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结构性暴力增生与非洲动荡的常态化
张春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非洲往往与诸如战乱、疾病、饥饿、贫困等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尽管总体形势不佳，但非洲远没有新闻报道中所描述的那么混乱与落后。就本文所讨论的非洲安全形势而言，它事实上要好于大多数新闻报道，我们不仅可从中发现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同时还可以看到非洲安全形势存在着广泛的多样性。
非洲安全挑战的多样化
当谈论非洲的不安全时，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非洲有54个国家，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因此，非洲安全形势事实上充满着多样性，具体表现在安全挑战性质差异、地区国别差异和历史时期差异三个方面。
非洲安全挑战多样化首先表现在其性质的多样，主要可分为结构性暴力和非结构性暴力两种。非洲面临的安全挑战相当复杂，一般讨论倾向于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角度展开，传统的如国家间或跨国战争、内战等，非传统的如恐怖主义、地方武装暴乱、宗教与民族矛盾和冲突、选举前后的骚乱、公民社会抗议、跨国犯罪、人口贩卖、毒品走私等。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视角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非洲安全挑战的性质多样。而结构性暴力和非结构性暴力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非洲安全挑战的性质差异，也有助于理解下文所要讨论的地区和历史性差异。所谓结构性暴力，是指国家所组织或发起的针对其他国家和/或本国国民的暴力行为，如对外侵略、对外干涉、对内镇压等，这是种自上而下的或者说国家的暴力使用。而非结构性暴力，是指由包括团体和个人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所组织和/或发起的主要是针对政府——包括本国和外国的暴力行为，如社会骚乱、宗教与部族矛盾、选举前后的动荡、有组织犯罪、海盗、恐怖主义等，这是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的暴力使用。尽管未必是有组织的或一定是反政府的，但非结构性暴力的后果远比结构性暴力更加严重，波及面也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是，非结构性暴力对各国政府的统治带来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对政府合法性的侵蚀相当明显，这在“阿拉伯之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非洲安全挑战多样化的第二个表现在于其地区或国别差异，不同地区或国家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往往存在重大差异。总体而言，非洲大陆的中间地带，即从东部的非洲之角、到中部的大湖地区再到西部非洲地区，结构性暴力与非结构性暴力相互交织，如索马里青年党恐怖主义活动、南苏丹内战、刚果（金）东部地区动荡、中非共和国内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恐怖主义活动、索马里海域和几内亚湾的海盗、西部非洲的人口贩卖与毒品走私、阿尔及利亚的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等。相比之下，北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非结构性暴力更为明显，如埃及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与社会骚乱、南非的种族排外情绪与矿工罢工活动、遭受过“阿拉伯之春”的国家内部治理混乱等。
非洲安全挑战多样化的第三个表现，也是最重要的表现，是其历史发展所呈现的多样化特征。冷战时期，不少非洲国家是美苏冷战的“前线国家”，非洲安全挑战几乎属于结构性暴力，即国家间暴力或国家针对国内外民众的暴力。冷战结束后，非洲对于大国权势斗争而言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相对下降，大量先前受冷战格局约束的种族、宗教、历史矛盾得以释放，使非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为混乱和最不安全的地区，各种非结构性暴力迅速增长，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暴力共同主导了这一时期的非洲安全挑战。例如，仅1999年，非洲53个国家中就有16个陷入了武装冲突，大多数都不符合经典的国家间战争的界定。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非洲便饱受由相互联系的战争形成的毁灭群的破坏。这样的“毁灭群”有三个，分别是西部非洲，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和科特迪瓦都有战争或冲突；大非洲之角，在乍得、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苏丹有战争或冲突；大湖地区，在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刚果（金）及乌干达陷入战乱。进入21世纪后，当代通讯技术革命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非洲的非结构性暴力的释放，使得今天的非洲安全挑战很大程度上为非结构性暴力所主导。
