，它与每一种媒介形态、每一个媒介机构甚至每一位媒介从业人员都有巨大关联。因此，我们要推动的媒介融合面临着重重艰难：首先是政策壁垒，时至今日，在传媒产业的发展上，政府管制并未真正放开，地区性政策存在一定的隔膜，这势必造成国内媒介融合推进的受阻。从国际上来讲，各个国家的传媒政策不尽相同，全球性的媒介融合进程尚需要一系列国际通用法规的支持。其次，体现在媒介管理经验的不足，特别是国内的传媒机构，这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相关部门对于如何面对媒介融合态势的决策，如报网融合的推进，实际上，今天的网络媒介仍然过分依赖于报纸媒介，无论是信息采集、信息处理甚至广告盈利等方面还远远未充分发挥出网络媒介自身的独特优势。最后，体现在媒介从业者基本素质和技能的缺乏上，媒介融合意味着未来的新闻编辑部很可能成为一个只针对信息本身的信息汇总地，媒体从业者要面临的可能是多种媒介形态的信息处理与加工，编辑部只针对信息本身与传播介质的适应性，彻底打破如今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壁垒，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各个传播介质的优越性。对于从业者来讲，這要求其能够掌握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介的采编能力，这项目标对职业技能和素养的要求很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搭建起与媒介融合态势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既包括学校教育中针对学生的课程设置和能力培养，还包括针对从业者在从业之后的技能培训和业务进修等方面。
总之，“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它意味着传播者、传播媒介甚至受众必须以全方位的理念转变来予以迎接。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融合、全介质传播和跨媒介合作的趋势不仅仅是传媒行业内部的问题，相反，它牵涉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昭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预言着一个“全媒体社会”的深刻社会转型，甚至关涉着处于社会和文化系统当中的每一个个体。而我们对于全媒体的认知和探讨，不过刚刚起步。
注释
①编辑之友，2013-05：51-54。
参考文献
[1]石长顺，景义新.全媒体的概念建构与历史演进[J].编辑之友，2013（5）：51-52.
[2]邵培仁.媒介理论前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
[3]费军，余丽华.泛系理论与一般系统论比较研究[J].系统辩证学学报，1997（10）：71.
[4]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M].秋同，袁嘉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2.
[5]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成功的奥秘[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9.
[6]潘开灵，白烈湖.管理协同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58.
[7]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6.
[8]嵇美云，查冠琳，支庭荣.全媒体社会即将来临——基于对“全媒体”概念的梳理和剖析[J].新媒体前沿，2013-0（8）：38.
[9]邵培仁.媒介理论前沿[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59-60.
摘 要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已成为不争事实，所谓“全媒体”，指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生态的转变而产生的一种以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为媒介行为主体的多主体性媒介文化生产机制。协同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针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系统，协同学发展至今，已然具备了哲学和方法论意义。“全媒体时代”的媒介文化生产符合协同学视域下的复杂系统特征，以协同理论为方法论关照当下媒介文化生产机制，并以此解决全媒体时代媒介文化生产体系的困境，具有十足的可行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关键词 全媒体时代；协同理论；媒体协同机制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3-0074-04
1 “全媒体”的命名
从字面含义理解，所谓“全媒体时代”，即媒介发展中包含了所有媒体形态的一个全新阶段。这里的“全媒体”，既包括以书籍、杂志、报刊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还包括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诞生的各类新媒体，如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数字电视等媒体形态。全媒体时代的出现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媒介之间相互融合的不断加深，也是人类传播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全媒体”在媒体应用层面的推广远远优先于理论界的界定，早在2006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就开启了全媒体的改革，随后，国外一些传媒机构开始产业链重构，并以此开始了全媒体实践。所以，“全媒体”作为业界实践诞生于西方，但西方学术界对于这个概念并没有做出明确界定。国内学者关注到这个概念缘起于传媒行业的转型，特别是全媒体发展的业界形态由报业向广播电视界转移之后：2007年，《广州日报》率先开启了全媒体转型，通过报纸、手机、网站的联动发稿践行了全媒体的应用内涵。随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等国内传媒机构纷纷提出全媒体运营理念。通观中外，“全媒体”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建构来自于媒体形态的演化、转变和融合趋势不断增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媒介功能的日益转变，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在面对和使用媒体的概念时需要一个指涉范畴更为广泛、涵盖内容更为丰富的全新概念来界定传媒行业的全新样貌，由此，“全媒体”的概念应运而生。
