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关键词 当代史，客观性，历史知识，历史认识，情感因素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13-0003-06
这里的“当代史”，指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①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各类文章中引用这句话，但很少有人比较全面地了解克罗齐这个判断的原意，对它的涵义实际上认识比较模糊，似乎它只表示历史知识不过是当代人对过去的理解，并非那么客观可靠。局外人往往把它理解为历史可以根据需要，可以作这样或那样的解读。历史研究者和历史教师虽然理论上不承认这种说法，但很多人对“当代史”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或其客观性到底有什么限度，并不清楚，有必要加以讨论。
历史知识不可能完全避免历史认识者或解释者掺杂在其中的情感因素，但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同时需要了解：历史知识中掺杂着的情感因素在什么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即不可避免的;在什么程度上是不可接受的，应该避免的。这中间如果没有一道相对清晰的界限，我们常说的“历史科学”也就岌岌可危了。文革時期的“影射史学”就是后者的一种表现，搞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克罗齐的原意及我们面对的问题
我们先看看克罗齐说这句话的原意是什么，即他自己对这句话是如何解释的。他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第一段话中就说：“‘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比如，当我正在写一本历史书时，这本书必须体现出“我的写作思想，这种思想必然是和我的写作工作相联系的”。②这是克罗齐笔下的“当代”这个概念的原意，强调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当代”人思考历史的产物。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至少应该从下述几个方面来理解他的“当代史”的含义：
1.历史内容无限丰富，一个时代的人对历史的关注是有选择性的，只有当人们认为某个历史事实对自己有用或能使自己产生兴趣时，才会去了解它、描述它，否则它就是死历史，即人们不知道、也不想去了解的历史。这就是克罗齐说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他还认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③这种提法产生了一个问题：凡想起来的历史，必是对这代人有用的或令当代人感兴趣的，但未想到的历史事实肯定都是对这代人无用的吗？不过，克罗齐由此提出了人们在认识或解释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掺杂自己的感情和期望的问题，是后人对他这个判断发生持续不衰的兴趣的根本原因。
2.不能把他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简化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当中的“真”字不能少。因为克罗齐所说的历史不只有“当代史”，还有“假历史”，后者包括“编年史”“语文性历史”“诗歌性历史”“普遍史”，等等，①那些也是历史，只不过不是“真历史”。
3.“真历史”是活的历史，有生命力的历史，其标志是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那就是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并对它作出解答。克罗齐把“编年史”看成死历史，就是因为它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他认为假历史“并不想把光辉投射到一组针对实际的和伦理的需要的事实上去;它可以漠不关心地拥有任何事项，不管那事项距离编纂者的实际的和伦理的心灵是多么遥远”。②他还在《作为自由故事的历史》一书中专门阐述了这一观点。彭刚对此有过这样的介绍：克罗齐认为，“一部历史著作只要它不是死材料的拼凑堆集，而是有生命力的活历史，它就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就在于，构成了它的是由历史判断所阐述的一个问题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因此历史著作的统一性乃是逻辑的统一性。这一问题可能和别的许多特殊问题相互联系，但所有这些别的问题都是与它相关而统一于它的。换言之，没有内在的逻辑的统一性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历史著作，而保证了这种统一性的，乃是对于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解答”。简言之，不是“以一贯的线索和思路来组织和解说史料”的历史，就不是真历史。③
4.撰写当代史，需要一种客观冷静的心态，使用历史学的专业方法，不能凭个人好恶随意褒贬历史人物和事件，否则就会写成诗歌。克罗齐不仅撰写过《十九世纪欧洲史》等历史著作，还从理论上把诗歌和历史作了如下区分：“为了把诗歌性传记变成真正的历史性传记，我们必须压下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必须找出个人在社会活动或文明中起过什么作用……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④他还说：“当我或别人打算写一部历史、一部真正的历史而不是一部诗歌性历史时，我们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排除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⑤在这方面，克罗齐的历史观与传统的并无二致。
上述四个方面，说明克罗齐的“当代史”概念是一个整体，如果对其断章取义，很容易造成曲解或误解。不过，他一方面强调历史与诗歌的区别，另一方面又主张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使后人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产生深刻怀疑。由此造成的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既然死历史是因为人们的关注或爱好才变成活历史，作为人的情感因素的这种关注或爱好必然要渗进对历史的理解中，那么我们凭什么来区分历史著作与诗歌的区别？后现代主义者一般不承认历史与诗歌有什么区别，但历史学家在实践中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著作是文学作品，他们在撰写时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虚构，而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史料，并努力予以最精当的概括和解释。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情况下掺杂进历史著作中的情感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合理的，或可以保持甚至彰显历史学的特性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合理的，是不能保持历史学的特性或历史学不能接受的？