非结构性暴力上升的原因
总体上，非洲今天面临的更多是非结构性暴力甚至是社会不安全挑战，传统自上而下的结构性暴力大为减少，尽管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安全挑战仍存在差异。导致非洲非结构性暴力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上升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近乎席卷全球的大众政治觉醒。当代大众政治觉醒，首先源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四波全球人权运动。尽管卡特总统在任时并不是很受欢迎，但他所启动的美国人权外交却对当今美国外交和全球人权运动都有着重要影响。在这波人权运动的推动下，诸如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新干涉主义等外部强加的人权“解放运动”充斥着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而所谓公民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等更是从外部输入逐渐向着内部成长转变，尽管事实上这更多是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国外转嫁国内政治压力的产物，因为，大众政治觉醒的压力是全球性的，美国和西方不过是先遇到这种压力并先找到了一些“解决办法”，即祸水东引至时间上后面临这类挑战的国家。当代大众政治觉醒的另一个动力在于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当代技术革命对大众政治觉醒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及时和公开获得，这与过去信息的延迟和垄断形成鲜明对比；二是大众政治运动的组织阻碍或门槛大大降低，现在群体运动的组织和形成变得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根本原因是其成本大幅下降，使得过去对于集体行动的管理成本的关切变得不再重要。大众政治觉醒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过去几年里人们不仅见证了“阿拉伯之春”，也见证了“占领华尔街”，还见证了台湾地区的“太阳花运动”，更有持续了快十年的泰国各色衫军对抗。
第二，草根阶层普遍对现状心存不满。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非洲格外严重，这与非洲严重的腐败、贫富分化、青年失业等密切相关。非洲的腐败问题举世闻名，曾有学者将东亚地区与非洲大陆的腐败进行对比后发现，东亚地区的腐败总体上可称作“积极腐败”，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积极贡献，而非洲的腐败几乎完全是“消极腐败”，不会对经济增长作出任何积极贡献。根据透明国际2014年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13年中有90%的国家被认为是腐败的；在塞拉利昂，69%的人认为警察是腐败的，而在尼日利亚这一数字则达到78%；在过去30年里，非洲流出的资金达到1.3万亿美元，远远高于包括官方援助、侨汇和外国直接投资等在内的所有流入非洲的资金总额。严重的腐败与停滞的经济，使得非洲的贫富差距相当严重，最为受挫的群体是青年人、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非洲人口普遍年轻，有50%的人口集中在15—35岁，但就业机会却由于经济不够发达而相当不充分。在非洲城市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群青年人或站或蹲地聊天，一点也不新鲜。在这种原始的面对面交流中，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得以积聚和扩散，一旦与其他因素特别是现代技术因素相结合，其扩散速度远超出预期。
第三，很大程度上由于殖民主义历史，非洲传统的宗教与民族矛盾相当普遍。冷战时期，这些矛盾都被压制或掩盖了，但今天却在其他要素的刺激下日益凸显。以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民族关系与国内政治为例。卢旺达与布隆迪都由三个民族组成、且民族结构近乎一致：卢旺达人口中有84%的胡图族，15%的图西族和1%的塔瓦族；布隆迪有85%的人口是胡图族，14%的图西族和1%的塔瓦族。尽管如此，两国政治结构完全不同：直到20世纪90年代，胡图族主导着卢旺达的政治，而图西族则主导着布隆迪的政治。再加上两国地理上相邻，因此任一国的一族对另一族的压迫，都会导致另一国的反向运动，进而形成两国政治的恶性互动。类似地，由于国内治理的脆弱，刚果（金）东部地区成了大湖地区的难民聚居地，同时也成了多国内政的微缩版。