关于“全媒体”的具体内涵，华中科技大学石长顺教授在《全媒体的概念建构与历史演进》①一文中做了比较清晰的梳理：从概念上，“全媒体”的界说主要包括：“报道体系说”——从新闻报道的业务本体出发，落脚点在“报道体系”上；“传播形态说”——主要强调“全媒体”时代媒介融合形成的信息传播的立体形态；“整合运用说”——突出了“全媒体”更具有宏观意义的“整合应用”。基于以上梳理，石長顺教授指出了认知和理解“全媒体”概念的几个要点：1）主体是传统媒体，“全媒体”是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崛起的生存必由之路；2）“全媒体”的关键在于媒介形态之间的“统合协同”；3）从传播学角度看，“全媒体”面临的是“分流传播”——依据媒体的不同分流来完成媒介产品的生产；4）从运行模式上讲，“全媒体”意味着一种迥异于传统媒体的全新运行模式[1]。
通过梳理，我们得以比较清晰的认知“全媒体”的几个要点，但总体来看，本文认为，石长顺教授的观点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首先，“全媒体”概念诞生之初的媒介行为主体确实是传统媒体，彼时的传统媒体在面临新媒体竞争时，必须调整姿态，应对全新的媒介格局，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随着媒介形态的演化，特别是媒介融合的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不断加强，“新闻传播的主体也不仅仅是新闻机构、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个人参与到新闻信息的生产、发布和传播中来”[2]。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全媒体”这一概念时，它的内涵已经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在此前提下，本文姑且将“全媒体”的界定回归到汉语的字面意义，即“全媒体”的“全”字不仅包括传统媒体，还包括新媒体甚至自媒体。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面对“全媒体时代”的媒介行为主体既可能是传统媒体，还可能是新媒体，甚至可能是自媒体。其次，就“全媒体”形成的传播形态来说，媒介融合使得新闻传播“从原来单一的大众传播模式逐渐转化为融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于一体的多模态全媒体传播模式。”[2]由此，与“全媒体”想对应的传播形态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分流传播”，而是基于媒介协同的“协同传播”。本文认为：所谓“协同传播”，即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之中基于媒介融合的协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迥异于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融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于一体的，多层面、全方位、即时性传播模式。它打破了过去线性传播和网状传播的格局，呈现为一种多维的立体传播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尝试性地对“全媒体”进行界定：本文所说的“全媒体”，指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生态的转变而产生的一种以传统媒体、新媒体和自媒体为媒介行为主体的多主体性媒介文化生产机制，所谓“全媒体时代”则是以媒介融合为特征，以媒介协同为发展动力，并以多层次、全方位、即时性的立体传播为传播形态的媒介发展新阶段。
2 协同理论与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
上文阐述了“全媒体”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发展，并对其进行了界定。在厘清了基本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对这一概念予以丰富。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越发清晰和细化，但与此同时，学科与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也愈发明显，在这样的总体环境下，传统意义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几乎同步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按照系统论奠基人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关联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3]“社会的所有元素和成分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公共问题、争议、政策和计划中的基本要素通常应作为整个系统中相互依存的部分来考虑和估价。”[4]总起来讲，系统思想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般系统规律的经验总结，它诞生于生物学领域，但具有哲学和方法论意义。
由是观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同样属于“系统”，而这两大系统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子系统，系统与子系统的类型多种多样，它们在结构、特征和行为表现上体现出千差万别的样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这些子系统的结构、特征和行为表现的简单相加并不能替代上一级系统的功能，也即是说，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调节性，它们统一服从于上一级系统的总体功能，子系统间这种“1+1>2”的相互作用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的“协同现象”。
