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新中国建设者的“群英谱”

    李东鹏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开启了最伟大的时代，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空前的激情和干劲，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议中。广大人民群众怀着对领袖的爱戴，对新中国未来的憧憬，以主人翁的自豪感与责任感，摒弃了以往的个体劳动模式和狭小的私有制心态，齐心协力地为改变中国近百年来因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而落后挨打、一穷二白的贫穷面貌而奋斗。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的乐观主义、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和富于学习与创造精神的社会价值观感召下，由新中国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建设大军诞生了。这些新中国的建设者中，离开国家部委机关，主动来到边疆、高原、荒漠等相对艰苦地区，怀揣着劳动、奋斗、献身的伟大情怀，满怀豪情地走上建设第一线，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种主人公的博大胸襟、钢铁意志、积极的责任感与勇敢的担当精神，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精神主旋律，谱写了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创业史。因此，在新中国的红色经典影片里，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下各行各业建设者的形象，补充着以“红色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文化的内涵，使“红色文化”持续主导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深刻影响当代社会的文化心理，并成为现代社会精神价值的集中投射。

    一、 表现新中国能源行业的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当时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石油产品基本依赖进口，西方的石油垄断和苏联的经济制裁，成了新中国前进的巨大阻碍。毛主席曾说过：“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中国是否可以开发出自己的油田，不仅仅标志着中国能源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政治和国际战略的意义。要使社会主义建设大踏步向前，要使年轻的共和国尽快强盛起来，就不能没有强大的石油工业。

    1959年9月26日16时许，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从一座名为“松基三井”的油井里喷射出的黑色油流改写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东北平原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于是，《创业》（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这部表现石油工人开发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影片，成了一代石油工人创业的光荣记忆。在公共汽车因缺油而背上煤气包的时代，在基本的生活资料极端匮乏的建国初期，第一代石油工人凭着“人只要有了革命热情，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主人翁姿态，硬是在荒野里支起井架，“先生产后生活”，开始了寻找石油的艰苦历程。影片中外国专家恶狠狠地说出的“让中国一片黑暗”的话，就是新中国面临的险恶环境；影片中的青年工人周廷彬，就是著名的石油工人王铁人的化身。在中国全面开展大跃进，各行业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十一五计划、国家急需石油的紧迫局面下，周廷彬和他的伴们走在建设者的最前列，用“为革命扛过枪，扛过炮弹，现在又为革命扛起钻杆”的肩膀，肩扛脚量，走出了一条艰苦创业的道路。影片中大会战的石油工人们在风雪中用身体担当着起重机和汽车运输的场面，周廷彬带领工友纵身跃入水泥池用身体搅拌水泥的场面，真正体现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一拳砸出个大油井，把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英雄气概。周廷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也是新中国建设者们的核心价值观。

    电影《火红的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1974）和《创业》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与主题。1962年，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反共逆流，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新中国。当新中国的国防工业急需优质合金钢的时期，苏联不但把废钢材高价卖给正在制造舰艇的中国，尔后又撕毁合同断绝供应，妄图破坏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为了制造这种特殊的“争气钢”（合金钢），以赵四海为首的炼钢小组接受了钢铁厂党委交给的这一重要任务。影片围绕着是用进口钢还是国产钢的“钢政治”主题，展开了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方针的创业进程。以赵四海为代表的钢铁工人，怀揣着同石油工人一样的打破帝国主义强权垄断的决心，在广泛汲取民间手艺人的经验、充分发挥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前提下，顶住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误解，让工人们的创业热情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热气腾腾的”。影片在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立自主的民族气节的氛围中，将一代有理想、有创造、有智慧、有气节的新中国钢铁工人的形象完美呈现，也忠实记录了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曲折历程。

    二、 新中国建设进程中的能工巧匠

    1957年，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大大提升了民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全中国的建设者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指引下，把任何一种生产运动都搞得扎扎实实，轰轰烈烈，人人争先完成生产计划，人人争当劳动模范已蔚然成风，“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也在创业过程中得到最大的贯彻。因此，一代能工巧匠、技术革新能手、节约标兵、发明创造者都成为电影导演关注的热点。

    《青年鲁班》（八一电影制片厂，1964）是一部表现青年木匠李三辈刻苦钻研技术的故事。出身贫苦的李三辈参加工作后，怀揣着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影片一开始就用李三辈用一根木杠撬起陷进泥泞中的汽车的细节，来表现李三辈的勤于思索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到处都是阳光、到处都是歌声”的大干快上的气氛里，李三辈悟出“放大样”是木匠工作的难点，也是造成木匠工作进度窝工的原因。李三辈决心要攻克这个技术难点，于是，李三辈忍受着风言风语开始去夜校读书。面对着奇怪而枯燥的数学公式，李三辈凭着“走到哪学到哪”的拼劲终于掌握了它，掌握了进行技术革新的基础。李三辈“能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中，又把生产中的问题带到学习中”，并勇敢地承担起了所在的建筑队承担厂房主结构立柱的任务。李三辈设计了用计算的方式替代了传统的“放大样”的工艺，使木匠工作进程大大提高，从而改变了“工人会拿斧子不会拿笔、会工作不会学习”形象。青年鲁班李三輩所表现的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实在在地工作、不求回报的奉献和没有过多的豪言壮语的工作精神，李三辈那种“当个有文化的好木匠”的朴实理想，成了当时青年的价值观。

