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新常态：宜君子之交，忌勾肩搭背

    凌军辉

    

    

    高压反腐之下，官商勾结花样翻新

    梳理近期曝光的一系列腐败案件，官商勾结的手法不断翻新，日趋隐蔽。

    ——通过虚假合同大肆贪污公款。天津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金建平涉嫌贪污、受贿犯罪案近期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其典型特点就是伙同一些私营老板，利用订立虚假合同的方式贪污公款。办案人员表示，金建平贪污肆无忌惮，简直把燃气集团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他贪污金额最大的一笔达2000多万元，最小的一笔也达260万元，累计达3600多万元。

    ——通过假诉讼真受贿，逃避监管打击。江苏淮安一位副厅级官员故意和开发商签订虚假购房合同，交付定金60万元，然后以逾期没有交房为由，将开发商告上法庭。经法院判决，开发商“心甘情愿”赔偿150万元，使这位官员顺利获得90万元。纪检人员表示，这种利用虚假买卖房产进行的行贿受贿，方式非常隐蔽，有时候即使纪检部门掌握了相关线索，也很难查实。

    ——通过“借钱”给企业，获取高额利息。江苏某地一个规划局局长，把自己的住房抵押给企业，再把100万元抵押款“借”给该企业搞经营，每年获取利息几十万元。纪检人员表示，这种“生财”方式非常隐蔽，即使被查，也容易逃避打击。因为按照相关法规，对于高于4倍利息的收入往往认定为非法所得，难以认定为受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不少干部身边总有几个“关系密切”的老板朋友，一旦这个干部到某地为官，老板也往往跟到那里发财。这种利益共同体看似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本质上是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从长远看，这种官商勾结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遗害无穷。

    服务变交易，官商关系异化成腐败土壤

    金建平的堕落过程就是其心态失衡的过程。金建平大学毕业后来到天津燃气集团，从煤气厂技术员干起，一步步成为该集团最年轻的车间主任、最年轻的领导班子成员，43岁时被任命为燃气集团总经理，成为整个城建系统最年轻的局级干部。他率领燃气集团完成“香港上市、35万户气源转换、兴建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等几件大事，集团资产从十几亿元发展到几百亿元，他还被授予“天津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然而苦尽甘来、功成名就后，金建平的心理却愈发不平衡。

    “担任燃气集团总经理后，他的朋友圈非富即贵，给他强烈刺激。”办案人员表示，一些私营老板挥金如土、生活奢华，一些大型国企高管收入畸高，这些都让金建平十分羡慕，心理落差越来越大。特别是一度有传闻称金建平可能会“更进一步”，结果却没了下文，他更觉得不平，有了“捞一把”的念头。

    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委原书记刘家坤伙同情妇收受贿赂2929万余元，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当年，刘家坤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工作认真、业绩突出，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曾被评为全省勤廉模范。2005年当上太和县委书记后，手中巨大的权力和相对微薄的工资让他迷失了方向。

    “我这个副厅级干部，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3000多元，还不够老板请客的一个菜钱。”刘家坤告诉记者，作为县里“一把手”，他经常要和各地老板打交道，长期出入高档餐厅和奢华会所，“从羡慕到嫉妒，再到失衡，最后失守”。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十分重要。这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就为一些走捷径的老板打开了方便之门。

    “客观上有了机会，主观上有了意图，外围又缺乏监督，导致腐败问题日积月累、屡治不愈，终成顽疾。”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分析认为，官商应该是服务员和服务对象的关系，但在利益连接下，两者的关系逐渐异化为权钱交易、合作伙伴等生意关系。

    厘清权力边界，让政商关系回归正常

    公职人员违规经商或在企业兼职，领导干部与商人交往过密，甚至违规插手商业活动、向企业输送利益……今年中央首轮巡视“整改清单”暴露出一系列官商勾结、以权谋私问题。

    政商关系，说到底就是企业方与政府方打交道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企业给干部送钱送礼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民企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谁也不会无缘无故给领导送钱。”南京一家民营建筑公司副总经理陈老板说，在权力频频侵入市场的情况下，企业如果没有权力做靠山，就很难拿到项目。

    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必须切实规范权力运行，才能根治这一顽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朱淑枝认为，既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官员和民企经营者以及国企高官的自律行为，搞唯道德论;也不能仅靠类似“打黑”等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治理，而是需要建构一套常态化的机制，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

    高波认为，反腐败既要高举高打、动真碰硬;又要标本兼治，机关企业并重，不但要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紧箍咒”越念越紧，而且要严肃查办国有企业腐败和跨国公司“洋贿”，对商业贿赂和官商勾结等现象形成强大震慑力。

    保持高压反腐的同时，简政放权等改革举措需不断深化推进。“构建官商关系新常态，必须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权力边界。”汪玉凯表示，只有将大力反腐与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相结合，才能彻底铲除腐败土壤，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真正将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广大群众。

    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于新东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和扎实贯彻落实“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将使得企业行为更加自主规范，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中组部出手清理官员独董，厘清“官商”关系，其实正是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题中之义。此举有利于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再配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才能提高中国经济运行效率，实现提质增效，平衡发展。

    四川蓝光实业集团董事长杨铿明显地感受到，随着中央多项禁令的实施，很多应酬的酒不用喝了，政府“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在减少，他认为，这是政商关系转型的第一步。

    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和围绕权力的众多陷阱，“官”“商”交往必须相敬如宾，守住法律、道德的底线。专家指出，企业和政府如果能够真正建立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政府官员可以变得坦坦荡荡，企业家会变得心情顺畅，大家都睡得着觉吃得好饭，经济发展，企业盈利，百姓受惠，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