20世纪70年代，在诸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一门专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协同现象的新生学科诞生——斯图加特大学哈肯教授发表了《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1971），标志着协同学和协同理论的诞生。“在协同学意义上，会从很多个别事实中——像图画拼版玩具那样——得出一个崭新的图景来。”[5]协同理论强调“事物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统之间保持合作性、集体性的状态和趋势，它强调整合、协作的一致性或和谐性，以及在某种模式的支配下事物或系统产生不同于原来状态的质变过程。”[6]协同学同样属于系统理论科学，它接受了系统论的基本逻辑，主要针对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复杂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机制——在面临外界控制参量阈值的转变时，如何以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合作替代独立、竞争，从而增强整体效应，推进系统由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化；其二是系统的自组织性，通过系统的内在动力转化，实现复杂系统的协同效应。
现代传媒作为一个宏大的文化体系，具备复杂系统的一般特征，针对复杂系统的协同理论对现代传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媒体”的内涵要求媒介机构必须主动转变传统运营模式，并积极面对新媒体的崛起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论媒介图景怎样，信息传播的终点依旧是受众，因此，如何让信息更好的被受众接受一直都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只是如今“全媒体时代”，媒介生态的转变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首先，从传播者角度来看，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者十分多元，除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之外，新媒体也扮演着重要的传播者角色，甚至在舆论导向上，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作用已然超越了傳统媒体。除此之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传播者的个人性特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朋友圈、微博、贴吧、QQ等自媒体空间使得信息传播者的身份匿名化、模糊化，同时弱化了信源的真实价值，挑战甚至破坏了把关人的社会功能，在一些特殊性社会事件的信息传播中（如公共安全等），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性与自媒体的感性化、主观化渲染相悖，导致情感压过理性，社会大众被谣言误导，甚至引发激化事件。其次，从传播媒介来看，全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极为多元，同时增加的还包括信息的总量，与信息总量增加、传播渠道多元相伴生的，则是“噪音”的负面影响愈发严重，因为“信道容量和冗余共同制约信息传递的精确度。高效的信息传递需要最大限度的解码率，但又不能超过信道的容量。它还意味着使用适量的过剩信息代码，以此来抵消信道内存在的噪音的负面影响。”[7]最后，从受众来看，受众在选择媒介和信息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一般来说，受众对信息的心理选择过程包括三个环节：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这三个环节相当于受众心理的三道防线，层级由浅至深，遵从接触到理解再到被记忆的逻辑规律，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才能说信息传播的目的达到了。站在信息本位上看，如何让受众获取信息在今天似乎不是问题——今天的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极其多元化，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受众在信息上面的“停留”。海量信息的出现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信息更迭太过迅速，信息的深度被忽视，甚至信息本身也变为最容易遗忘的东西，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浅层化——获知即可，阅后即忘。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其本质是人造之物，所以，无论哪个时代，媒介的运作都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需知和未知信息，可是今天“短、平、快”的媒介图景却隐含着巨大的信息危机，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然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信息过剩的年代，受众却面临信息的危机。
由此，我们得以在传播学和协同学之间找到理论的连接点：协同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系统，而全媒体时代的媒介运营、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活动恰恰构成了一个符合着复杂系统特征的存在，它面临着如何“协同”的基本问题。所以，将信息传播活动置于协同学的理论模式中探讨具有十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3 全媒体时代的媒体协同机制
考量协同学视域下的媒介协同就是将协同学作为方法论，以传播学的知识解决今天信息传播活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协同学视域下，全媒体首先表现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对全媒体时代媒介协同的操作也具备了业务模式、运营模式、人才模式等多个层面的内涵。