    《谁戴这朵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9）是20世纪60年代的勤俭节约精神的银幕呈现。这部带着轻喜剧效果的影片，讲述了1962年秋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某油田工人正在以挖野菜、开荒种地的方式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油田缝补厂厂长冯普英本着勤俭原则，主动向生活站的马主任提出要回收破手套和旧工服，缝缝补补，以解决建设前线的急需手套的建议。虽然只是一双手套、一件衣服，但却是社会主义的勤俭节约方针的具体设施，是多快好省精神的最佳体现。油田上巧手的大嫂子们在女厂长冯普英的带领下，拒绝向上级伸手要物资，而是用旧工作服来修补手套，为国家节省下了大量的新棉布。那晚霞中篝火旁的修补手套的夜战场面和欢乐的新疆歌舞，就是新中国建设者的乐观精神与集体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那个被老军人随身携带的南泥湾的针线包和百衲衣，那女工们一针针一线线的情怀，把南泥湾既悲壮又充满浪漫情怀的精神带入到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

    三、 新中国建设中的知识分子

    进入新中国的新时代，在砸碎旧的社会机制的进程中，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解构着旧的封建理念和私有制理念，使知识分子既是新中国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思想改造者，“思想解放”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境界。新中国知识分子远承“五四”精神，近接延安时期的走工农路线的方针，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那些单纯而幼稚、激情又理性，小资又深刻的知识分子形象成为银幕上的新知识分子的精神定位。

    《情长谊深》（上海电影制片厂，1957）是解放后最早出现的一部反映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影片，该片通过两位科学家在科研工作时的分分合合，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科研上的刻苦忘我的精神，以及他们在新时代对自身思想改造的渐进过程。影片中的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的洪磊光与细菌学家黄蔚文，二人既是亲戚好友，又是联手研制抗“302”病菌新药的同事。但在研制过程中，两个人却因为是“墨守成规还是大胆创新”、是“放手让年青人去做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研究”的分歧，使二人时常处在创新还是守旧的争执之中。《情长谊深》中用科学家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寻找新菌群和对试验标准的严格要求，表现新中国知识分子对工作的热爱和对理想的高度追求，也表现出科研工作的艰辛。这部表现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影片公演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科学界的人士评论说：“徐昌霖同志第一个把我们带到了环境安静而斗争却非常激烈的科学领域内去，这是我们文学界、科学界的一件喜事。”[1]

    《香飘万里》（上海电影制片厂，1959）是一部简朴的黑白故事片，在这部影片里，化工专家及植物学家成了故事的主角。在建国初期自力更生、因陋就简的创业条件下，为了解决化工原料的不足，上海化工原料站的化工专家吕华明决定带领着考察队奔赴云南寻找香精之母——香芳草。在翻山越岭向凤凰山步行前往的过程中，考察队员在老猎人家栖身，专家刘念本在密林里不慎坠入泥坑受伤；在边境上，孟少德被我边防军以“嫌疑分子”带入营房询问，而就在刘念本接受询问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香味，发现了一个装有香芳草的荷包。人民公社的乌娃社长根据姑妈提供的线索，指引吕华明的考察队登上鬼神愁山。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终于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找到了珍贵的香精原料——香芳草，从而摆脱了中国香料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影片中导演所设计的诸多惊险与曲折，正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真实写照，在与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斗争、与大自然斗争和不良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自己为国家分忧的理想，成长为一代新的建设者。

    电影文学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首先必须忠实于生活，因此，红色经典中的群英谱，正是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铭记了新中国的建设者高端的精神风貌、积极进取的时代诉求，形成那一代人的特殊记忆。那代人心态平和，生活简单，没有现代人那么多的批评和牢骚。这些银幕的群英谱，像发黄的老照片一样，将公众带入暖洋洋的金色图景之中，以历史全景角度和磅礴氣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大众建立新中国的壮阔图景，描绘出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与心灵史。红色经典的灵魂就在坚定的理想、坚强的意志和公而忘私、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旗帜之下彰显，因此，这些新中国建设者们所传递的正是在严肃而崇高的主题之下的审美和情感的享受，这些新中国的群英谱更具有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格、展现民族精神图景、阐释当代文化的创新品质的意义。[2]

    参考文献：

    [1]依忠.略谈《情长谊深》的真实性[J].电影艺术，1957（2）：59.

    [2]惠雁冰.“红色经典”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EB/OL].（2015-08-21）[2016-08-27]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

    ddzg_wh/201508/t20150821_212967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