要在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才能断定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问题，而客观性“是在任何一种可以号称有科学资格的知识中所必定会有的特点之一”。⑥对此，学术界有大量的讨论，下面笔者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介绍，以便表明当我们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不能忘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的一面。二、关于历史客观性的几点理论认识
对于客观性或历史客观性，①哲学和历史哲学都非常关注。对一般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历史客观性主要是一个如何解释历史，才能使其体现出某种科学性的问题。
李醒民指出：“客观性是一个错综复杂、颇多争议、难以捉摸、负担沉重的概念，它包含或关联实在、客体、知识、理论、假设、观点、看法、方法、惯例、价值、道德、情感等。”但关注的焦点还是有变化的，老的客观性问题是“在客观性和相对主义两者中，你站在哪一方？”而新的客观性的争论则是是否：“把该问题本身看做一个必须探讨的主题，一个有待解释的历史和认识问题。”②历史由于其不可复制不可重现的特点，一些历史哲学家倾向于怀疑甚至否定其具有客观或科学知识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客观性”概念比“客观性”概念还要复杂。诺维克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历史客观性并不是单一的观念，而是各种主张、态度、愿望和憎恶相互纠缠在一起构成的集合体。哲学家W. B. 加利克（Gallic）称它为‘本质上有争议的一个概念……它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永远存在着争议。”③甚至还有人说：也许“客观性”不是用来描述历史学的“观点和实践的最好的措辞”。④
客观性或历史客观性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复杂性、不确定性，使其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21世纪初，西方有人指出：“过去十年间，对客观性本身的研究日益增加，从历史或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的都有。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令人信服地证明，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来，不管在方法还是知识方面，曾被认为是客观的东西并非固定不变。哲学家们则对客观性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客观性最终可简约为一种基本的意义，其他的意义围绕它而聚焦起来，另一种认为客观性内在地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核心没有任何意义，而是几种不同的意义叠加在一起。”⑤自改革开放以來，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颇有成就。仅从历史认识客观性的问题看，按周祥森的归纳，我国史学界的讨论就涉及6个方面内容：“（1）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内涵;（2）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根据或条件，其中又涉及历史认识客观性与历史客观性的关系，历史认识客观性与历史认识主观性（主体性）的关系，历史认识客观性与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的关系，等等;（3）历史认识客观性的‘量‘度——限度、比重、量度——的问题;（4）现代史学中的客观性与前现代即古代史学中素朴的客观主义史学观念的关系;（5）现代西方史学中客观主义认识论、相对主义认识论关于客观性问题的认识;（6）当前后现代主义史学语境下的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关于客观性或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有众多的定义或分类，这里仅谈谈我们最好能掌握的几点理论知识：
1.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着，而且是可知的，人有能力认识这个世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能动的反映过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及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检验标准;人的认识能力总体上讲是无限的，认识，包括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些是我们探讨历史客观性的基础。
2.关于历史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定义五花八门，一般历史研究者或历史教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面掌握，但必须对此有一定了解。下面的引文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我们关注：“历史知识是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记述和分析，历史知识中的客观因素指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以及对它的忠实记述，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知识中的主观因素指人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解释、分析、推理、评论等等，它们受到人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历史知识中客观因素的客观性和主观因素的客观性有不同的含义。其中客观因素的客观性主要指历史著作所依据的史料要尽量准确可靠，能够正确地再现历史事实的原貌;主观因素的客观性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理解、解释、推理、分析、评论要尽可能有助于使读者正确地认识这些史料所反映的那段历史的原貌。”①