第四，西方势力的介入。如前所述，大众政治觉醒对所有国家都构成了压力，西方国家更早面临这一压力，同时也发现这可用来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这样，西方国家一方面事实上禁止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在国内从事非结构性暴力活动，但却鼓励甚至支持它们到其他国家煽动当地的非结构性暴力，如“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乃至越南的反华骚乱，背后都有西方公民社会团体和NGOs的背景。在美国，如全国民主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更是美国支持公民社会团体和NGOs在海外煽动非结构性暴力的典型。事实上，煽动非洲的非结构性暴力是西方分化和动摇非洲的传统手段。例如，东非地区的游牧部落冲突事实上源于其对牛的拥有展开的，偷牛在东非乃至更广阔的地区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出于文化传统。在西方人到来之前，这种偷牛活动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的部族仇恨，但西方人到来后，一个简单的手段便彻底破坏了这一文化传统，并使非洲今天的宗教、民族矛盾上升为一种“世仇”：西方人为偷牛双方都提供枪支，使得偷牛上升成为杀人。
非洲安全挑战的发展趋势
综合当今国际思潮、技术革命和非洲经济安全的发展态势，非洲安全挑战未来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结构性暴力将持续下降，但非结构性暴力仍将继续蔓延甚至常态化，这将为西方提供更大的操纵空间，并可能使非洲成为西方处理国内矛盾的政策试验田。
就非洲内部而言，结构性暴力和非结构性暴力仍将延续一降一升的态势。从非洲内部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的非洲经济发展和地区一体化、地区和平安全架构建设等，对结构性暴力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而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不管是出于对当地人权的关怀、还是出于对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关切，国际社会现在对结构性暴力的容忍度都在下降，与非洲自身的发展相结合，结构性暴力的空间正被极大地压缩。尽管马里、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等地局势动荡，但国际社会的努力，不管是法国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强力介入、还是国际社会在南苏丹的调解努力，都印证了上述初步结论。
相对之下，出于一种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错误的传统观念，即“只有国家有能力镇压人民”，非结构性暴力极可能在一出现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天然优势，“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现在成了非结构性暴力最大的倚仗。因此，在面对非结构性暴力挑战时，国家政府首先可能处于道德脆弱地位，并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且诸多强力政策手段难以有效和合理运用，进而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这在非洲国家尤其明显。一旦有任何团体运用非结构性暴力获得战术甚至战略性成功，其他团体往往会从中汲取“有益启示”，助长非结构性暴力的蔓延，甚至使非结构性暴力成为一种常态。例如，无论是自他信政府被推翻以来的泰国，还是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埃及和利比亚，以及今天正陷入极大争议的乌克兰，最为常见的事态不是追求和平与安全，而是一味地游行、示威、造反甚至骚乱。
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而言，非结构性暴力在非洲的蔓延甚至常态化，可能提供两大便利。一是使干涉空间变大，尽管对手段的要求可能也更为严格。自西方主导现代化进程以来，干涉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成为确保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尽管其手段始终在从野蛮向着“文明”方向发展。需要指出的是，非结构性暴力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与作为个体的草根阶层的道德地位上升有关，这使西方干涉空间增大的同时，也对手段的要求更加严格。例如，尽管利比亚和叙利亚反对派始终呼吁美西方积极干预，但美西方长期持某种保留态度，其原因不只是经费或物质成本，也有道德成本考虑。美西方尽管曾大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但在2013年其武器库被抢并发现的确有诸多“基地”极端分子卷入其中之后，美西方不得不更加小心。
非洲非结构性暴力增长对西方而言的另一重好处在于，它可能成为西方应对国内大众政治觉醒的政策试验田。大众政治觉醒及相伴的非结构性暴力有其全球性，西方事实上也面临如本土恐怖主义、公众游行示威、弱势群体维权运动等非结构性暴力挑战。随着非结构性暴力在非洲的持续上升，西方正派出越来越多的公民社会团体和NGOs深入非洲，参与当地的冲突调解、社区建设、公民自治等，既可掌握甚至主导非洲的非结构性暴力发展，也可通过在非洲应对非结构性暴力而为国内政策提供参考，更重要的是无须担心政策不当的后果或成本。通过在非洲国家的大量政策试验，美西方能够逐渐发展出一套可行的政策方法，将其转而运用于应对自身国内的非结构性暴力，将极大提升政策有效性、大大地降低政策成本，并可再一次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