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性

    陈燕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蕴涵着民族化的要求,中国化就是要以中国特有的民族形式来诠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化,发挥“批判的武器”的作用。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形式和理论内容的中国化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以民族形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这一“移至外域”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深邃的理论内容“转化”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语言形式,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不同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民族的特色和气息,来回答和解决具体的民族问题,从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移至外域”的文化,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寻求文化认同和民族心理上的支持,即一是要在思想上有认同,二是要在情感上能相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形式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具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形式上的具体化,其真理性内容通过民族化形式体现出来,具有民族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承,又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中国的民族的特点,就是指民族的经济特点、政治特点、文化特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特点、历史特点、地理环境特点等。这些特点的综合,就构成了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实际”,“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以民族意识为研究视角,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要求,它包括民族化的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内容方面是指一国的国情、现实条件和具体实践,形式方面是指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以中国语言和民族形式来表达。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用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形式来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使其植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土壤和特有的民族心理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历史条件基础之上,批判性地继承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而形成的理论著作,“都是用欧洲的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明中国的事情并不多”。因此,作为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在中国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民族的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不是简单的“西体中用”,具体而言,它具有以下两个含义。

    第一,从内容上看,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和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充分地发挥作用、体现价值,就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发展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不仅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而且还要求它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提升。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处在高势位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传播、运用和发展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它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用中国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即形成具有中国独创性的内容和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要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赋予它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外在的表现形式。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运用中国成语和通俗语言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深刻理论内涵和丰富思想内容的典范。他们不仅在思想内涵上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它借用了中国传统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以中国自己的民族形式表达出来,具有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毛泽东曾用“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来说明对立中有统一,对立是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对立;用“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来说明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用“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来说明广大人民群众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

    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成果,他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著名论断,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在形式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特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中国话语,既因饱含深情亲情而成为说到百姓心坎上的话,也由此意味深长地表达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无私胸怀。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语言极为通俗,却掷地有声,发人深省,既有深刻的思想理论性,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心声,令亿万人民振奋,又以特有的民族形式引起了世界各国关注。

    二、民族化的道路是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作用是在民族国家无产阶级社会实践中才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治集团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要体现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气度和真理性价值,由思想提升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就必须经历民族化的过程,与民族国家社会实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各具体民族的人民所认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审视中国的现状和国情,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重大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以科学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转轨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并没有明确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在落后状态中如何发展到发达状态,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中爆发”这一认识的指导下,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发动十月革命,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谱写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发展。同样,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国富民强、民族独立找到了出路,即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在中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但这种选择并非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而是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它与本国的具体国情、民族文化、时代特征相结合,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道路。

    俄国走的是一条以剥削资产阶级为目标、以中心城市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列宁领导下的俄国人民所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俄国化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分析了中国特殊的国情和革命斗争形势,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的一条中国化、民族化的革命道路,一条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化”中国革命问题的道路。毛泽东不但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的道路,而且在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开篇,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对中国革命“走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进行了政治与军事斗争策略的具体阐述。这一政治策略“背弃”了共产国际规划的革命道路,毅然地否定了共产国际以俄国革命道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选择的做法。此后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一革命创举不但符合中国的革命实际,使中国从危难中解放出来,而且为世界各民族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解放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关键环节和必经路径,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指导作用和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说服力,首先就要使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实现其理论形态的民族“转化”。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到中国民族形式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能够自觉地使用这一思想武器去认识和分析中国的民族历史、特殊国情、具体实践,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理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建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权。这一过程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因为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主要是在批判欧洲各种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东西方在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成为了必要性课题。只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在结合中体现中国的特色和气质,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挥重大的指引作用,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要根据中国的民族特性、具体国情,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易于掌握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通俗易懂、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地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民族化的“充实”,在理论内容中加入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创造出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民所认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的强大思想武器。单纯地移植、简单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食洋不化,视民族化的元素于不顾,会使马克思主义水土不服,无法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魅力和科学价值。

    (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首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衔接。作为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阶级基础、文化背景等“合力”的作用下而形成的,它对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异体文化、外来文化。虽然说文化无国界,可以超越时空进行传播,但只有异体文化之间具有某些共通性,才可能实现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才会在与它 “共通” 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出新的文化元素,重构出新的文化形态,创造出新的魅力和生命力。近代以来,各种外来理论纷至沓来、轮番上阵,企图改造中国,但都因缺乏内涵上的对接和心理上的认同而屡被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尽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具有无与伦比的渗透力和创造力,但若是缺乏民族文化的内在“对接”和积极互动,还是难以发挥出应有的理论力量,即仍需要经过相互冲撞、认同、融合和改铸,在价值共通的基础上被本土文化所“接纳”后,其积极的文化功能才会得到体现。

    其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在当今,仍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制约和规定着民族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精神生活。如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环境治理、生态政治的构建,“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当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建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构建等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必须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用以丰富、提升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中国的国情。但是,传统文化中也存在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如果不剔除,对之视而不见,甚至任其泛滥,那么无疑会阻碍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提升。例如传统文化中弘扬集体主义,肯定集体价值,但忽视了个体价值和意义的倾向阻碍了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形成;重人伦道德忽视制度作用的思维不利于当代法治的建设和健全;等级意识浓厚影响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贯彻等等。因此,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改造、剔除,使之获具现代化的气质。

    再次,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它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实践和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民族性特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语言、心理、行为习惯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发展也不均衡。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这种差异,切实探寻体现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方色彩的“中国化”路径,使之符合不同民族心理需求、认知方式、价值认同,为不同民族所理解和掌握,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各个民族的信仰、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理论支撑,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三)在批判地继承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精英文化是指在文化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文化,是一部分在社会上占据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等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民间文化亦称为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平民文化,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自发、活泼实用的通俗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我们往往只重视与精英文化相结合,而忽视了与民间文化的结合。民间文化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它通俗易懂,易于掌握,深受人民群众的热爱。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化过程中,应重视与民间文化的结合,不仅要成为政治上的主导文化,还要努力成为为公众所接受的主流文化。要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获具更大的普及面,做到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里,根植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垒起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借鉴和吸收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和路径。几千年来,外来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尤其是近代以来,各种西方学说和理论被引入企图改造中国,但都“水土不服”。迄今为止,只有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外来文化真正实现了中国化。佛教也是外来品,在几千年的不断传播过程中,对中国人的国民心理、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化“中国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和有益的经验。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佛教是宗教,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两者在价值理念、表现方式、社会影响等诸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但两者归根到底都是一种文化,都满足了不同民众和中国化的需要,都有强烈的民族心理取向性等,因此,马克思主义应注重吸收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和实现路径,批判性地比较和分析,克服自身在“民族化”过程中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争取少走弯路,力求更见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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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文选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赵麟斌.历史与逻辑的演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赵麟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