3.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概念都是相对的，不要把它们绝对化。客观性概念之所以极为复杂和混乱，与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相互依赖、彼此纠缠分不开。“客观性是相对于主观性而言的，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主观性”，这是因为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客观的实在并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心智的，而是我们借助主观的感觉经验、理性思考和直觉领悟，透过实在的外观，去把握实在的。尤其是，由于人的（主观的）经验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口，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客观性和主观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②简言之，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主客观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人在认识的过程中要加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历史认识过程更为复杂，因为一方面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早已从现实中消失，我们只能凭借各种史料来“复原”历史，而史料是有各种情感追求的人记录下来的，是主客观因素混合在一起的产物，去除史料中的情感因素甚为重要也甚为困难。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复原”历史的过程时，不仅依靠历史资料，同时也依赖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感悟，有时不免出现用今天的眼光来解读历史事件的现象。认识到历史认识中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相对性，是我们比较科学地解读历史事实的一个基本前提。
4.既然历史认识是人生经验和感悟介入解读、概括各种史料的过程，或者说它是“历史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双向结构”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不能只强调主观因素的负面作用，还应看到并利用其不可或缺的、创造性的一面。张耕华说得有道理：“史家的主体性并不必然破坏认识的客观性”，因为只有通过史家的“能动的创造构建”，“积极的探索和主动的提问”，即经过整理、抽象和概括，才能使各种各样杂乱的历史资料变成比较完整、系统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图像。③伟大的历史著作，必然体现了著作者的伟大胸襟和情怀，是公认的事实。当然，不能由此忽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掺杂进好恶爱恨等个人情感因素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优秀的历史学家、历史教师总会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消除或限制这些因素，使历史认识尽可能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值得提一下的是，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折腾，西方后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也认可了历史学家的认识特点，即承认了历史与诗歌的区分。他们“既认可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在认识活动中建构理论的积极因素，又承认作为感官刺激的经验证据的约束作用”。历史学家的自由选择权并非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想象的那么不受限制，因为经过考证的史料也会对主观认识起重要的制约作用。在他们看来，“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既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被估价得过低，也不能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估价得太高”。④这似乎意味着，西方的历史学度过了20世纪最后几十年后现代主义的强烈质疑。三、尽可能客观地解读或辨别历史事实
我们虽不可能完全“复原”历史的原貌，不可能写出“绝对”客观的历史，但严格遵循历史学的训练，从尽可能多的史料出发，灵活应用所掌握的理论和已得到公认的研究方法，就有可能写出受人欢迎的或会被许多人评为（比较）“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科学的或客观的研究程序和方法是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基本前提。
从史料出发是历史学的生命，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史料。20世纪历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史料范围的扩大，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为多角度、多层次地看历史问题提供了条件。所掌握的史料越多，越有可能抽象或概括出更客观的结论。各种史料都在迅速或不断地增加。关于古代的史料的增加主要体现在许多考古新成果的问世，或各种历史遗存的发现;近现代史史料的增加主要体现在各种调查资料的积累和大量记忆或叙事性文字的形成，其中有许多只在网上传播。但除了各种专门的数据库，其余的网上资料只有经过证实的才能使用。我曾说过，“多采用‘权威网站的材料，或用它们的材料来互相印证，或许是使用网上材料必须遵循的一条规则。……网络虽然是一种崭新的现象，但人类的行为总是有延续性的，对网络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只要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再根据网络的特点加上一些新的技巧，是可以判断的”。比如，用二重证据法来证实网上资料时，一定要确定相关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资料是真正单独出现的，要警惕同一个（批）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间用不同的电脑炮制类似的假材料的现象，要特别重视网上就相关问题发表的各种反对意见。尽管有证实难的问题，有些网上资料非常宝贵，因为其不可能进入档案馆或见诸正式报刊。①