全媒体是媒介业务模式的一次重塑。一般意义上理解，媒介业务主要针对媒介工作者，它包括采访、写作、编辑、摄影、发行等一系列环节。以往的采编模式总是受到传播介质的限定，如报纸的记者更注重文字和静态图片信息，面对广播电视的竞争时，报纸必须在报道的“深度”上下足功夫。广播报道只有声音符号的介质，在采编报道中只能秉承“以声夺人”的策略。很显然，这种单兵作战的模式已经远远滞后于当下的全媒体环境，全媒体的“全”字，首先可以理解为一种“全介质”传播的形态。事实上，今天的媒体转型最主要的也是在这个“全”字上下功夫，关于这一点，从“传媒集团”的命名上即可见一斑，如凤凰传媒集团即是整合了凤凰旗下的凤凰卫视、凤凰网已经凤凰新闻客户端等不同媒介终端，通过传播介质的聚集来实现全渠道、多层面和全方位的信息覆盖。除此之外，“全媒体”还体现在跨媒介的信息资源共享上，这一点特质是从全介质传播这一要点上面衍生出来的，“全介质传播”体现在电视媒介、纸质媒介、网络媒介等媒介形式的协作，“尤其侧重于‘各种类型媒体信息之间的全体实时的交互。”[8]按照议程设置理论，媒介可以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通过反复强调某类新闻报道来强化这一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时间段内媒介关注某一话题，那么这一话题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也会随之上升。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机构对于受众议程的把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通过信息的跨媒介运作，实现受众关注焦点的聚集。凡此种种，都预示着全媒体时代媒介业务模式所面临的质变，它不仅仅是跨媒介的单纯结合，而是包括了传播理念、传播技术、传播平台、传播介质和传播过程的一次深度协同。
从运营模式上来讲，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要求媒介运营者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特色，抛去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运营理念。全媒体的全介质传播和跨媒介融合特征决定了运营者必须站在更高的历史平台，实现媒介资源的全方位共享。实际上，这也是当下媒介运营面临的巨大困难。媒介转型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时至今日，媒介转型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全媒体时代意味着媒介之间的深度融合，按照美国学者高登的说法，媒介融合包含五个层面的内涵：“所有权融合（实现媒介集团之间的资源共享）、策略性融合（所有权不同的媒介之间实现内容上的共享）、结构性融合（重整新闻采集和分配方式）、信息采集融合（新闻从业者以媒介融合的新闻技能完成信息采集）、新闻表达融合（记者和编辑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工具来完成事实的新闻表达）。”[9]从国外学者的论述我们看到，媒介融合实际上包含着媒介形态、媒介功能、传播手段、资本所有权和组织结构等多方面要素的融合，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相反，这是一项有关媒介全局的巨大工程，它与每一种媒介形态、每一个媒介机构甚至每一位媒介从业人员都有巨大关联。因此，我们要推动的媒介融合面临着重重艰难：首先是政策壁垒，时至今日，在传媒产业的发展上，政府管制并未真正放开，地区性政策存在一定的隔膜，这势必造成国内媒介融合推进的受阻。从国际上来讲，各个国家的传媒政策不尽相同，全球性的媒介融合进程尚需要一系列国际通用法规的支持。其次，体现在媒介管理经验的不足，特别是国内的传媒机构，这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相关部门对于如何面对媒介融合态势的决策，如报网融合的推进，实际上，今天的网络媒介仍然过分依赖于报纸媒介，无论是信息采集、信息处理甚至广告盈利等方面还远远未充分发挥出网络媒介自身的独特优势。最后，体现在媒介从业者基本素质和技能的缺乏上，媒介融合意味着未来的新闻编辑部很可能成为一个只针对信息本身的信息汇总地，媒体从业者要面临的可能是多种媒介形态的信息处理与加工，编辑部只针对信息本身与传播介质的适应性，彻底打破如今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壁垒，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各个传播介质的优越性。对于从业者来讲，這要求其能够掌握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各种媒介的采编能力，这项目标对职业技能和素养的要求很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搭建起与媒介融合态势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模式，既包括学校教育中针对学生的课程设置和能力培养，还包括针对从业者在从业之后的技能培训和业务进修等方面。
总之，“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它意味着传播者、传播媒介甚至受众必须以全方位的理念转变来予以迎接。在这个意义上，媒介融合、全介质传播和跨媒介合作的趋势不仅仅是传媒行业内部的问题，相反，它牵涉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昭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预言着一个“全媒体社会”的深刻社会转型，甚至关涉着处于社会和文化系统当中的每一个个体。而我们对于全媒体的认知和探讨，不过刚刚起步。
注释
①编辑之友，2013-05：51-5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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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成功的奥秘[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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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6.
[8]嵇美云，查冠琳，支庭荣.全媒体社会即将来临——基于对“全媒体”概念的梳理和剖析[J].新媒体前沿，2013-0（8）：38.
[9]邵培仁.媒介理论前沿[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5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