以上大都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也不容易。下面再介绍三种有助于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方法：
1.普罗斯特讨论了研究历史的两种方法，即“调查”和“系统化”。他所说的“调查”，与预审法官或新闻记者所说的调查相同，那就是搞清楚一件事的过程和前因后果，关键是要有“证据”。他认为确定证据的方法并非历史学所专有，但这是一套成体系的手段，而历史学应“毫无保留”地使用这套手段。他还指出，“事实证据不一定是直接出现的，它也可能在貌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中找到”，比如确定一幅油画的作者，有时“耳朵和手指上的细微之处比签名更可靠”。普罗斯特所说的“系统化”，指的是我们根据一定的历史资料和方法得出的各种判断，如在1940年有很多法国人支持贝当元帅的维希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一战老兵是和平主义者，西欧16世纪的人不可能不信神，或法国七月王朝期间工人家庭的开支中，买面包的钱占一半以上，等等。这些判断是怎么来的，根据什么样的资料和方法才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历史学家会使用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中，最严格的“是构建可量化的和统计学上的效力”，而最不严格的“是提供例证来支持系统化”，处于两者之间的有各种各样我们常用的方法。他强调：“例证应该是系统的，研究者应该说明他在研究其例证时依照的是何种程式。这就要严格一些了。如果再界定明确的方法，诉诸对内容的分析或某种形式的语言学分析，那就更严格了。方法确定下来，文本确定下来，那么所有将这种方法运用于这个文本的研究者都应该得出同样的结果。”②
上面所说的程式、程序或例子的系统化很重要。比如，说某政治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可通过他的得票数与总票数的比例来证明，也可通过各种典型的例子来说明，但必须让读者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得出结论的，以便可以判断你所用的数据或例子是否合适。在数字资料不足时，你所举的例子有无典型意义是关键性的。比如，有的数据或例子必须在某个社会阶层内寻找，有的则要求社会各重要阶层应占一定的比例，否则会缺乏说服力。论证时举的例子是否有说服力，关键看例子是否有典型意义。成系列的典型例子，会极大地增强论证的力量。
2.人的认识是否符合现实或历史实际，即是否具有客观性，“存在着真实性、有效性和一致性三种不同的理解”。其中，“有效性”最有说服力，因為“真正令人类感知客观性问题并据以判断思想客观性的，乃是其在外部世界中的效准或有效性（Validity），即思想、观念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引发人所预期的结果、反应的效力……因此，思想客观性的本质乃是其有效性”。至于“一致性”，它指的是大家一致同意，与“有效性”相比，它的说服力要弱得多，因为大家同意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客观事实。比如，一个时代的认识常被另一个时代的人证明是错误的或不全面的;再如，我们常说真理有时可能在少数人一边，也是对一致性的客观性的否定。但由于历史研究对象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时难以用是否有效来检验，这时“一致性就成了判断客观性的重要指标”。①把“一致性”作为历史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虽然不是很过硬，但在现实史学讨论中，它实际上往往成为某个观点是否正确的标志，值得我们重视。
表面上看，我们评价历史时更多地也是采用有效性的标准，如我们分析王莽改制失败或贞观之治的原因，或解释大跃进为什么无法达到预期经济发展目标，等等，都是根据其结果来进行的。但真正的有效性应该是可以检验的，自然科学用同样的方法做实验就会得出同样的结果。研究现实问题的各门社会科学有时候也可以采用检验的手段，如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或修改现行政策，再对各种政策的实施和结果进行比较，可以证明什么政策是最好的。在无法进行此类操作时，这些社会科学也会与历史学一样，只能通过逻辑推理进行讨论，并由此产生大量争论。历史学只能通过已知的历史结果来评价某项政策的优劣，由此产生各种争论在所难免。此时，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还会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从而引起更多的争论。
3.收集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个历史人物的不同描述和评价，找出不同评价中共有的因素和不同的因素，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理解，有可能提出比较正确的观点。马克·贝维尔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他称之为“比较的原则”（criteria of comparison），认为使用这一原则可以确定历史知识是否具有客观性。②其理由如下：
客观性来自根据事实对各种竞争性的、错综复杂的解释所作的比较和批判，之所以存在对各种竞争性的观点作这样一种比较的基础，是因为历史学家们对大量事实有同样的看法，这为他们一起争论各自观点的价值提供了足够多的共同语言。比如，即使彼得的观点涉及玛丽不同意的一些理论假定，即使玛丽的观点涉及彼得不同意的一些理论假定，彼得和玛丽仍然可以对许多事实持有共同的看法，足以使他们进行有价值的辩论，及有可能使他们就各自观点的价值达成某种决定。因为他们对许多事实有同样的看法，在他们试图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比较可供他们选择的各种解释时，这些事实构成了某种他们可以指涉的权威。③
无疑，“比较的原则”有助于判断某种历史认识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
上面介绍的几种方法我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在使用，但对系统性的追求往往不太注意。
【作者简介】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